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政治哲學的發展

李佃來

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均獲得了長足的發展。作為哲學的一種特定理論形態或介于哲學和政治學之間的交叉性學科方向，政治哲學則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相對寂寥到不斷勃興的發展過程，在今天依然保持著昂揚的態勢和強勁的生命力，是方興未艾的熱點領域和當仁不讓的顯學。在70年的歷史跨度中回顧、盤點政治哲學的發展，不僅是一項關涉到如何整理學術史的總結性工作，而且也是一項關涉到如何為未來學術作奠基的準備性工作，具有非同尋常的積極意義。

一、政治哲學荒蕪與空白的30年（1949-1979年）

政治哲學是對政治現象和政治事件進行前提性追問和反思的學問，也是中西思想史長河中最悠久的學術支脈之一。我們只要一提到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霍布斯、洛克、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施特勞斯、羅爾斯以及孔子、孟子、王陽明等彪炳思想史冊的哲學家，就會很自然地想到他們在政治哲學上的觀點及貢獻。政治哲學無疑是一種至關重要的理論形式，在思想史的長河中甚至經常扮演著“第一哲學”的角色①人們通常把古希臘以來的“存在論”稱為“第一哲學”，但這是從哲學思維的層次和位階上說的，而就哲學理論的重要性而言，政治哲學是當得起“第一哲學”這個名號的。。尤其是在社會制度和社會形態發生重大轉換的歷史時代，政治哲學更是會脫穎而出，發揮著其他形式的理論根本無法替代的重要作用。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以及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的社會和政治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會主義制度得以確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按理說，在這個偉大而獨特的歷史時期，必然蘊含著一系列需要由政治哲學來回應和回答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政治哲學層面上的理性思考對于這個時期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長達30年的時間內，政治哲學卻始終沒有成為人們的一種基本智識活動，更不可能在此期間產生出有關政治哲學的積極學術成果。比如，在中國知網平臺上以政治哲學作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只有《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后更名為《國外社會科學文摘》）分別于 1959、1960、1961、1965年摘譯了 4篇（條）西方學者有關政治哲學的學術成果和著作信息，而這并不意味著人們在政治哲學研究上的一種真正覺醒。將這個特定的30年界定為政治哲學荒蕪與空白的30年，顯然是符合事實的。從學科建設的層面上說，政治哲學在這個30年的荒蕪與空白應當說不是一個個例，而是表征著一個特定時期的普遍現象，因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很多學科在這個30年中都沒有得到健康、充分的發展。不過，從學科特質和研究對象來看，政治哲學在這個時期之所以無法從學術上開展出來，又是有非常特殊的原因的。其中，哲學的知識化闡釋，就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原因。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二三十年，哲學是嚴格遵照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框架，以兩個對子——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辯證法和形而上學的對立為判斷標準來加以確立和發展的。在這樣的理論框架和判斷標準下，不僅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倫理學等哲學的二級學科不能得到應有的重視和發展，而且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身也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教條化的發展道路。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所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哲學的知識化。所謂哲學的知識化，即指馬克思主義哲學乃至由其所代表的一般哲學在“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這四大板塊中，被抽象和命定為一些固定不移的知識信條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原則。哲學的知識化使哲學變成了簡明扼要的、容易為人們所學習和掌握的東西，但對于哲學思維活動的開展來說顯然是十分不利的。具體到政治哲學這種特定的哲學思維活動，情況就極其明顯。我們可以很確定地指出，從這種知識化的哲學中，是很難生長出實質性的政治哲學來的。之所以存在這個情況，主要在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在知識化的哲學中，以理論思維為前提的反思性遭到了削弱。哲學是一種“思”的事業，反思性是哲學最重要的品格和特質之一。哲學的反思性不是以知識為前提的，而是以恩格斯所說的理論思維為前提的。理論思維的根基不是知識的確定性，而是思維的辯證性。知識化的哲學雖然也被指稱為一種“理論”，但它卻由于疏離了思維的辯證性而無法與理論思維發生實質性關聯。就此而論，哲學的知識化不僅難以帶來哲學的反思性，相反它構成了哲學反思性的一個天然對立面。問題就在于：以理論思維為前提的反思性作為哲學的一個重要品格和特質，也是政治哲學幾乎不可或缺的一個根本條件。政治哲學不是一門重在描述的實證性科學，它的根本任務不在于從經驗的層面為人們提供關于政治的一般常識，而在于探詢政治的前提性問題，如政治制度之設計的理念、社會生活之塑造的目標、權利和義務之分配的原則，如此等等。政治哲學的這個任務，決定了它的理論特質?？梢院苊鞔_地說，政治哲學作為一門實踐哲學，雖然與以形而上學為代表的理論哲學相比更接近現實生活，但反思性對于它和形而上學等理論哲學而言，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不管是柏拉圖還是黑格爾抑或是羅爾斯，其政治哲學都是一種具有深刻反思力的哲學理論，反思性是他們建構各自政治哲學的堅實思維基石。由這個情況可見，在知識化的哲學范式中，以理論思維為前提的反思性的削弱，幾乎同時意味著政治哲學之條件的缺失和政治哲學思維活動的貧乏。哲學的知識化或知識化的哲學之于政治哲學的消極意義，由此可見一斑。

