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共產黨文化政策史研究的幾個問題

楊吉華

一、為什么要研究黨的文化政策史？

1.為黨 “存史”

重視文化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中國共產黨黨的建設的一條主線之一。在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黨和國家的戰略布局中，文化始終扮演了一個特殊的重要角色。中國共產黨在建黨以來的百年歷史中，在文化建設領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有效地促進了黨的中心工作的開展，推動了國家文化的發展繁榮，把中國從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經濟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但是比較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國內的黨史研究主要側重于政治、經濟、軍事等領域，而對黨的文化政策史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對一百年來黨的文化政策史還缺乏系統的梳理和理論總結，沒有一部系統的理論著作，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不足。黨的文化政策史是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缺乏文化政策史的黨史研究是不完整的。黨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意義之一就是記錄和保存好黨的這一領域的完整的史料，為黨 “存史”。

2.系統總結黨的文化政策實踐的經驗教訓

中國共產黨的文化建設、文化政策實踐也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毛澤東明確指出， “我們共產黨人，多年以來，不但為中國的政治革命和經濟革命而奮斗，而且為中國的文化革命而奮斗；一切這些的目的，在于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和新國家。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雹龠@種新文化建設，既與封建主義文化、資本主義文化有著本質的區別，又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有著不同的國情條件，因此需要自己進行艱苦卓絕的探索，其中免不了犯錯誤，走彎路。從百年來黨的文化政策的實踐看，既有舉世舉目的成就，也有深刻而慘痛的教訓，付出過慘痛的代價。對這些經驗教訓進行系統總結非常必要，是未來我們少犯錯誤、少走彎路的思想基礎。

3.為進一步完善黨的文化政策提供決策借鑒

古人云：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我們今天研究文化政策史，目的是為了通過百年來黨的文化政策實踐的研究，為我們當前制定文化政策提供借鑒，探討如何制定科學的文化產業政策，更好地指導當前的文化建設實踐，處理好當前和今后文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矛盾，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化政策的功能和價值。當前我們國家實現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推動鄉村文化振興，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復興，除了向國外學習西方的文化政策實踐中先進的做法，同時也必須借鑒過去文化政策的實踐中形成的經驗教訓，從過去實踐中找出規律性東西，從過去的歷史素材中獲取靈感，使當前制定的文化政策更加科學、合理。

二、黨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核心議題與研究邊界

1.文化政策史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和特殊性

文化政策史以文化的政策為研究對象。而文化則是當代社會最為復雜的一個領域。文化的復雜性首先表現在文化生產是一種復雜的精神勞動，具有創造性、主體性的特點，需要創作者付出艱辛的腦力勞動和獨特的思維過程。文化生產的這種特點對政策環境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不能以管理物質生產的方式管理精神文化生產；從文化生產的結果——文化產品來說，文化產品是一種精神產品。它的價值在于產品內含的文化信息。文化產品消費不是滿足人們的物質需求，而在于滿足人們增進知識、交流思想、傳遞信息、娛樂身心、涵養性情、豐富審美、宣泄情感等精神需求，對人們的價值觀、道德觀、人生觀、世界觀和社會的精神文明都有著重要影響。文化建設也關系著國家文化軟實力和文化安全。文化政策史研究要深刻理解研究對象的這種復雜性和特殊性，這也是我們深刻理解黨的文化政策的前提。

2.黨的文化政策史的核心議題

沒有哪一個執政黨和政府像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一樣高度重視文化政策。一百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出臺的文化政策文件汗牛充棟，每年都會有十幾種文化政策文本頒布。不同領域，宣傳、出版、報紙、雜志、電影、電視、廣播、互聯網、娛樂、演出、廣告、會展、圖書館、博物館、文物、非遺、文化貿易、文化旅游、休閑、藝術品等等領域都有自己的管理規章，可謂千頭萬緒，紛繁復雜，研究起來難度非常大。如何抓住本質、突出重點、以點帶面，乃是對文化政策史研究者一大考驗。筆者認為，破解這一難題最關鍵的是抓住文化政策史研究的關鍵議題，處理好幾對重要關系，就能起到綱舉目張的效果。這些核心議題有：

