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與世界的連續性
——基于塞拉斯和米麗肯哲學的自然主義辯護

周靖

(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上海，200235)

如果我們要求知識必然是關于外間世界的，那么似乎必須接受一個康德式的任務，即“我們的知識產生自心靈的兩個基本來源，其中第一個是接受表象的能力(印象的感受性)，第二個是通過這些表象認識對象的能力(概念的自發性)；通過前者，一個對象被給予我們，通過后者，該對象在與那個(僅僅作為心靈的規定的)表象關系中被思維。因此，直觀和概念構成了一個我們一切知識的要素，以至于無論是概念沒有以某些方式與它們相應的直觀、還是直觀沒有概念，都不能提供知識?！盵1](B74)從根本上說，感性接受性與理性自發性如何能夠協作，從而能夠產生某種最小化的概念表征(minimal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它既直接關涉外間世界中的內容，亦是可思的現象——這是一個關鍵難題。

本文主要有兩個理論目的。首先，追尋塞拉斯(W.Sellars)對康德直觀概念模糊性的分析，借以澄清非概念表征與概念表征的隱微區分，從而進一步闡述源于感性接受性卻涉及(involve)一般概念的概念表征究竟何以可能。其次，本文在對塞拉斯“類比論證”進行分析時，擬吸納米麗肯(R.Millikan)自然主義語義學的關鍵思想，拒斥隱含在康德和塞拉斯哲學中的二元論思維，從而為外間世界與思維內世界的連續性做初步辯護。

一、塞拉斯論康德直觀概念的模糊性與概念表征

相對于對知性范疇何以被運用于感性雜多問題的普遍關切，塞拉斯更為關注感覺與直觀的關系[2](1)；借助對康德直觀概念的澄清，塞拉斯專注于分析關于外間世界的知識何以可能的問題。

塞拉斯辨析了：(1)康德意義上的直觀是概念性的，并且直觀首要地是關于個體而非對類別的概念表征；(2)關于個體的概念表征并非總是康德意義上的直觀，因為與其他類型的概念表征不同，直觀無需要求我們借助一般概念來獲得概念表征；(3)與非概念內容不同，概念內容在康德那里屬于理智直觀而非感性直觀[3](2?3)。關于(2)，我們可以依據成熟的概念系統以獲得關于某一對象(例如杯子)的概念表征，此時的“杯子”概念已然是一個一般概念，但康德式的直觀并無對一般概念的必然要求。至少在塞拉斯看來，盡管我們可以在后續的理性思維活動中闡明直觀，但獲得直觀并不要求一般概念的“先在”。關于(3)，概念內容在康德那里屬于理智空間內的用法，它兼含強概念內容(我們可以運用一般概念來清楚地說出這些內容是什么)與弱概念內容(關于個體帶來的諸因果刺激的感性綜合)。結合(2)與(3)，塞拉斯指出，只有弱概念內容才更為貼合康德意義上的直觀。

那么，如何理解這種作為弱概念內容的直觀，即在不具有成熟概念體系的前提下，如何在與個體的感性接觸中獲得具有認知性的表征(representation)？關于一個尚未被我們所知的對象，我們不妨用“這”(this)來指代它，那么“直觀”是否等于對“這”的表 征？[3](3)假如“這”“是”“一個紅色方塊”，那么感性綜合能夠提供這樣的形式：“這?方塊”(即“this?such”“這?般”的一個例示)。但是，“這?方塊”尚不是一種判斷，它僅可以作為“這是一個方塊”的命題內容。在后續的理性活動中，“這?般”被證明有其實際的和理性的身份(status)，即獲得“這”的確“如此這般”的知識。

問題的微妙之處在于，關于“這?般”的闡明能否實現對“這”的直接闡明?！斑@”是對世界中實項(real items)的直指，“這?般”則已經是一個關于個體的概念化的表征。如果關于外間世界的知識是可能的，“這”必須能夠被納入知性視野，而“這?般”似乎則是內嵌了“這”的最小的認知單位或認知活動的可行起點。那么，弱概念性的直觀內容應該是“這?般”，還是“這”？塞拉斯在這里辨析了康德直觀概念的模糊之處，即康德模糊了如下兩種表征：(4)關于個體的一種特殊的概念表征以及一種截然不同的關于個體的表征，前者緣由感性接受性的功能，它雖然不先于一般概念，但卻涉及一般概念，而后者則無一絲概念性[3](7)。(4)對塞拉斯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他不能容忍無一絲概念性的表征充當作為知識基礎的直觀。在心靈與世界的分野中，康德寄希望于在世界領域內運作的感性接受能力為在心靈領域內運作的理性自發性帶來可加以吸收和運用的內容，從而保障知識。但問題在于，心靈與世界之間的連續性，即感性表征能否直接作為知性表征的基礎。在康德那里，充當知識基礎的是直觀，而如果把無概念性的表征納入直觀的內蘊則會犯塞拉斯所謂的“所予神話”的錯誤，即認為充當知識基礎的感覺材料既具有非認知的屬性(從而它不言自明地是來自外間世界的)，又具有認知的屬性(從而可被心靈把握)，然而，感覺材料無法兼具這兩種有著實質矛盾的屬性[4](14)。在塞拉斯看來，我們應該放棄對無概念性的表征的尋求，而應該將對康德直觀概念的理解限制于概念表征之上。

