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徽商經營管理中的非正式制度比較

林柏 李鈺玨 成艷平

〔摘要〕 晉徽商作為明清時期最具影響力和特色的兩大商幫，在非正式制度的運用上都取得了成功。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理論、企業管理理論，對明清時期晉商與徽商經營管理中的非正式制度進行比較分析，得出以下結論：在企業內部治理方面，晉商與徽商在發展興盛期均實現了兩權分離，但晉商在人事安排上具有開放性，而徽商具有內斂性;在營銷管理方面，晉徽商的營銷理念與策略基本類似，都重誠信講義利，但晉商的商人特質更深，徽商的文儒之氣更重;在財務管理方面，晉商的龍門復式記賬法比徽商的單式記賬法更先進;在與外部關系方面，晉徽商都形成了官商結合的一體化關系，但在與官僚結合的手段及觀念上存在差異。

〔關鍵詞〕 晉徽商;經營管理;非正式制度;比較

〔中圖分類號〕F729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1203（2019）06-0069-03

非正式制度，又稱非正式約束、非正式規則，是指人們在長期社會交往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會認可的約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為準則，包括價值信念、風俗習慣、文化傳統、道德倫理、意識形態等。在企業經營管理中，非正式制度雖然不像正式制度那樣具有強制約束性，但卻以一種無形而有力的方式客觀存在著，并通過內化企業成員的思想言行，對企業的經營模式、風格與效益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非正式制度在明清時期，晉商和徽商經營管理中的作用尤為顯著，兩大商幫在非正式制度作用下，形成了各具特點的內部治理、營銷管理、財務管理和外部關系。對晉徽商經營管理中的非正式制度進行比較，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認識兩大商幫獨特的經營之道，并為如何利用非正式制度推進現代企業管理提供一些啟示。

一、兩權分離下各具特色的企業內部治理結構

嚴格地講，在晉徽商所處的明清時期還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但考慮到晉徽商是以某種組織的形式實行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獨立核算、謀求利潤，已基本具備了企業的基本特征，因此本文把晉徽商的經營管理以及相關的非正式制度放在現代企業的理論框架中進行分析和比較，以期呈現兩大商幫的經營特質。企業內部治理是一套對企業進行管理和控制的制度安排，主要是對投資者、經理人和職工的權責關系進行協調和配置，包括如何配置和行使企業的所有權、經營權、監督控制權，如何設置和實施激勵機制等，目的在于提高企業的運營效率和利潤，并有效維護投資者的權益。

晉徽商的“企業”基本都屬于古典家族式經營，在發展的興盛期都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具體而言，就是財東作為出資者只掌握“企業”的監督權和個別重大事項的決策權，日常經營管理權都交由經理人掌管，這是他們超越當時其他商人家族“企業”之處。但晉徽商受到各自非正式制度的影響，其經理人和員工在來源上或選拔方式上有所不同。晉商深受傳統文化的影響，十分推崇儒家思想中“家”及“鄉土”的觀念，他們認為家庭至上，個人利益要無條件服從家庭群體利益。在這種“家文化”的影響下，晉商就形成了以父權制為基礎的家族式治理模式，在經營形式上采用獨資經營。他們注重血親關系與倫理在企業中的作用，將家族成員之間的忠誠信任作為一種資源，節約了企業管理成本，并有效制約和協調著內部各方之間的關系。但是，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以及“崇商重利”經商觀念的形成，晉商逐漸摒棄了任人唯親的家族式治理結構，開始選用非本族的職業經理人（即掌柜）對其商、票號進行管理。由此，晉商由家族式治理結構轉變為一種新的企業內部治理，即財東相當于現代企業中的股東，行使作為股東的監事職責，掌柜則相當于現代企業董事會和經理層，行使企業的決策職能和經營管理職能。