如何運用文化政策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即如何處理好文化與政治的關系？

如何運用文化政策提高公民的文化參與、文化表達？

如何處理當代文化與古代文化、外國文化的關系？

如何運用文化政策遏制文化生產、傳播與消費中的色情、暴力等有害信息？

如何運用文化政策維護公民尤其是弱勢群體的文化權益？

如何運用文化政策推動文化產業發展，推動中國文化 “走出去”？

上述問題滲透到文化所有的領域、部門、層次和環節，其本質是文化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問題。黨的文化政策是黨的意志與利益在文化領域的體現。而黨的意志與利益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又有著復雜的關系。研究黨的文化政策史，最重要的是要弄清黨想要通過文化政策鼓勵什么？允許什么？限制什么？禁止什么？黨的文化政策的 “初心”是什么？政策目標和宗旨又是什么？哪些政策已經不合時宜已經廢除，那些政策具有長期價值必須堅持？黨的文化政策一百年來的變與不變。哪些方面發生了重要變化，哪些方面一以貫之，還沒有本質的變化。這些都是我們文化政策史動筆前應該思考清楚的問題。把這些問題搞清楚了，就不難抓住要點和重點，刪繁就簡，有條不紊地展開闡述。

2.黨的文化政策史的研究邊界

（1）時間與空間跨度。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是研究的是從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到2021年一百年間中國共產黨文化政策的演變發展歷史。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黨的文化政策只作用于蘇區、革命根據地、解放區，作用和影響的范圍有限。只是到了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由一個不被承認的在野黨變為執政黨，其文化政策的作用范圍才擴展到全國區域。國家也才能通過行政權、立法權有目的、有組織地出臺各種文化政策，在全國范圍內貫徹執行。

（2）黨的文化政策與國家的文化政策。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前，黨的文化政策僅僅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文化政策，而非國家的文化政策。在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成為中國的執政黨，黨的文化政策在的一定程度上就成了國家的文化政策，與國家的文化政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當然作為學術研究對象，黨的文化政策與國家的文化政策仍然是兩個不同的范疇。黨的文化政策主要體現在大政方針上，表述比較抽象、宏觀、原則；而國家的文化政策不僅要體現黨的文化政策，而且要解決具體問題，政策條款非常具體、細致，具有操作性。研究黨的文化政策史重點還要要講清文化政策發展中一些根本性問題，適當抓大放小，體現研究的思想高度。

（3）廣義的文化政策與狹義的文化政策。廣義的文化包括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等。因而廣義的文化政策也包括教育政策、科技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等。而狹義的文化主要指精神文明、文學藝術、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等方面。鑒于教育、科技、宗教、民族等問題已經自稱學科體系、有廣泛的專門的研究，為了集中闡述黨的文化政策演變歷史，研究黨的文化政策史宜用小文化概念，也就是狹義的文化概念，一般不涉及黨和國家的教育政策、科技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等。但由于文化問題與上述問題密切相關，在某些章節仍然要介紹黨的宗教文化、民族文化、文化科技政策的有關內容，以體現論述的完整性。

（4）文化政策史與其他政策史。文化與政治、經濟、國防、外交等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這些領域的政策演變也會影響著文化政策的演變。文化政策史與政治制度史、經濟政策史、科技政策史、外交政策史、社會政策史等有著一定的交叉關系，研究文化政策史就不能不關注這些領域的政策演變。

三、黨的文化政策史的研究內容

1.黨的文化政策史的歷史分期

歷史分期常常涉及到對歷史發展進程的基本看法，它關系著對歷史、對歷史事件、歷史人物、歷史發展規律、歷史經驗教訓等等重要歷史現象的不同看法②。歷史分期取決于看待問題的角度和標準。筆者認為，文化政策史分期應當考慮二個因素：

第一是文化政策實踐的特殊性。黨的文化政策史是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黨史的分期主要是根據重大政治事件為標志的，與文化政策史的分期并不一致。同時，文化政策史分期的難點還在于，文化領域是有眾多的領域組成的，不同領域的發展節奏和政策實踐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出版政策史與電影政策史在分期上可能不一致。所以統一的分期可能不適合某一特定的行業。筆者認為，文化政策史分期的應該考慮以下因素：當時的政治與文化的關系、文化建設的主要矛盾、黨的領導人的重要講話、文化政策標志性的政策文本等?？梢砸渣h史分期為基本依據，但最終如何分期應該根據文化政策實踐來決定，文化政策實踐的矛盾轉換和重要事件是根本依據。

