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經電生理監測技術在慢性意識障礙中的應用

莊禹童 陳凱天 楊藝 何江弘

慢性意識障礙（pDOC）系指各種嚴重顱腦創傷（TBI）后覺醒而未清醒并超過28天的狀態，包括植物狀態（VS）和微意識狀態（MCS）兩個意識層次，其中，微意識狀態又進一步分為MCS-和MCS+，MCS-系指臨床出現視物追蹤、痛覺定位、方向性自主運動，但無法完成遵囑活動；MCS+系指臨床出現眼動、睜閉眼或肢體穩定的遵囑活動，但仍無法完成與外界的功能性交流或無法有目的地使用物品［1］。精準評估意識狀態和準確預測預后對診療策略的制定至關重要。盡管臨床已廣泛采用昏迷恢復量表?修訂版（CRS?R）進行規范評估，但受患者意識波動、運動障礙和評估者經驗的影響，誤診率高達40%。fMRI研究顯示，意識障礙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隱匿意識，并可根據fMRI進行意識水平分級［2］，但由于個體間的高度異質性，基于fMRI的個體化診斷的臨床轉化尚存一定問題。fMRI因檢測時間長、價格昂貴、無法長程采集等缺陷，給意識評估帶來一定困難。而神經電生理監測技術具有成本低、無創性、可反復性、可連續監測和評估意識波動等優點。近年來，經顱磁刺激聯合腦電圖（TMS?EEG）、誘發電位（EPs）等在檢測技術和分析算法上均有長足進步，為揭示意識障礙患者意識活動、提高診斷準確性提供了有力幫助。本文擬就神經電生理監測技術在慢性意識障礙中的應用現狀和進展進行綜述。

一、腦電圖

1.常規腦電圖 腦電圖以節律波的形式記錄腦電活動，其波形、頻率和波幅隨意識狀態而變化，廣泛應用于意識障礙的診斷，可作為行為學量表證據不充分時的輔助診斷工具。（1）覺醒狀態下腦電圖：Estraneo等［3］發現，慢性意識障礙患者均表現出異常腦電活動，腦電圖低電壓的陽性檢出率較高，其診斷植物狀態的靈敏度達100%、特異度僅38%。腦電活動特征同時也是可靠的預后預測指標，Hofmeijer等［4］的研究顯示，意識障礙患者心肺復蘇后24小時的腦電圖呈現等電位、低電壓或具有相同爆發波的爆發性抑制是預后不良的可靠預測因素，特異度達100%；而心肺復蘇后12小時腦電圖表現為彌散性慢波或正常腦電圖則提示預后良好，特異度為95%。腦電圖可見樣放電亦是病情嚴重和預后不良的特征性表現，但Pascarella等［5］認為其對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無鑒別診斷價值，且與遠期不良預后和病死率無關聯性。腦電圖分級可以更精準地辨別患者是否存有意識，目前臨床常用的腦電圖分級標準有Synek和Young分級。Ross Sebastiano等［6］的研究顯示，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患者Synek分級評分有顯著差異，提示Synek分級對意識障礙患者的意識水平分級具有較高價值，Synek分級4級［爆發性抑制、α昏迷、θ昏迷、低電壓（＜20 μV）］診斷植物狀態的靈敏度為41.2%、特異度為91.2%，但該分級標準無法預測預后。Cavinato等［7］和Estraneo等［8］均認為，常規腦電圖Synek分級對意識恢復和良好預后并無預測價值。1997年，Young等［9］在常規腦電圖Synek分級的基礎上進一步改進，提出一種新的分級標準——Young分級。但這兩種分級標準并不能對臨床有重要意義的慢波進行系統區分，故無法有效評估意識障礙。而且，2018和2020年發布的美國和歐洲意識障礙指南均未采用這兩項分級標準［2，10］。2014 年，Forgacs等［11］提出腦電圖 4 級分級法，即正常、輕度、中度和重度異常腦電圖，并發現覺醒狀態下背景節律正?；騼H輕度異常，其診斷微意識狀態的靈敏度為67%、特異度為75%；重度異常腦電圖對應極低的CRS?R評分和腦代謝水平，提示存在高級認知功能障礙。Casarotto等［12］的研究顯示，微意識狀態患者均存在異常腦電活動，重度占18.4%、中度占44.7%、輕度占36.9%，其中重度異常腦電圖診斷植物狀態的靈敏度為60%、特異度為82%。（2）睡眠腦電圖：腦電圖睡眠樣活動提示意識障礙患者可能殘留較高的意識水平。Forgacs等［11］發現，睡眠狀態下腦電圖呈現頂尖波或睡眠紡錘波的意識障礙患者CRS?R評分較高，表明睡眠紡錘波的存在提示意識障礙患者殘留較高的意識水平，可能是由于睡眠紡錘波的產生依賴于維持意識的丘腦網狀上行激活系統或丘腦皮質環路功能和結構的完整性。Malinowska等［13］認為，與植物狀態患者相比，微意識狀態或閉鎖綜合征患者更易出現腦電圖睡眠樣活動，如睡眠紡錘波（P=0.01）、δ慢波活動（P=0.035）、睡眠?覺醒周期中淺睡眠與深睡眠交替出現（P＜0.001）。因此，腦電圖睡眠樣活動可資鑒別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Wielek等［14］的研究顯示，微意識狀態患者腦電活動存在系統性晝夜變化；而植物狀態患者日間與夜間平均信號復雜度僅有很小的差異，提示其腦電活動的系統性晝夜變化嚴重損害。因此，腦電圖系統性晝夜變化也可提示意識水平。由此可見，腦電圖在覺醒或睡眠狀態下呈現的特征性表現對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有鑒別診斷意義；此外，腦電圖還是一項預后預測指標，其異?；顒映Ｅc不良預后相關。但是其診斷和預后預測價值受低敏感性、低空間分辨力、易受干擾等缺點所限制。

