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皮膚的費立鵬：最解國人生與死

董可馨

任何選擇都有后悔和改變的機會，唯有死亡不能。自殺問題因之嚴肅而重要，它看似是人如何死的問題，實則在道出人如何生。

中國的自殺情況曾長久地被蒙在黑布里，鮮有人知，費立鵬第一個揭開了黑布，里面的真相令所有人大吃一驚。

這位常被拿來和白求恩類比的加拿大醫生，在中國工作34年了，是目前中國最權威的自殺研究專家。

12月10日，《南風窗》記者在上海精神衛生中心見到費立鵬時，已是下午4點，他看起來似乎疲憊，身材高大，但有些佝僂，身上透著股科學家的認真勁兒，也比想象中嚴肅得多。

盡管仍有“洋口音”，但他對中文的理解與表達已幾乎沒有障礙，“只是在農村里會聽不懂方言”。

不過這不影響他的工作。他知道，與自殺未遂者接觸，重要的是情感交流、與數據較勁，需要的是科學嚴謹。

1990年之后，中國的自殺數據第一次向世界公開。這時費立鵬已在中國5年，終于等來了研究中國自殺問題的契機。

2002年，他在世界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發布了震驚世界自殺學界的《中國自殺率：1995-1999》。其中測算，中國每年每10萬人中有23.2人自殺，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否定了此前衛生部公布的13.9人的數據。比照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2012年全世界自殺人數約80萬人來估算，世界上每3個自殺者中，就有1個中國人。

數據很嚇人，但還不算最意外的，真正令所有自殺研究者難以接受的是，中國女性的自殺率高于男性20%，農村的自殺率是城市的3倍。

這個結果直接顛覆了自殺學界的通行理論和普遍認知，也打破了很多人對中國農村溫情脈脈的想象。因為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的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發達國家的男性自殺率幾乎都3倍于女性，發展中國家也有1.6倍，并且普遍城市自殺率高于農村。

學界嘩然，結論遭到了一邊倒的反對，但費立鵬堅持相信，“高收入國家的自殺特征、自殺危險因素和自殺干預模式，已經不能代表中國的情況”，他決心留在這里。

他說，自殺是扇窗，透過它能看到不一樣的中國。

新意外

20世紀90年代的數據出乎意料，隨后的情況仍然令人意想不到。

中國的自殺率在高位沒持續多久便迅速下降，無論是依據全球疾病負擔（GBD）的估計，還是香港大學的相關研究，近些年的降幅都接近三分之二。

這與既有經驗再次相悖?；诎l達國家的數據，傳統理論認為，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伴隨著社會失范的過程，城市人原有的社會聯系被斬斷，人際關系淡化，所以現代化的過程將伴隨著自殺率的提升。

這類似涂爾干的解釋思路，也得到了芬蘭和日本等國家的經驗研究的證實。有學者研究了日本從1980年到1990年間47個縣區人口流動和自殺死亡的資料，發現在移民幅度增大時，自殺率隨之上升。

但正在中國發生的現實，是為什么？

費立鵬認為，最有信服力的解釋，要到農藥的使用中去尋找。

“在中國，農藥自殺占到60%，但是西方只有1%?！比绱酥嗟淖詺⑷丝谒烙谵r藥，這是發達國家沒想到的，卻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

農藥易得，且致死率高，在社會流動性低的年代，困于農村的農民，在輕生念頭和自殺行動之間，只需一瓶小小的農藥就可以輕易相連。而一旦城市化進程開啟，大量人口也就遠離了農藥。

據測算，最近20年來，大概2億-3億農民進入城市或者不再種地。費立鵬認為，這是中國自殺率大幅降低的最主要原因。

農藥自殺還展現了另一特點。

一般來說，一個人想死的意愿和自殺手段的危險性直接相關，自殺的決心越強，使用方式的致命性越高?？赊r藥不是這樣，使用農藥的致死率高，死亡意愿卻不見得高。

費立鵬告訴記者，中國農村里使用農藥自殺的情況中，大概25%有其他人在場，這代表著中斷和救援的可能性，在這種場景里，自殺者的求死決心或許并不強烈，他們仍給自己留下了一線生的希望。

而且根據費立鵬對自殺未遂者的了解，喝下農藥的人，存在抑郁等精神障礙的比例并不高，他們尋死前并不一定心如死灰，而可能是在家庭沖突后，恰好手頭有農藥，一仰頭就喝了。

一旦喝了，很可能再沒有后悔的機會?！澳承┺r藥的致死率能達到80%?！辟M立鵬說，而根據最近5年的調查，中國農村中農藥自殺的平均致死率為 13%～15%，與喝其他藥或割腕等方式只有不到2%的致死率相比，相當高了。

