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岳稷益廟壁畫有關問題研究

(中國傳媒大學戲劇影視學院，北京100024)

東岳稷益廟所處的山西運城市新絳縣，古稱“絳州”，可謂是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此地除稷益廟外，還有其他文物古跡近百處。東岳稷益廟位于距新絳縣城約15公里的陽王鎮陽王村，因而當地人也稱其為“陽王廟”，又因為此廟重視稷益信仰，當地百姓也經常簡稱東岳稷益廟為“稷益廟”。

東岳稷益廟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寺廟，但在文獻、碑文記載中，寺廟始建年代卻比較模糊，許多學者也是眾口不一。雖然，廟宇的始建年代沒有明確的史料記載，但廟里卻遺留有字跡清晰的碑文。許多學者依據碑文記載，做出了一些推測。王澤慶認為，此廟的創建“不應晚于南宋”，柴澤俊認為此廟“創建蓋在唐、宋之際”，李淞則認為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即為創建于唐、宋之際，與柴澤俊的推斷相符，第二種即最晚創建于元初”。依據三位學者的推測，無論是哪一種說法，該廟的初建年代都不會晚于元初，寺廟最少應當有八百年左右的歷史。

稷益廟體現了當地重要的信仰，歷代香火都極為旺盛，百姓對此廟也十分尊崇。_因此，廟宇在元、明、清歷代，皆有重修，其中大規模重修年代為元代至元年間，明代弘治年間、正德年間、嘉靖年間以及清代光緒年間。東岳稷益廟規模不大，坐北朝南，明代重修的建筑中，僅存正殿和舞亭，保存較為完好，其余在明代重修的建筑，或早已坍塌，或只留存有基址。

東岳稷益廟壁畫現存約126平方米，分布于正殿東壁、西壁、南壁東梢間及西梢間四面墻壁，該廟中壁畫精美且獨具特色，頗具研究價值。在山西眾多明代寺廟壁畫中，東岳稷益廟壁畫可謂獨樹一幟。壁畫內容以大禹、后稷、伯益等儒家信仰為主，又融入了道教人物、故事(如南壁東梢間《張大帝率眾出行圖》、西壁的龍王及六曹判官等人物形象)、民間信仰(關公，劉猛、姜尚等)、神話傳說(如東壁的《后稷誕生組畫》)、田間活動、宮廷祭祀大典等，反映出了濃厚的地域文化和地方風情。

一、稷益廟壁畫的繪制年代

關于壁畫的繪制年代，現在大體可以確定其為明代所繪，完成時間為明代正德年間。

圖1 《祭祀奏樂圖》

關于稷益廟繪制時代的直接信息有兩處，一處是立于稷益廟正殿東側明嘉靖二年(1523)《重修東岳稷益廟碑》碑文中對稷益廟重修的記載：

“正殿舊三楹，國朝弘治間(1488-1505)恢復為五楹，左右增翌室各四楹。正德間(1506-1521)復增先門一楹，獻亭五楹，繚以周垣，架以長廊，隱以佳木，百工殫巧，金碧離輝?！雹?/p>

另外一處是直接與稷益廟壁畫年代有關的題記，位于正殿南壁西梢間左上角，其內容為：

“正德二年(1507)秋九月十五日工畢，翼城縣畫師常儒，男?！?，常耜、門徒張絪，本州畫士陳圓，侄陳文，門徒劉崇德?！雹?/p>

題記中明確寫出了壁畫繪制完成的時間為正德二年秋九月十五日工。這段記載中可以看出兩處十分重要的信息：第一處信息是此廟在明代弘治和正德年間皆有大修，第二重要的信息是壁畫繪制完成時間為正德二年(1507)秋九月十五日。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點是稷益廟不僅在明弘治和正德年間修整過，而且是將正殿舊三楹、恢復為五楹、復增先門一楹、獻亭五楹，“繚以周垣，架以長廊，隱以佳木”的大修，因此極有可能是推倒墻壁又重新繪制了正殿的壁畫。其次，壁畫的總面積為126平方米，其繪制完成時間為正德二年，但如此浩大的工程應當不是一年就能完成的。柴澤俊在《山西寺觀壁畫》一書中，對山西太原多福寺大雄寶殿的明代壁畫繪制時間做出了推斷，此壁畫九十多平方米，用三年多時間完成。因此126平方米的壁畫，如此浩大的工程用時肯定不少于三年，又因為弘治與正德是兩個相連的年號，所以壁畫的繪制應當是在弘治至正德年間，弘治到正德年間稷益廟一直在整修，正德年間應當是與弘治年間的工程接續完成。

