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寶西坡墓地再分析

馬蕭林

（河南博物院）

靈寶西坡墓地是2004年對遺址開展全面考古勘探中發現的，2005年和2006年對墓地進行了兩次大面積發掘，揭露了34座仰韶文化中期或廟底溝期最晚階段的墓葬。兩次考古發掘的簡報及時予以刊布[1]，《靈寶西坡墓地》考古報告也于2010年出版[2]。報告全面系統詳盡地公布了墓葬發掘資料，為深入研究這批墓葬提供了重要信息。近年來考古同仁圍繞西坡墓地的性質、年代、分區、墓葬等級、墓地復原等問題相繼發表了學術見解。最近筆者在研讀考古報告及研究文章的過程中又有新的啟發，對西坡墓地能否開展分區研究產生疑問？墓地的形成是否遵循大致的埋葬順序？大口缸和玉鉞等特殊隨葬品透露怎樣的考古信息？本文擬就西坡墓地的這些問題從不同視角進行討論，希望有助于推進仰韶文化研究。

一、關于墓地分區

墓地分區研究是墓葬研究的重要內容，也是探討古代社會關系的有效方法。西坡墓地考古報告出版后，研究者根據墓葬平面分布圖對西坡墓地揭露的34座墓葬進行了分區研究，有的把墓地劃分為北群、西群和南群[3]；有的把墓地劃分為西區、東區和東南區，并在分區的基礎上對墓葬及出土器物作了詳細分析，甚至把不同區域的墓葬作為不同的家族成員進行討論[4]。從分區或分群的結果可以看出，研究者是基于現有發掘墓葬的空間分布或墓葬聚攏情況劃分的。然而，由于墓地遭到后期自然和人為等因素的嚴重破壞，我們所揭露的墓葬深度和墓葬排列密度，與當時埋葬的實際狀況發生了顯著變化，不少墓葬僅剩下很淺的墓室部分，大多墓葬被破壞得無影無蹤。因此，根據現有發掘墓葬所開展的分區或分群研究就缺乏必要的基礎條件。

首先，西坡墓地被近代墓地擾亂，有些墓葬被近代墳墓嚴重破壞。從西坡墓葬分布圖上可以看出（圖一），墓地中間有一大片空地未予連續布方發掘，M8以西及其北側、南側也未布方發掘，這些地塊均為近代墳墓，無法開展發掘工作。即使在近代墓鄰近的地方進行發掘，墓葬也往往被埋藏較深的近代洞穴墓打破，如M17就被三座近代墓嚴重破壞。此外，墓地所在區域多為長勢良好的蘋果樹，當地農民不愿意砍掉這些果樹，為此在對西坡墓地發掘過程中，我們采用鉆探方式對發掘區的周邊進行了比較密集的鉆探。鉆探結果顯示，發掘區東部接近臺地斷崖，沒有發現墓葬，也不會再有新的發現；發掘區以北還有墓葬，但由于這里地勢較低，墓葬保存得很淺，僅靠鉆探來發現墓葬的難度較大；發掘區以西及西南地塊還探明有墓葬。因此，西坡墓地發掘的這34座墓葬，只是根據墓地現存條件揭露出來的部分墓葬。

圖一 西坡墓葬平面分布圖

其次，西坡墓地的大部分墓葬很可能被后期的自然水土流失和人為平整土地破壞殆盡。一是當地農民修整梯田對墓葬的原始深度造成嚴重破壞，致使部分墓葬的二層臺被完全毀掉，有些墓葬的保存深度不足30厘米，那些埋葬較淺的墓葬很可能早就了無蹤影；二是這里地勢西南高東北低，黃土層長年累月受水土流失的自然作用，也對墓地保存造成很大影響。筆者曾根據墓葬填土中的棕紅土和墓地以南自然堆積中的棕紅古土壤的比較分析，從新的角度嘗試對西坡的墓葬深度和密度進行了復原研究[5]。分析結果顯示，現在揭露的墓葬深度和墓葬密度與墓葬原始深度和密度存在巨大差異，大部分埋藏較淺的墓葬很可能被完全破壞，目前看到的僅僅是保存下來的很少一部分墓葬（圖二）。這種情形也見于陜西華縣泉護村遺址，例如在該遺址南部發現的M701，僅保留了狹長的墓室及墓主腳部一端用來隨葬器物的腳坑，墓葬二層臺以上部分全部被破壞，該墓周圍十多平方米范圍內沒有發現其他墓葬[6]。我們曾經推測，泉護村遺址的地形地貌與西坡遺址相似，其墓地應當就在遺址南部地勢較高的M701附近，但大部分埋藏較淺的墓葬或許不復存在[7]。

