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級貧困戶高質量精準脫貧工作的思考

彭立新

(武漢船舶職業技術學院，湖北武漢 430050)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精準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明確提出，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的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的問題。黨的十九大又明確把精準脫貧作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好的三大攻堅戰之一，再次作出了新的部署，在2020年前全面完成農村貧困人口脫貧目標。特別是“三區三州”等深度貧困地區，不僅貧困發生率高、貧困程度深，而且基礎條件薄弱、致貧原因復雜、發展嚴重滯后、公共服務不足，脫貧難度會更大；同時需要對扶貧領域腐敗和作風問題進行專項治理，切實圍繞工作抓作風、抓好作風促工作，全面提高扶貧工作的成效。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一鼓作氣、盡銳出戰、精準施策，以更有力的行動、更扎實的工作，集中力量攻克貧困的難中之難、堅中之堅，確保堅決打贏脫貧戰場對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攻堅戰[1]。

1 村級貧困戶精準脫貧工作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確保脫貧工作務實，過程扎實，結果真實，讓脫貧成效真正獲得群眾認可、經得起實踐和歷史檢驗，這正是習總書記對脫貧攻堅的高質量、高標準的要求。扶貧工作開展至今，國家投入人力之多、資金之巨，不僅僅幫助全國7億農村貧困群眾從根本上解決了吃穿住行的困難，更是大大地加速了全國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而在這種大環境下，社會各界自然轉換了關注點，從“數量”到了“質量”。

對于精準脫貧工作必須要求各村級“兩委”組織應該嚴格按照“五個一批”、“六個精準”工作要求，堅持以精準識別為前提，以精準退出為目標，以產業發展為基礎，以增加收入為核心，緊緊圍繞貧困人口高質量脫貧和退出目標任務，從注重脫貧向脫貧和鞏固提升并重轉變，嚴格落實“四個不摘”，聚焦“兩不愁三保障”目標，開展脫貧攻堅“回頭看”，全面排查“三落實、三精準、三保障”方面的問題，靶向攻堅，使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確保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

2 村級貧困戶精準脫貧工作中所存在的問題

2.1 基層黨組織抓脫貧工作亟待夯實

村黨支部是黨在農村最基層的組織，是村級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是黨聯系廣大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也是團結帶領廣大黨員和群眾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斗堡壘。在黨的堅強領導下，農村絕大多數基層黨組織履行黨的組織職能、發揮核心作用，是帶領群眾發展經濟、脫貧致富的領導力量，但也有極少數農村黨組織沒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嚴重影響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如有些村支書沒有帶頭履職盡責,擔當作為,承擔責任,發揮不了“領頭雁”作用；有些村“兩委”之間關系不和諧，相互對立，矛盾重重，缺乏民主議事的氛圍；有些村干部缺乏對黨的政策和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應付了事；有些村支部疏于對黨員教育與管理，服務意識淡化，責任意識缺失，缺乏帶領群眾發展經濟的知識和本領等。而現實的農村越來越空心化，老弱病殘留守村中守著一畝三分地耕作，黨員隊伍總體年齡偏大，后備力量缺乏，村級黨組織能否吸引更多的人回歸農村參與建設，帶領群眾發展經濟、脫貧致富，是基層黨組織建設的必然所在，但有些軟弱渙散的基層黨組織，凝聚力不夠，觀念陳舊，意識封閉，根本就沒有帶領大家共同致富的激情與本領，也沒有真正對村級貧困戶精準脫貧的幫扶對策，更不談有打贏這場意義非凡的脫貧攻堅戰的頂層設計[2]。

2.2 村級組織集體經濟創效增收手段缺失

隨著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農業現代化的需求，在自主的生產經營方式下，農村的各種矛盾逐漸出現，農村種植成本的增加，糧食價格的低迷，雖說國家給予了相應的補貼，減免稅收，但村民仍增收不增益，導致很多農村人不愿意在家種地，出現了大量荒田。年輕人紛紛外出打工賺錢，村中駐守的大都是老弱病殘的孤寡老人和留守兒童，他們是農業生產中的主要力量，自耕自作，村民與基層組織的依賴性相對減少、影響力也減弱，村級組織成為國家政策實施與村民獲得實惠的一個傳話筒。有的村黨組織根本沒有長遠的壯大集體經濟的發展計劃和經濟創效增收的手段，在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上思想不解放，安于現狀，顧慮重重,信心不足,也有畏難情緒，造成村黨組織在發展公益事業、提供服務等方面沒有財力支撐。更有甚者，個別村黨組織負責人只想從集體經濟中獲取個人利益，在脫貧攻堅任務中，根本沒有考慮作為弱勢群體的貧困戶家庭，僅靠國家各項兜底政策滿足其“兩不愁、三保障”，沒有從扶智、扶志方面作根本性的考慮，帶動貧困戶通過主動勞動來增加人均收益。

2.3 村級宗族勢力和家族觀念根深蒂固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以來，我國農村開始實行村民自治制度，隨之而來的是農村宗族勢力及其家族觀念重新出現且有所抬頭。續修族譜，翻修、擴建、重建家族祠堂，農民對宗族關系愈益重視；在婚喪嫁娶、祭祀祖先等群體活動中，宗族勢力的影響力表現有所加大；在村民委員會委員直選、村民利益的獲取、精準扶貧對象的準入等重大事項中，宗族勢力的影響力不可忽視，家族、宗族勢力在幕后操縱村干部，插手左右村內事務。由于農村根深蒂固的狹隘的家族觀念在延續甚至強化，在精準扶貧工作中，造成扶貧對象識別不夠精準，貧困戶的貧困屬性存在偏差，國家各項政策的落實有失公正等，這些給貧困戶的精準退出帶來了諸多的麻煩。