另外，壁畫中有很多信息可以證明這一觀點，例如西壁《祭祀圖》中百官的服飾，根據圖中人物服飾推斷，皆為明代官員服飾。另外還有壁畫中山水畫法，明代推崇南宋山水畫法，受南宋影響極大，尤其是到了成化年間和弘治年間，南宋李唐和馬遠、夏圭的山水畫風成為明代畫壇的主流。這與壁畫繪制的年代也正好相符。從壁畫的山水畫風格中，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有浙派、馬夏的風格，這正是元代極為流行的山水風格。再如壁畫中出現了許多云紋裝飾圖案，如正殿西壁中部三圣所坐高臺的圍欄內側與東壁正壁后廊廡的紅漆柱子上，皆以云紋圖案裝飾，這種云紋的繪畫手法是明清時期典型的云紋畫法。由此不難確定東岳稷益廟與題記所記載的朝代大致相符，可以推斷出東岳稷益廟壁畫應當為明代所繪。

二、關于西壁主像身份的推測

東岳稷益廟現存的東西兩壁的壁畫，各繪制了三位主像，分別端坐于殿堂和拜壇之上。關于東西兩壁各三位主神的身份，目前大致有兩種說法可作為研究參考。一種說法為：“東壁三位主像推斷為“三皇”或“三圣”即伏羲、神農、黃帝，西壁三位主像為大禹、后稷、伯益”[1]，另外一種說法是認為：“東、西兩壁所繪的三位主像為兩個不同場合中相同的三人，即東岳、后稷、伯益”[2](P249)。在認真研究了畫面場景、人物服飾、背景圖案之后，筆者對西壁中三人的身份做出了一些推測。

西壁的《朝拜圖》中，端坐三位主神，后稷手持稻穗坐于右側，伯益端坐于左側，左右兩邊二人的身份應當為后稷、伯益，此二人身份無論從現存碑文還是圖像中皆可證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正中主像的身份是東岳還是大禹，筆者有一些想法。

大禹是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的傳說家喻戶曉，大禹治水的功績更是流芳千古，為后世頂禮膜拜。有些傳說甚至將大禹神化，大禹在歷史上的地位加之空前絕后的治水功績，使得歷朝歷代對大禹的信仰與供奉遍及全國。

東岳稷益廟正殿西壁正中主像，藍服玉帶、雙目炯炯有神、正襟危坐，并未做帝王裝扮，而是身著常服、身形巨大、體態威嚴。圖中有兩處信息可幫助推斷其身份：第一處為正中者背后的屏風《海天旭日圖》，圖中濃密的云朵翻滾在天空中、滔天的巨浪撲面而來，有一輪紅日從云海相交的海平面之處冉冉升起，顏色熱烈。第二處為三圣殿前的水池、東壁上壁的斬蛟圖。

根據此人背后屏風中的日出東海圖可基本斷定此人身份不是東岳，東岳背后的屏風應當為泰山圖，日出東海圖是為了彰顯大禹的治水功績所繪。此外，三圣殿前的水池與海天旭日圖相同，皆為彰顯大禹的治水功績，斬蛟圖是一則大禹斬蛟的傳說。由此可以猜測，西壁主極有可能是大禹，而非東岳。西壁三圣真正的身份或許應當是大禹、后稷、伯益。

三、稷益信仰和內容選擇問題

圖2 西壁伯益像

民間對圣賢的崇拜，更多是用傳統的廟祀形式，表達對大圣大賢的尊敬與悼念，是民間崇拜的獨特形式。[3](P236)東岳稷益廟在明清寺廟道觀中屬于極為特殊的一例，它以儒家信仰為主又融合了道教人物形象，完全取自于民間信仰，而不可以將其定性為某一教派所屬之廟。

東岳稷益廟中的儒家與道教人物形象，深刻地體現了人們對于農業的重視和對豐收的渴望。將東岳、后稷、伯益三位神祗一起作為主要祭拜對象的廟宇，在歷史上并不常見。其中的后稷神和伯益神作為一種信仰在民間傳播，除了有農業因素，還有諸多因素影響著這種信仰的流行。

(一)壁畫內容是對國家政策的反映

明代對于東岳、后稷、伯益十分重視，在歷史中有明確記載。明代建國初期，朱元璋親自只訂祀典章程，如嘉靖二年碑所言：“我皇祖定鼎之初，首發事神之策，嚴幽明之分，愛命有司設山川社櫻之壇，歲時祀之?！盵4]