徽州地區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極少受到戰亂的影響，社會相對平穩。在此背景下發展起來的徽商更重視氏族?；丈淌献逡造籼脼橄笳?，構成了金字塔形結構的氏族治理模式，“企業”管理也呈現明顯的金字塔結構，即商人、代理人、副手、伙計與雇工五個層次?；丈踢x人，以“德、才”為本，但對“仁德”更加看重，同時血緣關系與宗親也是其選拔人員的重要指標。但是，一旦選定了員工，便“推心置腹、寬厚體恤”，即使員工偶有蝕本，也往往不予責罰，如若經營獲利，則分其豐厚的紅利，鼓勵了員工經營的積極性。所以，徽商企業比晉商企業更富有脈脈溫情和嚴苛禮儀規制的家族企業特征，這些特征有利于在其商業組織內部形成一種合力，但其封閉的宗族性特征也妨礙了更多外族優秀人員的進入。

二、求真共贏下各具風格的營銷管理

營銷管理是指企業為滿足市場需求，以獲得利潤為目標而在產品或服務銷售環節上的經營管理活動。晉商和徽商都秉持“誠信”“團結合作”的營銷理念，但在營銷策略和相關活動上顯示出各自不同的風格。

在誠信營銷方面，素有“儒商”美稱的徽商，擅以文儒之人特有的營銷策略向顧客表明自己產品的貨真價實，并處處顯示出其好儒的文化修養。如他們在賣藥的店堂，掛上梅花鹿含靈芝的圖畫，并配以“九曬九蒸，秉良心，曬蒸九次;成丹成散，遵古法，丹散成功”等對聯。而被譽為“東方猶太人”之稱的晉商則從追求長遠利益出發，把誠信作為其經商成功的重要基石，因此其誠信行為更多是來自精明商人的洞見。他們最常運用的營銷策略就是在日常生意中的每個環節都堅守誠信原則，讓顧客在長久的觀察和體驗中對其商品欣然接納和肯定。

在合作經營方面，晉商和徽商也是同中有異。晉商在全國乃至海外與各方人士進行大范圍、大規模的交易中，對本商幫群體的依靠度和歸屬感更為強烈，因此晉商將商埠中的同鄉人聯合起來，成立行會組織，建立會館，并以會館牽頭處理商業糾紛，保障商業交易的順利進行;而徽商在外經商期間，也建立了以血親、同鄉為主要成員的會館，來鞏固其商業陣地，保障成員得到本商幫的保護和規制，但其合作的紐帶不僅是血緣、地緣關系，更是徽商之間共同的思想理念，尤其是程朱理學中“重義理、倡讀書”的職業道德觀和價值取向，因此徽商的相互合作與幫扶之念更發乎本心，甚至不計利益得失。

三、誠實操守下不同的財務管理制度

財務管理是指組織企業財務活動、處理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企業經濟管理工作。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所有財務人員都要遵循“誠實為本、操守為重”的準則，保證記賬信息的真實可靠。中國傳統社會“誠實”“正義”的道德規范，在晉徽商的財務管理方面發揮著行為規范和道德評價的雙重作用。

晉商為保證各類商業和金融信貸機構的資本高效有序運作，實施了一套較為健全的財務管理制度，這其中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容忽視。如晉商對賬房先生、幫賬人員的選拔極其嚴苛，不僅要腦筋靈活、寫字工整俊秀、出手飛快，更要人品好。而且只有那些能夠通過“誠實”“正義”等道德修養考核的人，才能被派往各票號任事。而以血緣關系為核心紐帶的徽商，在財務管理上則傾向于任人唯親的用人機制，而且也沒有建立嚴苛系統的財務管理體系。所以晉商與徽商雖然都采用會計賬簿制度，但前者的賬簿種類多、分工細，設置科學，并采用了龍門復式記賬法。而徽商賬簿種類較為單一，并停留在單式記賬法上。因此，晉商的財務管理制度比徽商的財務管理制度更先進，更有利于企業資金的管理，而以誠實為本的道德規范則是晉商與徽商保障賬簿真實性的共同基礎。

