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未成年人道德能力的三維生成結構

摘要 在現代性律法主義和道德決疑論的影響下，原本具有豐裕人性內涵的道德逐漸法律化和規則化，最終演變成一種規范人的行為方式的理性規則。為此，有必要恢復道德之為能力的初始意涵，以便從根本上克服工具理性思維給道德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從未成年人道德養成的角度切入，最能貼切把握道德能力的結構性生成方式，同時也有助于在道德教育生活化的邏輯框架中推進這一特殊群體道德教育的創新發展。

關鍵詞 未成年人;道德能力;生成結構

作者簡介 談際尊，東南大學道德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回望歷史，人類文明時代的道德概念，包括德、美德和德性等，幾乎都是作為一種功能性范疇得到闡釋的，多用來表征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張揚生命氣象與生活氣息，教人向往光輝人性、展露卓越才能。此時，道德就是人心向善和人性光明的見證，也是人之潛能最為重要的構成性因素，于是道德就在實在論意義上顯明為道德能力。但是，在進入現代社會之后，道德概念卻日益變得干癟粗糙，人們往往以之來指稱行為的合理性規則，使之逐漸淪為了政治信條和法律條文的注解，乃至附庸。道德的規則化和法律化，使得道德之為能力的原始意涵被消解，相應地，道德之為工具理性的現代內涵得到了強調。道德內涵取徑上的轉向必定給道德教育范式帶來影響，其中最大的沖擊恐怕還在于對未成年人道德能力養成問題的疏忽?？上驳氖?，近些年“道德教育生活化”命題的提出與闡發，已多少對這一問題作出了回應，而在此背景下進一步探討未成年人道德能力的生成結構，則是希望在復歸道德概念的功能性內涵方面有所依托，以達成正本溯源之效。需要預先交代的是，德育意義上的“生成結構”是指個體從自然狀態過渡到自由狀態而開啟道德心性和策動道德行為的心理結構，一般用來指未成年人在外部力量和自性覺醒的雙重影響下獲得道德體驗、產生是非覺知與形成道德行為的定向過程。支撐這一過程的乃是道德知識、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所形成的三維結構，未成年人在其中獲得心理和倫理上的雙重支持，達成道德能力的孕育、生長。

一、基于生命體驗的道德知識

學習并掌握一定量的道德知識十分重要，這是構成未成年人道德能力的基本元素之一。但是，對于什么是道德意義上的知識，特別是通過何種方式獲得這種知識的看法，不同文化的理解卻充滿分歧。相對而言，西方理性主義傾向于在主客二分理路中建立一種外在于道德主體的知識體系，希望以超脫于日用倫常的道德法則來指導和規范生活世界。中國式情理主義則堅持一種關系理性和關聯性思維，偏重于強調在萬物一體與知行合一中感悟宇宙永恒的道德真理。從未成年人成長特點來看，中國式情理主義對道德知識的來源及其質性的闡發，更切合其心性要求。

蘇格拉底堅信這樣一條真理：“沒有一個明智的人會相信有人會有意犯罪，或有意作惡或做卑鄙的事情”，簡言之即“無人自愿作惡，作惡皆因無知”，以此來支撐“美德即知識”的命題，以便在知識與道德之間預設一個決不可顛倒的邏輯先后次序。比較起來，中國古典人文學傳統從一開始就不贊同在知識和道德之間建立起因果關系，而是力舉行為主體沉浸到生活世界，即進入到生命本源當中去體驗道德的本真質地和生命氣息?？鬃右蚕裉K格拉底那樣重視學習道德知識的重要性，因而在《論語》開篇就提出了“學而時習之”的要求。不過，孔子認為學習知識固然可以覺悟到某種道德真理，但“時習之”才是重點所在?！墩f文解字》將“習”界定為“鳥數飛也”，就是小鳥一次又一次地練習飛翔，故朱熹照此將孔子原意引申為“學之不已，如數飛也”。他們共同的想法是，掌握道德知識尚且只是邁開了養成道德能力的第一步，不斷踐行、反復體悟所覺解到的道德真理，方才有“不亦說乎”的欣慰感慨，同時也就自然而然想象并期盼到“有朋自遠方來”的生活景致。按照孔子的這一教誨，掌握道理或理解事物之性狀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這些道理和理解融入生命搏動的節律和宇宙運行的韻律之中，使之同自己的生活發生關系，讓其成為某種儀式化的日常行為，這才是“學習”一詞所要表達的本質內涵。在生活與自由、生命與道德一體化的構想中，道德知識并非自外向內所能獲致，而是在天人合一、人我融合、物我兩忘的關聯性整體中用心體驗，并經由道德主體在諸如“吾日三省吾身”式的實踐性修身活動中生成的。這樣，道德知識就不是現代科學理性精神所能追逐到的“見聞之知”，而是基于生命意識活動的“德性之知”，是生命之生生不息的“心得”和生命之流的“編碼”，或又可謂是心性向善的實踐符號化記憶。

