擬實為體 表意為用
——黨益民《石羊里的西夏》藝術實驗論析

李 險 峰

(渭南師范學院 人文學院，陜西 渭南 714099)

長篇歷史小說《石羊里的西夏》是著名軍旅作家黨益民的代表作之一。2011年，《石羊里的西夏》更名《屠城》，由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再版，發行30萬冊。這部長篇歷史小說問世后，被文壇譽為“再現西夏王朝覆滅的史詩”，著名學者雷達、李建軍、孟繁華、白燁、胡平、賀紹俊等給予了充分肯定和較高評價，榮獲陜西省第二屆柳青文學獎。評論界一般視《喧囂荒塬》為黨益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但就作品所取得的藝術成就而論，以筆者的管見，《石羊里的西夏》無論思想價值還是藝術品位均超越了前者，在黨益民的所有小說文本中更具代表性，也是21世紀長篇歷史小說的一個重要創獲。

從小說發展的歷史來看，“以反映歷史人物和事件為主要內容的歷史小說可以分成三個時期，即傳統歷史小說、現代主義歷史小說和后現代主義歷史小說”[1]。傳統歷史小說的創作主體重客觀，重再現，他們試圖用文學筆法還原具體的歷史場景，喚起群體性的歷史記憶并服務于歷史?，F代主義歷史小說具有“歷史的主觀化”“超越歷史”和“自指性”三個特征，創作主體把對歷史本質的探尋作為探討主題，他們把自己放在與歷史同樣重要的位置，看重個體性歷史經驗的書寫。后現代主義歷史小說重虛構，隨意歪曲歷史，動輒顛覆由來已久的群體性歷史記憶，把歷史置于附庸的地位。從文本的形態來看，《石羊里的西夏》總體上屬于傳統歷史小說。然而，這部歷史小說又分明借鑒了現代主義甚至后現代主義的藝術技巧，用穿越式的情節設計、繁復而清晰的視角轉換、多層次的歷史仿真、虛實相生的魔幻情調使文本煥發出別是一番滋味的藝術張力，彰顯出擬實為體、表意為用的獨特風致。

一、穿越式的情節設計

近年來穿越題材愈來愈受到網絡小說寫手的青睞。盡管穿越小說的內涵尚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但已初步形成了基本的模式：“小說主人公(一般是一位當代青少年)由于某種原因從其原本生活的年代離開，穿越時空，到了另一個時代，在這個時空展開了一系列的活動?！盵2]黨益民既非網絡寫手，也不是刻意追求藝術技巧實驗的先鋒派小說家，而是一位操持傳統文學藝術經驗、深具現實情懷的小說和報告文學作家。但是，作為一位立足武警部隊重要崗位的高級政工干部，雖然他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惜時如金地從事藝術創造，他的文學觀念和審美意識卻并不墨守成規，對于文學藝術的鐘愛使他不僅如饑似渴地汲取經典文學藝術的養料，也對當下的大眾文化給予了較多的關注。經典文學藝術素養跟大眾文化兼容并蓄的審美意識結構從《石羊里的西夏》開頭部分“我”與夏雨富含時尚元素的對話以及《一路格?；ā返任膶W文本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顯現，這樣的秉性和學養使他從日益勃興的網絡文學以及借此改編的影視劇作中得到一定的藝術啟示和借鑒。