第二，在知識化的哲學中，以價值論為前提的規范性維度遭到了消解。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以深刻揭示歷史的發展規律為己任，而且也以深切訴求公正理想的社會制度為目標。所以，馬克思主義哲學必然是真理性和道義性的統一，因而也必然包含了兩個維度——事實的維度以及價值或規范的維度。知識化的哲學在追求哲學知識的確定性時，雖然在一定意義上展現了事實的維度，但卻將價值或規范的維度遮蔽了起來。由此可見，知識化的哲學不僅是一種“見物不見人”的哲學，而且同時也必然是一種“見確定知識不見規范訴求”的哲學。問題的關鍵也在于：作為一種以反思性為條件和特質的理論，政治哲學歸根結底又是一門以價值論為前提的規范性科學。政治哲學作為規范性科學的根本宗旨，顯然不在于以知識論的形式為人們提供一個“是什么”的客觀世界，而在于引導人們思考和辨析“應是什么”或“應當怎樣”的規范性問題。雖然施特勞斯曾經把獲得“關于好生活、好社會的知識”認作政治哲學出現的標志[1]（P1-2），但“關于好生活、好社會的知識”不是一個知識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價值論的問題，原因是只有在價值論的層面上，人們才可以展開關于“好生活、好社會”的探討。另外，在黑格爾所開創的政治哲學傳統中，純粹的“應當”雖然遭到了批判，但政治哲學卻沒有由此而變異為一種排斥規范性要求的知識論體系，毋寧說這一傳統的一個基本特點，是以批判“應當”的先驗性設定為前提，來思考如何在現實的地基上追問“應是”或“應當”的規范性問題。如果說這些情況表明，規范性是政治哲學的一個必要前提，那么毫無疑問，在知識化的哲學與政治哲學之間，并不存在相互貫通的有效橋梁。

二、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哲學的發展契機與初步探索（1980-2000年）

改革開放這一大幕的拉開，無疑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它為社會各個領域的發展都帶來了無限的契機，而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也在此背景下開始煥發出新的生命活力，分別都迎來了自己的春天。政治哲學的學科建設和學術研究，嚴格地說，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才開始的。綜合來看，改革開放之后來自學術和來自現實的兩方面原因，共同促成了政治哲學研究的出場。