比較而言，東方儒家強調的是道德知識通過切身體驗而來，知識學習因而被視為“為己之學”，并通過情理交融的方式內化為生命的覺解和體認;而在西方基督教的理性主義傳統中，實踐理性，包括各種宗教意味的先知話語，普遍排斥頓悟、體察、反觀、直覺等身體力行之功夫，而是必然經歷一個純粹的理性慎思過程來獲得首尾一貫的知識體系，在此，行為主體的特殊性和環境變換并不在考慮之列，更不強調知行合一之道德精義。照實說來，雖然這兩種知識學傳統各有所長，但還是可以發現，較之依靠外在于道德主體的理性、“上帝”或法則來啟示和辨明知識真理，以道德主體自己的生命體驗和日用倫常為中心來生成某種知識理則對于未成年人來說還是要來得更為真切一些，這至少照顧到了他們因涉世不深而缺乏人生經驗的短板。正是基于這種考慮，儒家式道德知識學傳統尤為看重家庭在道德教化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有“家庭是人生的第一個課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之說。

二、發乎家源倫理的道德情感

未成年人最原始、最深切的道德情感源自家庭生活。家庭可謂是道德情感的策源地，足以為孩提美好的情感生活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

按照道德情感的生成方式，我們可以將之區分為三種類型：源自倫理生活的道德情感、審美活動激發的道德情感以及直接直覺到的道德情感。對于未成年人的生命歷程而言，這三種情感大致上按照先后順序而漸次體現出來，因而其重要性也是依次展開的，越是較早生成的情感對于未成年人生命進程的影響就越是具有基礎性和原發性的意義。這正是儒家特別重視在家源倫理中培養兒童道德情感的原因。

基于倫理生活的道德情感是基于血緣關系而形成的一種情感體驗方式，這種情感形態在古典儒家學說中得到多向度的闡發，有人就據此認為整個儒家倫理學說乃是試圖建立在人性善端顯發與血緣情感流布的基礎上的。按照孔門弟子有子對仁學的解讀，在“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這一論斷中，孝悌是親親之情最為顯白的反映，乃是人最自然、最本真的道德情感體現，從這一中心出發足以實現一系列外推行為。所謂的推己及人，從消極意義上乃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從積極意義上則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二者合而為一就是孔子所說的“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也是孟子所倡導的“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最終實現“平天下”的道德理想追求。這種天下觀念是迥然有別于在現代世界體系中得以建立的全球化理念的，因此它作為一種異質性因素便在現代性合法化危機反思中被有意凸顯出來，特別是其基于家源倫理的道德情感作為一種同現代性道德哲學的異質性價值，在后現代倫理之思中得到了異乎尋常的尊重。

家庭是孕育未成年人豐沛情感的最為堅實的能源基地，在某種意義上決定其未來生活所依憑的道德方向。換言之，正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所揭示的道理，一個人幸福生活的核心元素其實在相當程度上在其幼年時期的家源倫理關系中就被決定了，而非取決于當下個體的努力與奮斗。這就不難理解，何以“愛無能”或“愛無力”正在成為一種世界性流行病，何以在競相追逐幸福的途中人們總是會在某一個特殊的時刻，發現自己處在一種雖拼盡全力但依然無能為力的狀態。這實際上是“低欲望社會”的癥侯，即人的“幼稚化”以及社會與國家的“弱體化”日益將社會推向同質化發展方向，致使青年人沉淪于一種“向內、向下、向后”的苦悶情緒當中不能自拔。

