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機中的輿論傳播與輿情治理

謝春濤,劉芮杉

(中國人民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872)

所謂“場域”，在布迪厄看來，就是“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1]。整個社會也是一個作為整體的“大場域”，而其中具有相對獨立性的社會小世界則是“子場域”，例如經濟場、政治場、輿論場等等。不同場域中不盡相同的關系網絡與構型，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客觀關系，包括權力的分配結構與各個主體的支配關系等等。行動者一旦進入相應的場域，就必然受到這個場域特有規則和關系的鉗制，被賦予代表相應資本、位置等關系的符號標志，這一過程被布迪厄視為“參加游戲”。

在場域的規則和關系中，“資本”和“慣習”是影響場域內部權力結構最為重要的兩個要素?！百Y本”并非經濟上的概念，而是具體場域中有力的武器和斗爭的關鍵，是使其所有者能夠對他人施加權力、運用影響的實在力量。不同的“資本”在相應的場域乃至同一場域不同階段的作用有所區別，行動者所持有的“資本”數量和結構，深刻地影響著他在場域中的位置和策略性傾向。依賴足夠的“資本”，行動者甚至能“部分或徹底地改變游戲的固有規則”[1]。而“慣習”，則是“‘推動’擁有一定數量資本的確定行動者們采取這樣那樣的策略[1]”的性情傾向，是行動者合情合理的行為邏輯。這種性情傾向并非單純的唯智主義或主觀主義，而是被社會存在規訓、構建和限制的社會化思維。正如馬克思所言，意識必然受到社會存在的制約。不管是否愿意，個人通常會陷入“某一時代的普遍的局限性”以及教育、經歷等“個人的局限性”之中[2]。簡言之，“資本”就是行動者所掌握的資源，“慣習”是行動者的行為規范，場域則是“資本”和“慣習”發揮作用以及行動者開展“游戲”的場所。

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作為公共危機場域的子場域，盡管作為自然人的參與者是同一群人，但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的參與主體擁有不同的身份，以及身份所代表的“資本”“慣習”。在信息時代的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政府(包括領導政府的黨組織)、媒體以及民眾作為場域中的行動主體，自身所擁有的“資本”與“慣習”也會隨著進入這一特殊場域而發生變化?；诖?，政府、媒體與民眾的輿論活動也將呈現出更加激烈的交互與碰撞。

一、守成與擴張：公共危機中政府與媒體的行為邏輯

在常態化的輿論場域中，政府、媒體與民眾之間的聯系通常缺乏一個聚合點。不同的民眾根據不同需要關注媒體和政府的特定訊息，社會交往也自然而然地分布在不同領域，公共輿論通常表現為分散狀態。但進入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政府更加重視民眾的輿情走向，部分媒體則可能出現煽動民眾的傾向，民眾也更加沖動、猶疑。社會話題高度集中于公共危機，相關話題的發酵速度與傳播速度前所未有，社會輿論失控進而激化社會矛盾的危險性也大大增加。這種差別的背后，是政府、媒體和民眾的話語權力與行為邏輯(即“資本”和“慣習”)隨著事態發展而產生劇變。

(一)政府掌握最為廣泛的輿論資源

在公共危機的背景下，從黨報黨媒到門戶網站，各級政府掌握著覆蓋面最廣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渠道。同時，各級政府還能夠征用或號召一部分輿論領域以外的渠道進行輿論活動，包括通信服務商的短信提醒、社區標語廣播等。此外，政府還能夠在法律法規框架內，通過自身公信力、號召力對社會輿論產生影響，塑造社會輿論氛圍。在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下，各級黨委政府有能力向各個角落的民眾傳遞信息和觀點。

在“慣習”層面，政府在面對公共危機時通常以守成為主。在現代社會，面對公共危機時，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更加注重社會的常態化穩定，更加傾向于維持輿論環境的健康與平和，避免社會恐慌的滋生與蔓延。一旦輿論危機引發社會秩序的崩潰，現代社會的各項機能也無法有序運轉。如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基于全局考慮，輿論的重點就是“加強輿論引導工作，加強社會力量組織動員，維護大局穩定，確保人民群眾度過一個安定祥和的新春佳節”[3]。在公共危機輿論的場域中，黨和政府的各項舉措進展，以及醫護人員的先進事跡，更能夠增強民眾的信心，營造眾志成城的輿論氛圍，屬于特殊時期的“慣習”，因而具有更高的優先級。

