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異株的中日傳統節日
——論日本中元節與盂蘭盆節的分化

楊 瓊

盂蘭盆節由中國傳入日本后，歷經漫長歲月與本土文化結合，最終形成日本第二大傳統節日。中國的盂蘭盆節集佛、道、俗三方特色于一體，是能夠體現中國濃厚的民族文化內涵的傳統節日，卻在近代化的過程中逐漸衰落，日本的盂蘭盆節卻變成一個僅次于春節的盛大節日。耐人尋味的是，源自中國的日本盂蘭盆節卻不似中國將道教中元節和佛教盂蘭盆合為一體，而是將“中元”等同于“送禮”，獨立于盂蘭盆節祭祖節俗之外。本文將梳理、比對、分析中日兩國盂蘭盆節的歷史發展脈絡，從歷史源流中尋找日本中元節分離于盂蘭盆節的原因，以期從另一角度考察中國傳統節日在日本的傳播與變異。

一、中日歷史上的盂蘭盆節

(一)中國的盂蘭盆節

佛教傳入中國后，南北朝時的統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尊佛教為“國教”，使得盂蘭盆會在佛教界大為盛行。同一時期，道教產生了“三元說”，規定一月、七月、十月的望日為天、地、水三官誕辰，七月十五這天本就是中國祭奠先祖亡靈的日子，兩相結合形成了中元祭祖的道教節日。而產自中土的《盂蘭盆經》將佛家結夏安居最后一日的“自恣日”安排在中土道教的七月十五“中元節”，從而使得道教中元節的祭奠先祖亡靈成為佛教與道教共同的信仰。

《荊楚歲時記》有云：“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佛?！盵1]其中，“僧尼”即是佛教出家之人，“道”即是道教出家之人，“俗”即為未出家之人，這里應可以理解為佛、道、俗的信徒之眾。由此可見，此時中國的七月十五盂蘭盆節已經出現了佛道相融的現象。

至唐代，盂蘭盆節隨著佛教的發展，以供佛、供僧為主。公元692～844年，武則天、唐代宗等唐代皇帝對盂蘭盆供極為重視，采用佛教儀軌進行中元祭祖，均耗費巨資設盂蘭盆會以供佛供僧，使得盂蘭盆節大為流行。此時，道教也得到扶持。公元666年，唐高宗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公元742年，唐玄宗尊莊子為南華真人。命人在中元之日與近臣貴戚宣講道經，還規定三元之日不得屠宰，不飲酒，在民間得到具體落實。由此，“盂蘭盆節”一詞開始逐漸被中元節代替。

至宋代，統治階級對佛教并非十分提倡，使得盂蘭盆節由供佛、供僧改為了以盆施鬼，以求祖先亡靈得度。民間常見寺廟僧人募化施主錢米為之誦經，超度先人亡靈的景象。到了明清時期，盂蘭盆節的佛教正統意義進一步淡化，成為超度亡靈的“鬼節”，北方出現了放河燈、做盆會、回鄉祭祖、看演經文、放焰口等節俗；南方則有了祭墓、祭無祀之鬼、放焰口、為先祖燒冥衣等習俗。這些都是祖先亡靈超度的節俗習慣，根源是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靈魂觀，與佛教無絲毫關系。在古代中國，人們相信現世之人可以用功德去轉換天神和地鬼的位置，也就產生在地官赦罪的日子，通過施舍錢米請僧道做法超度祖先亡靈，即通過做功德使祖先得道升天，庇佑后人的節俗習慣。

綜上所述，經由宋至明清，盂蘭盆節逐漸失去了佛教正統敬佛齋僧的精神，順應時代的需求融入了道教元素、民間百姓娛樂集會的過節方式。此時的七月十五更像是將佛教儀式中的盂蘭盆會融入道教的中元節，使其成為中元節祭祖節俗的組成部分。盂蘭盆節已成為道教中元節、佛教盂蘭盆節的混合體。

(二)日本的盂蘭盆節

關于日本盂蘭盆節的起源，學界基本認定是從中國與佛教一起傳到日本的。但是，日本最初接觸到的并非是現代社會以祭祀祖靈為主的盂蘭盆節節俗。

據記載，公元606～733年，盂蘭盆節均在宮中設斎，齊明朝開始在寺院舉行[2]。公元659年，齊明天皇詔群臣于京內諸寺，勸講《盂蘭盆經》，使報七世父母。綜上可知，日本人最初接觸到的盂蘭盆節是以供養自恣僧為主要內容，未見祭祀祖先的痕跡。日本的盂蘭盆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保持相對單純的佛教屬性和佛教節日特征，這與當時中國盂蘭盆節具有僧道相容的特性是有本質區別的。

