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社會的發展趨勢研究
——以曲阜尼山附近為考察對象

馮 洋 王梓君 張咸杰

近年來，儒學復興呈多方面展開之勢，民間儒學傳統的復興是其中最為重要的現象。我們從國學班、講堂、書院在全國的遍地開花就能夠感受到民眾對儒學的需求和熱情，體會到國民對重建自身精神家園的渴盼。民間儒學傳統的復興是儒學在經歷近代以來百年多的斷裂后，其所依附的經濟形態、社會結構、交往方式發生根本改變的條件下展開的，這種復興既要遵循民間儒學傳統形成的歷史經驗，傳承儒學的精華，同時從傳播內容到傳播方式又不能不有所取舍、有所發展和創新，以回應時代挑戰，引領時代發展。曲阜尼山附近開展的民間儒學尤其是鄉村儒學的重建活動為我們觀察民間儒學傳統復興的發展趨勢提供了很好的考察實例和經驗。

一、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的解讀

民間儒學是相對于官方儒學、精英儒學而言的儒學形態。民間儒學是在官方儒學、精英儒學的推動和影響下發展成熟的，三者相互支持和補充，又構成相互獨立而完整的儒學形態。這種獨立性是在完整意義上的官方儒學、精英儒學都不復存在的條件下，我們仍然能夠探討民間儒學傳統復興及在實踐中實現復興的前提。

什么叫民間？它的內涵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的。過去和現在都將民間社會定性為離開官方或體制外的，較少受意識形態支配的社會形態。在過去，民間社會主要指鄉村，民間儒學就是鄉村儒學；在當代，民間社會越來越超出鄉村的范圍。在過去，民間儒學傳統是以家庭為中心而形成和發展的，家族是民間儒學的主要載體；在當代，家庭的功能被諸多社會組織所分擔，除家庭外，學校、社區、企業等都成為民間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民間社會具有越來越豐富的組織形式。

民間儒學是由普通民眾參與推動，切合于日常生活，滿足世俗精神需求，扎根于民間社會的儒學形態。那么什么是民間儒學傳統？這個問題的價值體現在如何認識把握它的內涵上，這是極富挑戰性的工作，因為我們所要復興的民間儒學肯定不是原封不動的傳統。

首先，我們所要復興的民間儒學無疑是其中的精華，可是對于精華、糟粕的認定是長期以來想解決但都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很早就確立了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文化建設方針，可是何為精華、何為糟粕主要由政治需要和政治標準來決定，隨形勢而變化，很難保持客觀性和穩定性。

其次，在市場化、全球化條件下，代際差異明顯，個性化因素上升。社會階層的分化、社會思潮的多樣、價值觀念的多元都加劇了對儒學認識的分歧，某些人視若珍寶的某項儒學傳統在其他人眼里可能棄如敝履，對民間儒學形成共識的難度加大。

最后，由于儒學教育的長期斷裂，民間儒學傳統的許多核心價值即使受到民眾的認同也很難再建立起和過去傳統的內在聯系。拿孝道來講，我們不能說孝道只有在儒學中才存在，也不能要求今天的子女做到“父母在，不遠游”。如果離開或淡化儒學文化背景來講孝道，這種重新建立的聯系是缺乏說服力的，所延續的儒學傳統也是不穩定的。

二、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復興的特點

民間儒學傳統的復興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展開的，必然會表現出過去所不具有的特點。

首先是原點化。這里的原點化是指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復興所處的時代環境很類似于儒學開始興起時的狀況?？鬃釉趧摿⑷鍖W時所繼承弘揚的是三代以來的禮樂傳統，今天我們所要復興的是在漫長歷史時期內形成的儒學尤其是民間儒學傳統?？鬃釉趧摿⑷鍖W時所面對的是諸子學說百家爭鳴的背景，今天我們所面對的是諸種思想爭奪民眾的局面。更重要的是，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的復興是在官方儒學不存在，也很難從精英儒學中獲得有力支援的情況下，幾乎憑單獨之力而展開的。翻閱中國儒學史可以知道，儒學在民間的形成非常有賴于多樣化的儒學形態，宋明以后，儒學在民間的加速積淀是和民間儒學從其他儒學形態中獲得充分的思想養料和扶持密不可分的。即使這樣，民間儒學傳統的發展成熟距離儒學興起也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在明朝后期，隨著儒學“心學”的興起，在民間出現了致力于研究和推廣儒學的學派，他們將儒學化為民眾生活是卓有成效的?？墒沁@些學派及其所依附的“心學”未獲得官方的認可，這制約了其在民間的實踐程度和歷史價值，終未產生較大的影響。20世紀末，中國大陸涌現出儒學研究的熱潮，至今熱度未減，并取得了不少成果。不過其學術研究還基本處于挖掘、傳承、梳理階段，談不上系統化的建構乃至創新，和現代化的民眾生活還存有相當距離，其對民間儒學的影響還是比較有限的。