如前所述，《石羊里的西夏》的情節主體必然受歷史本事的框束，不能像純粹的穿越小說那樣對客觀的歷史走向無厘頭地臆想和虛構，因為讀者對歷史小說和穿越小說的閱讀期待顯然是不一樣的。但作者在情節設計上借鑒了穿越小說或穿越影視劇的藝術技巧，給小說敘事和文本的接受都產生了積極意義。小說中的“我”本是現實生活中鐘情于曾經輝煌一時而后神秘消亡了的西夏文明的黨項后裔，在元大都遺址公園散步時，偶然從一個參與修筑地鐵十號線的民工那里得到了藏匿著《白高大夏國秘史》的石羊，后來在夏教授家里發生自石羊的一系列神秘奇異之事使“我”在“恍惚中”由當下穿越到八百年前的西夏，而“我”即是西夏最后一個國王李睍(小名尕娃)。于是，“我”成為西夏王朝被蒙古鐵騎屠滅前20余年憂愁風雨的親歷者和見證者，訴說了西夏王朝從純佑到末代皇帝李睍的末世蒼涼?！拔摇睆纳倌甑角嗄暌恢钡皆陲L雨飄搖中當上皇帝以至最終被托雷用彎刀劈死的生命軌跡演繹了西夏王朝的內訌史、衰敗史、滅亡史。而夏教授的女兒夏雨則是阿默爾的孫女阿朵的轉世，阿朵“喜歡光著腳在屋子里跑來跑去”，夏雨也“喜歡光著腳丫在木地板上走來走去”。夏雨脖子上掛著的玉羊竟是阿朵脖子上的玉羊幾經輾轉，被一個考古學家發現后送給夏教授的。這樣，“剩女”夏雨也經歷了一次生命的悲情穿越。因此，“我”跟夏雨兩個當代人通過夢幻般的穿越完成了對西夏王朝末世動蕩的親歷者和見證者的身份建構。

就作者的創作動機而言，穿越式的情節設計至少產生了兩重藝術效果。一方面，《石羊里的西夏》因融入了網絡穿越小說的藝術技巧從而使作品激發了更多青年讀者的接受興趣——“穿越小說的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征，就是它的青春文學的氣質。穿越小說的作者和讀者都是以35 歲以下的青少年群體為主”[2]。在“擁抱數字媒體，放棄閱讀能力”的“后文學時代”[3]，喚醒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輕一代成為傳統歷史文學的接受主體是歷史小說家們不得不承擔的文學使命，不得不深入探討的一個文學話題。讀者意識的缺席向來不過是書齋里的文學自慰。另一方面，穿越式的情節設計也為小說繁復而清晰的視角轉換創造了必要的條件，只有當“我”穿越800余年的歷史時空成為西夏王朝的亡國幼主，才能以第一人稱的口吻講述西夏王朝衰亡的歷史故事。

二、繁復而清晰的視角轉換

徐岱在其《小說敘事學》中對小說的“敘事的人稱機制”進行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人稱意識”的產生是現代小說迥異于古代傳統的一個重要標志，人稱選擇的背后存在著敘事主體對敘事文本的總體效果和全盤結構的考慮，敘述的人稱意味著一種敘事格局的確立，這種格局關系到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方式。[4]304-305對長篇歷史小說有著豐富閱讀經驗的讀者都明白這樣的事實，由于時間跨度的深長、歷史場景的寬廣、人物數量的眾多、故事情節的豐富等諸多因素，長篇歷史小說作家很少選擇把第一人稱作為敘事視角，這是由第一人稱固有的局限性所決定的。但黨益民在《石羊里的西夏》中卻主要采用“我”(即“尕娃”李睍)的視角敘述二十余年西夏王朝的內憂外患，而且，在藝術構思上更為大膽的是，作品中還有另外一個現實生活中的“我”，即購買石羊、與夏教授一起破解石羊里所隱藏的秘密的“我”，這個“我”實際上是作家——敘事主體的視角。這兩個“我”時分時合，亦幻亦真，使故事穿梭于“真實我”與“假想我”，“古代我”與“現今我”的兩重境界之中，從而強化了表意的真實感和親切感。

評論家李魯平對《石羊里的西夏》中兩個“我”的雙重視角作了精當的解讀：

小說把“我”與夏教授對石羊的不斷解密穿插在“尕娃”對西夏王朝的歷史敘述中。在“尕娃”的敘述中，尕娃既是西夏王朝最后一段時光的見證人，也是西夏歷史的追尋人，因為尕娃自身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通過咨詢本民族的歷史記錄人阿默爾了解西夏的歷史。作家與作品中的“我”則是通過弄清石羊的秘密來探尋西夏的歷史。作品中這兩個敘述層面上的“我”具有某種同一性。作家“我”有時事實上把自己幻化成了歷史中的“我”(尕娃)，比如作家“我”想象“我”與教授的單身女兒的愛情，就是“尕娃”與“阿朵”的愛情。[5]

