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園林中的“一只極為珍稀的鳥”

關鍵詞：劉家和;天才;勤奮;專精;博通

20多年前的一天，我國魏晉南北朝史大家何茲全先生與我同去北師大主樓開會，他邊走邊說：小凌，你怎樣看劉家和的學術位置？我脫口答自然是中西兼通的大學問家。他回我話說：我認為家和是當今“中國古史第一人”。

人的大腦不是錄音機，即使事后補錄不久前的對話，也不可能紋絲不差。而且這種經過篩選而殘缺不全的記憶會隨時間變形，像冰雪一般融化，像指甲、頭發一樣不斷生長。20多年后在記憶的腦海里調取我們短暫的交談，自然不會字字真確。所以為避免誤導讀者，這里沒有把我們的話都標為直接引語。但出自何先生口中“古史第一人”這一定位卻如雷貫耳，牢牢地銘刻在我頭腦里不曾變形。

我治世界古代史，對中國古史學界所知不甚了了，因此沒有評判劉先生在中國古史學界地位的資格。但以何先生的道德文章，以他對中國古史學界過去與現狀的了解，以及對劉先生本人的熟識，我相信他的評定絕不是一時隨想，而是深思熟慮的結論。劉先生無疑是我國學林中的擎天巨樹。

20世紀卓越的經濟學家凱恩斯于1922年曾寫過一篇評價英國杰出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文章，盛贊馬歇爾是經濟學領域的“一只極為珍稀的鳥”（the rarest ofbirds），直譯就是眾鳥之中最稀有的一只。凱恩斯在文中提出衡量拔尖學者的基本標準，雖然是對經濟學而言，卻完全可以借用到歷史學和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科當中。他說：“經濟學研究似乎并不需要特別高的天賦。從智力上看，與哲學和純科學的高級分支相比，經濟學豈不是一門很容易的學科嗎？然而，優秀的、甚至頗有能力的經濟學家，卻是極為珍稀的鳥。這是一門容易的學科，但出類拔萃者卻微乎其微！對這一悖論的解釋或許在于，經濟學的高手必須具備一種罕見的天賦組合。他必須在幾個不同方向都達到高水平，并且必須把非同尋常的才能結合在一起。在某種程度上，他一定是數學家、歷史家、政治家、哲學家。他必須理解符號，并用語言加以表達。他必須從一般的角度去思考特殊，并在同一思路下審視抽象與具體。為了將來的目的，他必須根據過去來研究現在。人的本性或人的各種制度，無一不在他的關注之下。他必須目標明確，不在意同步產生的某種情緒;他要像藝術家一樣物我兩忘與兩袖清風，但有時又如政治家一般腳踏實地。馬歇爾擁有這種多面性，有很多，卻并非全部。但最主要的是，他有多方面的訓練和專精的天性，這為他提供了經濟學家所必需的天賦中所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東西，即他是一位引人注目的歷史家和數學家，同時也是一位在特殊與一般、暫時與永恒中游刃有余的操盤手?！?/p>

凱恩斯的說法與自然科學講究學識的頻寬、社會科學提倡支援性知識、人文學科強調功夫既在詩內也在外，是一個道理。相對于經濟學，歷史學研究達到高水平，也一般不要求特別高的天賦。這里省略凱恩斯對經濟學所用的虛擬語“似乎”（seem），因為史學史上不乏并非擁有頭等智力的史家做出一流成果的例子，特別是在史料學、考據學領域。但杰出的史學大家是例外。閱讀修昔底德、波里比烏斯、塔西佗、左丘明、司馬遷等人的史作，總是能感覺到他們目光敏銳，聰明過人，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和多方面的才能，所以識人、識物別具只眼，具備常人所缺的通古今之變的分析與概括能力，亦即凱恩斯所說從一般角度去研究特殊的深邃目光。當近現代史學專業化、研究對象擴大到人類一切歷史活動領域之后，對專業史家的這種資質要求更是遠遠躍出史學單科的范圍，擴及人文社科與自然科學的所有領域。沒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頻寬，不可能寫出實事求是的各種專題史，如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自然史或科學技術史，甚至寫不好政治史、軍事史、傳記這類傳統題材的歷史。換句話說，杰出的史家一定是能夠借力自身的多方面支援性學識和技藝，既對細微末節能夠進行窮根究底的追究，又是能見微知著，善于比較與歸納、演繹與推理的智者。劉家和先生便是這種專精與博通高度統一、多才多藝的歷史思想家。

