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實：堅定的“改革派”學者

王曉霞

李實

見到李實，是在一個陽光明媚微風和煦的午后，他戴著黑色金屬邊框眼鏡，身著深藍色派克服，看起來依舊溫文爾雅，謙遜平實，一如幾年前一次研討會上他留給我的印象。

眼前這位低調內斂的學者，正是被國際學術界親切地稱為“中國收入分配先生”的業界權威。30多年來，他深耕于中國的收入分配與貧困問題等研究領域，獲得眾多國內外獎項。他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20余年，之后又先后任教于北京師范大學和浙江大學，兼顧教學與研究。作為知名經濟學家，李實也時刻關注和推動著中國的改革事業。

“從正規地學習經濟學算起，我已有40多年的學習和研究經濟學的經歷，也取得了一些成績，更多的是一種歷練和修行?！崩顚嵄硎?，“雖然自我感覺是在盡力而為，還是不敢說對經濟問題有了多么深刻的理解和認識，更沒底氣自稱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經濟學家?！?/p>

“上世紀80 年代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時代，我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仡^來看，沒有思想解放的大背景，我們年輕學者就不可能突破原有的經濟學研究范式，不可能借鑒和采用實證分析方法，也不可能想到去采集住戶收入調查數據，做經驗研究和實證分析。沒有對外開放的大環境，我們的研究不可能得到國際基金會的資助，不可能有足夠的研究經費進行大規模的數據采集工作，更不可能與國際著名學者進行國際合作研究?！彼f。

30余年專注收入分配和貧困問題

從1988年參加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收入分配課題組和開始考察中國的貧困問題算起，李實研究收入分配和貧困問題都已有34年。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國內經濟學界很少有經濟學者在一個研究領域沉下身心做長期研究，經常是“強調‘短、平、快’‘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在談及為何能長期堅持在一些研究領域時，李實說，主要是從研究中找到了興趣所在和服務于中國經濟改革的價值，也受到了一些國外學者的觸動。

“ 1993 年，我訪問瑞典哥德堡大學，與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專家古斯塔夫森（Bjorn Gustafsson）教授第一次見面時，他問我研究中國收入分配問題有多少時間了，我很自豪地說已有五年了。當我反問他這個問題時，他回答說他已研究了 20 年?！?/p>

“這真是讓我大吃一驚?！惫沤淌诟嬖V他，在國外大部分學者都是在一個領域做一輩子研究。經濟學研究的分工越來越細，學者之間的競爭也異常激烈，如果不在一個領域長期耕耘，很難作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八倪@一番‘言傳身教’對我觸動很大?！?/p>

在研究路徑選擇上，深受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老所長趙人偉的影響，李實堅持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要相得益彰?！拔覀冋n題組一直嘗試兼顧學術研究和政策研究，試圖為解釋收入分配的‘世界’和改造收入分配不公的‘世界’作出貢獻?！崩顚嵳J為，“好的學術研究是支撐政策研究的基礎，而做一些政策研究會有助于學術研究”，“說到‘兼顧’，實際上并不容易做到。好的政策研究要以基本事實為依據，要以學術研究成果為基礎，要有科學方法作為支撐?！?/p>

此外，在李實看來，針對中國經濟研究而言，經驗研究比理論研究更重要。

“我上學時也是很喜歡經濟學理論，有著對現代經濟學理論作出貢獻的追求，也曾想過通過研究中國經濟來發展經濟學理論。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夢想，而是那一代年青學者的夢想。然而，隨著對中國經濟問題有了更多認識，對中國經濟學研究環境的更多了解，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轉變?！崩顚嵳f，試圖從中國經濟研究中提出有價值的理論，現在還為時過早，不論是提出新的經濟理論，還是修正現有理論，都需要搞清楚中國經濟的基本事實。