2.腦電反應性 腦電圖觀察到的腦對外界刺激的反應，稱為腦電反應性。Estraneo等［3］的研究顯示，植物狀態與MCS-患者對睜閉眼、聽覺和間歇光刺激的腦電反應性存在顯著差異，對1種刺激有反應，其診斷MCS-的靈敏度高達91%、特異度僅51%；對3種刺激均有反應，其診斷MCS-的靈敏度為45%、特異度增至92%。因此建議，臨床鑒別診斷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時，先采用高敏感性的單一刺激，再采用高特異性的聯合刺激。異常腦電圖聯合腦電反應性缺失鑒別診斷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較單一異常腦電圖或腦電反應性缺失具有更高的陽性檢出率和更低的誤診率。腦電反應性不僅在意識評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同樣對預后預測極具價值。2020年歐洲神經病學學會（EAN）公布的《昏迷及其他意識障礙診斷指南》［10］肯定了對外界刺激的腦電反應性的診斷與預后預測價值，提出清醒狀態下存在反應性的枕葉來源的α節律最可能排除植物狀態和微意識狀態，并提示預后良好。Rossetti等［15］的研究顯示，早期腦電圖反應性缺失是心臟驟?；颊叩蜏刂委熀箢A后不良的可靠預測指標。由此可見，腦電反應性不僅可以提示意識殘留，而且還可以聯合異常腦電圖更準確地鑒別診斷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同時腦電圖反應性還是一項可靠的預后預測指標。

3.任務范式腦電圖 Cruse等［16］報告1例無明顯主動行為且經重復評估仍診斷為植物狀態的顱腦創傷患者，腦電圖出現對外界指令可靠的遵囑反應，這種現象被稱為認知?運動分離（CMD）。Kondziella等［17］通過多個主動任務范式試驗發現，慢性意識障礙患者認知?運動分離發生率約為14%。Claassen等［18］的研究顯示，約15%臨床判定為無反應的慢性意識障礙患者存在與語言命令在時間上一致的大腦激活。由此可見，任務范式腦電圖較行為學檢查能夠更靈敏地發現細微的隱匿意識。Edlow等［19］的任務范式腦電圖研究顯示，急性顱腦創傷后意識障礙患者對語言或音樂刺激的反應分別為80%和66.7%，而對任務命令僅為33.3%，但任務命令的特異度高達100%。因此建議，臨床先采用敏感性較高的語言刺激篩選意識水平較高的患者，再采用特異性較高的運動想象范式加以確診。在預測預后方面，Edlow等［19］的對比研究顯示，早期對運動命令無腦電反應的慢性意識障礙患者與對運動命令有腦電圖反應的患者隨訪6個月時擴展Glasgow預后分級（GOS?E）評分無明顯差異。Claassen等［18］觀察104例意識障礙患者運動想象任務后的腦部激活情況（4例失訪），發現7/16例早期能夠完成任務想象的患者隨訪12個月時GOS?E評分 ≥ 4分（OR=5.4，95%CI：1.2～26），僅14.29%（12/84）的無腦部激活患者達到以上狀態。Spataro等［20］對植物狀態患者行基于觸覺刺激誘發P300的腦機接口檢驗，結果顯示，患者對刺激的判別準確度（正確識別目標刺激的次數/目標刺激總數比值）與隨訪6個月時CRS?R評分呈正相關關系（r=0.81，P=0.002）。由此可見，出現遵囑的腦電反應可提示預后良好?？傊?，與任務范式fMRI相比，主動任務范式腦電圖更適用于意識障礙患者的意識評估［15］；此外，主動任務范式腦電圖還與遠期良好預后相關，有助于意識障礙患者長期治療策略的制定。但是由于檢測條件或實驗命令設計的缺陷，任務范式腦電圖的陽性檢出率仍較低。