就史學微觀研究的深度與精度而言，劉先生并不是唯一的超群脫俗者。他的老師錢穆、陳垣先生以及中國史領域的劉先生同代人及其晚輩中的一些人，在微觀考據方面也能做得和劉先生一樣徹底。他們對古代文獻的釋讀，音韻和訓詁的把握，版本目錄的了解，與劉家和先生難分伯仲。但在凱恩斯所提出的“罕見的天賦組合”方面，在我目力所及的范圍內，我國史學界尚無出其右者。

首先一個過人之處是劉先生對中外語言的深刻理解與運用，尤其對專業語言的釋讀。歷史學在專業化之后，大多數分支學科類同于自然科學，對語言有特殊的要求，這就把眾多業余人員擋在了學科門外。比如中國古史需古代漢語作為入門條件，其中先秦史還需甲骨文、金文;世界史的國別史則需對應的現代外語，往往一門還不夠，因為了解有關課題在國外的研究狀況，只會英語遠遠不敷需要。而世界古代史則需對應一些死語言，象形文、楔形文、梵文、古希臘文、拉丁文、波斯文、粟特文、吐火羅文等等。我們知道，一個人熟練掌握母語通常需要15-20年以上的努力，熟練掌握其他語系的文字，包括已經滅亡的古老文字，則需付出雙倍時間甚至更多倍的努力。鑒于此，愚以為，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和中國古代史是歷史學各分支學科中技藝門檻最高的部門。同時精通多種語言，既懂古今漢語，又懂古今外語，對絕大多數史學從業者而言，都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夢想。

然而劉家和先生不僅深諳古漢語和中國古代典籍，精通音韻學、訓詁學、文獻學、版本目錄學，而且熟練掌握了多門外語。他英文可以做到四會，且不是一般四會，而是深度四會。他小學開始學習英文，對英文語法懷有濃厚的興趣，尤其喜歡推敲單詞與慣用語釋義，詞根、前綴、后綴以及辭源等構詞因素，亦如他喜歡推敲漢字字源、原生義與引申義、構字特點與發音一樣。由于劉先生精于語法，處理難句如庖丁解牛，總是能把句子分解為若干語法單位，一一確定各個單位的關系。他是外文的語法家，再難的語句在他面前也會迎刃而解，簡言之就是難不住。

英文四會能力的基礎是單詞量，包括對詞組、習語的駕馭。劉先生博聞強記，英文詞匯量驚人，一些極為冷僻的哲學、數學、宗教學、人類學詞匯，甚至自然科學與工程學的偏冷詞匯和習語，他往往信手拈來，脫口而出，并能講出辭源與構詞特點，常令我們后學驚嘆不止。他自述曾經刻苦背誦過英文詞典，把詞典翻爛幾本，這是老一代學人苦學外文的有效方法。而且，他的背誦方法同其他人不一樣，他把每個英文單詞與俄文、法文、德文、梵文的同一個詞相互對照，注意共同的詞根、不同的詞形和發音，這樣一來，記住一個詞等于記牢了幾種語言的詞。

改革開放以前，劉先生沒有留學或出國訪問的經歷，這意味他極少與外國人進行口語交流和聽力練習。但改革開放后，無論是出國講學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還是在國內接待外國專家，他都能較為熟練地運用英文授課，發表英文講演，進行英文對話，發音雖有非母語痕跡，但準確無誤，具倫敦音特點。我對先生的英語聽說能力欽佩之至，因為對我們這些半路學習英文的人來說，自如聽說是較閱讀理解要難上許多的兩道關卡。劉先生主要依靠自學，能夠把英文運用到如此嫻熟，除了天賦，必定是長期艱苦磨煉的結果。一次與先生聊天，他說他在讀英文的解釋學著作，我才知他每日臨睡前都要閱讀英文原著，而且往往是難度很大的英文哲學著作，有時還和德文等原著對照著精讀，比如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他戲稱這是他幾十年如一日、每天必做的思維體操。劉先生之所以較我們在外文方面有高明之處，乃是長年累月刻苦鉆研的結果。

