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道路”論

劉 寧

(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藝術研究所，陜西西安，710065)

“柳青道路”是中國當代重要作家柳青扎根陜西長安縣十四年創作生活的學術總結、中國當代文學的重要概念和理論。它繼承延安時期知識分子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要求作家必然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以人民為中心，在社會實踐中進行主體精神塑造，通過創作實現自己的文學人生和對現實主義藝術探索的宏大目標，從而以文學參與到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來?！傲嗟缆贰本哂形甯泵婵?、三層意蘊，在其產生六十余年里經歷不斷被闡釋、論辯的命運，長時段牽引著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時代命運和歷史起伏。如今，當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高揚“人民文學”旗幟之際，“柳青道路”的內涵和價值愈加凸顯出來，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學術生命的根基在于對時代問題作出及時且具學理性的積極回應，本文正是在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學發展背景下，對“柳青道路”的歷史鉤沉和現實思考。

一、“柳青道路”的提出、構成與論辯

1952年5月24日下午，柳青告別北京踏上西去的火車，從而開啟他長達十四年的長安生活。9月1日柳青到陜西長安縣任縣委副書記，立即參加縣委正在舉辦的互助組長培訓班，并熟悉全縣情況。9月下旬，同長安縣委工作組一起深入農村，參加基層互助組的整頓工作，同時跑全縣各區、鄉，全面了解情況。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7年1月1日早晨，一伙人闖進長安縣皇甫村的中宮寺將柳青的家幾乎洗劫一空，柳青被關進牛棚，隨后，他的妻子馬葳也于1967年2月13日帶著孩子們把家搬到西安市小南門外大學東路一條小胡同的簡易樓上，從此，柳青結束了他文學創作道路上最光輝的“長安十四年”，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被稱為“柳青道路”。

“柳青道路”是柳青扎根鄉村十四年創造出來的當代中國作家生活和文學創作道路，在歷史發展中形成并凝結為中國當代文學重要概念和理論，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草創于1943年至1945年柳青在陜北米脂下鄉做文書時，此時柳青接受了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經歷米脂三年社會實踐，剛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1952年至1967年的“長安十四年”是“柳青道路”形成與成熟時期。1978年至1982年間，胡采、劉建軍、蒙萬夫、閻綱等評論家紛紛撰文闡釋柳青的生活與創造道路，其中西北大學的劉建軍、蒙萬夫兩位學人發表的《柳青深入生活的道路》一文中首次將“柳青道路”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一個重要文學概念和理論提出來。在他們看來：“現在，一提起柳青的道路，人們自然會聯想到選擇一個固定的生活基地，安家落戶，長期扎根,就是這位作家獲得不平凡成功的值得人們仿效的生活和創作道路?！盵1]“柳青道路”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作家繼承延安時期知識分子走與工農兵相結合的道路，對自己的生活和創作道路所做出的新選擇。它要求作家在馬克思文藝理論指導下，必須要有自己的生活基地，并長期扎根在那里生活、學習，參加社會實踐活動，從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堅持寫實主義，從而創作出人民喜聞樂見的優秀文藝作品?！傲嗟缆贰背休d著人民作家在生活中如何進行主體塑造，人民文藝如何處理好政治與文藝、生活與藝術關系，從而發揮社會文化建設功能的內容，構成如下：

首先，“柳青道路”是作家的生活道路。這種生活道路是一種生活方式，包括個人生活和社會實踐活動。新中國成立后，柳青不甘心做一名新生活的旁觀者，“他決心到人民中去！到新生活中去！在新生活誕生的時刻，貢獻自己的力量”[2]。1952年柳青及其家人搬到陜西長安縣皇甫村，散文集《皇甫村的三年》、中篇小說《恨透鐵》，及長篇小說《創業史》第一部、第二部都是在皇甫村的中宮寺里寫出來的。在“長安十四年”蹲點，柳青需要一個點去了解關中農村，掌握當時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合作化事業，為此他必須深入鄉村生活。初至皇甫村時，柳青穿著背帶褲、皮鞋，和農民之間有隔閡，不久他就意識到這個問題，改變了裝束，頭上裹著毛巾，身上穿著對襟大褂，腳蹬布鞋，打扮得像關中農村老漢那樣。顯然，柳青想通過接受農民的生活方式和農民融合在一起，從而獲得農民的生活感知，掌握農民說的方言土語，體味農民面對巨大生活變革時而產生的復雜心理。