“低欲望社會”的產生無疑有著復雜的原因，而家源倫理在情感資源供給方面的不足，恐怕是深層次的原因之一。親親之愛是生成道德情愫的最原始動力，個體身上這種基于自然的人性之愛的豐厚程度決定了其成年之后人際友愛的厚薄，就此而言“愛無能”的問題根源正在于家庭的倫理生活?？梢?，重視家庭建設，尤其是家教、家風和家訓等家庭軟力量的建設，就不僅僅是在為未成年人提供一個生成道德情感的精神空間，更長遠的考量還在于社會風尚的醇化與社會文明的進步。

三、趨于回心向善的道德意志

在德育理論的價值預設中，性善論較之性惡論似乎具有更多的實踐合理性，人們據此可以期望沖破人性幽暗意識的阻滯，而不斷顯發出人性道德的光輝來。倡導性善論的孟子之所以在儒學發展史上的地位高于倡導性惡論的荀子，大體上印證了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預期。不過，具體到我們關注的未成年人基本道德能力養成問題，孟子在指認“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弟也”（《孟子·盡心章句上》）之價值事實，與宣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孟子·告子下》）的道德理想之間，鼓勵人們執意走在心性提升之路的不僅僅是人之性善的總體性承諾，更多的恐怕還是行為個體在識見性善之質以及踐行仁義之道中，所體現出來的那種特屬于自己并自證于生命意志和內在信念的道德能力。

前文提到，將生命意志熔鑄到對于道德現象的認知當中，正是中國傳統“德性之知”的關鍵性信息，這使得中國傳統德性論在本源性結構中就嵌入了知行合一的機制，所謂的“為己之學”“修身之學”“心性之學”等無不蘊含著這一獨特機理，由此成為中國式道德知識學區別于西方式道德哲學之關鍵所在。當然，這并不是說在道德哲學思考所能夠達到的高度上，中國文化就優于或高于西方文化，只是說民族集體意識于無意識中創造了兩種不同的知識圖譜：中國人偏重于關聯性思維，重在生命實踐的當下體驗，使道德知識典型地表現為“體知”或“體認”，而西方人傾向于因果性思維，重在對生命本質的真理性揭示，使道德知識典型地表現為“認知”“認識”或“反映”。事實上，體認而來的道德知識得之于自覺與深刻，但卻有可能失之于粗糲與片面。兩相比較，康德的批判哲學，特別是其道德形而上學就有助于甄別出儒家德性論的這一特質。

康德接過西方道德哲學的理性主義傳統，首先就將已經在亞里士多德那里被意識到的道德意志問題上升到道德形而上學的主題，接著又將奧古斯丁闡發的自由意志進一步定義為善良意志，再由這一善良意志而確立起內心的道德法則，從而使得一切行為都可以在絕對命令的支配下得以合理化和普遍化。這樣，經由康德的“實踐理性批判”，個體的道德能力就表現在對內在善良意志的持守，而同時也能夠將那些出自利益計算和物質享受的原始動機徹底掃地出門，以確保那個純然的善良意志和為義務而義務的道德法庭得到普遍的敬重?，F在，我們看到，在儒家那里一開始就無反思地進入道德知識的生命意志，已經在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的批判中變成了純粹的善良意志，這一從粗糲到純良的轉換使得道德意志成為個體最大限度地提升生命尊嚴和人性光輝的力量之源，同時也完成了在道德領域開啟個體化歷程的任務。

由此，在中西兩種不同的道德知識圖譜中，我們看到了道德意志能力生成的兩個既互為對峙又互為補充的可能性路徑。簡言之，中國道德知識傳統重在突出倫理，以個體嵌入其中的倫理實體來哺育個體道德意志能力，而現代性背景中的西方道德哲學則傾向于走出，甚至打破先在的倫理世界，鼓勵個體道德意志能力的自由生長。這兩種路數無疑都有其合理性，只不過一個是將混沌的生命意志規范在倫理實體的勢能范圍內，一個是注重個體道德沖破既定歷史文化束縛，這樣生命意志便處在建構秩序與打破秩序的循環當中，承擔著推動歷史前進的責任。顯然，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張力結構中，未成年人不斷嘗試去保持生命意志內外向度的平衡，推動自身道德能力朝著更高水平發展。

責任編輯 何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