第三，西坡墓地遵循著比較規范的喪葬習俗，墓葬密度理應布局得當。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絕大多數有生土二層臺；隨葬品有相對固定的組合，且多放置在腳坑內，墓室用青灰色草拌泥封蓋；除極個別外，墓主頭向基本為西向或西偏北方向[8]。然而，就墓葬排列的疏密度來說，除了少數墓葬排列緊密外，整個墓地空間布局顯得疏密不均，與墓地比較講究的埋葬方式很不相稱，也與中原地區仰韶早期墓地（如臨潼姜寨[9]）、中期墓地（如高陵楊官寨[10]）和晚期墓地（如鄭州大河村[11]、孟津妯娌[12]）排列有序、疏密有度的狀況形成明顯反差。在西坡墓地發掘的近3000平方米的范圍內，僅發現了34座墓葬，而最近發掘的楊官寨遺址，在3800平方米的范圍內揭露了343座墓葬，兩者的墓葬密度差異顯而易見[13]。這種差別不是當時的埋葬習俗所致，而應是后期自然和人為因素破壞的結果。此外，碳十四測年顯示，西坡這批墓葬的年代跨度約300年，顯然目前所見的墓葬數量和密度不足以支撐起這300年的時間段，發掘出土的墓葬要比實際的墓葬數量少很多。

綜上分析，西坡墓地34座墓葬只是這片發掘區中保存下來的很少一部分，墓葬間的大片空白區域很可能不是墓地的原始狀況。因此，根據現有墓葬密度和墓葬聚攏情況所作的分區研究，無疑忽視了目前揭露的墓地與數千年前的原始墓地之間的差別，進而基于墓地分區而開展的相關研究結果也很難反映墓葬之間的實際情況以及墓主之間的社會關系。

二、關于墓地形成

在新石器時代，中原地區從裴李崗文化時期開始，人們就把逝去的族人按照當時的葬俗埋在一個比較固定的區域，年復一年逐漸形成墓地。然而，墓葬是否按照一定的次序進行埋葬，對于認識墓地的形成過程至關重要。那么，在考古研究中，分析史前墓地中的墓葬排列次序，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根據地層堆積關系或墓葬之間的疊壓打破關系，確定墓葬的相對年代；二是根據墓葬出土器物的類型學演變，確定墓葬的相對年代；三是根據墓葬出土標本的測年結果，確定墓葬的絕對年代。

西坡墓葬均開口在近代擾土層下，打破生土或者坐落在生土上，因此從墓葬的開口層位難以確定墓葬之間的早晚關系。在這批墓葬中，有兩組存在打破關系，分別為M10打破M11、M20打破M21，但這兩組墓葬僅M11有隨葬品，所以無法根據墓葬的隨葬品對墓地進行分期，也無助于確定其他墓葬之間的相對年代關系。但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組具有打破關系的墓葬，均為偏東的墓葬打破偏西的墓葬，也就是說，偏西的墓葬埋葬年代相對早于偏東的墓葬。

墓地揭露的34座墓葬中，隨葬陶器的有15座墓葬，出土陶器包括釜灶組合、簋形器、壺、缽、碗、曲腹缽、大口缸、帶蓋小杯形器、筒形器和異形器等，合計10類99件。在這些器類中，釜灶組合和壺這兩類器物均為11件，數量相對較多，但器物的型與式的變化較大，并不具備典型器物的類比特征，很難歸納出器形演變的規律。其他類別的器物要么數量太少（如大口缸），要么不具備類比性（如簋形器）。因此，依靠陶器類型學分析方法很難確定墓葬的相對年代。

墓地報告中公布了13個人骨樣品的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14]，張雪蓮和李新偉在論文中公布了18個人骨樣品的碳十四測定結果[15]，比西坡報告多出5個數據。樹輪校正后的結果顯示，這批墓葬的年代范圍基本在公元前3300～前3000年之間。從18個測量數據看，墓地西部的M29、M27年代較早，東部的M1、M3、M4、M5年代較晚，中部的墓葬測定數據大致介于西部和東部的墓葬測定數據之間。如果從宏觀上把這些測定數據看作總體反映墓葬年代早晚的基本排列趨勢，那么我們推測，西坡墓地很可能是按照自西向東的次序逐漸埋葬的，也就是說，墓地是從墓主頭部所指的方向漸次向腳部所指的方向埋葬死者的。