但是，第一人稱視角有其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它難以展現悠長廣闊的歷史時空，無法敘述“我”作為歷史在場者視角之外的生活場景，無法以“我”的口吻描摹他人的心理活動。為了彌補第一人稱的局限，作者采取了轉換視角的策略，小說常常通過敘述“尕娃”的夢境或者直接將敘述視角由第一人稱轉換為第三人稱來補充敘述“我(尕娃)”個人經驗以外的西夏往事和歷史細節。比如在追敘黨項先祖自隋末唐初以來歷經拓跋赤辭因戰敗被迫歸附唐朝受唐朝賜李姓、兩次內遷、拓跋思恭因鎮壓黃巢起義有功被封“夏國公”、李繼遷中吐蕃人毒箭身亡、李德明施行“東和西戰”戰略、元昊登基這一系列歷史進程時，小說采用的便是全知全能式的第三人稱視角。又如在敘述德仁向安全提出關于修改《貞觀玉鏡統》的二十三條意見那個場景時，一者“尕娃”當時不在場，再者以“我”的口吻不宜刻畫有些大臣特別是遵頊的內心活動，于是采用了第三人稱視角?，F實生活中的“我”對當下生活圖景和“尕娃”在場的歷史場景的第一人稱敘事與“尕娃”不在場的第三人稱敘事迭次登場，構成了小說繁復而清晰的敘述脈絡和獨特結構。

《石羊里的西夏》這種獨特的敘事格局仿佛幽靈敘事，歷史中的“我”早在八百年前就被托雷砍掉了腦殼，但他的魂魄卻附在了現實中的“我”身上，兩個“我”合而為一，向讀者講述西夏王朝最后二十年的悲涼故事。同時，又通過尕娃的夢境讓那些尕娃未曾經歷的歷史場景一次次“閃回”，讓尕娃的列祖列宗一個個顯靈，從而建構了相對比較完整的黨項民族秘史和西夏王朝全貌?？梢?，黨益民是一位有著強烈的“人稱意識”的小說家，他非常重視自己與讀者之間的對話方式，為了使對話方式達到最佳狀態，他不斷地轉換敘述視角，拉近了與讀者之間心理距離，為讀者呈示了清晰而又多樣化的歷史景觀。

三、多層次的歷史仿真

時至今日，人們愈來愈清醒地意識到，由于“寫史出于政治和道德的目的或迫于政治和道德的壓力，不從實而書或不敢從實而書；史家的歷史觀；語言固有的修飾性”[6]331-334等諸多主客觀原因，歷史書寫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虛構”現象。從哲學上講，一切存在一旦逝去，就不可能有“克隆”的可能，正如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句婦孺皆知的論斷，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因此，從接受的角度而言，對歷史文本毫不懷疑照單全收的態度顯然是幼稚可笑的。歷史書寫尚且存在“虛構”，那么，作為文學藝術的歷史小說更不可能還原歷史本真，歷史小說家既沒有復現歷史事像的可能，也不必持有再現歷史原貌的創作訴求，他至多只能將史有所載的歷史人事作為骨干題材并附之以虛構和想象來造成歷史感。曹文軒站在哲學的高度深刻指出，“世界上沒有再現的藝術，只有表現的藝術?！盵7]81這個觀點雖然在藝術創作的實踐層面上使之絕對化，但對于試圖“克隆”歷史真相的小說家來說具有警策的意義。然而，即便從藝術的角度考慮，歷史小說家如果無視一切歷史文本，肆意解構基本歷史框架，不顧常識地進行自我臆想中的歷史敘事，這樣的產品就不能貼上歷史小說的標簽。另一方面，讀者面對歷史小說時一般會產生獲得一定歷史知識、走進歷史情境的閱讀期待，因此，一切歷史小說家首先應該使自己成為所書寫的那段歷史的專家，必須在尊重歷史總體面貌的前提下，充分發揮其藝術想象力，描繪歷史的仿真世界，為讀者營構“歷史的”氛圍，從而使人物鮮活起來，場景“逼真”起來，細節生動起來。

