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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風東漸下的傳統與改革

2020-01-05 14:53胡昕
人物畫報 2020年7期
關鍵詞:改革派

摘 要:西方思潮源源不斷地涌入,傳統派和改革派開始了關于“美術革命”的世紀之爭。在這場漫長的爭論中,不管是改革派的矯枉過正,還是傳統派的堅持和保守行為,都是當時美術界存在的必要,刺激了對于傳統中國畫的重新思考,也促進了近現代中國畫的發展。

關鍵詞:改革派;傳統派;呂澂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社會改革的需要促使了“美術革命”,傳統文人畫作為論爭的核心出現在這場革命中。圍繞著這場爭論出現了以康有為、陳獨秀、呂澂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齊白石、黃賓虹為代表的傳統派。在后繼發展中還出現了高劍父的“折中”、徐悲鴻的“改良”、林風眠的“調和”等對當時中國美術的論爭。這一系列對美術改革的爭論也促使了近現代中國畫的發展。

對于這場論戰中,改革派中康有為、陳獨秀是為了推進社會進步的需要,站在政治的角度全盤接受西化否定傳統。呂澂則注意到了傳統繪畫的問題和一味強調西化所導致急于求成的美術亂象,提出了將美術視為學問,對中西方新舊美術認真梳理、研究的觀點;傳統派認為“藝術雖無種族與國界之分,然亦不當拋棄祖國最有價值之藝術而摭拾外來已成陳跡之畫術”。由此看來,傳統派并不是頑固不化的一味的強調傳統,而是排斥用西方的寫實代替傳統的意象。論戰雙方站的角度不同,自然會得出不同的繪畫觀點和需求。

因為歷史的原因,國家的落后、文化不自信,部分改革派開始否定傳統繪畫和全盤接受西方繪畫,以較為激進的方式進行改革。一味的接受西畫對于傳統繪畫造成了劇烈的沖擊,徒襲西畫的皮毛,造成了當時美術界的繪畫亂象,同時暴露出了當時畫壇急功近利的繪畫現狀。傳統派畫家在繪畫方面表現的保守和遲緩也是改革派不斷地強調美術改革的原因。不管是改革派的矯枉過正,還是傳統派的堅持和保守行為,都是當時美術界存在的必要,刺激了對于傳統中國畫的重新思考。

“倘其國有固有之文化,而其文化較任何國先進,乃欲以一時的盲動,而將其原有之文化,不惜一旦舉而棄之,或以其艱深,不變研究,遂使外來文化替而代之,是自滅其民族自亡其國也”。面對當時的歷史環境,傳統派對于美術上的保護,一是為防止外來文化的侵略,二是堅持文化民族主義也是對于國家的保護,只要民族文化沒有被沖散,中華民族就佁然不動。雖然傳統派相對于改革派保守,但光從這一點歷史因素來看,當時的傳統藝術家就值得欽佩。

當然,傳統派畫家中如何對待西洋畫也有差異。陳師曾、黃般若均以西畫現代流派的趨向反證中國文人畫強調主觀和精神表現及不拘形式的合理性,黃般若亦認為藝術“無種族和國界之分”。堅持中國傳統立場的齊白石、黃賓虹對西畫也不一概排斥,甚至注意到中西繪畫在心理、精神上的相通之處。但仍有眾多畫家恪守著藝術的“國界”,對引進西洋藝術憂慮地持有戒心。傳統派畫家對于西畫有著各自的認識,其實也鋪墊了后續的認知分流。

從歷史的角度看歷史,文人畫作為論爭的焦點是當時社會必不可少的發展需要。面對康有為、陳獨秀對于寫實西畫的推崇,陳師曾則認為“且文人畫不求形似,正是畫之進步”,講出了傳統寫意與西畫寫實的差異性。中國畫和西方繪畫是兩種文化系統的產物,它不僅從繪畫,還從哲學思想根本所產生文化的差異。所以面對差異,是該全盤接受,還是去粗取精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當時來看,國門打開,西方思潮源源不斷地涌入,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很容易造成對本民族文化的自我懷疑和否定。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傳統派對于傳統的堅持和維護就顯得難能可貴。傳統派藝術家對于文人畫有很深的感情和情節,他們認為一味的否定傳統,就是對中國幾千來文化的否定。在歷史上,也遇到外來文化入侵的這樣的問題,本土文化對他們采取了接納、包容和融合。所以對于這次國門大開,對于西方文化、繪畫應該采取一樣的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拿來主義”的對他們學以致用、融會貫通,而不是不斷地彭吹西方寫實主義繪畫,貶低流傳許久的傳統。

站在今天的角度,先從“百花爭鳴,百家齊放”這個層面看,民國初期的這場論爭為中國畫提供了更多不同的觀念,打破了“獨尊傳統”的繪畫現狀,為近現代繪畫的提供了思想和文化環境。其次,傳統畫家對于中國畫有著深入的認識和感悟,但是他們沒有意識到從明朝閉關鎖國開始,中國的文化和繪畫基本停滯不前,到了固步自封的地步。特別是從董其昌的南北宗論開始,崇南貶北到了極致,更加遏制了中國畫全面良好的發展。面對當時中國畫的現狀,合理的學習和接納西方繪畫是有必要的,但一定要結合傳統的自身規律。改革派如果都像呂澂一樣站在學術的角度去認識傳統繪畫與西畫,就能從更深層次去思考、改革美術。最后,相較于誰對誰錯,更重要的是在這場爭論中要認清中國畫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在近現代美術的發展過程中能更好的去認識和思考。

也許這場美術革命本應該如呂澂所言在學術的氛圍之內,在對東西新舊美術的客觀判斷尤其是“固有之美術”的研究中尋出中國美術自身的新路來,然而歷史并沒有提供一個良好的文化環境,對古今中外美術的極端的看法既產生了對立,也使得20世紀的中國美術史發生了多方向的分化。[3]面對不好的文化環境,改革派對于美術的革命的迫切需要確實激活了沉睡許久的創造活力,也為中國畫向現代化發展提供了一套可實行方案

注釋:

[1]賀天健《我對于國畫之主張》,1934年版,《美術生活》第3、4期

[2]劉曦林《二十世紀中國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74頁

[3]劉曦林《二十世紀中國畫史》,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年版,64頁

作者簡介:

胡昕(1995年12月19日—)男,漢族,籍貫:甘肅天水,廣西藝術學院 中國畫學院/漓江畫派學院 18級在讀研究生,碩士學位,專業:中國畫 方向:人物畫技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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