“30 多年前與同事們一起開始住戶調查數據的收集工作，本想干上十年，然后轉入理論研究工作?？墒?，至今我已干了 30 多年了。我雖然做了一些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的原因方面的分析，但是仍沒有進入理論研究的實質階段。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p>

究其原因，李實認為，一是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和變化太快，新情況和新問題層出不窮，讓人應接不暇;二是因為收集住戶調查數據十分困難，耗資也相當巨大，過去 30 年中 CHIP 的六次住戶收入調查數據收集工作，“我嘗盡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談到自己的學術觀點時，李實表示，“最近幾年我認為中國的再分配政策需要加大力度，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需要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看法與官方現今的政策導向是不太一致的，也是一些極端市場主義的學者不認同的?！?/p>

“從一些政策文件中可以看出，官方主流的政策導向還是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原則，還是把‘做大蛋糕’作為主導思想。而極端市場主義的學者則是擔心過多的再分配會帶來發展動力的減弱，會導致民粹主義的泛濫，會陷入到‘拉美陷阱’。甚至一些人把我看作左派學者，認為我的觀點與左派‘共同富?！闹鲝埐恢\而合?！?/p>

“這里，我需要作一下澄清。我自認為是一個改革派，改良主義者。我從內心里不認同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相應的政治體制。特別是受到了上世紀80年代社會變革思潮的影響，訪問了世界上幾十個國家后，更加堅定了我中國必須要走改革之路的理念?！?/p>

在他看來，現在中國需要學習和借鑒的經濟制度應該是北歐國家的社會市場體制，這“是一種把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與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進行有機結合的體制。市場經濟仍是基礎性經濟制度，經濟主體需要公平競爭，需要追求效率，需要私有產權保護，需要利益激勵。在此基礎上，加上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通過再分配來彌補市場競爭產生的過大收入差距和財富分配懸殊的缺陷，通過向社會成員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來保障民眾獲得均等的公共利益和發展機會?！?/p>

面對當下的現實狀況，中國還不具備實現社會市場體制的條件。但“把政府的盲目投資和形象工程支出轉化為對居民、低收入人群的轉移支付，形成一種剛性支出，不論從社會公平性來說，還是從效率角度出發，這種政府支出結構的改變都是有積極意義的?！?“這種藏富于民的做法，總好于政府的鋪張浪費”。

縱觀李實40余年的學術生涯，與書有著不解之緣。

1956年出生的他，小學和初、高中階段趕上了“文革”十年?！拔母铩钡臎_擊并沒有消弭他的求知欲和學習熱情。初中時期，盡管學習氛圍很差，李實也常與幾個愿意學習的同學一起討論數學上的難題，其中就有2013年被評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孟建民。高中期間，正值鄧小平復出后整頓教育秩序的時期，教學氛圍有所好轉，在老師們的鼓勵下，他在課業之余，自主學習了微積分等一些高等數學的內容。

1976年，李實在江蘇省銅山縣當知青，被選派到一個生產隊做保管員和現金出納?！案闪诉@個差事與我后來選擇學習經濟學是有關聯性的。由于工作原因，我對生產隊的基本情況，特別是財務狀況，對全隊每個家庭的情況，有了更多的了解，也見識了人生百態，慢慢地開始對農村問題和經濟問題有了興趣?！?/p>

農閑時期，李實開始閱讀一些經濟學書籍?！坝浀茫ó敃r）找到了一本徐禾編寫《政治經濟學概論》”，“現在回想起來，讀這本書沒有帶來多少快樂，書中的抽象概念和晦澀的術語經常會挫傷我讀書的積極性?！薄凹词惯@樣，我對農村問題的興趣沒有消退。還是認為理解中國農村問題需要學習經濟學，靠自學是不行的，需要上大學，需要老師指點，才能夠把握經濟學的精髓思想?！彼貞浾f。