4.定量腦電圖 定量腦電圖（qEEG）通過統計和分析精確、客觀量化腦電活動，主要包括對時域和頻域的線性分析以及對不規則、復雜的自發性腦電活動的非線性分析，提煉出常規腦電圖無法獲得的重要信息，可作為慢性意識障礙患者意識評估的有效指標，同時也是可靠的預后預測指標。枕葉來源的α功率和α頻段的腦網絡連接性與意識水平密切相關，α功率既可鑒別診斷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亦可預測意識恢復。Lehembre等［21］的研究顯示，與植物狀態患者相比，微意識狀態患者的δ功率更小、α功率更大，表明微意識狀態患者存在更顯著的高頻腦電活動；他們還通過相干性虛部（IC）和相位延遲指數（PLI）檢測不同腦區之間的功能連接，結果顯示，與植物狀態患者相比，微意識狀態患者α頻段的雙側大腦半球之間連接性和θ頻段的額枕葉之間連接性更強（P＜0.05）。Babiloni等［22］采用低分辨力腦電磁斷層成像（LORETA）聯合腦電圖分析植物狀態患者各腦葉各頻段振幅，發現α節律功率越大、意識恢復的機會越大，是預測隨訪3個月時意識恢復的主要指標。Sarà等［23］采用非線性指標——近似熵（ApEn）診斷植物狀態，其診斷靈敏度為94.7%、特異度達100%，同時還發現ApEn≥0.8提示易恢復意識，因此，近似熵高敏感性、高特異性的診斷能力以及較強的預后預測能力使其成為可靠的量化指標。Gosseries等［24］提出“時頻均衡譜熵（TBSE）”的概念，并認為該項指標在急性期無意識患者（昏迷或植物狀態）與有意識患者（微意識狀態）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時頻均衡譜熵的截斷值為52，其區分無意識與有意識患者的靈敏度為89%、特異度為90%，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下面積（AUC）為0.9（95%CI：0.8～ 1.0）；但是該項指標在慢性意識障礙患者中無顯著差異；這種診斷價值的差異性可能是由于腦皮質功能重組，也可能是由于隨著時間的推移，肌肉痙攣程度增加致肌電圖出現偽影。腦電雙頻指數（BIS）常用于評估麻醉程度，亦可用于評估意識水平。Schnakers等［25］的研究顯示，腦電雙頻指數鑒別診斷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均為75%，同時還發現發病1年后意識恢復的患者腦電雙頻指數較高，因此認為，腦電雙頻指數是一項可靠的診斷與預后預測指標。盡管其診斷準確性低于熵［24］，但其作為快速、簡便的檢測方法，可用于快速、重復的臨床評估。由此可見，定量腦電圖可以結合影像學，建立腦模型，定量分析不同來源的腦電信號，克服腦電圖自身低空間分辨力的缺點，提取更多的信息以增強腦電圖的診斷與預后預測能力，但是該方法分析復雜、需專門分析技術的缺點也限制了其臨床應用。