二、塞拉斯關涉世界的類比論證

既然放棄了非概念表征的理論作用，那么塞拉斯便需闡明僅有的選項，即概念表征何以將外間世界中的內容納入知性(understanding)視野。塞拉斯這里的關注重點是“何以保證對世界中內容的應答性(answerability)”這一問題，而非如何在進一步的理性活動中理解(understand)概念表征的問題。

在塞拉斯式的探究中，“物理對象是實在地且直接地被知覺到的”[5](87)，物體對象的被給予性是作為一種“原則”而非“選擇”而被接受的，我們同樣被迫接受它施加于主體的“效果”(effects)，從而獲得某種“感覺印象”。在感覺印象中，物理對象呈現其可感特征，關于這些特征的感覺印象如果能夠充當連接外間對象和概念的一個中介，那么感覺印象既需是關于物理對象和概念的，從而成為概念表征，還需能夠保證其關于物理對象的維度和關于概念的維度之間的穩定關聯。

塞拉斯的類比(analogy)論證試圖維系概念表征兩種維度之間的關聯[3](17?18)，該論證試圖辯護的立場在于，關于物理對象的可感印象與關于對象的概念之間存在穩定可靠的關聯?；谶@類關聯提供的保證，我們可以在概念的領域內從事科學探究的理論工作，但科學理論的工作并不會因此失去對世界的應答，相反，科學語匯的更新和發展將會實現對外間世界中的內容更為精確和充分的表達。

塞拉斯指出，在康德那里，生產性的想象力構成了兩種維度勾連的依據，但他并不訴諸一種具有先驗性的“自我”的想象力來實現對兩個維度的“統覺”[6](411?412)。確切地說，塞拉斯的立場體現在具身性、功能主義、科學實在論三個方面。

關于具身性和功能主義，塞拉斯指出：“我知覺到既是對象的功能，也是我對對象的洞察(perspectives)功能。我們認識到，我們的知覺世界是滲透洞察的世界。我們看到的不止是桌椅，我們是從某種 特定視角，即此處的視角，從我的視角來觀看它們的。而我——一個具身的覺知者——有著處所 (located)?！盵2](216?217)因此，“我”并不是某種“先驗自我”，而是“在?世界?中”的一個現實的、積極的覺知者，其中，“功能”既緣由對象，也體現了“我”的主動的覺知視角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塞拉斯那里，語詞或語句的意義因而僅在于對對象做出功能性的分類，而非做出某種指稱性的解釋。語詞或語句披露的是外間對象在我們的實踐活動中展現的功能，我們并非先在語言和世界之間拉開一段距離，而后試圖用語詞或語句來描述相關的指稱關系[6](85)。該思想的一個“反?！敝幵谟冢涸谂c物理對象接觸的最初階段，語詞或語句僅被理解為對對象做出功能上分類的裝置，而非具有獨立性的意義單位，從而人們無權以概念為起點，通過對概念的分析來實現對物理對象的“指稱”。