“在中國，農藥自殺占到60%，但是西方只有1%?！比绱酥嗟淖詺⑷丝谒烙谵r藥，這是發達國家沒想到的，卻是發展中國家的現實。

比照傳統經驗，或許能得到一些新的理解。在發達國家，男性自殺死亡率高，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男性使用的自殺方法致死性更強，女性雖然自殺行為多于男性，但自殺致死率低于男性。

中國女性的自殺率會那么高，更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女性的自殺成功率高。

“我懷疑”

在因果性上，費立鵬的研究具有極強的解釋力，但要走得更深就無法滿足于此。自殺方式變化的背后，城鄉生態、社會文化、人際心理等的變化仍待被揭示。

很多社會觀察家就是從這里切入的。他們發現，在女性自殺潮退去后，將迎來新一波農村老人死亡潮。種種解釋隨之出現，如農村空了，老人權威與價值感低了。

也有學者試圖證明不同農村生態對自殺率的影響，也看到中部原子化地區老年人的自殺率明顯偏高，南方宗族型的村莊中年輕媳婦的自殺率明顯高于其他地區的現象。

記者試圖加入更人類學和社會學的觀察，引入國內某位社會學者的研究結論向費立鵬詢問，他沒有聽完，搖頭打斷?！澳鞘遣聹y，我可以想好多可能的，但是沒有確切依據。和村民去談當然能得出很多解釋的模式，但是對不對，要有細致的、長期追訪的研究?！?/p>

他也提出了對老人自殺的看法，認為缺乏社會保障的患病老人是自殺的高危人群，但只要不是建立在長期扎實的實證基礎上，他就仍然有所保留。

他不信賴質性方法，不允許研究存在“想象”，采訪中，幾乎不會給出全然肯定的回答，總是不忘強調“我懷疑”“我不確定”。

對于來自疾控中心的2013年中國各省份自殺率數據，他也是類似的態度，“對不對還是一個問號”，盡管他已在一席的演講中引用過。

這份數據顯示了中國國內各省市區自殺率的巨大差異，天津、北京、上海的自殺率最低，湖北、云南、安徽最高，在男性自殺率上，最高的湖北是最低的天津的7.8倍，女性是9.4倍。

相差如此之大，他也感到驚訝，但參考其他國家存在的類似現象，他部分地接受。

對于數據所呈現的表面規律—現代化水平高的地方，自殺率低—他的解釋仍是審慎的，“有很多不能確定的因素，部分還可能因為數據本身是錯的，錯報、漏報的比例不一樣會讓結果有出入?！?/p>

他給出的唯一比較明確的解釋仍然是：“可能因為一線城市農村人口比例低，如果比例高，自殺率也許就會高一些?！?h3>一扇窗

費立鵬曾說，自殺是一扇窗，讓他看見中國。這話沒錯，可應該還有后半句，是他努力打開了這扇窗。

在轉到上海精神衛生中心工作以前，曾有幾年時間，他在北京回龍觀醫院工作。在那里，他建設了中國首條免費自殺干預熱線。據說頭7年，就收到了超過50萬次求助。

他不信賴質性方法，不允許研究存在“想象”，采訪中，幾乎不會給出全然肯定的回答，總是不忘強調“我懷疑”“我不確定”。

這條熱線，為中國社會中真實而殘酷的那一面，開了一道能被表達和呈現的縫隙，受傷的人心、激烈的情緒洶涌而來，直抵費立鵬和他的團隊。

一旦將它們數據化，和自殺建立起聯系，費立鵬眼前的中國，便呈現出另一番樣貌。

中國人和西方人對婚姻的不同看法令費立鵬吃驚。結婚的目的與功能本是保護人，離婚帶來傷害和危險，但在中國，事情恰恰相反，離婚承擔起了保護人的作用，結婚卻意味著危險。

那些在農村中的年輕女性，在一個可以自由流動的社會里，不必再束縛于踐踏她的尊嚴、剝奪她的權利的家庭，可以在城市中獲得獨立的經濟收入。擁有了離開的選項，她們的生命空間隨之打開，不必在農村窒息到死。

“當然，這是一個特定時代的問題?！辟M立鵬補充。中國社會在一開始展現的特殊性，也在慢慢減弱，逐漸向西方發達國家接近，現在，離婚的保護因素在下降，危險因素在上升，男女自殺率差距、城市農村自殺率差距都在縮小。

由于某些他從沒明確說過的原因，費立鵬的工作后來轉到上海，但他依然與北京，與那條熱線保持著聯系。最近，新的情況出現了。

他發現，熱線開通伊始的幾年，來電求助者的問題以生活中人際關系遇挫為主，可是最近幾年，來電者提到的問題變了，越來越大的求助比例向經濟困難傾斜。很多人因為借錢難還，公司效益很差而陷入困境，這是一個與過去都不同的新現象。