其次是文明化。在民間儒學傳統中充斥著大量的民間信仰和迷信因素。有些學者認為，早期儒家就產生于“方士”。正如楊清虎在《神體儒用：儒學與民間信仰的融會》中所言，孔子不迷信鬼神，但“難以脫離中國文化濫觴于鬼神的客觀事實”，也敬鬼神，“儒學與鬼神信仰之間有著理不清的種種瓜葛”。漢代儒家融合道家、法家、陰陽家等思想，將儒學神化，使儒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在提升儒學地位的同時也阻斷了儒學宗教化的道路。楊清虎在《論“獨尊儒術”與漢代儒學宗教化之路》一文中指出：“神化歷程中，過多地依賴民間力量，民間信仰的功利、散漫、多樣等特點影響儒學，使儒學與民間信仰相融而生，失去了組建制度化宗教組織的積極性?！弊従暤呐d盛更是使儒學充滿了神秘、詭異的色彩。傳統民間儒學至終都伴隨著這種鬼神崇拜。即使是宋代理學興起即儒學哲理化以后，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儒學尤其是民間儒學的這種屬性。這種屬性大量存在于民間儒學傳統的各種表現形式中，如遍布鄉村的廟觀、冠婚喪祭禮儀，關帝崇拜等，這種屬性也被后世的各種文藝載體所重視和強化。在當代中國，由于科技的昌明、國民素質的提升，民間儒學傳統的復興已經不可能再伴隨民間信仰和迷信來展開，這無疑會降低民間儒學在民間的威懾力和依附性，但也提供了澄清儒學原始面貌和意圖的契機。我們要復興的民間儒學傳統是文明化、科學化的儒學，民眾對儒學的認同不僅是自信的，更是自覺的。只有這樣儒學才可能走出國門，成為世界性的文明形態。

再次是都市化。當代中國正處于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急速過渡的進程中，市場化對傳統的農村社會結構起到了巨大的瓦解作用，農村同改革開放前尤其是費孝通先生寫《鄉土中國》時相比，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元素在加速流失，儒家的印跡在日常生活中越來越難覓蹤跡。這意味著民間社會主體開始從鄉村轉向城市，也意味著民間儒學的當代轉型。郭齊勇先生指出：“現代儒學除了鄉村儒學的重振，更為主要的則是城市儒學的建設?！覀兯f的城市儒學的建設，是努力使中國文化的基本做人做事之正道，……在每個國民的心中扎根，促進公民道德的重建?！背鞘谢冞w對民間儒學的挑戰是多方面的。傳統的民間儒學以家族為中心，這是由于家庭在傳統社會中承擔著生產、生活、交際、養老、教育等諸多方面的功能。在城市化條件下，這種功能已經被分散到更多的組織當中，民間儒學需要覆蓋的領域大大擴展，甚至家庭都難以維持過去的中心地位。企業、公共空間這些領域對于國民道德建設起著越來越突出的作用，將直接決定民間儒學傳統能否實現復興。如果儒學尤其民間儒學還是蜷縮在家庭這些傳統領域，在新興領域失位缺位，而不敢搶位，儒學就始終無法改變自身弱勢的社會地位。

最后是開放化。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的復興是在開放的時代環境中展開的，民間儒學同其他社會理論、思潮是在平等的地位上展開交流和競爭的。這種開放并不完全是對時代環境的被動適應，也是對過去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在儒學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既需面對域內諸子百家的挑戰，又要迎接外來宗教的沖擊。正是在這種碰撞、應對、融合的過程中，儒學才得以不斷更新延續了自身的生命力。閉關鎖國的文化政策必然會造成民族文化的衰落。這不是我國獨有的歷史文化現象，而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共同規律。當今各種社會理論、思潮爭奪民眾精神高地的競爭是十分激烈的，傳統儒學或民間儒學傳統所面對的有理論性系統性極強的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等，還有極其完備成熟的基督教、伊斯蘭教等。面對這些社會理論、思潮，除了在儒學研究中要吸收轉化它們以實現傳統儒學的創新外，更需要學習它們普及化、生活化、草根化的歷史經驗。這種經驗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正面經驗比如我們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過程中所積累的許多行之有效的辦法甚至規律；負面經驗比如面對某些邪教在農村的滲透，我們應該思考民間儒學在鄉村的教化短板，他者之長可能正是自身之短。