二、誘發電位

1.外源性誘發電位 （1）體感誘發電位（SEP）：系臨床最常應用的誘發電位之一，通過刺激上肢正中神經誘發腦電活動。Hofmeijer等［4］對心肺復蘇后意識障礙患者隨訪6個月，發現發病后72小時體感誘發電位缺失是預后不良的早期預測指標，特異度為100%、陰性預測值為39%。Zheng等［26］通過對顱腦創傷后慢性意識障礙患者進行隨訪觀察，發現體感誘發電位缺乏預測不良預后的準確度為100%，即所有早期體感誘發電位缺失的患者均預后不良［Glasgow預后分級（GOS）評分1～3分］。由此可見，雙側體感誘發電位缺失可以反映出丘腦?皮質感覺投射系統障礙，是遠期預后不良的強有力預測因素，具有高特異性的特點。Estraneo等［8］對43例發病1個月的缺氧后植物狀態患者進行為期2年的隨訪，結果顯示，體感誘發電位的存在預測良好預后的靈敏度為100%、特異度為79%，陽性預測值為56%、陰性預測值為100%，表明體感誘發電位的存在是其預后良好的預測因素。亦有研究呈相反結論，Cavinato等［7］對34例顱腦創傷后植物狀態患者的1年隨訪資料進行回顧分析，發現體感誘發電位并不能預測意識恢復，尚待進一步研究。（2）腦干聽覺誘發電位（BAEP）：通過外界聲刺激反映聽神經和腦干聽覺傳導通路的狀態。Fischer等［27］的觀點是，腦干聽覺誘發電位無法鑒別診斷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預測預后方面，Cavinato等［7］認為腦干聽覺誘發電位對顱腦創傷后植物狀態患者的意識恢復無預測價值。Luauté等［28］的研究也證實這一結論。由此可見，腦干聽覺誘發電位作為一種外源性刺激相關電位，反映的是腦干聽覺傳導通路功能而非皮質功能，病變較局限、未累及該傳導通路時通常表現正常，故腦干聽覺誘發電位的臨床應用較局限。（3）中潛伏期聽覺誘發電位（MLAEP）：系指患者受聲音刺激10～100毫秒內出現的腦電反應。該項指標在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患者之間存在顯著差異，敏感性和特異性均較高，可輔助影像學和行為學量表進行分類診斷。中潛伏期聽覺誘發電位缺失是預后不良的可靠預測因素。Fischer等［27］的前瞻性隊列研究納入27例意識障礙患者，發現有12/17例缺氧后意識障礙患者中潛伏期聽覺誘發電位缺失，發生率高于其他病因，持續性植物狀態（PVS）患者中潛伏期聽覺誘發電位缺失率明顯高于微意識狀態患者（靈敏度73%、特異度80%；P=0.03）。Luauté等［28］發現，中潛伏期聽覺誘發電位皮質成分缺失與意識惡化有關（OR=5.84，95%CI：1.75～19.44；P＜ 0.004）。（4）激光誘發電位（LEP）：系通過激光刺激產生疼痛的方式誘發神經系統反應，以研究中樞神經系統對痛覺的反應。Naro等［29］的研究顯示，微意識狀態患者和正常對照者均存在C纖維激光誘發電位（C?LEP）的 N2P2成分和Aδ纖維激光誘發電位（Aδ?LEP）的N2P2成分，僅部分植物狀態患者只存在C纖維激光誘發電位的N2P2成分；盡管植物狀態患者傷害性昏迷量表修訂版（NCS?R）評分與微意識狀態患者和正常對照者相似，但激光誘發試驗顯示，植物狀態患者存在痛覺反應缺失和潛伏期明顯延長，故對鑒別診斷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有一定價值。