首先，我們來看學術方面的原因。

哲學史表明，哲學研究的每一次重大推進，往往都離不開哲學觀念的變革和哲學體系自身的調整與改革。政治哲學在改革開放之后的出場，是哲學領域具有標志性意義的學術推進，而這種推進恰恰也就與中國學術界哲學觀念的變革和哲學體系的改革有密切關系。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生產力的解放，也帶來了人們思想觀念上的解放。對于哲學工作者來講，思想觀念上的解放也就意味著哲學觀念上的解放和哲學觀念上的變革。改革開放之前的哲學，如上所示，是一種教條的、知識化的哲學，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教科書體系的哲學?？傮w說來，這種類型的哲學是一種“物”的哲學，而非“人”的哲學，其邏輯前提是與人、社會、歷史存在隔膜的“物質本體論”。20世紀 80年代初到90年代，哲學界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對這種哲學所進行的反思和批判，表征并引領著哲學觀念上最重要的變革。以這種反思和批判為前提而確立起來的哲學，大大突破了物質本體論的框架，從而逐漸地成為“人”的哲學。作為一種具有反思性的規范性理論，政治哲學只能是“人”的哲學，而非“物”的哲學。當然，這并不是說經由對知識化哲學和教科書體系的批判而確立起來的“人”的哲學，就直接是一種政治哲學了。準確地說，這種“人”的哲學之于政治哲學的積極意義，在于為后者創造了可能性的甚至也可以說是必要的學術條件。這種“人”的哲學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具體展現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各二級學科的研究中。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來說，這種“人”的哲學就具體展現為有關人道主義、異化、道德、自由、權利以及價值等諸個方面的研究。在一定意義上，這些研究的挺立，意味著過去在知識化的哲學中遭到消解的規范性維度，重新恢復了其在哲學中的應有位置。而與此同時，隨著“人”和“價值”的嵌入，哲學真正開始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哲學、自為的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哲學只有成為具有自我意識的哲學、自為的哲學，才可能建立起以理論思維為前提的反思能力。而實際情況就在于，改革開放之后所逐步確立起來的“人”的哲學，不僅是擁有規范性維度的哲學，而且也是擁有反思力的哲學。這樣來看，這種“人”的哲學雖然并不直接等同于政治哲學，但卻具備了政治哲學的智識活動得以發生的必要思維和學術前提。如果說在今天政治哲學已經成為一種表征時代主題的顯學，那么這與80年代以來“人”的哲學之范式的逐步確立必然有著實質性的內在關聯，即使這種關聯是在人們非自覺的潛意識中建立起來的。

除了上述，學術方面的原因還在于西方政治哲學的直接影響與刺激。20世紀上半葉，受實證主義和行為主義政治學的影響，近代以來一直具有強大生命力的政治哲學一度陷入了低谷。之后，以施特勞斯、羅爾斯等人的開創性探索和理論建構為契機，政治哲學在西方學術界開始恢復其昔日的榮譽和地位。特別是羅爾斯《正義論》1971年發表之后，政治哲學更是走向了全面復興。這種復興所產生的效應實際超出了西方學術框架和學術共同體，從而成為一個具有世界性影響的學術事件。由于逐漸擺脫了思想教條的禁錮，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學術有著一種如饑似渴地跟蹤和捕捉國際學術前沿的“沖動”，而羅爾斯及其政治哲學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譯介，似乎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這種譯介活動的起始點是《意大利哲學講壇上的時髦學說——新契約論》一文在《國外社會科學》1983年第9期的刊載，而標志點則是《正義論》中文版（何懷宏等譯）于198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出版?！墩x論》中文版出版之后，關于羅爾斯理論的介紹與研究，一直在政治哲學的話語系統中起著引領風潮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羅爾斯及其政治哲學的譯介從一開始就超出了其作為研究對象的界限，從而與中國學術的走向發生了一定關聯。換言之，這種譯介不僅是中國學術界開展政治哲學研究的重要體現，而且也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哲學發展的一種重要的促動力量。