1977年秋天，李實從大隊廣播里聽到恢復高考的消息，“心里非常激動，預感到自己終于有機會上大學了”，第二年他考上了南京大學經濟系。始料未及的是，彼時剛剛恢復的南大經濟系的教學實力已經不復當年。

“1952 年全國大學院系調整時，南京大學的經濟學專業被取消，師資調到了復旦大學和其他高校。南大經濟學專業停辦了近三十年。我們這屆同學算是恢復高考后南大第一屆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崩顚嵳f。

“在讀大一、大二時，我經常去借一些西方經濟學名著來看。由于英語水平有限，只是看一些翻譯本，記得看過熊彼特的《從馬克思到凱恩斯的十大經濟學家》，看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當時并不知這本書是顧準翻譯的，當然更不知到誰是顧準。偶爾為了滿足好奇心，也借一下英文原著教科書和專著，都只是翻翻，沒有能力看下去?！?/p>

1982年李實到北京大學攻讀研究生學位，專業方向是西方經濟學?！斑@一年這個專業招了五個研究生，由五位導師指導：羅志如、胡代光、厲以寧、杜度、范家驤”，“這支導師團隊可以說是當時國內研究西方經濟學最強大的陣容”。

研究生畢業時，選擇去經濟研究所做《經濟學動態》的一名編輯，原因也與讀書有關：“我有大量的時間可以做自己的事情，看書、寫文章，也經常去經濟研究所的圖書館瀏覽最新的外文雜志，了解西方經濟學的最新進展?！?/p>

李實回憶：“經濟所圖書館有大量的經濟學方面的藏書，但是其硬件條件卻讓人唏噓不已。大部分圖書，包括外文期刊都是放在地下室，通風條件不好，我每次去地下室找資料不敢長待，總是聞到些霉味。但是，現在回想起來去圖書館看書、查找資料的情景，更多的是愉悅感。在趙人偉教授擔任所長期間，籌建經濟所新圖書館是任期目標之一，向國家計委報批的方案也得到了批準，但這一計劃最終落空。趙人偉教授后來提起這件事就會感嘆不已?！?/p>

在經濟所從事20余年的研究工作，使李實認識到，“僅僅靠一些經濟學的理念去解釋和理解中國經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還要更多地去觀察經濟現實問題，理解現實經濟的運行機制、制度安排、政策制定和實施過程?！?/p>

在李實幾十年的研究生涯中，調查研究和團隊合作貫穿始終。

1986 年春天他跟隨由董輔礽所長帶隊的經濟研究所課題組去溫州調研，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爱敃r，中國經濟改革已經搞得熱火朝天，而我卻對此知之甚少，因此也非常迫切地想去看看實際情況，增加一些感性認識。這次溫州調研讓我對中國經濟發展問題有了更多的認識，學到了不少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p>

“收入分配課題組必須是一個開放式的研究平臺，以吸引更多的學者和研究人員參與。初步算來，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研究中，參與該課題工作的研究人員和技術人員不少于 200 人，既有國內學者，也有國外學者?！崩顚嵳f。

“對于我來說，國際合作是提升研究水平的重要途徑。在過去 30 多年來，我與國外學者一直做合作研究，絕大部分英文論文是與國外學者合作研究的成果，我也從合作研究中獲益匪淺。在許多國外合作者中，長期合作的學者有 五六位，這些學者也一直參加收入分配課題研究工作，為課題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如果沒有他們的參與，中方課題組成員在這么短的時間內達到國際水平是不可能的?！?/p>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浙江大學共享與發展研究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收入分配、公共政策、貧困、勞動力市場等。先后主持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20余項，出版著作20余部。曾三次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等眾多大獎。

30多年來，他深耕發展經濟學與勞動經濟學，是中國收入分配、貧困問題研究的代表性學者，被國際學術界譽為“中國收入分配先生”。2021年，他立足于多年研究成果，積極推動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為中國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貢獻力量，其背后是一位學者對社會階層流動性這一問題的重視和對民生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