國家對于山川之神的重視，影響到了民間信仰的流行。依據《明史·禮志》載：“洪武元年，命中書省下郡縣訪求應祀神抵、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令有司歲時致祭。二年又詔天下，......雖不致祭，禁人毀撤祠宇。三年，定諸神封號，凡后世溢美之稱皆革去?！盵5]

明初，明太祖曾設立祭祀神邸之廟宇。又據《明會典》，“朝廷‘郊祀’中，舊月星辰岳鎮海讀山川諸神，凡一十四壇”。[6]東岳壇即在其中。在“祭社稷”時，“祭太社以后土勾龍氏配，祭太稷以后稷氏配”，“祭先農”時，亦“以后稷氏配神”。在“祭歷代帝王”時，伯益被列在了“東房第一壇”，與風后、皋陶、傅說、召穆公、張良、曹參等同享薦臻。[4]

從文獻記載中不難發現，雖然在建國之初，朱元璋設山川社稷之壇后又焚毀，但在后來的祭祀中，五岳與伯益、后稷重新被列于其中?！皷|岳壇”在“一十四壇”中，且東岳、后稷、伯益被列于國家祭祀中，并有固定的位置。在祭祀中的地位是相當重要的，由此可見，明代對于東岳、后稷、伯益的祭祀活動十分重視。種種跡象表明，新絳民間百姓對于東岳、伯益的祟祀熱情，應當與明統治者的重視關系密切。

(二)地方百姓對稷益的信仰

民以食為天。糧食是人賴以生存的必需品，一日三餐也是百姓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五谷豐登、風調雨順，百姓則安居樂業。一旦出現天災，百姓就會陷入災禍之中，這時精神上的依托則能夠帶給人們希望。人們向與掌管風雨、五谷的神祗祈愿，渴求能豐衣足食，民間祭祀亦由此誕生。民間祭祀與農業祭祀關系密切，作為祈谷求雨的民間廟宇，祭祀的內容必定會圍繞農事展開，其中包含了一些社會功能，最重要的功能則是“祈谷”“祈年”和“求雨”。這三項功能中，“祈谷”與“求雨”才是祭祀真正的目的。古代晉南地區有著富饒的農業文明，它不僅是黃河文明的源頭，也是早期農耕文明最先發展的地域。因此，農業生產與晉南古代勞動人民息息相關，人們對于農神的精神信仰從古至今深深扎根于晉南民俗文化中[7]。

東岳、后稷與伯益三位神在自己的職位盡忠職守，各司其職，并且相互之間還有一定的聯系，即一個可行賞罰、施云雨，一個能治理山澤，一個能教民稼墻[4]，完全滿足了百姓對于“祈谷”“求雨”和祈求平安的愿望。其實，在這三者之中，當地老百姓對后稷神和伯益神兩位神祗，最為尊崇和信奉。因此他們多稱此廟為“稷益廟”，而“東岳稷益廟”這一全稱則逐漸消失在百姓的口口相傳之中。

百姓對后稷神的信仰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認為后稷出生在稷王山。關于后稷的傳說在晉南大地上由來已久，如在運城萬榮縣薛鎮東文村中有一“落子坡”，落子坡的稱謂就來自于姜嫄騎騾半坡生子的傳說。②在其村西的重修柏樹廟碑中，則記載了后稷的舅家就在東文村，這又為后稷的身世之謎，尋找到了蛛絲馬跡。另外，后稷神生活的地方在晉南這片區域，這使得后稷神更能為人們帶來親切感。

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當地百姓認為后稷教民稼穡的活動在晉南一帶。根據《稷山縣志》記載：“稷王城縣西三十里地微存又縣南五十里稷王山相傳后稷教嫁地有陵墓?！?/p>

錢穆認為：“今天的晉南稷王山一帶，無疑就是周人始祖后稷當年的教民稼穡且育成五谷之地”③。稷王山坐落于古絳州，后稷教民稼穡應當就在這一帶。據史料顯示，后稷的主要活動區域包括古絳州轄區內的垣曲、絳縣、聞喜、櫻山、河津等地。[2]從記載中可以得知，后稷生于晉南地區，教民稼穡的活動也主要在古絳州轄區內，因此被當做祈求五谷豐登的神祗在民間流傳開來也是不無道理的。