該思想的另一個“似乎‘反?！钡牡胤皆谟冢喝箤嶋H的分析起點“向后地”設置于概念。這是一個無可奈何的選擇，雖然物理對象也在向我們“發聲”，但僅有像我們這樣的理性生物才能運用語詞“發出聲來”(thinking-out-loud)[3](75)。不過，概念表達并不會失去對世界的應答。相應地，塞拉斯從皮爾士(C.S.Peirce)那里借用了殊型(token)和類型(type)的區分。前者是一類自然殊項，例如紅；后者是一類心理項或理論項，塞拉斯創造了“點引號”，將之寫為·紅·。塞拉斯還借用了皮爾士的“習慣”這一概念，認為習慣反映了·紅·與紅的穩定關系，即傾向于使用·紅·描述紅，原因在于，“感覺已經是一種認知能力，感覺行為屬于意向的序列，屬于意義的序列”[6](44)?！巴ㄟ^對我們想要做出的行動和行動的條件做出科學的概念分析，我們將由科學理論所把握的世界和我們的意向直接聯系起來，讓它變成我們的世界，對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而言，我們不再是異在的附屬物?！盵6](40)如此一來，由于理論語匯·V·與觀察語匯V 不是兩相排斥的語匯，我們已經學會使用理論語匯直接對世界做出描繪，物理學家們能夠說，他們在云室里看到了α粒子本身，盡管這里的觀察是對α 粒子本身的推論報告[7](148)。

在此意義上，塞拉斯將科學視作描述實在的物理對象的準繩，“在描述和解釋世界方面，科學判定一切事物，判定事物是其所是，或不是其所不是”，他用“世界的科學圖畫取代常識圖畫；……‘何物存在’的科學描述取代日常生活的描述存在論”[4](65?66)。對實在的物理對象的描述是在一個科學框架內進行的，認知實在的事業因而變為修繕科學框架的事業。由此觀之，塞拉斯的實在論是一種關于物理對象的“直接”實在論。當然，科學報告可能起初是錯誤的，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使推論變得更為穩固且有效的方式(如改善描述因果關系的科學框架)，從而在規范空間內改變我們與實在的接觸方式。從而，塞拉斯的實在論也是一種“批判”實在論。共同體在改善科學框架上無疑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在塞拉斯那里，我們不應忘記實在的準繩是科學，科學具有首要的地位。

總體而言，塞拉斯認為概念表征既能關涉物理對象又具有概念性的依據在于，物理維度和概念維度的相關項有著可靠的類比關系，這種關系不是通過先驗自我意識而被統覺的，而是作為覺知者的“我”不是異在于世界的附屬物，“我”是一個“在?世界?中”活動的實際參與者，關于物理對象的感覺結構和“我”心靈中的概念結構有著直接的同構關系。后繼的科學語匯的更新不但不會突破這種同構性，反而旨在實現對物理對象更為完全的表達。

三、超越二元論圖景：借助米麗肯“殊念”概念進行討論

塞拉斯沒有訴諸“先驗論證”以保證概念表征兩種維度的同構關系，他寄希望于概念一面的理性共同體對科學語匯的更新，以實現對物理對象(實在)的完全表達。然而，在筆者看來，塞拉斯的“類比論證”至少有如下兩個隱在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類比”的隱喻性依舊設定了物理對象和思維領域之間的二元分野。這將誘使我們思考：后一領域的認知活動究 竟進展到何種程度才能實現對實在的物理對象的完全表達？在塞拉斯那里，作為共同體的一個規范理想，“科學語匯”終將會復現人類認知活動的“大全”[8](50?53)①，反對者們可以輕易地將這類理論目標視為一種“理想”而放棄，從而滿足于共同體范圍內的規范活動，無需進一步承諾外間世界中對象的實存性。對這種“理想”的尋求暗示了“類比論證”的第二個問題，即塞拉斯似乎承諾了概念表征的世界和概念兩個維度的嚴格同構，從而希望科學語匯能夠實現對世界內容的完全表達。

對于上述兩個問題，筆者認為，我們需要對“類比論證”進行一些調整，根除它所蘊含的二元論思維，并彰顯同樣蘊含在該論證中的物理世界和概念空間之間的連續性。這一修正的結果是顯著的，我們將會得到自然空間與概念空間的連續性圖景，在祛除世界具有“本質”、概念是對這類本質的“精確描述”等觀點上的障礙之后，在世界中活動的“實踐豐富性”需求將取代對絕對真理的理想追求。

我們可以從塞拉斯的擁躉米麗肯新近提出的“殊念”(unicept)這一術語所蘊含的思想中直接受到啟發。米麗肯另造“殊念”這一新詞的現實原因在于，繼續使用“概念”(concept)這一術語會使她難以準確表述自己的思想，并且在丹尼特(D.Dennett)的提示下，米麗肯發現她所意在的思想也非“概念”所能涵括[9](281)。最終，在提出“殊念”這一新表述時，她勸人們放棄使用“概念”一詞，因為根本不存在“概念”這種我們認為是清楚明白的、為人所共有的以及對事物進行分類的東西。在米麗肯看來，我們無法基于概念獲得單純的語言理解，并以此達到對世界中事項的認知[10](40?49)。米麗肯指出：“根本不存在單純的語言理解，理解語言已經將對整個世界的理解當作基礎了?！盵10](40)米麗肯試圖從應對自然的直接活動中尋覓“語義”的蹤跡，將語言性的理解設置在整個世界的背景之中。用塞拉斯的話說，她專注于如何直接從概念表征的世界維度中探查它概念維度的一面。