其次，我們再來看現實方面的原因。

政治哲學作為一種實踐哲學，與形而上學、認識論、知識論等理論哲學分支相比，更接近社會生活和現實問題。而古往今來幾乎每個時代的政治哲學，都是在把握和反思各個時代重大現實和歷史問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一點，對于我們把握中國的政治哲學發展邏輯具有重要啟示?？梢哉f，政治哲學之所以在改革開放以來獲得了發展的契機，在很大意義上，則正是因為在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和歷史進程中，孕育和包含了一系列需要用政治哲學所特有的思維方式來加以破解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具體來看，隨著社會改革的持續推進和深化，特別是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價值主體和社會利益關系出現了多樣化的趨勢，這在增強社會發展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個需要在理論上來闡釋和回答的根本問題，這就是如何為社會生活特別是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樹立一種規范性的目標，從而使個體價值與共同體價值、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協調在一個合理合適的平衡點上。進而論之，與這個問題相關聯的問題，還有公平與效率的關系、自由與平等的關系、平等與正義的關系、權利與正義的關系以及法治與道德的關系，如此等等。這些由經濟領域的改革和變革所帶來的問題，顯然都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領域本身，從而與人們的社會政治生活發生了廣泛而深層次的勾連。這些問題固然也需要從經濟學、社會學、法學、政治學等視角來加以探索和解答，但政治哲學的介入和回答卻具有不可否認的重要意義。事實上，粗略地說，西方近代以來一直到羅爾斯的政治哲學，幾乎都是以思考和闡釋與這些問題相同類的問題為己任的，所以，個體、共同體、權利、自由、平等、公正、法等等，構成了近代以來西方政治哲學的前提性價值和關鍵論題。而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在一定意義上說，則正是因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和存在，才具有了學術上的合法性和理論上的自我奠基。這一點，不管是對于理解改革開放以來政治哲學的出場和發展，還是對于把握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所肩負的歷史使命，都是至關重要的。

事物的發展總是循序漸進的。改革開放以來雖然逐漸具備了政治哲學發育和發展的土壤和條件，但在2000年之前的20年左右的時間里，政治哲學的研究總體來說并沒有達到一個突飛猛進的程度，而是處在一個以譯介為主的試驗和探索的階段。在這20年里，涉足政治哲學的學者，主要來自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倫理學以及政治學等領域。就研究對象來說，在西方哲學的視域內，主要涉及羅爾斯、諾齊克、麥金太爾、哈貝馬斯、阿倫特、泰勒等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家，以及霍布斯、洛克、盧梭、康德、孟德斯鳩、柏克等近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家；在中國哲學的視域內，則主要涉及老子、孔子、荀子、韓非、屈原、董仲舒、朱熹、黃宗羲、嚴復、孫中山、梁漱溟、張君勱等的政治哲學思想。在這些研究對象中，羅爾斯、盧梭及老子，是最受關注的人物。

學者們在這個試驗和探索的20年中所進行的譯介與研究，為21世紀以來政治哲學的蓬勃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但也還存在一些在學術試驗階段所難以避免的不足：首先，政治哲學的學科觀念和主題化意識并未根本性地建立起來。這個問題，不僅是指政治哲學在這個階段完全沒有從西方哲學、中國哲學等二級學科中獨立出來從而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學科，更是指人們在這個階段尚缺乏以“政治哲學”為前提來確立學術敘事的自覺。比如說，當人們研究某一個哲學家的政治哲學思想時，“政治哲學”可能不是人們關注的重點和內核，毋寧說人們更注重的是以政治哲學為視角來考察這個哲學家的思想。在這個情況下，“政治哲學”似乎成為從屬性的東西，而非主題化的、第一階的問題。其次，與第一個問題相關聯，政治哲學的屬性、特質、論域、邊界等前提性問題并未得到澄明。之所以說存在這個問題，是因為人們雖然在“政治哲學”的名稱下進行了這樣那樣的研究，但對于政治哲學的概念卻基本沒有進行必要的追問。這種追問之所以又是必要的，則顯然是因為人們只有對“什么是政治哲學”之類的問題形成清晰的認識，才真正有資格涉入政治哲學所涵蓋和鏈接到的問題。而事實上，以論文的發表為例，在這20年的時間里，根據中國知網的檢索，僅有萬斌的《略論政治哲學》（《政治學研究》1987年第3期）、劉曉的《政治哲學初探》（《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3期）及韓冬雪的《政治哲學論綱》（《政治學研究》2000年第4期）等少數幾篇文獻，對政治哲學作了概念上的追問和界定。第三，政治哲學對現實問題應有的敏感性還沒有得到充分彰顯。改革開放的歷史實踐和歷史進程雖然既為政治哲學的發育提供了土壤又為政治哲學的研究提出了課題，但不容否認，在這20年里，人們在很大意義上并不是基于對現實問題的審視、把握、概括，來有目標、有規則、有重點地確立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主題的。所以，總體來看，這20年的政治哲學探索所呈現給人們的，還是一種與現實存在隔膜的學術性話語。這種話語與20世紀八九十年代哲學界的學術化轉向是一致的，但這并不表明它就是政治哲學研究者們應當滿足的東西。