為什么如此刻苦？劉先生有一個非常誠懇的自我解釋，就是他認為自己比別人笨，因此勤能補拙，需要比別人多花些氣力去彌補不足。這很有些類似蘇格拉底認為自己無知的哲學省思，體現認識主體對無限的自然和人類世界、業已積累的龐大知識綜合體的高度敬畏。蘇格拉底說這是他比那些自以為有知的人的聰明之處，我想這也是劉先生比我們這些人聰明的地方。

建國之初我國仿蘇聯進行學科調整，劉家和先生定向世界古代史，開始學習一門新的外語——俄文。在學會基本語法之后，他采取俄文本與英文本《共產黨宣言》對照閱讀的方法，逐詞逐句研討推敲。用同樣方法，他進一步研讀了《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甚至啃過《資本論》的“堅果”。所以他的俄語功夫亦屬上乘。隨著時間推移，他還自學了德文、法文，同樣閱讀原著，一直樂此不疲。

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劉先生因專業方向選擇古希臘史，著手學習了古希臘語。后因在50年代晚期學術興趣轉移到古印度史而放棄古希臘語，轉攻梵語，競也當行出色，能夠對梵語佛經與漢語佛經進行比較研究，并據此寫出幾篇高質量的論文。何茲全先生曾說，他的朋友季羨林先生（印度學專家）盛贊劉先生的印度史文章。

在上個世紀20年代以來出生的我國歷史學人中，包括有過海外留學經歷的史家中，像劉先生這樣中西語言兼通且不止兩三門的可謂鳳毛麟角，這使他能夠始終把切到國外史學的脈動，從更寬廣的視域去處理具體的歷史問題。

凱恩斯把哲學與純科學視為高難度的學科，劉先生在這兩個學科中居然也能登堂人室，達到哲學家和數學家的程度。我想這恐怕是他的最為難能可貴之處。劉先生曾講他在大學時受老師唐君毅的啟蒙，避免用常識思考，而要學習哲學，用邏輯來思考。他為此孜孜以求，終生不渝。與劉先生相識相交、耳提面命近40年，我常受益于先生在哲學命題上的真知灼見。從古希臘哲學到經院哲學、法國哲學、德國古典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再到相對主義哲學與后現代歷史哲學;從畢達哥拉斯、巴門尼德、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思想的精華所在，到德里達、?？碌暮蠼Y構主義，伽德墨爾的解釋學，海登一懷特的敘述與歷史解釋，劉先生均能如數家珍，娓娓道來，且往往提綱挈領，一語中的。如果沒有對原著的認真研讀與透徹理解，這種領會與評判是不可能的。寫到這里，劉先生高談闊論古希臘的邏各斯、柏拉圖的理念論、康德與黑格爾道德論、邏輯學與歷史哲學的情景，不由得浮現在我腦際。他的專著和論文，乃致散文小品和傳統詩作，總是能賦予讀者清晰嚴謹的思路，鞭辟入里的分析，耐人尋味的歸納，高屋建瓴的總結，進一步思考的啟示，顯然同這種哲學的智慧緊密聯系在一起。

柏拉圖在雅典辦阿凱戴米亞學校，提出不懂幾何學的人不得入內的資格要求。劉先生欣賞這個例子，并用它來舉證，作為他自己鐘情于數學的理由之一。因文革的關系，我的數學認識只達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平面幾何的老初中水平，所以每當劉先生談數學，我只有洗耳恭聽，似聽天書。但我知他熟悉解析幾何、微積分、高等函數，并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因此可以和校內外的著名數學家進行平等對話。他還在此基礎上研究過數理邏輯，這是他在邏輯學方面勝過許多邏輯學家的地方。