由于歷史資源的豐厚、歷史本身所散發的故事性以及“借古喻今”這一表達技巧的相對安全，書寫歷史向來是中國藝術的一個敘事傳統，歷史小說、歷史劇、歷史影視作品等一直是中國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題材類型。進入21世紀，人們講述歷史的熱情不僅沒有降溫，而且呈現著持續升溫的態勢。但是，不同朝代的歷史被講述的程度表現出明顯的不平衡，相對而言，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被關注得最多，其次為秦、漢、唐、宋、明，再次為先秦、魏晉南北朝、元等，像西夏這樣以邊地和少數民族歷史為題材并且產生了較大影響的文藝作品幾乎缺席。西夏的歷史景觀既然在大多數讀者的史實結構中比較模糊，那么描述西夏歷史的小說更應在歷史情境的營造上作出更多的努力，由此而來的陌生化效應方能激發讀者的接受興趣。在研讀西夏歷史的過程中，黨益民對自己身為黨項后裔的民族身份有一定的認同，他是一個自覺的本民族歷史文化的追尋者、敘述者。為了把《石羊里的西夏》打造成精品歷史小說，他收集研讀了大量的有關西夏和黨項人的歷史文獻資料，向有關專家學者虛心請教，深入到四川汶川、茂縣、北川一帶的羌族地區走訪調查，“那里美麗的風光、古樸的民風、神奇的羌寨和古碉樓，還有神秘的‘釋比’老人深深地吸引了我”[8]136。通過艱辛的文獻研讀、多方請教和田野調查，黨益民無疑已成為西夏和黨項歷史文化方面的專家，這一方面為小說搭建了牢固的藝術框架，另一方面也為他的再造想象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資源。

在《石羊里的西夏》中，黨益民借阿默爾之口表達了他的歷史敘事觀：“正史里粉飾過的內容太多，不可信；《秘札》里的內容又很瑣碎，太啰唆。所以我要寫一部有血有肉的秘史，要給后人留下一部真實的白高大夏國的歷史?！盵9]65正是基于這樣的識見，他在《石羊里的西夏》中多層次地進行歷史的仿真，建構了一部“有血有肉”的西夏秘史，讓我們仿佛進入了八百年前的西夏生活場景。這里有對西夏草原風光的描摹。比如雨后的西夏美麗而誘人，“雨終于停了。早晨的空氣很好，天空晴朗。站在山坡上，能清晰地看見遠方低矮起伏的沙丘，像一個豐滿的女人躺在那里曬著陽光。沙丘后面是敵人密密麻麻的營帳，隱約可見的炊煙，如同女人呼出的氣息”。有對西夏風俗的展示，比如黨項人的占卜風俗“炙勃焦”“聽弓”“咒羊”，祭神儀式，不食馬肉的民族禁忌，復仇風俗，婚俗等等。有對西夏飲食的、服飾的、建筑的等物質文化的描述，比如“尕娃”家(國相府)早餐吃的是奶茶、粟米羹、蕎麥餅、奶酪、腌制的沙蔥、野韭菜，盛食物的盤子有菊花盤、牡丹盤、銀蓮花托盤；黨項人的穿著、飾品、發型也跟漢人不同，男人要把頭頂的頭發剃光；他們冬天為了取暖燒“地龍”，行軍打仗住的是氈房，貴族家里鋪有灘羊皮墊子、氈毯。有黨項人的方言土語和他們的草原牧歌，最典型的是他們把“什么”說成“甚”，黨項人管皇帝身邊的巫師叫“廝亂”，負責傳遞情報的士兵叫“急腳子”，步兵叫“步跋子”……這些“都流淌著西夏文化特有的地域色彩和異域風情，這既使作品平添了一重歷史的真實，又使作品增強了文化的底蘊”[10]。相較于那些文明延續至今、擁有較多民族文化視像和遺存的邊地和少數民族比如苗族、藏族、回族、蒙古族、維吾爾族等，關于黨項這一神秘消失了的民族的歷史想象更其艱難。因此，《石羊里的西夏》顯示了黨益民搜集素材的極大付出精神和非凡的藝術想象能力。