三、政治哲學在21世紀的深入推進和多樣化開展（2001年至今）

政治哲學成為一種備受矚目的、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展現出無限可能性的顯學，是21世紀以來的事情。如果說在之前試驗和探索的20年中，政治哲學的研究成果是以緩慢的速度在逐次遞增，那么進入21世紀以來，政治哲學的研究成果則明顯呈現出加速度增長的態勢。政治哲學在這個新時期走向興盛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而這種興盛的標志之一和原因之一，則是不同學思傳統的介入和不同學術力量的參與。在這個時期，人們不僅對先前的研究對象——如羅爾斯、盧梭、老子等等——進行了更為集中、更為系統、更為深入的研究，而且又自覺地將學術興趣不斷向外擴展。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休謨、亞當·斯密、黑格爾、邊沁、穆勒、馬克思、施特勞斯、德沃金、阿馬蒂亞·森等過去未被重視的政治哲學家，現在同樣進入了人們的學術視野，甚至于受到了人們的格外關注。而就中國傳統哲學來說，人們在這個新時期對儒家政治哲學思想的挖掘與闡釋成為新的亮點，而孔子、王陽明等人也由此成為新的研究焦點。如果說政治哲學在這個新時期是以多樣化的姿態得以開展的，那么我們實際上可以在合并“同類項”的意義上，從這種多樣化的開展中梳理出三個關鍵人物——羅爾斯、施特勞斯、馬克思。

（一）羅爾斯研究的發酵及其效應

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人們對羅爾斯《正義論》了解程度的加深，以及隨著其《政治自由主義》中文版（萬俊人譯）在譯林出版社的出版，關于他的研究在短短幾年中就迅速發酵為廣受關注的熱點。不僅如此，羅爾斯研究的發酵，同時還意味著“羅爾斯效應”的形成。羅爾斯作為一位當代政治哲學家，在學術志趣上與霍布斯、洛克以來的近現代政治哲學家存在不可否認的分野；他作為一位英美傳統的政治哲學家，在研究路徑上與以盧梭、康德為代表的歐陸政治哲學家也存在顯而易見的差別；而他作為一位平等的自由主義者，在價值立場上與以諾齊克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及以麥金太爾為代表的社群主義者同樣存在一目了然的不同。然而，有趣的事實還在于：對于羅爾斯而言，其所講的“正義”不是一個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的概念，而是以近代以來政治哲學家所證立和辯護的權利和自由為價值前提的；其所使用的契約論也不是一個完全獨創的方法，而是“進一步概括洛克、盧梭和康德所代表的社會契約理論，使之上升到一種更高的抽象水平”[2]（初版序言P1）的結果；而其對自由至上主義的批評也并不代表兩種傳統的完全對立，毋寧說他與后者在肯定“平等的權利”這一點上是享用共同的價值前提的。這個事實告訴我們，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并不具有排斥他者的封閉性和孤立性，相反，它構成了對近代以來幾乎全部政治哲學思想資源的一種創造性整合。在這種整合中，我們不僅能夠看到羅爾斯本人，也能夠看到霍布斯、洛克、休謨、盧梭、康德、馬克思乃至諾齊克的身影。在很大意義上，正是羅爾斯正義理論的這種巨大包容性和涵攝力，決定了他在政治哲學研究中的關鍵地位。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論斷：“若想理解幾百年來西方政治哲學發展的基本脈絡，羅爾斯將是一個必然的落點，甚至于在邏輯上，將是一個必然的起點?！盵3]（P145）事實上，在21世紀政治哲學的多樣化開展中，的確存在一個相當明顯的“羅爾斯效應”。這個效應，不僅體現在人們以對羅爾斯的認識、了解、研究為前提而對當代政治哲學進行了系統的梳理和考察，而且也體現在人們以這種認識、了解、研究為前提而對以契約論為代表的近現代政治哲學進行了全面的探究與分析。這個效應甚至還體現在對中國傳統政治哲學的綜合研究上：如果說人們先前對傳統儒家政治哲學思想的闡發并沒有超出儒家自身以德治、仁政、王道為標志的概念系統，那么進入21世紀以來的這項工作，則開始從兩個方面與羅爾斯進行了對接，即一是以借鑒、參照羅爾斯公平、正義的概念為前提，來從中國傳統儒家中挖掘、開顯與現代政治哲學相對話的思想資源[4]；二是用中國傳統儒家的政治哲學，來批評性地回應羅爾斯基于公平的正義理論[5]。