三、民間儒學傳統在曲阜尼山附近的重建實踐

山東曲阜是儒家創始人孔子的故里，其中尼山是孔子誕生地，具有豐富的儒家文化資源和獨特的儒學優勢。尼山是儒家文化真正的源頭，杜維明先生曾提出儒家發展的三個階段說，第一階段是由曲阜走向全國，然后由中國走向東亞，再由東亞走向世界。在曲阜尼山附近開展民間儒學的推廣，進行民間儒學傳統的重建，其象征意義、示范意義是全國其他地方都難以企及的。近些年來，山東地方政府、部分學者和民間人士都認識到了在曲阜尼山附近推廣民間儒學對于民間儒學傳統重建乃至復興儒學的重大價值，都積極投入到支持、參與民間儒學尤其是鄉村儒學的活動中來，現在已初見成效，從推廣內容到推廣方式對其經驗進行總結以更好地復興民間儒學傳統是相當必要的。

民間儒學的本質是教化。從歷史來看，孔子創立儒學之初就是圍繞對社會各階層的教化來推行的。明朝后期隨著陽明心學產生的儒學民間化運動是卓有成效的，也是圍繞“化民成俗”的路線來展開的。從現實來看，上個世紀初以來，隨著儒學在各層各類教育中的退場及歷次運動對儒學的摧殘，儒學之于生活和人生終極意義的價值被拋棄，儒學在很長時期內和民眾是處于斷裂狀態的。趙法生研究員在《鄉村儒學的緣起與目標》中指出：“鄉村儒學實驗的目的，是要重建儒學在鄉村的教化體系，重建鄉村的人生信仰，以解決當代儒學魂不附體的時代難題?！逼胀癖姷纳罹褪侨鍖W之魂所要依附的最重要載體，重建教化體系的核心就是要重建儒學與生活狀態的內在聯系。圍繞鄉村教化體系的重建，曲阜尼山附近形成了三種模式，分別由地方政府、學者、民間人士來主導。

地方政府主導的模式是山東省政府將鄉村（社區）儒學納入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由省文旅廳依托全省各級圖書館創新推廣“+書院”的服務模式，在各級圖書館建設“尼山書院”。這種模式極大地拓展延伸了圖書館的傳統功能。山東省文化和旅游廳對這種服務模式的標準化制定了具體的要求，在活動內容上要求做到“五個板塊”，包括經典誦讀、國學普及、禮樂教化、道德實踐和情趣培養。

學者主導的模式以泗水縣尼山圣源書院在尼山周邊鄉村推行的儒學下鄉實驗最具代表性。這些儒學學者依托尼山圣源書院，由其主持并發動組織志愿者在鄉村建設儒學講堂，定期開展講學及其他文化活動。對于這種模式，許多新聞媒體都進行過研討和報道。

民間人士主導的模式是儒學信奉者利用自身的知識文化特長，利用學校、媒體等各種場所進行的宣講示范活動。

這三種模式在實踐中各有優點和不足，第一種模式覆蓋民眾廣泛、活動內容豐富，但是很難做到完全下鄉和貼近村民實際，針對性不強，也容易流于形式；第二種模式專業性、針對性、生活性比較強，和其他措施相配套效果更佳，但是在調動資源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將這些成功經驗進行復制和推廣有很大的難度；第三種模式比較靈活，更能貼近現實，資源消耗少，但是質量不穩定，隨意性大，方向難以保證。

為重建鄉村的人倫秩序和文化生態，建構完整的鄉村儒學教化體系，尼山圣源書院的學者、志愿者們圍繞鄉村儒學講堂的定期講學做了大量工作。教化內容首先是行孝，講堂開始之初的話題就圍繞孝道來展開，有些老人當場就落淚。講堂以講經為主，從《弟子規》開始，循序漸進地深入傳授儒家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出現了祖孫三代或兩代共同讀經的場面。講堂在讀經同時還引入了禮儀教育，請禮儀專家給村民講授部分傳統禮儀，如成童禮、開筆禮、冠禮等，同時還制訂了課堂儀規。學者、志愿者們在繼承推廣儒家鄉約經驗的同時，重在喚醒人心，將鄉約提升為村民砥礪道德和人生向上的手段。此外還有樂教等。