(二)媒體在市場需求的驅動下影響力增加

在危機期間，媒體所掌握的“資本”也因“統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交互而呈現新的樣態。一方面，由于政府更為嚴格的信息管理機制，以及公共危機可能帶來的媒體工作的不便，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信息生產與傳播必然受到不利影響。它們必須克服人員與信息流通的困境，同時還需要審慎思考向民眾公開的內容是否會帶來不良政治后果。另一方面，民眾對于危機相關信息的“市場需求”必然會迅速膨脹，任何爆炸性的、事關生命財產安全的信息都將為媒體帶來巨大關注度。僅以微信公眾號“丁香醫生”所提供的“新冠病毒最新實時疫情地圖”為例，截至2020年2月25日，該鏈接的點擊次數就超過25億次，其他疫情信息的受關注度亦是難以計數。

因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媒體，總體上傾向于更多地傳播危機相關的訊息和資訊。但是由于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在利益結構、傳播方式與傳播內容上的巨大差異，使二者的“慣習”也極為迥異。在危機期間，傳統媒體更多地扮演著權威信息傳遞者的角色，保守而活躍地在黨委和政府領導下開展輿論工作，呈現出以點對面的中心化傳播特點。而新媒體相對獨立而個性化的傳播主題，以及扁平化、去中心化的OTO式的傳播方式，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以往被掌握在政府、專家、記者和編輯手中的話語權力，“打破了以往由權力支配的話語壟斷格局”[4]。在“流量”的驅動下，新媒體通常會進一步擴大自身優勢，同時也會進一步放大自身缺點。在人們對于公共危機訊息的巨大需求刺激下，新媒體會以更加及時的速度、更加個性的角度分析和傳遞資訊。無論是專業化的長篇大論，亦或是簡單的一張圖片、一段聊天記錄，都能夠成為輿論場中至關重要的新聞。但與此同時，部分新媒體為了追求點擊率，發布未經篩選甚至刻意捏造的“爆炸性”信息，導致社會上信息來源的不確定性與不可控性加大，信息可靠性難以保證。從總體看，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傳播的信息風向不同，甚至內容截然相反，構成了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社會輿論經常出現兩極分化的重要原因。

在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政府和媒體都在時刻關注民眾的反應和需求，但二者對民眾的影響是不同的。政府希望保持輿情穩定，因而主要向民眾傳遞積極、正向的信息，并且希望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擴散。而無論是政府領導下的傳統媒體，還是市場導向的其他媒體(包括新媒體)，都以獲取民眾關注為目標，因而民眾接收的信息必然參差不齊。但這并不是輿情飄忽的根本原因，政府對媒體的監管正在不斷加強。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來自民眾，民眾的主體性以及社交行為不僅影響著輿情的走向，也影響著政府和媒體的信息傳播。

二、活躍、焦慮與沖動：民眾的危機“慣習”及其后果

在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民眾唯一也是最大的“資本”，就是民眾自己不僅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傳播者，甚至可能成為新聞的主角。針對這種轉變，傳播學學者們提出了“傳受合一理論”以及“觀展/表演”范式[5]。在各類媒介的介入與作用下，民眾更為廣泛地成為信息受眾，也更為頻繁地通過媒介對他人進行“表演”。這種借助社交媒體進行的表演，從主體的角度看是一種自我形象與自我認同的建構，從客體的角度看也是信息傳播和信息生產的過程?！叭藗兏械阶约杭仁怯^眾，又在為想象中的受眾表演，同時處于看與被看的狀態?！盵6]簡言之，在信息時代，普通個體作為民眾的一部分，盡管自身發聲渠道仍舊十分有限，但個體已經融入到新媒體信息生產與傳播機制中。民眾的主體性得到發掘，不再是被動的信息接受者。這種客觀存在的、顧影自盼的受眾主體性，使得民眾作為個體有了影響更多人的輿論認知的可能，這也構成了民眾與政府和媒體進行互動或者博弈的“資本”。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普通民眾并不會刻意充當媒介的角色，去試圖對其他人施加影響，受眾主體性能夠發揮作用的機會并不多，對政府和媒體的影響也限于特定情況。但在危機期間，民眾在輿論場中的“慣習”，大大強化了這種主體性的作用力與影響力，更容易催生和激化社會輿論中的矛盾，進而產生一系列連鎖反應。民眾對政府的評價，影響著政府支持率與執政基礎；民眾對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時刻影響著政策的落實。而這種評價與信任，不僅僅是政府言行和媒體傳播的結果，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眾社會交往的風向。

