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陵墓墓道研究
——中國古代陵墓制度研究之四

段清波 朱晨露

（1.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2.陜西省考古研究院）

一、古代墓道名稱的演變

墓道是墓葬與地面之間的通道的泛稱，先秦文獻中就有“葬昭公于墓道南?？鬃又疄樗究芤?，溝而合諸墓”的記載[1]。墓道是古代帝王陵墓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缺乏嚴格的界定，文獻記載的古代陵墓墓道及相關的部位名稱有所不同。兩漢之前，文獻涉及到墓葬的出入通道時，墓道、羨道的名稱同時并用，不見隧道之稱。墓道同樣也是考古學上常用的詞匯，其形制有斜坡和豎穴狀之分，斜坡墓道又可以分為臺階式和坡面墓道兩種形式。

羨道是墓道名稱中最常用的。西漢之前，墓道的形制除豎井式外，還有敞口斜坡式。從《史記》中描述秦始皇陵完工后“閉中羨，下外羨門”的記載來看，高等級墓葬羨道頂部應當有木、石或磚的覆頂結構，羨道上設有一道或三道的門扉，稱之為“羨門”[2]。由于羨通埏[3]，在漢代之后的文獻中，與墓道相關的稱謂還有埏路[4]、埏道[5]、埏闥[6]（指墓門），也有埏、隧并用的情況。東漢趙宣為父守孝，在埏隧中居住長達20余年[7]，這里的埏隧，具體是指墓道與墓室相連接的甬道。西漢早期的“陳請示”墓為代表的甬道式土洞墓可能是最早的實例[8]，這種墓葬形制是豎穴洞室墓和斜坡墓道融合的產物，其間以隧道相通，故有合并羨道、隧道，新出現埏隧稱謂。

隧道是穿鑿在山嶺河流及地面以下的通道，是墓道的一種別稱，特指依山為陵的墓道?！八怼庇迷谀沟郎铣霈F的時間較晚，最早的文獻是成書時間復雜的《周禮》[9]，隧道用在墓葬中出現的更晚[10]。隧、隧道指稱墓道后，還有以隧路[11]為墓道的稱法，墓道的入口稱作隧口[12]，墓道上的門稱作隧戶[13]，墓志稱為隧志[14]，這些稱謂指代了墓道不同的位置，出現的時間也都在南北朝之后了。

自西漢中期隧道式墓道創制以來，墓道的稱謂變得復雜多樣，尤其是二者結合式的墓道，即前半部分墓道為敞口式的斜坡狀，后一部分和墓室相連接的墓道或土洞或磚石構造，在現代考古學中稱之甬道。對這種墓道有稱其為羨道的，也有隧道的，還有埏隧的；究其原因，可能是此種形制的墓道既有羨道敞口式的特征，又有隧道式的特征，于是人們的稱謂便顯得隨意。當然，直呼為墓道者也不少見。

二、陵墓墓道形態的演變歷程

現有材料表明，墓道最早出現在黃河上游的馬廠文化墓葬中，以青海柳灣墓地為代表，墓道與墓室之間常見用木板或者木棍封門，此時的墓道還不具備文明時代那樣更多的文化內涵[15]。伴隨著社會演化進程，尤其是進入文明社會后，喪葬過程本身更為復雜，墓道形態隨之發生著變化。

墓道之于墓葬形制，其意義進入文明階段便有了文化上的意味，至商代得以凸顯。商代墓道的有無、數量的多寡成為黃河中下游墓葬形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河南安陽殷墟一帶曾發現大量商代晚期的墓葬，墓道數量有4條（亞字形）、2條（中字形）和1條墓道（甲字形）之分[16]。其中侯家莊1001～1003號墓均為商王級別的亞字形大墓，四條墓道位于墓室四邊比較正中的位置，且南墓道最長。以M1001為例，四條墓道中，南墓道長30.7、北墓道長19.5、東墓道長14.2、西道長7.4米[17]（圖一）。同時期等而下之的中字形、甲字形墓道基本上呈南北向，如殷墟武官村大墓屬雙墓道的中字形墓，北墓道長15、南墓道長15.6米[18]；山東滕州前掌大M205甲字形墓，墓道長約7米[19]。