在教化方式上，既包括課堂，也包括課外。正如趙法生研究員所言，課堂教學“不能講抽象的大道理”，“這不是說大道理不重要，而是說你要把大道理講得村民愿意聽”，“講故事談體會是讓村民明理的最好方法”，而且言行要一致，知行要合一課外活動是了解村民思想和檢驗教學效果必不可少的渠道。為拉近村民同儒學的距離，學者、志愿者們積極同農民交朋友，到其家里串門聊天，并幫助那些生活困難的村民。學者、志愿者們還組織村民投票，評選孝親媳婦、模范公婆和好家庭等等。趙法生在《鄉村儒學的緣起與意義》中指出：“鄉村儒學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在于能否將儒學重新變成鄉村的內生性教化活動，為此，必須實現由學者主導向村民主導的轉變?！币虼藢W者、志愿者們從開始就注重調動村民的學習積極性，將村民變成學習主體，而不僅僅是被教化的對象。

四、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的重建實踐評析

隨著全國上下文化自信的提升，以及對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對民間儒學尤其是鄉村儒學的推廣正從尼山走出山東，走向全國。從山東來看，推廣效果在試驗的鄉村還是比較明顯的，村民的家風和村風都發生了可喜的變化，比如打罵老人風氣被剎住、婆媳關系得到改善、治安狀況好轉等。當然，我們也不能過度拔高這些實踐在重建民間儒學傳統上的價值，但是這種先行探索對于我們認識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復興的發展趨勢提供了很好的觀察實例和經驗。

第一，民間儒學傳統的重建需要各方力量的支持參與。雖然完整形態意義上的官方儒學、精英儒學不復存在，但是民間儒學傳統的重建不可能僅靠民間力量就能實現。很明顯，無論是在相關資源的調動配置上，還是在對復興經驗和規律的總結把握上，民間力量都是欠缺的。我們不可能照搬歷史上的模式，如何認識和協調各級政府、學者和民間人士在重建中的關系是比較陌生的課題，也是今后需要著重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第二，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的文明化需要照顧普通民眾的知識程度，對某些民間儒學形式不能簡單消滅。趙法生研究員在尼山圣源書院的鄉村儒學實踐中提出了構建儒學講堂、公共祠堂和民間道堂三堂教化體系的構想，這是比改善鄉村道德風氣更為宏大的構想，其目的在于重建鄉村的文化生態系統。三堂之中，前兩者相對容易，爭議也小，最為困難也爭議最大的就是民間道堂。過去，我們對民間傳統簡單以科學非科學來判斷來劃線，今天看來都失之武斷。今天我們提倡民間儒學傳統在當代的復興要文明化，這里的文明化是去神秘化，像過去的孔廟、關帝廟等涉及到民眾道德信仰的重要象征就不能完全以迷信斥之。對于民間喪、祭禮儀中能夠起到淳風厚俗、凝聚民心而民眾又喜聞樂見的儀式仍然要繼續發揮其重要功能，不能隨意取消。

第三，不能割裂鄉村儒學與都市儒學的聯系，要重視鄉村儒學，更要重視都市儒學。鄉村儒學是都市儒學的根，都市儒學是鄉村儒學的方向。今天的鄉村已經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城市化的烙印，已經遠非過去的鄉村。在青壯年男性甚至女性都涌向城市的大背景下，面對老弱婦殘的鄉村儒學教化無論效果多好，也很難說這種重建模式就是成功的。雖然這個問題已經超出了鄉村儒學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外，但是對于民間儒學來說，在城鄉一體化的政策背景下，需要將鄉村儒學與都市儒學通盤考慮，所謂都市也是從城鎮到小城市再到中大城市乃至國際化大都市發展而來的。

第四，民間儒學傳統的重建需要擴大志愿者隊伍，吸收新鮮血液。在過去，沒有鄉紳階層也很難形成民間儒學傳統。即使是西方宗教信仰也離不開大批的真誠的布道者。過去，鄉紳之所以在民間能夠起到風氣引領示范的作用，固然和他們的知識結構有關，可也離不開學而優則仕的政策導向和士農工商的社會階層分布格局。在當代，職業更為細化，階層分化明顯，在社會理論、思潮多元化的時代環境中，哪種思想能夠在新興職業、階層中占領他們的頭腦，哪種思想就會在社會上占據優勢。因此，要特別重視在新興職業、階層中發展志愿者隊伍，擴大儒學尤其民間儒學在社會上的影響力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