柳青生活道路另一構成是社會實踐活動。柳青在皇甫村的社會身份是村黨支部副書記，作家身份對外是保密的。從1952年他就開始幫助王莽村農民建立全縣第一個合作社，參加黨在過渡時期的群眾運動，向農民宣傳組織起來的好處，多次參加黨團支部大會、全村干部會、婦女代表會、老人座談會，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建社工作。1950年代的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第一步為互助組，勞動力入股，但農民個人保持土地和其他生產要素的所有權；然后是低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生產性財產這時由集體控制，但每個農民根據他拿出的土地、工具和牲畜的多少分紅；最后是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這時取消分紅、嚴格地按勞取酬”[3]。柳青全程參加了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伴L安十四年”是柳青以社會生活積極參加者的身份，全身心地投入這場要把絕大多數中國人置于社會主義組織形式之下的社會和制度改造的偉大工作中，即參與到社會生活中最核心的政治生活中，并以文學深入參與整個社會改造運動，為此，柳青已做好充分生活準備。

其次，“柳青道路”是柳青探索中國農民命運和生活，實現文學人生的道路。柳青扎根皇甫村，《創業史》是1950年代—1970年代社會主義文學的典范之作。柳青站在歷史高度，從中國社會最廣泛、最基層的群體——農民生活視域思考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問題，緊扣時代最敏感脈搏，捕捉到社會轉型時期最核心問題?！秳摌I史》不僅傳達時代最強音，而且折射作家從歷史運動和社會發展中觀察、反映生活，以思考農民生活道路作為自己藝術探索的目標。柳青正是“通過文學世界的再現及其藝術感染力，使讀者形成對現實世界的總體性認知，并將文學世界所提供的理念、思想轉化到個人的行動實踐之中，從而踐行文學改造世界的功能”[4]。

再次，“柳青道路”是中國作家開創廣闊的現實主義創作的道路。柳青以深入鄉村生活、積極參與農村合作化運動，以寫實主義文學范式探索中國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塑造當家做主的新農民形象。自1959年《創業史》發表以來，六十余年無論面臨怎樣的爭議、論辯，《創業史》的史詩性寫作、對生活整體性完美的藝術把握、扎實的寫實主義風格都使柳青在中國當代文壇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柳青生活過的陜西，路遙、陳忠實，包括賈平凹等一大批陜西作家前赴后繼地走“柳青道路”，他們毫不隱諱地承認柳青是自己的精神導師，《創業史》對其深遠的影響。路遙講：“作為晚輩，我們懷著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饋贈?！盵5]陳忠實也說：“柳青的一生，不單是作為作家的一生，而且是社會變革的直接參與者?！盵6]這些作家繼承柳青深入生活、為農民寫作的道路，接受柳青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和手法，以歷史概括、遠景、典型人物塑造和豐富的日常生活書寫，探索中國農民命運和生活道路，形成鮮明地域特色和史詩性創作追求，開拓出一條現實主義廣闊道路。