從題材上來看，黨益民的《一路格?；ā贰陡赣H的雪山母親的河》《雪祭》是典型的藏地書寫，《喧囂荒塬》《阿宮》是純粹的渭北敘事，《根據地》呈現的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陜甘邊歷史文化風貌，跟前述作品相比，作者在《石羊里的西夏》的創作中表現出了竭力去西藏化和渭北化的自覺，我們既看不到以“格?；ā睘榈貥朔柕难┯蝻L情，也看不到氤氳著厚重農耕文明的關中格調，更看不到照金、南梁的梢林和臺塬，眼前涌動著的是八百多年前黨項人的氈房和蒙古王子托雷的彎刀。

四、虛實相生的魔幻情調

新時期以來，隨著改革開放這一時代大潮的沖擊與裹挾，中國文學自覺不自覺地向世界文學敞開了門戶，各種西方文學思潮紛紛進入中國文學的視域，其中影響最大以至融入不少作家自主的文學觀念的首推以加西亞·馬爾克斯為代表的拉丁美洲的魔幻現實主義，正如新時期文學的親歷者、見證者、著名作家王蒙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一些作家對馬爾克斯極佩服。當然在寫到心理變態時又受卡夫卡的影響，在寫到人道主義情感時，又受到艾特瑪托夫的影響等等。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影響最大，許多作家的作品中都能看到受馬爾克斯影響的痕跡……”[11]386-387黨益民也深受其影響，他曾告訴筆者，他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至少看了五遍，他的成名作《喧囂荒塬》里九十多歲長出滿口新牙每天夜里咬碎核桃活了一百三十余歲的太婆顯然就是中國版的烏爾蘇拉——《百年孤獨》中活了近一百二十歲的馬孔多的開拓者和奧雷里亞諾家族的經營者。對魔幻現實主義的鐘愛和熟稔為他在梳理和構建黨項民族的秘史時提供了可資借鑒的藝術資源。

黨項是西夏王朝的主體民族，隨著西夏王朝的覆亡，黨項民族也從人間“蒸發”了，這一事像本身就帶有較強的神秘色彩，因而，使《石羊里的西夏》這部具有現實情懷的歷史小說蒙上一層神秘色彩和魔幻氛圍就成為文本審美情調合目的的必然選擇?！澳Щ矛F實主義文學的魔幻敘事方式與技巧有多種，對新時期中國小說產生明顯影響的主要有神話敘事、冷靜敘事等?！盵12]151走進《石羊里的西夏》，我們會很容易地發現，作者顯然借鑒了魔幻敘事中神話敘事的藝術技巧——受職業及身份(現役武警高級政工干部)影響和約束在文學創作中親近主旋律并且對黨項民族懷有深切認同情感的黨益民當然不便也不愿操持余華式的零度敘事。

小說的總體結構框架就是敘述了尕娃的一場夢，在歷史“本事”展開之前的第一部分“地鐵里的石羊”(相當于元雜劇里的“楔子”)的最后一段，作者這樣寫道：“恍惚中，我仿佛看見了八百年前的自己，那個叫尕娃的男孩。我也看見了夏雨，那時她不叫夏雨，叫阿朵?！痹跉v史“本事”結束后的最后一部分“遠去的黨項羌人”的末尾，作者這樣寫道：“我驚呆了，腦袋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真的擁有過一部西夏秘史，還是僅僅只是剛才的一個夢……”小說以夢始，又以夢終，從而使西夏歷史的演繹披上了一襲夢幻的外衣。不僅如此，對小說里的若干人物，作者也做了神話式的處理。主人公尕娃就帶有超人式的魔力，每當蒙古人興師而來邊關告急時，他能聽見羊胛骨發出的奇異叫聲，他的夢里常常出現列祖列宗的鬼魂顯靈，從而渲染了小說的神秘氛圍。廝亂阿默爾是小說中另一個具有神話色彩的人物，巫師的身份本身就給人以神秘感，他能預測吉兇，他是黨項人的先知，西夏王朝的興衰、黨項人的存在與消亡他都了然于心，但是他改變不了“天意”，只能默默地撰寫神秘的《白高大夏國秘史》，然后將它悄悄地藏在石羊里等待八百年后的“我”來發現和揭示。從阿默爾的身上似乎能看到《百年孤獨》里的烏爾蘇拉、《白鹿原》里的朱先生和《喧囂荒塬》中太婆這些帶有神異色彩的人物的影子。