西周陵墓墓道的規制可能與商代相近，由于目前西周王陵尚未發現，但在周公廟發現了10座四條墓道大墓[20]。以周公廟M18為例，該墓平面呈亞字形，其中寬4.5米的南墓道為主墓道，其它方向墓道均寬約0.9米；南、北墓道長約17.6、東墓道長12.4、西墓道長7.5米[21]。該墓墓主很有可能因某種特殊禮遇和地位而使用了四條墓道，并非只有王才能享用[22]。西周中字形大墓多見于諸侯一級，如西安灃西張家坡M157是一座雙墓道的中字形大墓，墓主井叔為西周中期的王室重臣[23]；河南?？h辛村衛侯墓雙墓道總長度可達70余米[24]；甲字形的墓道多為侯級，例如寶雞茹家莊伯及夫人墓均為帶一條墓道的大墓；當然也存有例外，如甘肅靈臺白草坡1號、2號墓分屬潶伯、隟伯，均無墓道[25]。

圖一 殷墟西北岡1001號大墓平面圖

春秋戰國時期的亞字形墓葬僅見于洛陽27中學東周大墓，該墓墓道長30米，墓主或為周平王[26]，戰國之后與東周王室有關的墓葬多見甲字形[27]。戰國中期之前，除了個別特例[28]，各諸侯國的國君普遍采用南北向雙墓道的墓葬形制。例如河南輝縣固圍村1號墓，北墓道長47、南墓道長125米以上[29]；新鄭胡莊兩座戰國中字形韓王陵通長75和78米[30]，河北邯鄲趙王陵區曾有一座發掘過的墓葬為中字形的雙墓道，東、西墓道分別長33、28米[31]，戰國中山王陵1號墓平面呈中字形，通長110米[32]。此外，無墓道的大墓在楚墓中常見，如曾侯乙墓，為巖坑豎穴木槨墓，正南北向，平面為不規則形[33]。

從戰國后期開始，秦國首開僭越王陵規制的亞字形墓葬的先例，臨潼芷陽的秦東陵中，1號陵園和4號陵園共發現了3座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大墓[34]，其中1號陵園南側的亞字形大墓墓主為昭襄王[35]，墓道為長斜坡狀，寬12～34米，其中東墓道最長為120米，其余3條墓道長28～43米不等[36]。

秦始皇帝陵是帝國時期第一座帝陵，其墓道數量應屬“四門施檄”的規制[37]。但是考古勘探資料表明，始皇陵只有東西兩條墓道，且東墓道最長最寬。東墓道長66.5、寬13～19米，呈斜坡狀，靠近夯土臺部位發現了墓道頂部的板狀石材。之所以不是四條墓道，或許是因為墓壙南北兩側之外規劃中的建筑物體積龐大，距離地宮較近，不適宜建造墓道，或許是原本就沒有計劃建造南北墓道，這似乎和戰國晚期的秦陵制度不合，也許還有其他的可能性[38]。

西漢帝后陵墓形制基本究明[39]，與《皇覽》記載相同，即“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筑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40]。開四門、四通，繼承的是商周以來“亞”字形王陵的形制特點，西漢帝陵和后陵的墓室四面居中位置各有一條斜坡狀、逐層內收的墓道，四條墓道之間有明顯的主次之分，東墓道最長。以漢陽陵為例，帝陵東西南北四條斜坡墓道分別長69、21、17、23.1米，墓道的寬度愈近墓室變得愈寬，東墓道最寬處可達32米[41]。從一些高等級墓葬墓道兩側修建逐層內收臺階式結構、以減少側壓防止墓道兩側崩塌的資料分析，帝后陵墓各墓道兩側應該也有同樣的設計[42]。兩漢諸侯王墓道的使用較為復雜，墓葬形制的不同使得墓道的數量和規模也不一，但基本上以斜坡式為結構[43]。