米麗肯“殊念”這一術語所蘊含的思想突出了對概念表征雙維面向連續性的強調。具體地說，“殊念”指的是在與某個殊相接觸的過程中幫助存儲事實或過程知識的信息網絡節點。而相關的信息簇(網絡)則是殊蹤(unitracker)，它吸納了源自殊相的因果信息的網絡，從而我們可以追蹤或錨定該殊相[10](49?51)。米麗肯指出，如果關于對象的知識是可能的，世界中的對象必然以某種方式向我們呈現，人們一般賦予該對象以一個名稱(name)，如以“貓”指稱該對象。名稱起初容納的只是描述對象的信息，這些信息聚成一簇，成為內容或感性結構。然而，自然的認知系統既包含了多樣的感覺刺激，也允許我們以多樣的方式與對象接觸。例如畫家簡、盲人海倫·凱勒，以及哲學家吉爾在與同樣的一只貓的接觸中，盡管她們都能使用“貓”這一語匯，但簡可能基于視覺，凱勒則基于觸覺或嗅覺來辨認它，吉爾則可能運用純粹概念性的語詞來理解“貓”。她們所運用的殊蹤是不同的，從而相應的“殊念”——“貓”——也有著不同的含義。由此可見，不同于在使用概念(con-cept，con 指“合”的意思)時人們抹去了與事物接觸的多樣性乃至事物存在的必要性，從而要求人們對“概念”“貓”有著共同的清晰理解，在米麗肯那里，殊念和殊蹤體現了事物向我們呈現的豐富紋理，uni-cept 中的uni 指“抓住”的意思，即抓住關于某一對象的信息為能動者所使用，反過來追蹤環境中的殊相，由于追蹤途徑、環境等方面的差異，人們獲得的“殊念”不必是對相同殊相的共有認知，“殊念”承認理解上的豐富性和個性。

殊念和殊蹤既體現了我們與殊相接觸的豐富性，也體現了我們與之接觸的直接性。實際上，殊念帶給我們一種十分不同的世界圖景，這幅圖景中不再有二元論的痕跡，因為殊念所容納的信息可以是生物性的，也可以是文化的。米麗肯指出，“還存在著一些其他的實在范疇，例如舞蹈、書籍、音樂片段、疾病、俱樂部、儀式、國家、雜貨鋪、貨幣系統，等等”[10](26)，“殊蹤的基本工作恰是在自然符號、知覺，以及語言中收集信息”[10](109?110)。因此，作為殊念賦使(affordance)的殊蹤，它所容納的信息貫穿自然的、知覺的、語言的、文化的,等等。這使得我們有理由相信米麗肯在其著作中并未直接聲明的一點：理解自然與理解語言和文化有著相同的初始機制，細菌、蘑菇、文字、姓名、流行元素等，均是殊念而非概念，人與動物共享的環境界(Umwelt)和人所獨具的內世界(Innenwelt)之間不存在截然的斷裂。

總體而言，米麗肯認為我們實際擁有的不是“概念”而是“殊念”，“殊念”擺脫了在使用概念時所具有的對殊相的本質進行精確描繪的理論訴求，我們不是先在概念和對象之間拉開一段距離而后再來沉思兩者之間的關系，我們是在實踐語境(包括與動物共享的自然環境和人所獨具的人文環境)中實現對對象(包括物理對象和文化現象)的表達，我們借以表達的語匯由“殊念”而非概念構成，相應的表達對象的具體神經(信息)網絡則為殊蹤。

當然，有人可能會質疑，“殊念”雖然承諾了與殊相接觸的多樣方式，但卻也因此具有十足的“個性”或“差異性”，每個個體原則上都可以擁有關于同一對象的不同殊念，那么如何實現主體間的理解與交流，以及保持對同一對象的主體內和主體間的再追蹤或共有認知？米麗肯有著更多的討論，限于本文主旨，在此略而不議?；氐綄θ箚栴}的討論上來，就當前的討論而言，重要的是認識到米麗肯的思想至少能有助于緩解塞拉斯“類比論證”的兩個問題。