如果說尕娃和阿默爾扮演的既是歷史又帶有神話色彩的角色從而使小說顯示出對現實的幻化，那么，那些離奇怪誕的事像則是幻化的現實。比如，“汶川那邊的羌族聚居地一地震，北京這邊的元大都遺址下面就發現了可能跟黨項羌人有關的石羊，難道真有這么離奇的事情？”又如，“我疑疑惑惑地回到家，迫不及待地把石羊仔細刷洗干凈。我嗅到了一股腐朽的羊血的味道，驚奇地發現石羊的肚皮下面有一行字，竟然是西夏文。我的心一陣狂跳?！痹偃?，“我和教授準備將《白高大夏國秘史》送到北京文物局去，可是這時我們驚訝地發現，它們不知什么時候已經變成了一堆粉末?！笔蚣捌渌l的腐朽的羊血味，石羊肚臍下面的西夏文及文字所記載的《白高大夏國秘史》這些事純屬子虛烏有，純然是歷史講述者幻化的現實，但將其置于汶川大地震的現實語境中，竟給經歷了那場巨大自然災害的讀者信以為真的錯覺。虛中有實，實中有虛，虛實相生，使小說的歷史敘事氤氳著神秘而略帶恐怖的魔幻情調，從而書寫了一部有血有肉的西夏秘史。

20世紀末以來，跟非歷史小說現代后現代思潮迭起的空前盛況相比，歷史小說顯得頗有些老態龍鐘，不茍言笑，在諸多文學大獎評審中難入專家們的法眼，這種文學現象的產生固然與受歷史“本事”的束縛不便施展拳腳有關，另一方面也受歷史小說家創作觀念滯后的掣肘。從歷史小說的創作實踐來看，“西方現代派除去意識流、新感覺派和結構現實主義曾用于擬實，其余如表現主義、超現實主義、象征主義、荒誕派、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等等均屬表意藝術范疇?；谜Q、象征與黑色幽默在擬實小說中或偶爾一用，但只能作為個別手法，不能成為全局性的藝術方法，否則就走向奇幻表意”[13]。無論“穿越”還是魔幻，在《石羊里的西夏》中都只是作為個別手法、而沒有成為全局性的藝術方法，沒有因為借鑒了這些方法而改變文本“現實性擬實類”的基本色調，“尕娃”所經歷的那段西夏內訌史衰亡史得到了全景式的建構。歷史本身有其存在的樣態，這是一切歷史講述者都不能違背的，但怎樣講述則可以有各自的選擇。從這層意義上來看，《石羊里的西夏》對當下歷史小說的創作具有一定的啟發。

有論者指出，“黨益民除了軍旅作家典型身份表征之外，還有他無法‘割舍’的‘秦之子’地域文化的身份認同……”[14]。其實，論及黨益民作為頗具實力的“業余”作家的身份表征，集中筆墨雕塑西藏高原軍魂理所當然是典型的存在，但在這一典型身份表征之外，除了“秦之子”即陜西地域文化身份，還有作為西夏黨項后裔的族裔身份，這也是黨益民把自己書房命名為“三西堂”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黨益民是擁有西藏、陜西、西夏三套筆墨的知名作家，而長篇歷史小說《石羊里的西夏》則是他西夏族裔身份唯一的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