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區域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案件公益訴訟特性問題探析
——由一起非法交易野生動物公益訴訟案展開

薛 培，李晉蓉，袁孟偉

（1.成都市人民檢察院，四川成都 610041；2.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檢察院，四川崇州 610031；3.成都市農業綜合執法總隊，四川成都 610041）

野生動物非法交易行為不僅會影響物種保護，還會破壞生態環境，具有嚴重違法性、危害性，損害了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具有開展檢察公益訴訟的必要。2020年初，A 市人民檢察院對一起跨區域非法交易珍貴、瀕危野生動物案件提起公益訴訟。從2019年初，劉×、黃×等多人以非法牟利為目的，在未經野生動物主管林業草原和農業農村部門批準的情況下，通過網絡社交平臺聯系、快遞收發貨、網上收付款的方式，非法收購、運輸、出售非原產于我國的陸生和水生野生動物。該案作案時間長、銷售地域廣、販賣數量大、涉案人員多，在開展公益訴訟案件辦理中，浮現多個疑難問題值得探討。上述問題的產生緣于跨區域非法交易野生動物違法行為本身的特性，因此，對這些問題進行分析與探討，應當從跨區域非法交易野生動物違法行為的特點談起。

1 跨區域非法交易野生動物違法行為的特點

1.1 交易范圍具有跨區劃性

非法收購、運輸、出售野生動物行為所產生的環境和資源損害的風險具有持續性和群體性，其交易運輸過程和結果都具有跨行政區劃特性。在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案中，劉×從2019年開始通過網絡非法販賣野生動物，系國內販賣走私入境的“爬寵”類野生動物的源頭，其動物交易路線遍及全國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甚至延伸至境外。

1.2 運輸手段以快遞為主

隨著互聯網的興起，非法販賣野生動物呈現出高度網絡化、集團化、職業化、智能化的特點，給行政管理工作帶來了極大挑戰。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案違法行為人利用網絡工具聯絡交流，交付行為以雙方匿名交易、不直接見面為常態，多通過快遞物流進行，簡化交易過程，行為實施和痕跡消除更為快速，呈現出快速、智能、隱蔽的特點。

1.3 交易對象以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居多

以“異寵”為犯罪對象的涉野生動物案件中，大量動物源自境外，有野外捕獲也有境外繁殖后走私入境的。如劉×等人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案中，涉案動物500 余只，除數只為我國境內有自然分布的水生野生動物外，其余動物均為非原產自我國的《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I、II 名錄動物，另還查獲大量無保護級別的境外動物。

2 跨區域非法交易野生動物公益訴訟案件中存在的特性問題

通過審查劉×等人非法交易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公益訴訟案件，發現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案件中野生動物立法保護不足、“行刑銜接”爭議、水生和陸生野生動物分類管轄、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損失的認定等共性問題，同時也挖掘出開展行政和民事公益訴訟中基于“跨區域”行為的特點而特有的疑難問題。

2.1 違法行為地跨區域的行政管轄權難以界明

《行政處罰法》規定了行政處罰由違法行為發生地的縣級以上地方政府具有行政處罰權的機關管轄。在實踐中，對違法行為發生地的理解一般是指實施地和結果地，非法交易野生動物行為中不只是直接的收購、銷售、運輸行為，還有中間的代理、委托的協助行為等，有些行為很難界定為“實施地和結果地”，如A 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案件是某專案的一部分，共擋獲犯罪嫌疑人84 名，由多個具有管轄權的檢察院分別審查起訴，戶籍地和居住地包括四川、廣東、重慶、天津、廣西等10 余省市區，且行為人通過微信、QQ 和百度貼吧等網絡平臺進行非法交易，其行為空間地域跨度大，難以追溯運輸和收貨地，其違法行為發生地可能涉及多個省份和地市，如果彼此間缺乏溝通，很可能造成重復處罰或者均不處罰的情況。

在行政機關對外地違法行為人行使行政處罰權限存在可能“跨區域”無權執法的情形下，檢察機關開展行政公益訴訟是否適宜？違法行為發生地在一地尚可簡易區分并可建議行政執法機關予以處罰，如涉及多地，對行政機關提出怠于履職類的檢察建議，行政機關又會存在“越界”執法和重復執法的風險，雖然行政機關可以通過異地協作機制向外地移送行政違法行為線索，但檢察機關本身也可以向外地檢察機關移送公益訴訟案件線索，檢察機關直接對行政機關開展行政公益訴訟可能會引起抵觸。同時，法檢在管轄改革上存在不同步，還有許多整體性程序協同問題需要頂層統籌[1]。

2.2 層級不對等導致難以“越級”監督垂直管理部門

互聯網和快遞運輸行業的快速發展，為跨區域交易野生動物的違法行為提供了便利和遮掩。根據《郵政法》及相關實施條例，郵政和快遞企業收寄郵件和用戶交寄郵件，應當建立并執行收寄驗視制度和快遞實名制度，而野生動物屬于禁止寄遞的物品，郵政管理部門應當對郵政和快遞企業寄遞野生動物履行監督管理職責。但是，針對郵政管理機構的監督管理職責，《郵政法》及相關實施條例僅規定到市級，且我國的郵政管理部門是垂直管理，如某市級郵政管理局負責市轄區內郵政和快遞市場的監督管理，而基層檢察機關所對應的郵政管理機構僅是市級郵政管理部門的派出機構，沒有對不規范快遞行為的處罰權限，但基于提出檢察建議的行政層級的對等要求以及實踐中工作地域性的具體情況，基層檢察機關向市級即上一級郵政管理機構提起公益訴訟在一般情況下不具有適用性。

