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小說家的眼睛

蔣方舟

在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也就是20多年前，對當時的我來說，現實世界的邊界就是我們家屬院的金屬欄桿，我生活里最接近“全球化”的經驗就是考出好成績時，可以去吃麥當勞。

當時，我已經決定以作家作為一生的事業，但那時候尚且天真的我，以為不需要了解外部世界。我以為作家只需要耕耘自己視野范圍內的一小塊地，比如，沈從文在湘西耕耘，路遙在陜西黃土地上耕耘，莫言在山東耕耘。

我曾經以為我也是這樣的作家，但我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代人，不斷目睹“故鄉”被拆除，我也是“望子成龍”的獨生子女，父母從小的期待就是到更富裕的地方，更遙遠的地方。所以，我被迫不斷從故鄉逃離：離開小城，離開湖北。

主動逃離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發現自己在寫作上遇到了很大的困境。我是讀西方小說長大的，向往莎士比亞和毛姆身處的倫敦，我的小說語言也來自他們。而當我開始下筆寫作時，卻發現腦海中的世界和現實世界充滿了反差。

類似的痛苦，我曾經看到作家奈保爾提過。奈保爾出生在加勒比地區，祖父從印度移民過來。他在少年時代就讀完了很多西方文學經典，而當他離開故土，在牛津開始寫作后，他發現小說這一體裁源自西方，那西方文化如何能夠完整地表達他的家族、他的遷徙，以及他記憶里神秘而模糊的印度？所以，奈保爾選擇不斷遠行，從遠方打量家鄉。我相信很多留學生都會有類似的感覺，你們離家萬里，可有時候從遠處觀看中國，反而給了你們更清晰的視野。

小說家在現實生活中有需要納稅的國家，但在精神上，他可以生活在全世界的任何地方。大都市被跨國連鎖店聯系在一起，全世界的消費者喝同樣的星巴克，在蘋果店買同樣的電腦，亞馬遜和網飛領航出版業和電視業，可這種繁榮帶來的福利遠非平衡。當過得不錯的人享受著奢華便利的生活時，那些過得不怎么好的人卻失去了機會、未來，甚至他們的文化身份。沒有大學學位的成年人越來越被經濟和社會發展拋在后邊。移民與難民在很多發達國家激起了民粹主義的反彈。

這些現象看似最近才有，其實早在100年前，作家康拉德就有所預見，他的小說《黑暗的心》揭示了一些全球化與現代化中最深層的矛盾。小說中的西方殖民者把自己打扮成文明的使者。故事的主人公科特茲本來擁有理想，要把商業與科技傳播到非洲大地。但這個過程讓他變得失望，并被自己的權力和野心腐蝕，最終，他成為一個魚肉當地非洲人的暴君。

我始終認為，一個人可以一輩子沒寫過一篇小說，但他依然可以有一雙“小說家”的眼睛。什么是小說家的眼睛？在我看來，就是用文字重新建構現實的能力。小說家終其一生都在撒謊，建構不存在，揭露別人沒發現的世界，預言未來。

小說家的眼睛跨越了空間和時間，站在過去與未來的交界處——那是巨大的時代裂縫，所有人都害怕掉進去，被拋棄，而站在這個裂縫處的小說家卻最興奮。就像喬治·艾略特寫的：“我們都記得生命中的那些重大時刻——那時舊的期待落空，新的渴望勃發?！?/p>

我認為，今天的我們更需要這種小說家的眼睛。我們要勇于接受創新帶來的可能性，同時關注那些被落在后面的人;我們要不斷去新的地方，同時對未知保持好奇，保持謙虛。只有像小說家一樣永遠保持旁觀者的視角，才能理解過去，而從不恐懼未來。

摘自《知識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