明嘉靖二年《重修東岳稷益廟之記》中明確記載了“已而歸休乎吾絳，北吊虞官之墓，西瞻后櫻之亭”這一句話?！氨钡跤莨僦埂?，說明伯益的陵墓在絳州之北，自然據絳州極近。也有說其陵墓在曲沃或太平(今之襄汾縣)縣境內之語，這也表明，伯益在絳州被當做民間信仰來祭祀崇拜，也是有據可循的。后稷、伯益的職能加之地理上的優勢與歷史功績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親切感，使得稷益信仰在這里大為流行。

(三)自然災害使民間信仰興盛不衰

古時農業生產沒有機器化大生產，全部依靠人力和自然。因此，在頻頻遇到自然災害，生產力低下的百姓生命岌岌可危，這種情況下，人們只能祈求神靈庇佑。據史料記載，明代時山西的旱災、蝗災十分頻繁，導致百姓流離失所、食不果腹。

據統計，明時期的山西，大體8年左右大旱一次，明代的兩百多年中，其中大旱36次，平均每7.7年一次。如果把部分地區的旱災加上，幾乎十年就有九年發生旱災。旱象一般持續一、二年，或者四、五年，甚至有十余年的。明代成化十五年(1479)到弘治元年(1488)，崇禎六年(1633)到崇禎十六年(1643)，曾發生持續十一年的大旱。[8]旱災頻繁時，百姓無計可施，只能請神祈雨，除廟中的東岳塑像掌云布雨外，稷益廟壁畫中也有幾處可以看出百姓祈求雨澤的痕跡。一是大禹像，大禹已被認為是治水功臣，其本身也間接與降水有關，可以看出百姓祈求降水的愿望。二是正殿西壁下方中的龍王朝三圣，圖中龍王攜家眷及眾精靈水怪朝拜大禹、后稷、伯益，也從側面反映了民間強烈的想要龍王施云布雨的渴求。

除旱災外，明代時蝗災也有些頻繁，歷史文獻曾記載，嘉靖八年(1529)：“旱蝗大饑，山西等處地方當禾苗成熟之際，蝗蛹盛生。彌空蔽日，積于地面上的蝗蟲厚三四寸，吃禾苗殆盡，……山西屢遭旱蝗，餓殍遍野”。[9]

圖3 《捕蝗圖》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得知明代的蝗災也十分嚴重，百姓也會在祈谷的同時，祈求減少蟲害、消滅蝗蟲。東岳稷益廟正殿東壁壁畫下方的《捕蝗圖》就能說明這一點。圖中畫一身形巨大的蝗蟲，捕蝗之人應為劉猛將軍。畫工將劉猛將軍畫的十分威武，雖然衣著并不十分華麗，只做一般農夫裝扮，但是神態生動，手擒蝗蟲，怒目而視。畫面中的蝗蟲精刻畫的也十分精彩，蝗蟲精身形巨大，似還在奮力掙扎。周圍的農夫一起合力才將其壓制住，將蝗蟲繪制的如此巨大，可見在明代的新絳地區遭受過重大的蝗災[1](P448)。畫家這種浪漫主義的表現手法，畫面生動，寄予了人們對于消滅蝗蟲的愿望。

東岳、后稷、伯益的信仰在民間流行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們應當將其放到當時的背景中去思考。

結論

東岳稷益廟是山西眾多寺觀壁畫中獨特的一例，壁畫的精美程度亦極為罕見。其中，數百位人物形象刻畫的極為生動，并且在布局構圖中頗有章法，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是明代壁畫中不可多得的瑰寶。

注釋：

①參見《東岳稷益廟正殿碑文》

②根據東文村民周崇祥(62歲)口述整理：姜嫄懷孕騎騾子上坡至此，騾子突然受驚，將姜嫄摔下產出后稷。因姜嫄懷恨，故詛咒騾子至此不能生育。因是騎騾子所產故名“騾子坡”，后來更名為“落子坡”。

③據田野考察《重修柏樹廟碑記》：“柏樹廟者前檀粗柏故名文氏后裔創于明嘉靖，建筑前廊后窯供奉三位尊神，觀音菩薩、姜姬娘娘、后稷稷棄。相傳東文四閭為稷王舅家，每歲大年除夕村人將神駕請進廟內以祀香火，大盛經旬于十六送回高廟，安位沿襲已久直佑甲閭人丁興旺、財源廣進，素有富巷之稱，日寇侵華毀于兵災，改革開放百廢俱興，重建柏樹廟乃是廣大干群的心聲......宏愿已遂，人神共慶，立碑為志，已昭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