日本派遣遣唐使終止于公元894年，其后至15世紀中葉的一段歷史時期里，日本的武士階級取代貴族階級成為統治階層。日本進入中世時期——鐮倉、室町時代(1185-1573年)。鐮倉幕府開始，佛教不再被王公貴族把控，而是作為信仰開始向民間滲透。民間武士階層對盂蘭盆節的青睞促使了“家盆”的產生，即在家中供奉祖先靈魂的行事活動。至室町時代，幕府內亂、戰國分裂，寺院進一步衰落，無力舉行盂蘭盆會，民間的盂蘭盆節祭祖習俗逐漸取代了平安時代以前的自恣僧供養，“生盆”開始出現。日本的盂蘭盆節在這一時期除了供養祖靈，還出現了萬燈會、施餓鬼的儀式，這些變化的產生與中日兩國在此期間加強了民間經濟文化交流有關，但也不能忽視當時現實社會的需求和本土宗教信仰的影響。

《中日傳統節俗比較研究》中有柳田國男關于祭祖的說法：“祖先成為神，保佑子孫獲得好收成。人們豐收后把貢品獻給祖靈，與祖靈共享豐收的喜悅，同時祈禱來年再次豐收。這種祈禱豐收的活動自然變成了祭祀祖先的行為?！边@段話解釋了祭祖習俗的產生之由，也為盂蘭盆節的性質改變找到了些許依據[3]。

二、日本中元節與盂蘭盆節分化的精神基礎

在日本，人們相信人死后靈魂會停留在附近的山上或者海上，處于混沌狀態的靈魂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只有經過子孫的祭拜，靈魂才能得到凈化，成為具有神力的神靈，并和之前的祖先神靈化為一體。這樣，通過人們的祭拜使祖輩的祖先的靈魂融合在一起形成氏神。氏神并不像中國的神仙一樣住在另一個世界，而是住在氏族居住地附件的山上或者島上，他們保佑子孫、帶來農業的豐收，因此，祭祖活動是人們得到祖先庇佑的一個條件，祭祀與供養氏族神以及尚未成為氏族神的祖先便是盂蘭盆節最重要的目的，是聯系逝去的祖先和現實中人們的一條紐帶。

日本盂蘭盆節歷經了漫長歲月的變遷，實現了由最初的供養自恣僧到以祭祖為主的質的改變，是現實社會發展的需求，也是對日本祖先信仰訴求的滿足。這與中國的盂蘭盆節中產生祭祖節俗的道教信仰內涵有著本質的區別，是日本盂蘭盆節沒有形成與中元節緊密相連、不可切割的節日的根由，也是日本的中元節能夠分離于盂蘭盆節祭祖節俗之外，形成贈答節俗的根源所在。

三、日本中元贈答禮俗的形成

上文提到，室町時代的盂蘭盆節出現了新的儀式內容——“生盆”，也寫成“生御盆”“生身魂”。此時的盂蘭盆節不僅是供養祖先靈魂的節日，還是為現世的長輩祈禱健康長壽的節日。其產生源頭與日本的祖先信仰有關，人們把對祖先的緬懷之情延伸到在世父母的身上，體現為對現世尊長的祈福之心。關于“生身魂”，撰于1838年的《東都歲事記2·七月篇》解釋為“為健在的父母進行祈禱的禮法”，后來亦指送給父母的節禮[4]。

“生身魂”的風俗從鐮倉時代開始，室町時代在朝廷和武士階層中普及，到了江戶時代，平民百姓也開始加入慶祝行列。為了祈禱父母安康長壽，人們會給父母親送去“盆魚”。這種習慣在《東都歲事記2·七月篇》中也有記載：“中元御祝儀菜荷飯?刺鯖を時食す”[5](中譯：此時能吃到中元贈品蓮葉飯和青花魚干)。從中不難推斷出，青花魚干應是在中元節時贈送父母的?；蛟S可由此推斷，贈送盆禮的節俗和中元節剛好都在七月十五日，二者因此逐漸融合，形成“中元贈答”的習俗。如此，中元贈答就成了“生身魂”的衍生，是其一般化的產物。

中元贈答習俗盛行的歷史也并不久遠。江戶時期，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們漸漸地將“中元節”和“歲暮”當成商業結算的節點，結算時會把毛巾、扇子等物品送給生意上的對手[6]；明治時期，日本開始了早期城市化進程，交通的發達和城市的建設促使人們的交際圈擴大，于是，人們將“生身魂”贈答圈擴展到關照過自己的上司和前輩。加上商人們借助日本人的“世話”心理，并利用該時期才有的“お中元”的叫法，將中元和送禮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形成了現在日本社會與盂蘭盆節祭祖沒有絲毫關系的“お中元”。

四、結語

中日盂蘭盆節雖然都是以祭祖為主的節日，但其產生根源有本質不同。中國盂蘭盆節深受本土道教思想的影響，中元祭祖是佛道二教的共同信仰。傳入日本后的盂蘭盆節在本土化過程中由以供僧供佛演為主變為祭祖為主，究其根本是日本氏神信仰的影響；日本的中元節脫離了盂蘭盆節祭祖體系發展成為送禮節俗，是兩國在信仰上本質區別的外在體現。日本盂蘭盆節的歷史流變可以說是中國傳統節日在異國傳播過程中形成的一個分支。促使中元贈答節俗最終成形并扎根于老百姓生活中的是日本現代化和城市化的需要，是日本現代社會商業化發展的結果。應該說，日本中元節和盂蘭盆節的分化是日本經濟行為和信仰結合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