越來越多的人打來電話，不一定是想自殺，僅僅為尋求幫助。專業的接線員緊缺而迫切，國內大多以志愿者的身份做著這件事。費立鵬不贊同志愿者模式，“這不是每月做一兩次的事情”。

他相信，一個人為什么有自殺的念頭，在承受什么痛苦，要投入時間去了解。偶爾為之很難保持專注，沒有團隊很難保持專業。

“可是，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觀點?！闭f到這里，溫和的費立鵬突然奮力拍桌子：“我現在就要自殺！”

突如其來的爆發瞬時穿過空蕩的大樓，記者內心一驚，表面上仍維持著鎮靜。他看著記者，頓了一會兒，問：“如果來電話的人突然爆發了，這時候你怎么辦？”

接著他自答：“還是得專職人員來做工作，接受專業的心理輔導，保證規范化的服務?！?/p>

在北京回龍觀醫院，接線員要培訓一年才能真正單獨承擔，“那個不是聽兩三天的課就行的，要做工作就應該做好準備”。

重頭來

現實的另一面是，“心理熱線接聽比例只有10%左右”。這也幾乎是中國自殺預防工作的縮影—太多空白了。

“中國的暴力死亡中，87%都是自殺，4倍于他殺。我們為預防他殺投入了那么多社會資源，可是為預防自殺投入了多少？”

世界衛生組織提出了到2030年自殺率再減少三分之一的目標，可費立鵬承認，這個目標實現起來，不會再像前20年那樣容易。

“我們在思路上就錯了?！彼f，“現在的自殺干預模型和防治想法都要改，否則50年以后還是這樣，很難再繼續改善了?！?/p>

“中國69%的自殺者都是50歲以上的人，三分之一的自殺者沒有精神障礙，可是現在90%以上的研究力量放在青少年和抑郁問題上，這部分的自殺比例只占5%?！?blockquote>“自殺干預有很多可以做，在西方，一個人要自殺，沒有任何措施地放他走是違法的，但我們現在，一個人自殺未遂，沒有后續跟進，沒有人和他來談?！?/blockquote>

在一切能公開表達的場合，他反復呼吁，中國的自殺問題，不只是醫學部門的責任，也不單是精神病學能解決的，需要農業部、教育部、媒體乃至全社會的合力，需要各地方的支持。他希望推動建立一個全國預防自殺計劃，為此籌辦會議、擬定草案，不遺余力，但“推了20多年了，沒用”。

在他的理想中，一個適合中國的自殺干預模型靠三根柱子支撐：心理承受力、社會支持網、自殺干預措施。在這三方面下功夫，也許能對問題有所改善。

但每一根柱子，都不是他能憑一己之力支撐起來的。

要加強孩子的心理素質和適應能力，得說服教育部門參與，“可它不覺得自己有責任”，需要學校和家庭共同來做，“可它們不認為那重要”。

在中國這么久，費立鵬太清楚高考之于普通中國家庭意味著什么，在那面前，什么都要讓路，“心理健康課，就算設置了，也讓位給數學考試”。

他覺得中國可以通過改善不公平性來加強社會支持網，經濟高速發展了那么久，積累了物質基礎，醫療服務系統、社會福利都可以來改善，減小社會差距。

記者向他舉西方社會中社團的例子，試圖詢問其借鑒意義。話未講完，他已明白記者的意思，皺了皺眉：“根本不應該再談西方，中國有自己的情況，西方的模式幫不上忙?！?/p>

20世紀70年代初，費立鵬還在加拿大讀醫的時候，曾有一段時間都在做自殺未遂者的陪護工作，與這些人交流，他看到了不同的故事和特殊的人生，這是他對自殺問題萌生興趣的關鍵時刻。

也是那時候，他認識到，對自殺未遂者的后續關注非常重要，他們很可能實施第二次自殺，急需跟進。在《中國自殺率：1995-1999》中，中國自殺死亡危險因素里，有自殺未遂史，排在第二位。

“自殺干預有很多可以做，在西方，一個人要自殺，沒有任何措施地放他走是違法的，但我們現在，一個人自殺未遂，沒有后續跟進，沒有人和他來談?！辟M立鵬很無奈。

“來中國三十多年了，名氣和成績都有了，會比原來容易一點嗎？”記者問他。

整個采訪中唯一一次，費立鵬語塞式地沉默了。

空氣凝固了六七秒后，終于被他的一聲嘆氣打破：“很多人覺得，既然自殺率下降得那么快，干嗎還要重視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