綜合上述墓葬地層關系和人骨年代測定結果可以判定，西坡墓地基本上是由西向東逐漸形成的。

三、關于特殊隨葬品

西坡墓地出土的隨葬品包括陶器、石器、玉器、骨器和象牙器等類別，其中陶大口缸和玉鉞這兩種器物尤其引人注目。

（一）關于大口缸

西坡墓地共出土4件大口缸，從其出土單位、造型、紋飾、色彩、尺寸以及組合方式等方面可以推斷，這些大口缸對于墓主乃至墓地都具有特殊意義。

首先，4件大口缸分別成對出自大型墓葬M8和M27，其他中小型墓葬均不見這類器物。大型墓葬隨葬大口缸并非偶然，或許隨葬大口缸是大型墓葬顯示墓主身份和等級的“標配”器物。

其次，兩對大口缸的造型、紋飾、色彩、尺寸等特征都極為相近，應當是由專門人員制作的，甚至不排除由同一批人設計制作的可能性。比如，均為夾砂陶，上部外表細膩，下部外表粗糙；敞口，方唇，唇上有2～3道凹弦紋，斜直壁，圜底；兩墓各有一件大口缸腹部偏下裝飾一道凸出的附加堆紋，被壓印或戳點成花邊狀，4件器物腹部各飾一周紅色彩帶，有附加堆紋的兩件紅色彩帶略窄，無附加堆紋的兩件紅色彩帶略寬；4件器物的口徑、高度等尺寸也很接近。

第三，M8與M27分別隨葬的兩件大口缸中各有一件帶有附加堆紋和一件未帶附加堆紋的，這樣的組合搭配絕不是偶然的，而應當是有意為之，很可能蘊含著我們還不得而知的某種特殊含義。由此推測，M8和M27這兩座大墓之間的埋葬時間不會間隔太長。

在海岱地區、江淮地區和太湖周圍地區，大口缸這類器物在大汶口文化、崧澤文化和良渚文化多有發現，而且隨著社會復雜化的發展，大口缸逐漸被納入到禮儀化用器范圍，承擔著標識身份與強化社會等級的禮制功能[16]。在豫中嵩山以南地區，發現有仰韶文化中期的大口缸，學界習稱其為“伊川缸”[17]。這類大口缸多平底，外飾白底黑彩、紅彩，多用作埋葬人骨的葬具，在形制和功能上與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所見的大口缸顯著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西坡墓地出土的大口缸在形制和功能上更接近于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的同類器物，具有較濃厚的標識身份和等級的意味。西坡墓地隨葬大口缸的現象在黃河中游地區找不到源頭，很可能受到黃河下游和長江下游同時期考古學文化的影響。

（二）關于玉鉞

西坡墓地出土13件玉鉞，分別出自M6、M8、M9、M11（3件）、M17（2件）、M22、M30、M31和M34（2件）等9座墓葬。這批玉鉞在墓地中的出土地點和在墓葬中的擺放方式值得關注。

一是玉鉞出土地點相對集中。從西坡墓葬平面圖上可以看出，出土玉鉞的這9座墓葬集中分布在發掘區的中部偏北，發掘區的西部、東部及南部均未見玉鉞。如果像前面所述墓地是由西往東逐漸形成的，那么據此可否推測隨葬玉鉞的現象僅僅存在于西坡墓地的某個時間段？無論是喪葬習俗的變化，還是涉及到玉鉞來源的問題，都有可能造成這種階段性隨葬玉鉞的現象。在西坡墓地中位置偏西、地位十分特殊的大型墓葬M27沒有隨葬玉鉞，墓葬規模較大的M29也沒有隨葬玉鉞，很可能就是喪葬習俗或玉鉞來源問題使然，西坡墓地隨葬玉鉞或始于M27之后不久的一段時間里。有趣的是，在這些隨葬玉鉞的墓葬中，位置靠東的M6出土的這件玉鉞既短又薄，仍保留清晰可見的線切割痕跡，似乎反映出玉器原料的稀缺性。

二是墓中擺放玉鉞的位置和方式是有講究的。西坡墓地發現的13件玉鉞大部分放置在墓主的右側，且刃部朝向頭側方向，只有M9和M30的玉鉞刃部朝向下方，而這兩座墓中的玉鉞一件出自填土中，另一件發現于盆骨下。因此，從玉鉞在墓中的擺放位置和方式判斷，隨葬玉鉞很可能是嚴格遵循當時的喪葬習俗的，玉鉞應是西坡墓地中非常重要的隨葬品。