首先，“殊念”維系了“概念表征”中對世界和概念雙維面向的承諾，即保持了關于世界中內容的應答。殊蹤大致上呈現了殊念的世界面向，當殊蹤恒常地(constantly)追蹤某一特定的目標時，殊念便獲得了其指稱項，獲得了它的“規范”(正常，normal)用法，從而體現了它的概念面向[10](51?54)。米麗肯強調傾向本身的自然意義，認為只有有了這些具體表現為殊蹤的傾向，我們才能理解規范的起源。我們在此不必追問作為殊蹤信息節點的“殊念”如何一躍質變為“概念”，因為并不存在概念這種東西，我們實際使用的是殊念。并且，我們也不必追問從非概念到概念的“質變”之躍。

其次，盡管殊念也有著雙維面向的特征，但我們發現米麗肯并未在兩個面向之間設定任何可能的鴻溝，而是試圖維系二者的連續性。米麗肯指出，對于她所倡導的生物語義學(biosemantics)來說，“重要的不是如何決定殊念的內容，而是對關于完整事態的表征來說，其內容是如何被決定的”[10](71)，“‘相同性’的信息是無用的，除非我們能夠領會相同性的意義，除非我們在行動時運用到的相同信息起到了相同的作用”[10](73)?！爸廊绾巍币约啊邦I會作用”便是在遵守規則或規范。規范并非某種先在或獨立的東西，它生成于在我們通過殊念和殊蹤與對象進行的直接和動態接觸的實踐；同時，恰是在這樣的規范實踐活動中，對象世界(內容)被呈現出來，在此意義上，殊念和世界一道生成，殊念的雙維面向之間不存在本體論的界限。由此而言，世界自身并無獨立的實存性，其與知識的外在關聯也因而遭受質疑[11](99?115),[12](155?200)，這使得對概念表征雙維面向間嚴格同構的承諾變為一種非法立場。

最后，米麗肯的殊念概念顯示了“懸置”或“取消”塞拉斯的“科學語匯終將實現對實在的完全表達”這一認知理想的可能。問題不是“表征的雙維面向真的是嚴格同構的么”這類非法的問題，而是認同物理對象施加于我們的效果的實在性(real effects)。殊蹤是基于這些“效果”形成的不完全的信息網絡，殊念則是一個結點，它在未完成的認知實踐中“部分地”呈現了物理對象與主體的功能關系。米麗肯把這類知識的對象稱為“實體”(substance)，其本體論依據僅在于對象與主體處在實在的(real)關聯之中[13](15?32)，我們依靠這類實在關聯可以設定外在對象的實際存有，但不能因此進一步設定該對象有著靜止不變、已經完全完成的物理結構，認知的目標最終在于用科學語匯來完全描述之，最終使得知識闡明的結構與該物理結構嚴格同構——我們并無理由做出這種獨斷論式的僭越。我們可以從米麗肯的表述推知，并不存在這樣一種靜止、完成的物理結構，殊念所披露的對象便已然“是其所是”，它在實踐中被“展現為”某個對象的構建活動便是對其“所是”的直接揭示，因此實踐中殊念的豐富性便已然有了其實際的認知價值。動態的實踐活動帶來了對象、殊念和思維同步的豐富和發展，我們盡管有時“希望”但并無切實的理由認為這個過程會在某一時間到達終點，因此塞拉斯的認知理想是一個“不合時宜”的理論承諾。

四、結語

塞拉斯的類比論證試圖維系知識是關于外間世界的這一理論宗旨，但他的類比論證不是某種先驗論證，具身的認知活動維系了概念表征的世界和概念面向的直接關聯。他的科學實在論則設定了一種認知理想，即科學共同體的語匯終將實現對實在的完全表達。筆者認為，塞拉斯的認知理想源自他對概念表征雙維面向有著嚴格同構性的隱在承諾，以及認為物理對象有著既已完成的物理結構，因此我們必須要求知識完成對該結構的終極復繪。我們可以借助米麗肯關于殊念、殊蹤、實體等思想的討論，敦促人們放棄塞拉斯式的認知理想，因為并不存在既定的、靜止的物理結構。在主體與對象的動態實踐關系中，對象得到逐步的揭示和發展，我們應該安然擁抱實踐的現實豐富性，放棄對終極認知理想的仰望。

注釋：

① 參見塞拉斯“圣母大學講座講稿”：SELLARS,W.Notre Dame Lectures 1969-1986.The Bootleg Version,independently published，p.87,pp.265-266。該講稿尚未正式出版，引用版本為講稿電子版，更多信息請參見 https://philpapers.org/ rec/SELT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