四、與外部和諧共處下不同的官商結合理念與模式

中國古代，處于士農工商等級排序中末位的商人，為了獲得利潤和保障自身的經營安全，歷來積極尋求與官府的合作。而官府為了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也并不排斥商人的趨近。于是，官府與商人之間相互滲透、密切結合，形成了一種官商依附、合作獲利的政商關系。晉商與徽商在尋求與官府結合的過程中，由于兩者在傳統價值觀和行業結構上的不同，其結合方式與緊密度也存在一些差異。一方面，在價值觀上，受儒家文化“學而優則仕”的深度影響，不少徽州商人心中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求仕觀念，經商只是其追逐財富的一種手段，其最終目的還是求功名做大官。賈而好儒、賈儒結合的文化共通性，使其與官僚仕宦之間更有共同語言。而悠久的經商歷史，使山西商人形成了獨特的“重商輕儒”“學而優則商”的民間商業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傳統的“讀書為做官”的觀念，其與官府合作的動機更多是來自對商業利益的追求。因此，明清時期的晉商與徽商雖然經濟實力都很雄厚，但是徽商子弟中考中進士走上仕途的人數明顯多于晉商子弟。另一方面，晉商與徽商有著不同的榜樣與信仰，徽商設在全國各地的會館和公所都只祭祀一個人，即朱熹。朱熹出自徽州宗族，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深入徽州商人內心，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被徽州宗族奉為神圣教義，這也是徽商“左儒右賈”的根源所在。而全國各地的晉商會館供奉的是關公，晉商對于這位家鄉的先祖關公推崇備至，關公的忠孝節義、智信仁勇等品德是晉商經商的精神支柱和倫理取向。綜上可見，不同的傳統與價值觀深深地影響著晉徽商，造成了兩者與外部交往理念和模式上的差異：晉商以利為目標，更偏重于通過各種渠道，如捐輸等方式獲取官銜，或者直接與官僚階級結合，而甚少通過自身讀書入仕;而徽商秉持儒家以士為上的觀念，將入仕為官看作其終極奮斗目標，有的甚至以棄商入仕的方式實現官商結合，因而其與官府的結合更具持久性和不可分割性。

五、結語

從以上分析對比中可以看出，晉商與徽商雖同為明清時期頗具影響力的商幫，但因非正式制度的不同，他們在經營管理方面各具特點。首先，宗族觀念的不同導致晉徽商在商業管理機制上的不同?；丈屉m重盈利，但更重視宗祠建設，在經商各地廣建宗祠會館，徽商的管理機制基本上是把其宗法制度直接移入了商業領域，因此徽商更多的是依靠家族網絡中的血緣關系進行運作。而晉商的宗族觀念就相對淡薄，他們認為“同事貴同鄉，同鄉貴同心，茍同心，乃能成事”，因此其商業發展管理更多的是依靠同鄉，是通過建立一系列規章制度（如頂身股制、號規、會館制度等）來進行商業運作的。其次，地域文化與經營理念的不同導致晉徽商各自的治理模式不同。對于徽商而言，修繕宗祠，宣揚宗族精神，直接將宗族型管理模式移入商業領域，不僅更為便捷和行之有效，而且也符合徽州社會的風俗、習慣與價值觀念，既有助于增強商號內部的凝聚力，也增加了徽商宗族群體的認同感。晉商的治理模式符合其地域文化傳統與價值觀念，其以鄉土關系為基礎，并輔以嚴格的號規，在治理制度上不斷創新。最后，區域文化與經商理念的不同造成徽商重約束、晉商重激勵的機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以家族為中心的權力在許多方面往往都要比村莊的權威更為重要和有效。而徽商的宗族關系在凝聚力與緊密度上更是勝過鄉土關系，宗族關系中徽商家族擁有共有產權，導致其成員之間彼此的財產權很難清楚地界定，從而使徽商內部的激勵機制受到了限制。因此徽商主要依靠儒家思想中的“忠誠”和家族整體的榮辱等觀念對員工進行約束。而晉商以鄉土關系建立起來的企業組織雖然非常注重規章制度的建設，但更注重以“頂身股”為特征而建立起的激勵機制。該激勵機制通過“身股”與“銀股”的結合實現了財東、掌柜、伙計的完美結合，將員工的個人利益與財東利益、商號利益緊密聯系在一起，極大增強了晉商內部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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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徐 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