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

□ 姜麗麗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金融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3)

一、引言

近年來，我國的收入分配呈現出區域性和結構性這兩方面的差距。從區域性上來說，由于區位、政策以及勞動力水平的不同，各區域間發展策略以及為促進發展所需的投入呈現出較大差異。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疆域較廣，地區差異大，我國對全國各地區制定出不同的發展規劃，給予了不同的投入，在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的同時，各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逐漸體現出來。從結構上來說，由于我國發展策略的需求，部分行業受到政策扶持，發展迅速，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占比呈現下降的趨勢，由此產生的收入分配結構性差異也逐漸擴大(陳斌開，林毅夫，2012)。對外直接投資會對當地的經濟發展起到不可小視的作用，實證分析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擴展邊際對出口具有互補效應，并且對東道國的收入水平有著顯著的影響(陳培如和冼國明，2018)。此外，由于地區的制度和資源不同，各地區所采取的對外直接投資的政策和偏好存在差異，而吸引外資對于各地區投資能力的形成也有著顯著作用(陳濤濤等，2011)。外商直接投資對于新興國家和城市的發展過程與經濟增長歷程主要有著兩方面的顯著作用，一是直接投資有助于推動提高國家或地區的生產技術效率，二是外商的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地區的技術進步，進而帶動地區經濟的高效率、高質量增長。由于對外投資在投資效率上所存在的顯著區域差距，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區域經濟差距的長期存在(武劍，2002；姚樹潔等，2006)。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程度變大，我國對外投資金額也逐步擴大?？紤]到不同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向、領域和金額不同，這也使得對外直接投資會對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使得地區經濟發展速度和經濟發展質量發生了相應變化，進而對我國地區間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也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會通過多方路徑來直接或者間接的影響不同地區的經濟增長，進而地區總體經濟水平的發展變化會對各個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產生一定的影響，再進一步影響我國的地區收入分配差距?，F有研究大多僅關注城鎮化對于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同時其實證分析的數據樣本時間跨度不同，所以得出的結論不盡相同，因此本文以2003-2017年這15年間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出的結果也更加合理和可信。

二、模型、變量與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構建

為了考察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本文建立如下計量模型：

region.gapit=α0+βofdiit+∑γjxijt+μi+λt+εit

(1)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地區i為30個省級行政單位，時期t為2003年至2017年。region.gapit表示第i個地區在第t期的相對收入差距，為被解釋變量；ofdiit表示第i個地區在第t期時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是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xijt代表本文所設定的其他一系列控制變量，具體各個控制變量定義與核算方法將在下文解釋。μi表示所存在的不可觀測地區個體效應，λt表示時間效應，εit是隨機干擾項，服從正態分布，并且μi與εit不相關。

式子(1)為靜態面板模型，但是鑒于其中所可能存在的經濟慣性，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路徑依賴(林毅夫和劉明興，2003)。因此本文在(1)式的基礎上，加入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一階滯后項，以用來控制該模型可能存在的動態效應(潘雄鋒等，2016)。動態面板模型如下：

region.gapit=α0+α1region.gapi,t-1+βofdiit+∑γjxijt+μi+λt+εit

(2)

其中，region.gapi,t-1代表地區收入分配差距region.gapit的一階滯后項。

(二)變量描述與數據說明

1.變量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主要變量及其定義如表1所示，對這些變量的相關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表1 主要變量定義

2.數據說明

本文研究過程中所選取的樣本為2003年-2017年中國30個省份的平衡面板數據(本文選取樣本中不包括中國港澳臺地區，另外由于西藏省份的數據缺失嚴重，也不予以考慮)。因為我國各個省份的對外直接投資的統計數據在2003年才開始公布，因此本文選擇了2003年作為研究的時間起始點。各省份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數據來源于中國商務部公布的這15年各年度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市場化指數的數據來源于樊綱等編著的《中國市場化指數》(2011)和王小魯等編著的《中國分省份市場化指數報告》(2017)，其他原始數據主要來源于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各省份的歷年統計年鑒。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實證結果與進一步分析