（二）施特勞斯研究的異軍突起及其延展

政治哲學在20世紀走向復興的過程中，施特勞斯是作出了開創性貢獻的。不過，由于施特勞斯并不是像羅爾斯那樣“接地氣”地向人們講述政治哲學，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其政治哲學的接受度是遠遠低于羅爾斯的。不過，施特勞斯為人們所認識、接受乃至反復研究，是遲早的事情。在改革開放之后的20年中，這位政治哲學家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還是相對陌生的。但進入21世紀以來，情況發生了根本改變。在劉小楓、甘陽、彭剛等一批學者的努力下，施特勞斯的著作被相繼地翻譯成中文出版。例如，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年出版了彭剛翻譯的《自然權利與歷史》，華夏出版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則陸續出版了劉小楓主編的《施特勞斯集》，包括《柏拉圖式政治哲學研究》《什么是政治哲學》《蘇格拉底問題與現代性》及《古今自由主義》等等。如果說這些著作的翻譯出版，為人們認識和了解施特勞斯提供了第一手資料進而也促成了施特勞斯研究的異軍突起，那么在這種譯介與研究的基礎上，實際上也產生了一種如同“羅爾斯效應”的“施特勞斯效應”。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是一種以回歸古典為前提、以辯護諸如德性和卓越等超越性價值為宗旨、以批判不斷展開和推進的現代性為目標的政治哲學。這種政治哲學與阿倫特的政治哲學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中具有政治哲學樣態的批判理論雖存在諸多不同，但在對現代性的批判上，卻又是屬于同類。在一定意義上，進入21世紀以來，學術界不管是對阿倫特的考察還是從政治哲學角度對批判理論所進行的研究，與施特勞斯是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的。更為重要的是，學術界在這個新時期對古典政治哲學的強烈興趣，進而對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思想的一次又一次的再考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施特勞斯譯介與研究活動的一個自覺不自覺的延伸。在此意義上，似乎可以說，施特勞斯不僅教導人們如何恰如其分地面對現代性，而且也教導人們如何實事求是地面對古典，特別是如何虛心地向古人學習。而與此同時，由于施特勞斯是通過與現代政治哲學進行對比來向人們介紹古典政治哲學的，所以，學術界對霍布斯、洛克等政治哲學家的研究乃至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施特勞斯的影響。

（三）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興起

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在21世紀的興起，無論對政治哲學界還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都是一件激蕩人心的大事。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不僅沒有成為一個研究領域，甚至連“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這個術語和概念都不存在，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主干的歷史唯物主義并不包含一個實質上的規范性維度，因而是一個潛在地排斥政治哲學或者至少與政治哲學沒有關系的學說。不過，陳晏清等學者所進行的社會哲學的研究，拉近了歷史唯物主義與現實社會政治生活的距離，從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出場奠定了基礎。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5年前后，受正在形成的政治哲學研究熱潮的感染，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一批學者開始明確地進入政治哲學領域，并從這樣那樣的視點作出了嘗試性的也是具有開創意義的探索。2006年，主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闡釋與創新”的第六屆“馬克思哲學論壇”的召開，將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研究推向一個新高度。雖然直到今天，仍有學者對“馬克思究竟有沒有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合法性何在”等前提性問題持有消極的看法，但這并沒有影響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昂揚向上的姿態和旺盛的生命力。2006年以來，學術界圍繞“歷史唯物主義與政治哲學的關系”“馬克思與正義”“馬克思與生命政治”“思想史的馬克思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與西方規范性政治哲學的比較”“馬克思政治哲學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西方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方法論”“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建構”以及“馬克思與當代中國政治哲學的建構”等一系列問題和論題，從不同的學術進路進行了深入細致且卓有成效的探討。這些探討使馬克思作為一位政治哲學家的形象樹立了起來，同時也向人們表明：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在十多年的時間內，就已經基本完成了從青澀稚嫩的學徒狀態走向成熟的質性蛻變。