2.事件相關電位 （1）N100：系患者受聽覺刺激100毫秒內記錄到的首個腦電負向波，無需患者主動注意，可用于檢驗聽覺傳導通路的完整性。N100缺失可能與神經網絡的嚴重破壞相關。Fischer等［27］納入27例意識障礙患者，有12/16例植物狀態患者N100缺失，3/11例微意識狀態患者N100缺失，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同時發現N100缺失在缺氧病因中更常見。Risetti等［30］在8例植物狀態和3例微意識狀態患者中均觀察到N100的存在，組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Luauté等［28］探討 N100對意識障礙患者預后的預測作用，對隨訪12個月時仍處于植物狀態和微意識狀態者再進行為期5年的隨訪，結果顯示，N100與意識改善無關聯性。由此可見，N100僅為外源性刺激相關電位，可反映聽覺傳導通路的完整性和初級聽覺皮質的殘留功能，而無法反映高級認知功能，因此對意識障礙的診斷和預后預測價值較低。（2）失匹配負波（MMN）：系腦接受偏差刺激后100～250毫秒誘發的波幅為0.50～5.00 μV的負向波，通常由Oddball刺激序列獲得。Oddball刺激序列包含反復出現的標準刺激和小概率隨機出現的偏差刺激，該刺激序列誘發的失匹配負波反映出腦對偏差刺激的自動化處理，無需患者主動參與。Risetti等［30］在意識障礙患者中觀察到失匹配負波，且植物狀態患者與微意識狀態患者潛伏期和振幅均無明顯差異。Fischer等［27］也得出相似結論。預測預后方面，Kotchoubey等［31］研究發現，隨訪6個月時早期存在失匹配負波的意識障礙患者中約59%意識改善，不存在失匹配負波的患者中僅22%意識改善（P=0.044），表明失匹配負波的存在與隨訪6個月時良好預后（意識恢復）相關，可作為一項有效的預后預測指標。由此可見，失匹配負波與N100一樣不適合單獨作為意識障礙的分類診斷指標，但可以反映腦對偏差信息自動加工的高級功能，較N100具有更佳的預后預測價值。（3）P300：系患者受到少量、非期望富含情感的刺激后于300毫秒附近產生的腦電正向波，主要包含P3a和P3b，其中，P3a是220～280毫秒出現的正相電位，P3b是310～380毫秒出現的正相電位，是一項反映腦對刺激信號的認知和加工能力即高級認知功能的指標。Li等［32］采用熟悉聲音喚名刺激（SON?FV）將聲音組成順序顛倒后合成新的聲音刺激（SDN），并設計TO和DO范式，TO范式以1000 Hz音調作為標準刺激、熟悉聲音喚名刺激作為偏差刺激，DO范式以新的聲音刺激作為標準刺激、熟悉聲音喚名刺激作為偏差刺激。結果顯示，在TO和DO范式下均出現P300的患者可恢復意識：DO范式下出現P300雙峰的患者發病后10～50天即恢復意識，1例P300僅一個峰值的植物狀態患者發病后15個月恢復意識；而僅在TO或DO范式下出現P300無法判斷是否恢復意識。Fischer等［27］同樣采用熟悉聲音喚名刺激，但發現意識障礙早期P300陽性率在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患者之間無顯著差異；缺氧缺血性腦?。℉IE）患者很少出現P300，可能是由于維持意識與注意力的額頂葉和顳葉網絡廣泛破壞，各腦區之間的功能連接性下降所致。Risetti等［30］的研究顯示，植物狀態患者在被動傾聽時出現明顯的P300延遲，微意識狀態患者在主動傾聽時P300波幅顯著升高，表明P300鑒別診斷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仍存爭議。預測預后方面，P300的存在與良好預后顯著相關，是敏感性和特異性均較高的可靠指標。Cavinato等［7］納入34例顱腦創傷后植物狀態患者，26例意識恢復患者中23例（88.46%）早期即存在P300，8例未恢復意識患者中僅3例（3/8）早期存在P300；他們還發現，創傷后2～3個月出現P300是意識恢復的影響因素（OR=2.62，95%CI：2.620～ 5.714；P＜ 0.01）。（4）N400：系患者閱讀語句時發現語義不匹配，經過約400毫秒引出的腦電負向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應腦處理語義的能力。雖然語言加工網絡并不完全等同于意識形成網絡，但N400的存在依賴于多個腦區的同步活動，反映出腦連接功能和結構的完整性。Beukema等［33］對16例意識障礙患者實施經典N400誘發范式試驗，發現僅1例微意識狀態患者出現明顯的N400，且N400陽性率在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患者之間無明顯差異。由此可見，N400低敏感性缺點可能影響其診斷價值。Steppacher等［34］采用一種客觀的t連續小波變換（tCWT）算法檢測N400，顯著提高植物狀態和微意識狀態患者的N400陽性率，但在預測預后方面劣于傳統目視方法。隨后他們進一步聯合應用多種聽覺誘發電位預測預后，發現早期同時存在N400和P300的患者中約97%的微意識狀態患者和92%的植物狀態患者恢復交流能力，N400和P300均缺失患者中僅10%的植物狀態患者恢復交流能力，提示N400與P300聯合應用有良好的預后預測能力［35］。由此可見，N400的存在提示意識網絡損傷較輕，早期即存在N400的意識障礙患者可能存在較高的意識水平，從而預測遠期康復的可能性較大，但是由于誘發N400需患者意識水平較高且總體陽性率較低，故無法有效鑒別診斷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尚待進一步完善相應的檢測方法。