(一)民眾具有更加活躍的獲取和傳播信息的“慣習”

進入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之中，在意識到危機的嚴重性后，民眾通常會產生恐慌和不安的情緒，在輿論場中呈現出超乎尋常的活躍。這種活躍呈現出兩種性情傾向：一種是盡可能及時地了解周遭環境受公共危機影響的變化，以根據局勢預期開展相應的決策，進而嘗試通過各種媒體、政府、社交圈等多種渠道獲取最新消息。這種信息需求對于傳統媒體和政府是一場考驗，而對于新媒體而言卻是巨大的機遇。民眾對于信息的及時性需求，使得“傳統媒體的把關作用在新的傳播工具面前受到了挑戰”[7]，而缺乏把關機制、隨時活躍在社交媒體平臺的新媒體，則通?？梢愿友附莸貙⑿畔鬟f至民眾手中。這種滯后性在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進一步削弱了政府和傳統媒體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導致許多民眾更愿相信即時性更強的新媒體和社交網絡。另一種是更積極地向周邊的親友乃至陌生人傳遞自己關于危機的觀點與認識。這種互動一方面是出于關心和同情，期待從他們那里交換更加全面的信息；同時也是“觀展/表演”范式的一部分，是利用自身認同的獨到信息和觀點，進行自我形象建構的過程。此次疫情中80后、90后勸說父母長輩戴口罩，實質上就是年輕人向信息滯后的父母長輩灌輸自我認同的觀點和信息的過程。這成為社會性現象[8]，證明“顧影自盼”式的社會互動和文化反哺是廣泛存在且備受認可的。從結果上看，這種活躍的社交互動有利于增強民眾的防范意識，但也可能成倍地放大政府在疫情應對上的失誤與問題，容易引發群體性的批判和恐慌，同時可能加速謠言的傳播與滋長。

(二)民眾的悲觀認知帶來“后真相”效應

意識到危機嚴重性的普通民眾通常焦躁不安，沖動而缺乏理性判斷，傾向于更加悲觀地理解和看待信息文本，導致信息文本的意義生成機制中的差異與延宕更加凸顯，即德里達所提出的“延異”。德里達認為，當我們看到文本中語言符號的“能指”時，其“所指”的意涵并不會直接進入我們的腦海，而是要依靠新的“能指”來闡釋這一“所指”，進而導致“能指不斷激增，意義不斷延擱”[9]。也即是說，“所指的概念絕不會自我出場，決不會在一個充分的自我指涉的在場中出場，從本質和規律上來說，每個概念都刻寫在鏈條和系統內?！盵10]。依照德里達“語境之外無他物”的觀點，政府與媒體所生產、傳播的信息文本，在民眾中的意義生成并不完全取決于文本自身的邏輯與內涵，還很大程度地受到民眾社會交往與社會氛圍的左右。在負面情緒中，民眾活躍的社會交往與社會實踐不僅會散播負面情緒，還會影響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輿論信息的正向作用。在權威信息與小道消息的博弈中，夸大嚴重性的、“販賣焦慮”的小道消息通常能迅速獲得民眾的信任而廣為人知，這種現象在傳播學中被稱為“葡萄藤”效應。而哪怕最詳盡的權威消息，民眾在審視時都會有所猶疑。中外各國的搶購浪潮背后，都是民眾的焦慮影響了自身的判斷和認知，導致權威信息在民眾中發揮作用的時機被大大延后，這就是所謂的“后真相”效應。