我們對西坡墓地出土玉鉞的認識有一個反復的過程。2005年對西坡墓地的第一次發掘揭露了22座墓葬，其中大型墓葬M8隨葬一件精美的玉鉞，這使我們認識到具有禮儀性質的玉鉞與墓葬規格存在一定的相關性[18]。2006年對墓地的第二次發掘揭露了12座墓葬，但比M8規模更大的墓葬M27和M29并未隨葬玉鉞，這又迫使我們回過頭來反思玉鉞是否為高規格墓葬的“標配”隨葬品？學術界也開始質疑并低估玉鉞在西坡墓葬中的重要性?，F在看來，如果把隨葬玉鉞的現象放在整個墓地的時空維度當中來考量，那么就會發現墓葬中隨葬玉鉞是發生在西坡墓地的階段性現象，該現象既可能與喪葬習俗有關，也可能與玉鉞來源有關，但無論如何不可否認，玉鉞是西坡墓地中非同一般的隨葬品。

綜上分析，墓葬中隨葬大口缸、玉鉞等特殊器物的現象，目前所知在中原地區仰韶文化中僅見于西坡墓地。這一喪葬習俗似乎只是發生在仰韶文化中期最晚階段（公元前3300～前3000年）的“一段插曲”，顯然深受其他地區考古學文化的影響。

四、關于喪葬習俗的轉變

在西坡墓地的34座墓葬中，20座墓葬有隨葬品，14座無隨葬品，無隨葬品的墓葬大多數位于墓地的東部。在墓地東部的11座墓葬中，M6隨葬6件器物，M5僅在填土中發現1件石紡輪，M3出土12件質地很差的帶蓋小杯形器，其余的M1、M2、M4、M7、M20、M21、M32、M33等8座墓葬均無任何隨葬品。

如上所述，如果西坡墓地是從西往東逐漸形成的，那么墓地東部墓葬不再隨葬器物的現象，很可能意味著西坡墓地喪葬習俗的變化。這一變化使我們聯想到，中原地區仰韶文化晚期墓葬幾乎不隨葬任何器物的習俗，很可能就在仰韶文化中期最晚階段的墓地中發生了轉變，或者說，中原地區墓中不再隨葬器物的習俗始于仰韶文化中期晚段。例如，孟津妯娌仰韶文化晚期墓地揭露了50多座墓葬，僅有3座墓葬各隨葬一件象牙箍，包括墓口面積超過20平方米的大型墓葬M50[19]。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晚期墓地發掘的292座墓葬，也幾乎不隨葬任何器物[20]；最近在鄭州地區發掘的幾處仰韶文化晚期墓地中同樣不見隨葬品[21]。年代稍晚于西坡墓地的三門峽廟底溝二期墓地揭露了140多座墓葬，幾乎都不隨葬任何器物[22]。西安馬騰空仰韶文化晚期遺址個別墓葬中僅見石器隨葬品，也無陶器隨葬品[23]。

五、結語

靈寶西坡墓地揭露的34座墓葬，只是歷經數千年自然和人為因素破壞而保存下來的很少一部分，現存墓葬的埋藏深度和排列密度遠非墓地的原始狀況，墓地不具備開展分區研究的條件。墓葬之間的地層關系和人骨測年數據顯示，墓地很可能是由西往東逐漸埋葬的，隨葬大口缸和玉鉞的習俗僅僅是仰韶文化中期晚段的一段插曲，在黃河中游考古學文化中找不到這種葬俗的來源與流向，該葬俗或許受到黃河下游和長江中下游考古學文化的影響。

[1]a.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墓地2005年發掘簡報[J].考古，2008（1）.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靈寶西坡遺址2006年發現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葬[J].考古，2007（2）.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靈寶西坡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3]韓建業.西坡墓葬與“中原模式”.仰韶和她的時代:紀念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4]張雪蓮，李新偉.西坡墓地再討論[J].中原文物，2014（4）.

[5]馬蕭林.靈寶西坡墓地復原研究.仰韶和她的時代:紀念仰韶文化發現9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

[6]北京大學考古系著，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華縣泉護村[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7]馬蕭林，李新偉.華縣泉護村的墓地在哪里[N].中國文物報，2007-1-5.

[8]同[2].

[9]西安半坡博物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博物館.姜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10]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高陵區文體廣電旅游局.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8（4）.

[11]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鄭州大河村遺址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12]河南省文物局編.黃河小浪底水庫:考古報告(二)[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13]同[10].

[14]同[2].

[15]同[4].

[16]吳夢蕾.黃河、長江下游新石器時代大口缸研究[D].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17]嚴文明.《鸛魚石斧圖》跋[J].文物，1981（12）.

[18]馬蕭林，李新偉，楊海清.靈寶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J].中原文物，2006（2）.

[19]同[12].

[20]同[11]:581.

[21]關于鄭州地區仰韶文化晚期遺址近年考古發掘成果，承蒙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顧萬發惠允參觀幾處遺址發掘現場.

[22]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廟底溝與三里橋[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23]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史前考古研究室.2008-2017陜西史前考古綜述[J].考古與文物，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