2.4 大操大辦婚喪喜事的陋習仍在蔓延

在農村，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的陋習由來已久，不但辦婚禮講闊氣，婚宴擺上好幾天，邀請表演隊表演等，辦喪事也講究排場，原本是為了祭奠死人的，卻成了活人的攀比，吹拉彈唱，想辦法在死后風光大葬，而且家庭成員的生日宴、孩子的教育與成長等也如些。攀比之風愈來愈盛，各種明目千奇百怪，請客送禮風甚，禮金越收越高，次數也越頻繁，有的甚至舉債辦紅白喜事，使村民苦不堪言，這也極大地增加貧困戶家庭的負擔，脫貧之路更加艱難。

3 村級貧困戶精準脫貧工作高質量發展的對策

3.1 強健基層組織，托起精準脫貧工作高質量發展

脫貧攻堅戰主戰場在農村，基層黨組織處在治貧、扶貧、發展、小康的最前線?；鶎狱h組織作為黨的神經末梢，是黨的建設的“細胞”和基石，最先感受到老百姓的體會和需求。在脫貧攻堅中，要切實解決“扶持誰？”問題，必須在貧困戶精準識別上下死功夫。要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密切聯系群眾的優勢，發揮“神經末梢”的感知作用，實現精準識別；同時也要按照“九不進”條件進行清退，做好貧困戶的納入和清退工作，杜絕出現“卡內有硬傷”、“卡外有真貧”的現象。精準脫貧既要輸血又要造血，干部與群眾血肉相連，相互了解，黨員干部在精準扶貧中一定要發揮他們的戰斗堡壘和帶頭作用。帶頭創業，結對幫扶低收入農戶，帶動村民共同致富，多渠道推動集體經濟增收和村民致富，擔任起扶貧攻堅的責任?！笆谥贼~，不如授之以漁”。在脫貧攻堅戰工作中，把抓黨建促脫貧作為實現貧困退出的“壓艙石”。打造優秀黨支部，培育致富帶頭人，尤其是發揮“領頭雁”作用，讓他們大力發展產業扶貧。吸引在外務工的青年返鄉創業，吸收更多貧困戶參與其中增收，這樣才能帶領貧困群眾走上脫貧致富路。

3.2 謀劃頂層設計，以產業扶貧推動精準脫貧高質量的實現

村級黨組織應堅持產業扶貧作為重中之重，把脫貧攻堅作為一項重大政治任務，全面實施“一戶一策”精準到戶扶貧政策措施。謀劃好完備的頂層設計，明確產業發展作為主攻方向，在增加人均收入上下功夫，把產業融合作為拓寬增收渠道的“牽引器”。利用村能人建立食用菌種植、溫棚蔬菜和特色水果等產業扶貧基地，接納力所能及的貧困戶參與其中勞作，發揮這些產業在貧困退出中的“主導”作用；引進企業家建立處理具有鮮明地理標志的產品——漢南甜玉米、喜鵲湖螃蟹等扶貧車間，增加產品的增值能力，還可吸收貧困人員注入車間，發揮這些產業在貧困退出中的“支撐”作用；按區域特點和美麗鄉村建設，扶持貧困戶充當巡河員、村畜牧防疫員、環衛員等公益性崗位，發揮這些崗位在貧困退出中的“補充”作用。通過政府引導、多方參與等產業扶貧新模式，拓寬貧困群眾增收渠道，保障貧困戶高質量脫貧。

3.3 弘揚時代旋律，打造淳樸文明的良好鄉風

農村的道德教育歷來是由家族來完成，宗族組織應大力倡導族人具有尊老愛幼、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和睦等社會公德。因此，作為村級黨組織應高度重視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切實做好黨組織與宗族之間溝通與聯系，在鄉村治理中堅持黨要管黨，正確認識和應對宗族勢力在基層民主選舉、村民的民主決策和管理、村民的民主監督等方面影響，特別是在精準脫貧攻堅戰中，根除宗族勢力對村民自治中的負面效應，以公開、公正、公平的方式按國家政策和標準行使權利，形成知榮辱、講正氣、促和諧、崇德向善的良好村民風俗，讓貧困戶高標準脫貧[3]。

3.4 倡導移風易俗，讓文明村規引導高質量精準脫貧

為避免紅白喜事鋪張浪費，有效遏制婚喪嫁娶講闊氣、大排場、攀比心，村級組織應該與村民共同制定合理合規的村規，對參加人數、餐飲、禮金、車輛等均作出具體規定。村委牽頭成立服務型紅白理事會，弘揚婚嫁新風，形成薄葬厚養，引導村民文明節儉操辦婚喪喜事，助推新時代摒棄婚嫁陋習。還對日常紅白喜事操辦進行監督，形成新的秩序，回歸簡樸之風。只有倡導移風易俗，使婚喪嫁娶簡約化，才能降低貧困戶家庭的日常支出，保障其有限的資金用于衣食住行和醫療保障等，才能讓這一群體具有真正的幸福感。

4 結 語

精準脫貧工作任重而道遠，為使這項利國利民的工程做好，以高標準要求貧困戶出列，基層黨組織的作用是關鍵，產業扶貧是重點，宗族影響是方向，移風易俗是底線，這樣才能切實打贏這場脫貧攻堅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