英文中有三個單詞指代聰慧超群的人，即Talent（才能），Gift（天賦），Genius（天才）。三個詞還可分作三個梯次，天才最高，愚理解既有先天的稟賦，又有后天的才能。我認為劉先生屬于天才梯次上的學者。這個梯次上的人，因素質優異，后天勤奮，學什么都能入境，而非淺嘗輒止，只摸到表面的一點皮毛。比如劉先生興趣廣泛，喜歡西洋古典音樂和歌劇，熟識巴赫、貝多芬、舒曼、羅西尼等作曲家的作品，興之所至，放聲哼唱，還能吹出氣息飽滿的口哨。他說他曾攻讀過交響曲的總譜，這也是真正愛樂人所必須做的功課。他從小便讀寫詩詞，精通格律，他的上百首傳統詩符合嚴格的平仄規定，可做格律詩教學的案例。他還是理性的軍迷，熟知中外武器裝備，他曾和晚輩熱烈地討論東風31導彈的射程與精度，核潛艇的靜音效果。

終上所述，劉家和先生能在史學領域取得卓越成就也就不難理解了，那是多方面才能與學而不厭的必然產物。譬如，他起初醉心中國古史。50年代初，服從組織安排，轉教世界上古史，致力于古希臘史研究。他在東北師范大學研究生班的古希臘史畢業論文《論黑勞士制度》，約8萬字，把傳下來的相關古代文獻史料一網打盡，也參考了當時所能找到的國外研究成果。這篇長文始終是華語世界有關古代斯巴達黑勞士制研究的經典之作。就史料的徹底性與論點的合理性而言，國內史學界至今仍無后來者。

上個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劉先生的學術方向有所調整，改治古印度史，寫出三篇深入分析種姓制、土地制度和社會制度的論文，同樣沉到史料的底部，依據原始佛經和中英文佛經譯本及近現代西人研究成果，史料詳實，結論令人信服，迄今仍是學研古印度史的必備參考讀物。

文革結束以后，劉先生第三次學術轉向，改治中外古史比較研究。這是一個全新領域，因入門條件高，需中外兼通，所以近代以來，除卻個別籠統比較的嘗試，例如思辨的歷史哲學家所作的比較，歷史家的一些隨想式討論，并無深入具體的大作。林志純先生和劉家和先生結合自身有利條件，大約同時敏銳地發現這個缺口，認為這或許是我國學者在世界古代史研究領域可以做出自身貢獻的一個方向。經過三十多年的篳路藍縷、躬親力行，劉先生在這方面的論文、專著蔚為大觀，培養出一批中外古史比較研究的新銳，一個新的富有成果和廣闊發展空間的學科方向已經形成，因此引起國內史學界對這一研究方向的注意與效仿。劉家和先生的學生蔣重躍教授對先生在古史比較方面的杰出貢獻做過精彩的評述，這里不再贅述。

常言樹高蟬聲細，山高語音低，揭示我國傳統美德的一種表象，學識淵博的人一般內斂、低調，自制力強，體現一個人內心境界的高度、廣度。劉家和先生謙虛謹慎，淡泊名利，與人與世無爭。他曾多次自省，反右時作為青年教師，寫過一篇批人的文章，因此悔恨終生。經此教訓，他淡定悠遠，埋頭讀書著文，不摻和派系斗爭，人事糾葛，平生當過最大的“官”是教研室主任，他笑言還沒當好。他尊敬自己的先生長輩，關懷自己的學生和青年教師，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楷模。因他在學界的聲譽，不知有多少后學請他寫過推薦信、評估表、鑒定書，包括工作介紹。他對人從不輕言拒絕，能助則助，但對自己，他卻秉持君子求諸己的原則，凡個人能做之事絕不讓他人代勞，免得給別人添麻煩。我曾與他多次一道出差。每次的行李箱包，他一定要自己攜帶，即使到耄耋之年，依然如此。我倘要伸手相助，他總是說：“自己能做的事干嘛讓你做?！?/p>

我為自己能夠在北師大工作期間遇到劉家和先生這樣的謙謙君子，鴻儒鉅學，智者達人，良師益友，而感到人生的幸運。

[作者郭小凌（1950年），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北京，100875]

[收稿日期：2019年11月20日]

（責任編輯：張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