實事求是地說，除了因闡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需要而回溯性地研究黑格爾的政治哲學和法哲學之外，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研究的興起，并未帶來像羅爾斯研究和施特勞斯研究那樣的連鎖效應。然而，我們同樣堅定地認為，在21世紀政治哲學的多樣化開展中，馬克思無論如何都是一個關鍵性的人物，這不僅是因為有“量”上的體現，即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的學術成果在全部政治哲學研究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而且更有“質”上的體現，即政治哲學因為馬克思主義傳統和視角的加入而獲得的蓬勃生命力，是遠遠超出人們原初的想象的。

進入 21世紀以來政治哲學多樣化開展的過程，同時也是這個領域走向深入和逐步走向成熟的過程。之前試驗和探索階段的那些不足，在這個新時期則逐漸得到了克服。比如說，之前因缺乏對政治哲學的界定而導致的一些學術盲點和模糊不清的地方，就隨著人們對政治哲學概念所進行的多維度、多視角的反思性追問和界定而逐次得到消除。實質上，對政治哲學概念的追問和界定，同時也意味著政治哲學的學科觀念和主題化意識在不斷加強。這種觀念和意識的加強更體現在：人們不僅大大改變了將“政治哲學”作為一種附加品來從事政治哲學研究的局面，而且還開始從研究課題、學術成果、梯隊建設、人才培養等諸個方面，思考、探索、推進政治哲學的學科建設。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在2011年，就率先成立了政治哲學專業，并招收博士研究生。2018年，武漢大學也本著政治哲學學科建設的需要，將原先的倫理學專業，更名為“倫理學和政治哲學”。

政治哲學在21世紀走向深入和走向成熟的一個更為重要、更為根本的標志，就是從以學術譯介為主的初始性研究轉向對政治哲學概念的界定及對政治哲學論題的拆解、組合、擴充、演繹或重新闡釋之后，學術與現實之間的深度關聯開始建立。這種推進不是在一般性意義上意味著政治哲學之“實踐性”特質的充分彰顯，更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是，它意味著一種必不可少的“中國問題”意識和“中國化”主張開始切實地成為政治哲學研究的內在范式。姚大志以羅爾斯為思想資源、以旨在回答如何提高弱勢群體的福利而對分配正義的闡釋和理論建構[6]，段忠橋以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的論述為依據而對中國貧富差距之正義性的考察和分析[7]，王新生以建構中國政治哲學為問題意識而對當今中國社會轉型期的公平正義問題的探討和闡發[8]，韓慶祥通過對傳統社會層級結構的解剖而對“以人為本”所作的政治哲學分析[9]，李佃來以馬克思政治哲學為理論前提而對當代中國政治哲學之建構的思考和探索[10]，都是這個方面的體現。這既是中國政治哲學研究在面對社會發展及現實重大問題時理應具有的一種責任擔當，也必然是中國政治哲學獲得自我奠基和確立自我主張的最根本要求。

四、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往何處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經進入到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換。在新時代，中國的政治哲學研究往何處去？對于這個問題，我提兩點想法。

第一，關注人類共同利益，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思想智慧。

在西方政治哲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理論框架是契約論。由于契約論假定了一個完全同質和均衡的自然狀態，并以此作為它的立論前提，所以這個框架往往只適合描繪、刻畫一個封閉情境下的政治生活，并沒有一個向外敞開的、面向全人類的開放性維度。正是因為如此，使用契約論的羅爾斯才在界定他的正義理論時，將其嚴格限定為只是針對美國社會的一個封閉體系。這既是契約論政治哲學的一個突出特點，也是它的一個明顯不足。