東漢帝陵的形制與墓道方向與西漢完全不同，帝后陵墓一改亞字形的斜坡多墓道布局，變成南向斜坡單墓道多室墓[44]，同時為了適應同穴合葬的需求，墓道還可以再次打開[45]。魏晉南北朝陵墓墓道數量形態與東漢相同，已發掘的曹操高陵為東向甲字形墓，墓道呈斜坡狀，長39.5、寬4、深15米[46]（圖二）。北周武帝孝陵為“墓而不墳”的規制，墓道為南向斜坡單墓道，帶有五天井的單室土洞墓，長31.5、寬2.6～2.8米[47]，其形制規模與同類北周大、中型墓葬基本相同。此后這種單斜坡狀的南向墓道逐漸成為定制，從隋唐至明清，陵墓墓道朝向和數量上未有大的變化。

圖二 安陽西高穴2號墓（曹操墓）墓道情況（東-西）

圖三 河北獻縣36號漢墓墓道兩側柱洞分布情況（采自《河北省考古文集》）

三、陵墓墓道建筑結構的變化

大體而言，古代陵墓墓道可以分作兩種結構類型，一種是敞口斜坡式的墓道，一種是隧道式。敞口式斜坡墓道主要見于“預作壽陵”之前的商周時期。按照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48]的規制，王、諸侯等只能在死后才開始建造陵墓，墓道均為敞口式，下葬完墓主人后墓室和墓道一起被回填。前引殷墟商王陵、周公廟墓地的墓道材料，幾乎都是敞口式便可據證。

自戰國中期“預作壽陵”[49]出現之后，帝王停尸的時間大大縮減。人們無法預測從陵墓建造完成到帝后下葬之間的時間長短，致使陵墓建造的過程與先秦有相當大的差異，墓道的結構也開始發生變化。由于建成的墓室不能長期暴露在野外環境中，尤其是在四季分明的黃河流域，因此當墓室建造完成后，會先將陵墓墓壙、墓室進行填埋，留出墓道及附屬設施作為地面通向墓室內部的通道。如秦始皇陵的東墓道就存有石板覆蓋的情況，漢景帝陽陵的東墓道底部南側發現了4個柱礎[50]，山東章丘洛莊漢墓東墓道南北兩側的地面上有5排34個柱洞，其表面經過夯筑處理，柱洞面積在0.04～1平方米之間[51]。此外河北獻縣36號墓[52]（圖三）、長沙馬王堆漢墓[53]等也都發現了大量的柱洞的痕跡，說明了墓主在下葬前對墓葬有長期防護的措施。

從東漢開始，帝陵開始流行一條南向斜坡墓道，墓室一般都是大開挖后用磚、石材構建，已發掘的安陽曹操高陵，斜坡墓道，甬道為磚券形頂，墓道兩側地面上發現了對稱分布磬形坑和柱洞[54]；同時期的曹休墓也是長斜坡墓道加磚券甬道的結構[55]；2013年發掘的洛陽北魏節閔帝元恭陵，為斜坡墓道磚室墓，由長斜坡墓道、前甬道、后甬道和墓室組成，其中墓葬總長約58.9米，其中南向墓道長39.7、寬2.9米，墓道底部鋪地青石，甬道及墓室發現了大小不一的柱洞坑，為墓葬建造時的遺留物[56]。

北魏以后，墓道由敞口轉為帶天井的券洞式，一直流行至隋唐時期。天井可減少墓道出土量，方便施工，過洞上的生土隔梁也減輕了墓道兩壁的壓力[57]。唐代除封土為陵外，剩余的唐陵墓道直接開鑿在山體中，這種墓道結構最早出現在河南永城西漢梁孝王陵[58]，是隧道式墓道的另一種形式。唐乾陵、橋陵墓道經過試掘，分別長65米和70米，二者形制類似，均為隧道式，墓門及隧道內全用石條疊砌，并用鐵細腰嵌住，再用鐵漿灌注在石條與鐵細腰之間，起到了很好的防盜作用[59]。兩宋時期，墓道中多使用臺階和磚券甬道，形制進一步模擬生前居室。已發掘的宋魏王趙頵夫妻合葬墓，其墓道為斜坡狀，長13.5、寬5.52米。北端與墓門相接，入門兩側各有一青磚券砌的耳室，此門與第二道門的中間為甬道，高4.1米，第二道門同樣為磚券穹頂[60]。這種磚或石結構的券洞式墓道，一直流行到了明清時期[61]。