(三)悲觀且沖動的認知邏輯容易引發輿情波動

在勒龐看來，處于群體之中的個人，情緒沖動而又容易夸張，容易輕信而又思想多變。勒龐的激進觀點一直存在爭議，但如果不加干涉，民眾的負面情緒極易引發三類輿情事件。一是民眾對公共危機過于悲觀或過分樂觀的觀點分歧，極易裹挾著政黨利益、種族矛盾等因素而上升為劇烈的社會矛盾。在此次疫情中，一位意大利議員因戴口罩進入議會而被嘲笑，許多華人華僑也因戴口罩而遭到歧視甚至侮辱[11]，疫情進一步凸顯了部分國家的社會痼疾。二是如果政府與媒體無法有效緩解民眾的焦慮與恐慌，民眾對政府層面的危機解決措施與國家層面的未來發展預期將持悲觀態度，從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的長期發展。輿論危機影響社會發展最常見的案例通常發生在股市，2020年3月美股發生的4次熔斷即是例證。三是民眾在社會交往與危機環境中收獲的負面情緒，都將削弱民眾對于科學、權威的信仰，而對于謠言的寬容度卻會大大提高。經過社交媒體放大后的焦慮，會使民眾更加懷疑權威發布信息的真實性，更傾向于傳播、擴散夸大危機的嚴重性的消息。同時，出于迅速扭轉危機局面、保護自身生命財產的動機，通常會有一部分民眾試圖通過非科學的手段進行自我防備。焦慮和恐慌之下，謠言比通常傳播更為迅速。

三、“以人民為中心”：輿情治理的實踐導向

“文化領域需要被看作本質上是統治的”[12]。政府鞏固自身在輿論場域中的領導權，必須充分理解社交網絡中民眾的思維邏輯與社交邏輯。政府的保守與穩定傾向，新媒體的擴張傾向，以及民眾的活躍與悲觀傾向，構成了公共危機輿論場域的張力網絡，決定著場域的風晴雨雪。在互聯網時代，民眾作為社會輿論的受眾主體，具備了更加強烈的參與意識與更為便捷的傳播工具，充分尊重和考慮民眾在危機期間的憂慮與訴求，成為建立和鞏固文化領導權的基礎和前提。但政府也不可能放任恐慌的蔓延與流言的滋長，而維護社會輿論的穩定不能僅靠傳統媒體的力量，還需要政府尊重和理解民眾的合理訴求，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其中?！耙匀嗣駷橹行摹弊鳛榱暯娇倳浱岢龅孽r明治國方針，在輿情治理中也具有全局性的思想指引。

(一)理解民眾的焦慮情緒與社交互動

從態度上來說，政府不能因為擔憂民眾情緒而盲目掩蓋危機嚴重性，也不應當因為懼怕謠言傳播而機械式阻礙民眾的交流與傳播。在信息時代，民眾社會交往的手段與方式層出不窮，政府和傳統媒體的公共信息壟斷逐步瓦解。信息的傳播是難以斷絕的，政府的信息管控很難禁絕公共危機相關信息的傳播，也無法阻止民眾因為公共危機而心生焦躁。政府單方面試圖阻絕危機信息的傳播，制造“言論禁?！?，或者強行渲染樂觀氣氛，都不利于民眾的自我防護，還可能引發更嚴重的“輿論倒灌”，影響政府公信力。實際上各國政府未能端正態度的原因，多半是為了避免影響現實的經濟或政治利益。政府的輿情管控態度是否端正，用習近平總書記的話來說，根源在于是否“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二)提供具有公信力和說服力的高質量信息

在信息生產的過程中，政府與各級媒體應當充分尊重民眾的知情權。在傳統的大眾傳媒時代，政府依靠嚴格的出版審批制度，能夠制造相對封閉的信息壁壘。這種輕易造成的信息不對稱，極易形成行政神秘主義傳統，使許多政府機構通常選擇性地公開部分信息。但進入信息時代，民眾的知情權要求愈發強烈，民眾不僅需要政府積極的表態，也需要更富價值的信息。許多專業類新媒體能夠擁有一批忠實擁躉，就在于自身的專業深度能夠滿足部分民眾的認知需求。而政府在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的公信力是更加脆弱的，越發需要及時、細致、全面、邏輯嚴密的信息公開。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局常委會議上指出，“要多層次、高密度發布權威信息……增強及時性、針對性、專業性”[13]。大到公共危機的前因后果與發展態勢，小到民眾的個人防護與日常生活，任何對于民眾危機應對有所助益的、更具深度和指導意義的信息，都應當是政府和傳統媒體信息生產的內容。

(三)依靠大數據等新技術科學處置輿情動態

在信息傳播渠道層面，充分利用政府自身的技術優勢，及時了解群眾所急所愿并予以回應，讓真相和謠言同時到達民眾身邊，是信息時代政府的最優選擇。謠言的背后往往還存有一些細節和真實，以獲取民眾的信任。在群眾的社會交往無法阻絕的前提下，政府對謠言的處理就不能采取“刪、封、抓”的簡單舉動。在不放任錯誤信息肆意散播的前提下，政府應當形成科學、公開的辟謠程序，利用大數據監測社交網絡中的輿情態勢，發現問題后在最短時間內予以科學處理，并通過各種媒體以及基層宣傳手段發布錯誤信息與正確信息的對比，確保民眾在接觸錯誤信息時理解其錯誤所在。在國內，騰訊新聞以及“丁香醫生”等部分社交媒體已經開辟了關于新冠肺炎的辟謠平臺，專門搜集最新謠言，發布辟謠信息，對社會輿論的穩定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