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既向內看、深入研究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課題，又向外看、積極探索關系人類前途命運的重大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政治哲學界在“向內看”，即在回應、思考、解答當代中國社會中的重大現實和理論問題上所做的工作是有目共睹的，但在“向外看”上還存在欠缺。然而眾所周知，當今時代，已是一個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全人類共同利益日漸交織乃至日漸重合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政治哲學要發揮更加廣泛的作用、產生更加廣泛的影響、提出更具有包容性的價值主張、形成更能惠及全人類的思想成果、更好地彰顯它的時代使命，就特別需要在“向內看”的同時，也積極地“向外看”，亦即立足于全人類共同利益，密切關注和深入探索全球治理和全球正義等一系列重大、前沿的、關系到人類前途命運的現實和理論問題，從而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學理借鑒和思想智慧。這個“向外看”的開放性維度的確立，既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能否很好地彰顯它的時代使命，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能否很好地克服當今西方主流政治哲學的不足和缺陷。

第二，構建本土政治哲學，增強理論自信與學術自信。

盡管如上所述，進入21世紀以來，政治哲學研究已經與中國現實之間建立起了深度的關聯。但總體來看，政治哲學界還沒有真正從馮友蘭先生所說的“照著講”中走出來，因為基于文本的闡釋性工作，依然構成了當前政治哲學研究活動的主干?！罢罩v”固然有著基礎性的學術意義，但從哲學史來看，政治哲學研究在各個時期興起的最根本標志，并不是群體性的“照著講”，而是在“照著講”的基礎上所開始的“接著講”以及由之而形成的理論創造和理論構建。實質上，中國學術界在開展政治哲學研究時之所以習慣于向西方取經，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缺少本土的、能夠拿得出的政治哲學理論，從而缺少學術和理論上的自信。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然而，與中國快速的經濟社會發展相比，中國學術界在政治哲學的理論構建上明顯滯后，這又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者就需要在關注和探索“向內看”及“向外看”的問題之基礎上，自覺遵照“接著講”的原則，構建具有現實的針對性、理論的涵蓋性及思想的引導性的政治哲學。這是時代為中國政治哲學研究所提出和賦予的一個重大使命，也是中國政治哲學研究能否真正走向世界、在國際上擁有自己的話語權的重要標志。

進一步說，我們要構建的政治哲學，應當是一種兼顧理想與現實的全方位的政治哲學。西方古往今來的政治哲學有兩類，一是理想性政治哲學，二是現實性政治哲學。前者要求在形而上學的超越性界面上、在隔離現實政治生活的理想國中來確立價值主張，而后者則要求在消除形而上學的基礎上、完全立足于現實政治生活來確立價值主張。前者的缺陷是過于理想而容易與人們的日常生活發生隔膜，后者的缺陷是過于現實而降低了思想的高度。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與眾不同之處，就在于既擁有一個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旨趣的理想性維度，也擁有一個以承認并切實實現權利、自由、平等、公正等價值的現實性維度。要有效地避免西方政治哲學在理論設計上的缺陷，我們就需要參照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在理想和現實的視域融合中，來構建中國本土的政治哲學理論。這不單單是一個學理上的需要，同時也具有現實的針對性。我國當前的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懊篮蒙钚枰笔且粋€全方位的概念。我們需要既立足平等、公正、法治等現實性價值，也依托馬克思所確立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這個理想性價值，來描繪、勾畫、實現人們的“美好生活”。與此相對應，我們所要構建的中國政治哲學，需要兼現實規范功能和思想指引功能于一體，所以既需要有一個現實性維度，也需要有一個理想性維度。這種政治哲學不僅在理論上更加完備，而且在思想上也更具有歷史感和前瞻意識。西方政治哲學盡管已經在諸多方面做了細致的工作，但中國政治哲學依然可以以昂揚的姿態自信地挺立于世界學術之林。這就有賴于一個完備的、具有歷史感和前瞻意識的理論形態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