三、經顱磁刺激聯合腦電圖

經顱磁刺激聯合腦電圖（TMS?EEG）系指通過線圈予以強且短暫的磁脈沖，透過顱骨激活皮質神經網絡，并用磁兼容的腦電電極和放大器記錄腦電反應的技術，可檢測受刺激腦區的特異性腦電反應及其與未受刺激腦區之間的相互作用。TMS?EEG較常規腦電圖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異性以及更豐富的即時腦電信息。白洋等［36］的研究顯示，重復經顱磁刺激（rTMS）可顯著增加微意識狀態患者的γ活動并增強γ頻段的前額葉?中央區以及前額葉?頂葉之間的連接性，但對植物狀態患者的γ活動和各腦區之間的功能連接無影響，因此認為，經顱磁刺激后出現腦電反應可資鑒別診斷二者。Ragazzoni等［37］發現，微意識狀態患者經顱磁刺激后可出現對側誘發電位（TEPs），而植物狀態患者缺失，其鑒別診斷二者的準確率為92%。Casali等［38］采用擾動復雜性指數（PCI）量化評估意識水平，擾動復雜性指數越高、經顱磁刺激誘發的腦電活動越復雜、意識水平越高。Casarotto等［12］的研究顯示，擾動復雜性指數最大值（PCImax）＞0.31診斷微意識狀態的準確率為94.7%，還發現大部分PCImax＞0.31的植物狀態患者隨訪6個月時意識改善為微意識狀態，提示此類患者可能有意識跡象，進而推斷擾動復雜性指數的最佳截斷值為0.31?？傊?，TMS?EEG具有在意識障礙患者微弱的腦電活動中探查隱匿意識的能力，擾動復雜性指數等量化指標不僅可以鑒別診斷植物狀態與微意識狀態，而且可以對植物狀態患者的意識水平進行分層細化，因此認為，TMS?EEG作為一種新的檢測技術將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肌電圖

肌電圖（EMG）是誤診率較低的電生理學指標，可輔助行為學量表發現細微的肌肉活動。Habbal等［39］將“動手”、“動腿”和“咬牙”3 個運動命令以及“今天是晴天”的對照命令組成范式，并通過肌電圖檢測意識障礙患者對命令的響應能力，發現僅1例植物狀態患者和3例MCS+患者至少對1項運動命令有響應；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植物狀態患者臨床未見運動跡象，但肌電圖顯示的命令響應與微意識狀態患者相似，表明肌電圖可以更敏感地發現微弱的肌肉活動，發現意識障礙患者的隱匿意識。Lesenfants等［40］根據對運動命令和對照命令的響應次數計算得出肌電圖分數，采用留一法交叉驗證，從而確定命令的響應閾值為1.50，＞1.50定義為對命令有響應；并發現所有MCS+（14/14）、脫離微意識狀態（3/3）和閉鎖綜合征患者（2/2）以及 2例（2/8）MCS-患者對命令有響應，而15例植物狀態患者均無響應；他們還發現，肌電圖評分隨意識水平的提高而線性增加，因此認為該方法可以有效檢測出殘留的意識。Schnakers等［25］以 70 ～ 110 Hz刺激意識障礙患者額葉，記錄額葉肌電圖并定量分析，結果顯示，其與CRS?R評分、Glasgow昏迷量表（GCS）評分呈正相關，但在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患者之間無顯著差異。Lehembre等［21］認為，α、δ、θ頻段的下頜肌電功率無法鑒別診斷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因此，肌電圖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意識水平的差異，但不足以鑒別診斷微意識狀態與植物狀態；同時由于受意識波動、痙攣、運動障礙和聽理解障礙的影響，限制了其臨床應用。

五、小結與展望

意識障礙患者意識隱秘且不穩定，臨床誤診率較高，須依靠輔助診斷技術。神經影像學的相關研究較多，但存在技術缺陷；神經電生理學監測技術對個體化診斷更具優勢，簡便實用，易于長程記錄，但是技術仍不夠成熟，目前尚無一種獨立的技術在診斷和預測預后方面的作用是確定的。隨著樣本量的擴大、證據的積累以及機器學習（ML）、人工智能（AI）等多模態評估手段的應用，神經電生理監測技術必將在慢性意識障礙的臨床檢測和評估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利益沖突 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