四、陵墓墓道所蘊含的文化內涵

考古資料表明，古代陵墓墓道的發展并非一成不變的。隨著文明的不斷進步，墓道的數量、規格、主墓道方向都出現制度化設計，墓道形式的復雜化不僅僅是出于高等級貴族墓因為體量大考慮施工效率的需要，而是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內涵。

從最新的研究成果來看，晚商與西周時期的四條墓道大墓，并非只有王才能享用，但確為王墓規制[62]。王愛和認為，商周時期最高等級統治者使用的“亞”字形大墓，體現了“四方—中心”的宇宙觀念[63]。與之具有相同含義的“亞”字形徽標圖案， 在青銅器、族徽上也曾出現[64]。人們相信，最高統治者(王)是主宰宇宙(天、帝、上帝)的統治者在人間的合法代理人，他通過祭祀祖先、或以祖先為配祭對象的方式祭祀上帝，得以與“天”溝通，從而達到壟斷神權的目的，是王在大地上執政合法性的來源?！巴酢背蔀榧螜嗯c神權為一體的化身，也是王能直接管理地區之外四面八方的代表，四方在政治地理體系中被定位在邊緣地帶的異族政權，由他們如衛星般護衛王及其政權。這樣的認識表現在墓葬上，即墓室為統治的中心，四條墓道聯通政治地域上的四方。

在“禮崩樂壞”的社會大背景下，春秋戰國時期，墓道使用的等級制度已不嚴格，四條墓道的王權象征地位已經發生了動搖，但與中原文化不盡相同的楚墓則別具一格，顯示出了濃厚的地域特色。但到了戰國后期，秦國國君墓地開始出現亞字形大墓，其后的西漢皇帝陵墓也是四條墓道?？梢婋S著帝國時期社會治理體系的穩定，王權的集中使得墓道數量多寡的象征意義又逐步確立。

與商周重視身份等級的四條墓道不同，墓葬東向一直都是秦始皇陵和西漢帝陵的基本特點。先秦以來的崇東禮制[65]不僅在秦漢帝陵中得到充分的體現，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處處得到尊重。鴻門宴時幾位赴宴者的座次上即顯示尚東習俗，“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侍”[66]。

然而東漢帝陵一改此前的東西朝向，一條南向的墓道顯得極為重要。諸多葬儀諸如“上陵禮”等都是圍繞南墓道展開的，這與西漢帝陵的東向形成了明顯的差別。南向的這一現象，在西漢晚期的陵園方向上就早有體現[67]，它與漢長安城南北向軸線的形成密切相關。漢長安城朝向的變化，始于王莽在南郊設計和修建國家祭祀禮制建筑，并因此逐漸形成了南向理念。先秦時儒家認可“是故圣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和“圣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68]的觀念，王莽時期的儒生們將自然環境下的面南和南向結合起來，以儒學典籍為參考依據，形成漢文明中的南向理念。南向理念不僅是哲學和政治學上正統的概念，同樣也是自然選擇和政治需求的完美結合，它不僅改變了漢長安城的朝向，同時也波及到了陵墓制度[69]。伴隨著南向理念影響的深入，東漢之后都城、陵墓的南向化確立起來，至明清再未有變。

綜上所述，王國時期的墓道及其誕生的使用制度，更多地是體現在墓主身份等級和中心四方宇宙觀的表象上。及至戰國時期，隨著周天子影響力日漸衰微，列國僭越現象不斷發展，戰國晚期秦國率先開始使用四條墓道。至秦統一，在構建中央集權郡縣制社會治理體系的同時，也整合了先秦以來的墓道使用規范，形成皇帝、皇后使用四條墓道、并以東墓道為主墓道的制度，直至西漢晚期。西漢晚期，隨著漢文明體系中“南向”理念的確立與認可，東漢之后，除特殊情況，各時代均流行南向、單墓道的使用制度，墓道逐漸失去了原先的政治涵義，成為溝通地面和墓室的一條通道而已。

[1]洪亮吉.春秋左傳詁[M].北京:中華書局，1987:807.