(四)積極回應民眾關切以增強互動

民眾不僅期待宏大敘事中的國家舉措與英雄故事，也期待切身相關信息的更新和社會問題的處置?；貞癖姷年P切與期待，能夠彰顯政府負責任的態度和與人民站在一起的政治立場。在民眾看來，地方政府的信息發布不能單純復制中央政府，應當著眼于民眾關注的自身所處環境的變化，避免脫離實際。例如，天津、上海等地方政府對于感染病例流行病學的詳細介紹，就極大地緩解了當地民眾的焦慮和恐慌。同時，回應民眾的輿論熱點，及時、正確回應群眾的關切和不滿，也能夠避免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在危機期間，民眾對于政府的危機處理方式以及社會公正問題更為敏感。政府是否及時、客觀、科學地回應民眾所指問題，決定著社會輿論是否理性，是否會拔高和擴大問題的嚴重性。如果政府能夠在短時間內提供大量具有說服力的回應，及時處理有關責任人員，民眾進一步討論的熱情就會被沖淡，輿論熱點也會在理性討論中迅速衰退。在武漢刑滿釋放人員返京后確診事件中，政府的積極處理避免了輿論的進一步發酵[14]。

(五)以更深更廣的力度介入社會交往

全面參與社會交往，充分調動民眾的輿論情緒，或許是輿情治理的有效路徑。勒龐曾經將“情緒化”作為群體的一大特點。在信息時代，民眾的“情緒化”特點被放大，民眾的情緒化語言甚至能夠成為很長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現象。同樣，在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政府能否放下姿態，以更加尊重和謙和的姿態，在更多樣化的平臺構筑官民平等溝通的場域，影響著民眾對政府的情緒性判斷。民眾在對話與溝通中得到尊重，自然而然能夠以共情的視角和寬容的態度看待政府的所作所為。此外，政府作為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影響力最大并掌握眾多媒體資源的輿論主體，可以塑造能夠帶動情緒的輿論新熱點，從輿論的被動監督者轉變為主動的熱點制造者。國內的娛樂行業就存在利用制造輿論熱點來進行輿論炒作的現象。政府則可以利用這種影響輿論的方式來引導社會輿論走向正面。國內許多機關團體的新媒體平臺已經探索出了諸多與民眾進行溝通的有益經驗，值得在危機期間進一步推廣，以把握社會輿論的發展方向，牢牢掌握輿論領導權。

由于社會網絡技術的不斷發展，民眾個體與新媒體的邊界越發模糊，個體社會交往也越發成為社會輿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社會輿論的走向也由原本較為清晰的各類媒體的輿論風向，部分轉變潛藏在私人化的社交網絡中的社會情緒與小范圍討論。這意味著，即便大眾傳媒時代的“把關人”機制可以依靠大數據篩查和更加嚴格的審核機制煥發新生，社會輿論的演變也因為私人社交網絡的擴張而更加不可控。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和媒體充分理解并尊重民眾的合理需求與言行，才能夠獲得民眾的信任與認同。當然民眾的需求有時并不完全合理，這時候政府的對話意識就尤為重要。

在公共危機輿論場域，政府各級組織要將發布可靠信息和回應民眾關切作為政治任務。除了利用各類媒體高密度、高頻率地發布權威信息，政府公職人員也有必要積極轉發、傳播此類消息，以民眾的身份參與到社會交往中，增強權威信息的覆蓋率與曝光率。為了覆蓋更多的人群，政府可以動員其他領域的公眾人物(例如娛樂明星)，利用這些“流量”安撫民眾情緒。政府還可以和專業團隊以及富有影響力的新媒體進行“合作”，從第三方視角，以專業性與趣味性并存的文化產品，支持政府的工作。歸根結底，就是要以受眾的視角，從更廣的層面和更專業的角度參與和引導社會輿論，讓正向信息占領輿論空間，讓更多的理智民眾成為“自來水”，這或許是信息時代公共危機輿論場域中政府值得進一步探索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