第二是文化政策實踐的周期性。任何政策都具有周期性。經濟政策隨著經濟周期的變化而具有周期性的特點。與經濟運行的“衰退——擴張——衰退——擴張”相適應，經濟政策也呈現出 “寬松——緊縮——寬松——緊縮”的輪替。文化政策實踐有沒有類似的現象？這是一個值得研究的問題。中外文化政策實踐表明，文化政策同樣具有周期性。西方的文化政策由于政黨輪替呈現出 “左”“右”交替。而在我國，也有 “收”與 “放”、“松”與 “緊”的周期性擺動的特點。這種政策實踐的周期性對于文化政策史的分期不能不產生重要影響。政策的 “收”、 “放”都有一些重要的時間節點、標志性的事件、重要的講話或文件，昭示著著文化領域的主要矛盾和政策主客體關系發生了重要變化，這些都成了黨的文化政策史分期的重要依據。

黨的文化政策史的歷史分期從大的階段說，是一個3-3-4的比例，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不到30年，新中國成立后到 “文革”結束大致也近似30年，改革開放至今大致是40年。前兩個30年的分期比較清楚，因為黨史對于這段時間的分期已有共識和定論，這也是黨的文化政策史分期的基本依據。而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情況比較復雜，主要是因為距離我們太近，還沒有經過時間的沉淀，一些問題未必看得清楚。但這不是說，改革開放40年來但黨的文化政策實踐就沒有階段性。對于這40年的分期，不僅要參考學術界對于黨史和國史的分期，而且還要研究黨的文化政策實踐的自身走向。目前學術界對于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有三階段和四階段之說，具體的截止日期也眾說紛紜，缺乏共識。筆者認為，從黨的文化政策實踐來看，對于這40年的分期宜粗不宜細，分為三個大階段比較合適。第一階段，從1977或1978年到1989年，從國家來說是改革開放起步階段，黨成功地實現了各方面的撥亂反正，停止了 “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中心工作轉移到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上面，在思想上開啟了 “解放思想”的新時代。這一階段文化管理是以 “放”、 “松綁”為主要特征，形成了相對寬松的政策環境。從1989年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前后23年間，中國的政治生態以 “維穩”、 “和諧”為主。與此相適應，中國的文化領域也在不斷強化規范中快速發展，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化建設是這個階段的高頻詞匯。 “先進文化”、 “和諧文化”也被學者廣泛論證。 《電影審查規定》 （1997）、 《電影管理條例》 （2001）等一大批行業管理條例都在這一階段出臺；文化產業政策密集出臺，私人資本被允許進入文化產業領域?？梢?，文化政策實踐上是有 “收”有 “放”。從2012年黨的十八大開始，中國社會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階段。這一階段黨的文化建設指導思想呈現了新的特點，關鍵詞是價值體系的 “回歸”。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毛澤東思想等語匯，出現在黨的文件和領導人講話中的頻率明顯增多。當然這種 “回歸”不是低層次的 “復位”，而是試圖在建立大國文化自信、掌握世界文化進程話語權高度的必要“修正”。要想重塑大國文化自信，沒有對國家根本指導思想和對本國傳統文化基本自信是難以想象的。

2.不同階段黨的文化政策出臺的時代背景和約束條件

每個階段每項大的政策的出臺都有特定的歷史背景和社會環境，都是為了解決文化實踐過程中某些特定問題而產生的。文化政策史必須研究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生態。分析政策出臺的目標、針對性，尋找因果鏈條中的關鍵因素。只有這樣，才能分析文化政策的產生依據以及合理性，更好地分析政策績效。比如，為什么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我國政府對國營電影公司和民營電影公司采取了不同的管理制度和審查政策？為什么對國營電影公司管理嚴格，而對民營電影公司審查要寬松？這些都與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有關。如果我們把文化政策放在具體的背景下考察，就不難理解某些看似難以理解的政策。

3.對黨的文化政策內容的研究

政策包括元政策、基本政策和具體政策三個層次。研究文化政策史也要從這三個層次著手，梳理這三個層次的政策演變。元政策也就是總政策，是政策體系中統率或具有統攝性的政策，對其他各項政策起指導和規范的作用，是其他各項政策的出發點和基本依據，特點是比較抽象、原則、概括。文化元政策由文化自由政策、文化民主政策、文化平等政策組成。我黨的 “雙百方針”、 “二為方向”、“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十二字方針、“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等都是文化元政策的經典表述；基本政策是文化不同領域的政策。包括文化遺產政策、文化產業政策、文化藝術資助政策、文化對外開放政策、知識產權政策、黨的知識分子政策等。不同領域的政策又可以往下細分。如文化產業政策包括圖書出版政策、報業政策、影視產業政策、演出產業政策、娛樂產業政策、互聯網產業政策等；具體政策是政府指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實施細則等。文化政策史當然要研究文化政策本身內容、政策含義。但這不是考察的重點。文化政策史研究的是時間跨度的文化政策史，強調因果聯系、歷史淵源、演變規律，側重 “縱向”深度發掘。