[2]a.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2:265.b.“掩中羨，閉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壁w爾巽.清史稿:孝義三[M].北京：中華書局，1977:3794.

[3]同[2]a:1925.“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予之賂，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彼抉R貞索隱：“羨，音延。延，墓道”。

[4]蕭子顯.南齊書:明帝紀[M].北京:中華書局，1972:88.“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p>

[5]a.“屯送客于山足，伏埏道而哭之?！眹揽删?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M].北京:中華書局，1959:2011.b.“自營墓為終制，時時偃臥埏中?！彼纹畹?新唐書:忠主傳上[M].北京:中華書局，1975:5511-5512.

[6]同[5]a:1158.“臨埏闥以欷，淚流射而沾巾?！?/p>

[7]范曄.后漢書:陳蕃傳[M].北京:中華書局，1965：2159-2160.“民有趙宣葬親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李賢注:‘今人墓道也’?！?/p>

[8]程林泉，等.西漢陳請示墓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2(6).

[9]孫詒讓.周禮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2013：1700.

[10]李延壽.南史:齊豫章文獻王嶷傳[M].北京：中華書局，1975：1065. “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p>

[11]a.“山庭寢日，隧路抽陰?！比~廷圭.海録碎事：山陵門[M].北京:中華書局，2005:553.b.“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闭泊蠛?王安石年譜三種[M].北京:中華書局，1994:124.

[12]封演.封氏聞見記:碑碣[M].北京:中華書局，2005：57.“臣子或書君父勛伐于碑上，后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p>

[13]錢謙益.列朝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2007：1056.“魚燈夜滅隧戶開，弓劍已出空幽臺?！?/p>

[14]“秋往虞山，乞先人隧志?！敝芰凉?賴古堂集[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338.

[15]青海省文物管理處，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青海柳灣―樂都柳灣原始社會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16]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69—1977年殷墟西區墓葬發掘報告[J].考古學報，1979(1).b.孟憲武.殷墟南區墓葬發掘述略[J].中原文物，1986(3).

[17]胡進駐.殷墟晚商墓葬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34.

[1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國的考古發現和研究[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223.

[1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67.

[20]相關資料見：a.李學勤.周公廟遺址性質推想[J].文博，2004(5). b.趙叢蒼.周公廟墓地性質管窺[J].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6).

[21]徐天進.周公廟遺址的考古所獲及所思[J].文物，2006(8).

[22]種建榮等認為，這種因特殊禮遇而使用四條墓道者，與王墓的差別主要表現在墓道形制上。四條墓道寬度相當（四大型）墓道是王墓專有形制，其余的兩大兩小、一大三小者并非王墓。種建榮，張天宇，雷興山.晚商與西周時期墓道形制初識[J].江漢考古，2018(1).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安張家坡西周井叔墓發掘簡報[J].考古，1986(1).

[24]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h辛村[M].北京：科學出版社，1964:9.

[25]a.甘肅省博物館文物組.靈臺白草坡西周墓[J].文物，1972(12).b.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靈臺白草坡西周墓[J].考古學報，1977(2).

[26]吳迪，等.東周王城內的大墓與東周王陵[C]//中國古都研究(第23輯) [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413.

[27]a.目前可能存在的與東周王室相關墓葬：1928年在洛陽金村被盜掘的8座墓葬，均為甲字形的單墓道大墓；見梅原末治.洛陽金村古墓聚英[M].昭和十八年增頂本；b.1959年發掘的洛陽西郊1號戰國墓出土了帶“天子”字樣的石圭，為單墓道的積石積炭墓，墓道南向，長40米。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西郊1號戰國墓發掘記[J].考古，1959(12).c.譚洛風.東周王陵[J].洛陽師專學報 (社科版)，1987(4).