(一)模型估計結果與分析

基于2003-2017年中國除西藏之外其他30個省份的面板數據，本文首先對模型(1)采用靜態面板模型的估計方法進行估計。固定效應模型的回歸結果如表3中列(1)所示。

表3 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指標的影響檢驗

在靜態面板回歸的基礎上，考慮到地區收入分配差距region.gap所可能存在的路徑依賴，加入了被解釋變量region.gap的一階滯后項，建立了動態面板模型式(2)來進行估計；為了對其中的內生性進行處理，再考慮結果的穩健性，選擇廣義矩估計GMM方法對式(2)進行估計，分別應用差分GMM模型和系統GMM模型來分析對外直接投資與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表3中列(2)和列(3)兩列所列示結果分別為差分GMM模型和系統GMM模型的估計結果。

如表3中列(1)所示，靜態面板的固定效應模型估計結果顯示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ofdi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指標region.gap的影響為正，并且顯著的通過了檢驗。這也就意味著對外直接投資會對我國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產生極為顯著的作用，并且隨著一個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額度增加，會促進該地區的經濟水平進步，進而拉大了我國地區間的收入分配差距，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地區收入分配差距二者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關系。再看模型的動態效應，結果如表3中列(2)和列(3)所示，在加入了地區收入分配差距指標的一階滯后項之后，系統GMM模型和差分GMM模型的估計結果均顯示出對外直接投資ofdi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指標region.gap的影響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一個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上升會十分有力的推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而推動該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攀升，而對外直接投資水平比較低的地區，其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也比較低，因而致使地區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進一步拉大。如前文所述，對外直接投資之所以會拉大我國地區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是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各類生產要素在全球的范圍內優化配置，進而高效促進地區的經濟發展，提升該地區的人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加劇市場的競爭效應，促進地區的技術創新，帶動地區經濟高質量和高水平的發展，最終拉大全國的地區收入分配差距。

(二)進一步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各個地區間的發展水平并不均衡。本文將總體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部分，來考察在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地區收入分配差距大小的影響中所可能存在的地區差異。系統GMM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分地區的估計結果顯示，西部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指標region.gap的影響顯著為正，而東部和中部地區均不顯著，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性。同時，這也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顯著的增大了西部地區省份的收入分配差距，而對于東部省份和中部省份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則不明顯。因為相比于西部地區，東部、中部地區相關的競爭體制較為健全，各類經濟和人力資源豐富，市場發育更加完善，使得其中的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所受到的束縛比較少，因而對外直接投資的變化對于整體收入分配差距產生的影響也比較小。而西部地區由于初始的經濟發展水平比較落后，各項機制和政策發展不到位，資源匱乏等諸多原因，使得對外直接投資的加入可以更加顯著的促進該省份的經濟進步，進而使得整個西部地區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

表4 分地區估計結果

四、結論

隨著全球化發展的進一步深入，國際化特征的日益顯著，我國也十分重視對外投資的經濟效應。因為對外投資不僅僅可以促進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還可以帶動我國進行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對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縮小也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2003-2017年我國30個省市的數據資料，運用靜態面板和動態面板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實證分析結果發現：①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存在1%水平上的顯著負相關，說明了對外直接投資可以十分有力的解釋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這主要是因為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直接的促進地區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可以促進技術的創新，進而帶動地區的收入分配水平變化。②對外直接投資對地區收入分配差距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性，這種影響在西部地區更加顯著，在東中部地區則不太顯著。這種地區差異性的存在也為縮小我國地區收入分配差距提供了啟示。

基于此，提出以下對策建議:(1)政府可以進一步的鼓勵更多的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更加深度的融入全球經濟發展進程之中，整合利用全球的優秀經濟資源來推動我國經濟的高效發展；(2)在大力展開“走出去”戰略的同時，我們還需要優化投資結構以提升投資質量；(3)鼓勵引導更多資源充足的企業對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還可以通過與這些國家的企業進一步合作或競爭來大幅提升自身的創新能力，在有效促進相對落后地區經濟增長的同時，還可以縮小我國地區收入分配差距，促進我國經濟的均衡協調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