4.文化政策的績效與影響

政策實踐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預期的政策目標與實際結果往往存在著很大的出入。文化政策史研究不光是對史實的客觀描述和梳理，也需要研究者對政策績效作出客觀判斷，對政策產生的社會效果進行評估，分析政策所產生的長遠影響。一項政策的出臺，政策決策者根據總要預設政策所要達到的目標，實現某種戰略意圖，解決某種社會問題，以推動事物更好地發展。而對政策的歷史價值與社會影響展開研究，目的也是為了總結成敗得失，總結經驗教訓，為未來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文化政策服務。如何判斷政策績效有很多標準，最直觀的方法是看即期的文化發展狀況，也就是文學藝術作品和理論作品的數量和質量，有沒有產生標志性的成果，有沒有產生具有國內外影響的文化藝術經典之作，有沒有產生具有國內外影響的文學家、藝術家、理論家、思想家。歸根到底是靠文化產品說話的。當然，任何一項政策所產生的效果都有一定的滯后性。因此分析政策績效不能機械對應，而應該充分考慮政策的時滯和因果關系的復雜性。

5.總結黨的文化政策發展的一般規律

黨的文化政策史研究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對不同階段黨的文化政策實踐的整理、歸納、分析，總結文化政策實踐的成敗得失，總結文化政策實踐的經驗教訓，闡述政策出臺的背后的背景與條件，通過點面結合，縱橫比較，從個別到一般，從感性上升到理性，得出黨運用政策管理文化的一般規律。

四、黨的文化政策史的研究方法

1.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指導

中國共產黨的文化政策史研究必須有一套科學的方法論系統。首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要用發展變化的觀點、全面的觀點、聯系的觀點分析問題，在詳盡占有資料的基礎上，認真分析材料，得出恰當的符合實際的結論。要實事求是，充分尊重歷史事實，要將黨的文化政策史研究中的具體問題，放到歷史本身的發展過程中去考察，放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去分析。力求觀點正確、客觀真實、全面系統。做到史論結合，提升理論性、學術性、思想性，不能搞成政策匯編。忠于歷史，不回避敏感問題和犯的錯誤，直面爭議性話題。避免 “碎片化”和 “以偏概全”。

2.歷史學方法

歷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有考據法、文獻法、比較研究法等。要盡可能多地占有原始政策文本，包括：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和文章，如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我黨文化政策的一些經典表述都是源自于黨的領袖的重要講話；黨的重要文件。如歷次黨的代表大會報告中有關文化的論述、黨的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黨的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決議等。人大頒布的法令，如 《著作權法》、《電影產業促進法》等。政府的法規、條例，如《電影管理條例》等。政府法規性文件，如 《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以及文化行政管理部門的文件。對于黨成立后的各階段的重要文獻資料，要盡可能占有，認真研讀，提煉精髓，分析語義，這樣才可能真正看清黨的文化政策實踐中一些規律性的現象，得出全面的客觀的結論。

3.政策學研究方法

運用政策的制度分析、政策的博弈分析、政策模擬與政策績效評估、政策系統動力學、定量分析等方法，力圖構造最接近于真實世界的理論模型。從博弈論觀點看，在一個國家內，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政策主體與和政策客體，既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標，同時又是一對矛盾。任何一項文化政策的出臺，都是各種利益相關方博弈的結果。當這兩種力量之間達到某種平衡點，在這個基礎上產生的政策就能夠被雙方所接受。而這種平衡點在什么地方出現，就看這兩種力量的對比。研究政策演變，不僅要從政策主體角度分析，而且還要從政策客體角度、從其他利益相關方的角度進行分析，這樣的分析才能扎實，才能經得起時間檢驗。

4.文化學研究方法

文化學研究方法包括田野調查、文獻法、比較法。雖然文化政策史研究與文化人類學的田野調查還有一定的區別。但必要的社會調查、深度訪談還是必要的。對于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黨的文化政策，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化政策實踐，許多人有著親身經歷，直接感受，對于這些人士的訪談、問卷和調研，可以取得一手資料，從官方與民間、政策主體與客體等不同角度了解對黨的文化政策的評價，對于客觀全面認識這段時間我黨的文化政策實踐非常有必要。

注釋：

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頁。

②黃如軍：關于黨史專門史研究和編寫的若干問題，紅廣角，2014(7)：3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