2.3 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違法的受損生態修復方式不明

劉×、黃×等人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案中，涉案野生動物經鑒定絕大多數為非原產于我國的境外野生動物，是《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I 和附錄II 的保護動物。一般而言，野生動物違法犯罪可以采取放歸野外和替代修復的受損生態修復方式，但是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屬于外來物種，如果采取放歸野外等方式進行恢復，可能威脅公共衛生安全和生態安全，甚至可能造成生態災難，嚴重影響或破壞當地物種的安全。如果采取替代修復方式，修復價值和標準難以衡量，可能造成生態失衡的后果；如果要求違法行為人出資進行寄養，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馴養方式基于生態環境等差異可能存在不同；如果在寄養中出現死亡，受損結果又當如何認定?？梢钥闯?，目前在國內缺乏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合理的處置方式，導致開展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或者民事公益訴訟的責任承擔方式難以明確。

3 有關思考

3.1 確立跨區域違法行為行政管轄權確定模式

跨區域違法行為的行政管轄可以通過指定管轄，由共同的上級機關進行指定。同時，基于跨區域違法行為實施地和結果地的多重性和模糊性，其行政管轄問題也可以通過協調機制解決，探索建立跨區域行政一體化協作機制，結合案件實際情況，從人員控制、執法便利和恢復需要等因素出發，協調確定適宜的違法行為發生地作為管轄地，其他涉案行為發生地以協作的形式滿足管轄機關的辦案需求。檢察機關則對應行政管轄權所在地開展行政公益訴訟。

3.2 探索跨區域公益訴訟案件集中管轄模式

隨著社會分工特別是市場經濟條件下高度分工的發展，法律機構會發生趨勢性的變化，即法律的專門化[2]。近年來，基于部分案件專業化或跨區域化的特征，部分地區新設了專門化的法院或檢察院，例如杭州互聯網法院就是基于涉互聯網案件的增多和專業要求而設立的，以統一的網上審理方式審理涉網案件，屬于廣義上的法律機構專門化，即將普通法院管轄的事務抽離歸總，同時也是獨立的法院或獨立的內部機構予以受理并審理[3]，這是一種管轄權的創新?；ヂ摼W法院這種創新可以借鑒到跨區域非法交易野生動物案件辦理中，可以設立專門的涉野生動物案件辦理的檢察院或者內設機構，也可以隨著一定區域同類案件的增多，依次形成涉野生動物案件的跨縣、跨市、跨省的集中和專屬管轄，打破空間的局限性，最大程度提高司法效率，減少管轄權爭議，避免同案不同判。

3.3 通過“檢察一體化”機制解決“越級”監督難題

快遞運輸的“越級”監督管理問題，不僅反映在跨區域野生動物違法交易公益訴訟案件中，在快遞物流運輸違禁藥品等案件中也有同樣困境。對于該問題部分檢察機關在實踐中已有先行探索，如2020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的檢察機關野生動物保護公益訴訟典型案例中，案例四“四川省綿陽市涪城區人民檢察院督促規范快遞收寄驗視行政公益訴訟案”，針對的就是跨區域快遞運輸球蟒的問題。該公益訴訟案件由涪城區人民檢察院辦理，檢察建議由綿陽市人民檢察院公開宣告送達，促使該市郵政普遍服務和郵政市場整改，嚴格落實收寄驗視制度，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是“檢察一體化”的良好實踐，值得參考借鑒，但無法得知該檢察建議究竟是由涪城區人民檢察院還是綿陽市人民檢察院做出的。鑒于基層檢察機關面對此類“越級”監督的困境，今后應當通過“檢察一體化”工作機制，兩級檢察機關共同辦理此類案件，由下級檢察機關負責調查工作和訴前檢察建議的草擬，由上級檢察機關對接協調，負責檢察建議的制發和宣告送達及后續跟進監督。

3.4 明確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的受損生態修復方式

一是非法交易野生動物主要致害的是盜獵源頭地。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的盜獵源頭地一般都是非我國境內，其交易行為損害生態環境，資源的結果地也不是我國境內，因此不存在完全恢復受損生態的方式，只能以生態環境修復最大化為原則，以替代性恢復為主要手段。二是基于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交易行為的跨域問題。國內需要統一非我國原產野生動物違法犯罪受損生態修復方式和機制，避免產生同案同況的地域處理差異。同時，根據涉案野生動物的實際情況，采取多種替代性修復的方式。對于不具有生態危害性的野生動物可以選擇適宜的棲息地進行放生；對于無法評估或者具有生態危害風險的野生動物可以返還原產地，同時要求違法行為人承擔遣返運輸等費用；對于交易野生動物已經死亡的違法行為人可以以社會公益勞動結合恢復性經濟賠償，具體賠償可以參考環境損害的虛擬治理成本法和《環境損害司法鑒定執業分類規定》中對外來動物物種及入侵種的鑒定規定，將賠償款專項用于野生動物保護和宣傳工作。

野生動物保護不僅僅只是為了保護資源，同時也是保護自然界的平衡狀態，提升地球資源的利用率，改善人類生存環境。檢察機關的公益訴訟職能對野生動物資源保護具有獨特價值，厘清跨區域非法交易野生動物公益訴訟中的疑難問題，有助于發揮公益訴訟最大效能，筑牢野生動物保護司法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