[28]a.相關特例，如上村嶺虢國墓地是春秋早期的公墓，雖然貴為虢國國君，2001號墓卻是長方形豎穴土坑墓。見河南省文考古研究所.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第2001號墓發掘簡報[J].華夏考古，1992(3).b.又如安徽省壽縣蔡侯墓和貴族的墓葬級別相同，僅有一條墓道或沒有墓道。見陳夢家.壽縣蔡侯墓銅器[J].考古學報，1956(2).c.安徽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隊.安徽淮南市蔡家崗趙家孤堆戰國墓[J].考古，1963(4).

[2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輝縣發掘報告[M].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69.

[3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鄭胡莊墓地韓王陵考古發現概述[J].華夏考古，2009(3).

[31]a.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J].文物，1979(1).b.河北省文物管理處等.河北邯鄲趙王陵[J].考古，1982(6).

[32]同[31]a.

[33]隨縣擂鼓墩一號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隨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J].文物，1979(7).

[34]相關資料見a.程學華.秦東陵考察述略[J].秦陵秦俑研究動態，1992(1).b.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文管會.秦東陵第一號陵園勘察記[J].考古與文物，1987(4).c.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臨潼縣文管會.秦東陵第二號陵園調查鉆探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0(4).

[35]孫偉剛，杜應文，高海峰.新發現秦漆器及秦東陵相關問題探討[J].人類文化遺產保護，2012.

[36]劉慶柱，李毓芳.中國史話:陵寢史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40-41.

[37]孫楷.秦會要訂補:厚葬[M].北京:中華書局，1959:109.“下錮三泉，周回七百步。以明月為珠，魚膏為脂燭，金銀為堯燕，金蠶三十箔，四門施檄，奢侈太過?！?/p>

[38]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考古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140.

[39]相關資料見a.陜西文物局.留住文明——陜西“十一五”期間大遺址保護和課題考古概覽[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08-124.b.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漢武帝茂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1(2).c.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漢元帝渭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J].考古，2013(11).d.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漢哀帝義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J].考古與文物，2012(5).e.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漢平帝康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J].考古，2014(6).

[40]同[7]:3144.

[41]陜西省考古研究所陽陵考古隊.漢景帝陽陵考古新發現（1996年-1998年）[J].文博，1999(6).

[42]王晨仰，等.中國北方地區墓道發展與墓葬建設關系研究——以高等級墓葬為例[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5(6).

[43]劉尊志.漢代諸侯王墓研究[M].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424.

[44]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邙山陵墓群的文物普查[J].文物，2007(10).

[45]同[7]:3152.

[4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陽縣文化局.河南安陽市西高穴曹操高陵[J].考古，2010(8).

[47]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J].考古與文物，1997(2).

[48]孫希旦.禮記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1989:340.

[49]司馬遷.史記:趙世家[M].北京:中華書局，1982:1802.

[50]同[38]:142.

[51]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山東章丘市洛莊漢墓陪葬坑的清理[J].考古，2004(6).

[5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文集[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242-244.

[53]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7.

[54]同[46].

[55]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陽朱倉東漢陵園遺址[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4:117.

[56]國家文物局.2013中國重要考古發現[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92-94.

[57]同[42].

[5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永城西漢梁國王陵與寢園[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11.

[59]a.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唐乾陵勘查記[J].文物，1960(4).b.王世和，樓宇棟.唐橋陵勘查記[J].考古與文物，1980(4).

[60]周到.宋魏王趙頵夫妻合葬墓[J].考古，1964(7).

[61]a.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定陵[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3、16-17.b.保定地區文物管理所，易縣清西陵文物管理處.清西陵崇陵地宮清理簡報[J].文物春秋，1990(2).

[62]同[22].

[63]王愛和.中國古代宇宙觀與政治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62-67.

[64]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0：82.

[65]按：“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于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可見，在宗廟中太祖的牌位布置就是東向的。 參李學勤等.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第18卷）[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490.

[66]同[2]a:399.

[67]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漢平帝康陵考古調查、勘探簡報.[J]考古，2014(6).

[68]林之滿.周易全解[M].哈爾濱：黑龍江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144.

[69]段清波.漢長安城軸線變化與南向理念的確立——考古學上所見漢文化之一[J].中原文化，20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