無疑，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有一道不可小覷的文學風景，那就是自1950年代柳青開創“柳青道路”以來，六十余年來在不同歷史時期它遭遇不同歷史起伏，不斷引起論辯的境遇。第一次辯論是在1960年代，論辯的核心問題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典型性與批評現實主義的真實性之間的辯論。1959年《創業史》初次發表，馮牧、李希凡、姚文元、朱寨、閻綱等當代文學領域最有影響力的評論家紛紛撰文，對柳青及其《創業史》論述，最引人注目的是柳青與當年還是青年學者的嚴家炎圍繞《創業史》主人公梁生寶與梁三老漢二者形象塑造的優劣問題展開激烈論辯，事實上，這個問題是左翼文學內部捍衛《講話》精神一派與堅守“五四”傳統一派的斗法。第二次大辯論是在1978年至1983年，因為此時我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而引發《創業史》里描寫的合作化道路和“柳青道路”是否具有合理性的論辯。1982年《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創業史〉寫作基地為何由富變窮？》的文章，率先對《創業史》發難，《〈創業史〉中梁生寶的生活原型由富變窮記》一文也表達對柳青描寫的合作化事業所具有的歷史合法性的質疑。幾乎同時，1983年劉思謙的《建國以來農村小說的再認識》一文對以《創業史》為代表的農村合作化小說做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而胡采、劉建軍、蒙萬夫、牛運清、黃濟華等評論家先后對柳青的生活和文學創作道路做了深入闡述，“柳青道路”概念也是在這個時候確立的。第三次是在“重寫文學史”思潮中，“柳青道路”再次引起爭論，論辯的核心是以《創業史》引發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標準由政治準則向審美性尺度轉變的問題。1988年《上海文學》開辟“重寫文學史”專欄，宋炳輝的《“柳青現象”的啟示——重評長篇小說〈創業史〉》吹響了1980年代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原則由政治準則向審美標準轉型的號角，而此時，羅守讓以《為柳青和〈創業史〉一辯》一文奮起反擊，羅文對宋文駁論三條中，其中有兩條圍繞“柳青的生活和文學道路”即“柳青道路”而展開。在當年“重寫文學史”者的眼中，“柳青道路”是阻礙中國當代文學從注重政治意識形態向提倡純文學轉變的絆腳石，也因此在“重寫文學史”思潮倡導者陳思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柳青及其《創業史》全部被清理了。隨著1980年代后期形成的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思維模式發展成為1990年代文學史研究和書寫中的慣性力量，在1990年代的“再解讀”思潮中，李揚的《抗爭宿命之路》《50—70年代經典文本的再解讀》、余岱宗的《被規訓的激情——論50、60年代的紅色小說》等著作重新對“柳青道路”進行“再解讀”，這種以西方現代文化理論為批評武器的文本闡釋方法形成具有濃郁政治意識形態的西方文化思潮。為了匡正這種西化思潮和抵制市場經濟帶來的消費文化，1990年代我黨提出弘揚主旋律的文藝政策，到2014年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的綱領性文件?？倳浀闹v話提及“柳青道路”，肯定柳青在“長安十四年”的深入生活，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道路，成為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重構人民文學的重要思想內涵，這個時期，“柳青道路”雖沒有引起文學界激烈辯論，但潛在地存在西方文藝理論與本土文藝政策之間的暗自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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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柳青道路”在中國當代文學六十年跌宕起伏的論辯現象，顯示出政治意識形態和時代精神對中國當代文藝的深遠影響，折射出文學作為社會生活反映,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之一，總會成為新時局、新美學原則來臨前被評判的標靶，圍繞著它潮流涌動。

二、“柳青道路”的五副面孔與三層意蘊

“柳青道路”概念的復雜性還在于，在柳青及其文學研究七十余年中，“柳青道路”并非以一張面孔出現，而是存在多副面孔交替出現，甚至出現重沓而來的現象。形成初期，柳青曾將自己的生活和文學實踐命名為“柳青的生活方式”。在柳青看來：“作家生活方式應當是多種多樣的。但是我的生活方式也不是錯誤的方式。它是唯一適合我這個具體人的生活方式?！盵7]1978年在《生活是創作的基礎——在〈延河〉編輯部召開的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柳青提出“生活的學校，政治的學校，藝術的學?！敝摹叭鶎W?！闭揫8]。這是作家對自己生活和創作道路高度理性的概述，是柳青文藝理論核心，也可謂是“柳青道路”的第二副面孔?！八^生活的學校，就是毛主席在‘講話’里說：深入生活，改造思想，向社會學習。這是文學工作的基礎?！盵9]也就是要想寫作，就得先生活?！吧畹膶W校是作家最基本的學校。在實際生活的感受、形象記憶和形象思維的一整套藝術創造的過程中，登高要有個基礎。生活好比一樓，作家的全部推理、比較、綜合和概括工作，都通過作者感受過的生活形象來開始來進行，而不是通過調查統計來的抽象材料去進行(當然也有幫助)?！盵10]“政治的學?！痹诹嗄抢镉袝r會表述為“革命的政治內容”。柳青認為作家不僅要闡釋和演繹黨的政策，也要站在與國家政策制定者的同一高度來理解合作化運動的歷史意義，對社會發展和人的歷史存在做出更科學的把握?！八囆g的學?！本褪亲骷乙秘S富的生活細節展示藝術描寫的密度和強度，呈現作品的巨大幅度，依靠典型化、整體結構和情節描寫全面安排作品、層次，從容不迫地進行作品布局。

“柳青道路”的第三副面孔是“柳青現象”。1988年宋炳輝揭開“重寫文學史”思潮帷幕時的標題是《“柳青現象”的啟示》，1996年溫宗軍的《柳青現象：兩極的批評及其反思》，2011年趙學勇等的《經典的剝蝕：“柳青現象”的學術敘述及反思》，2016年吳進的《柳青現象與深入生活》皆將“柳青現象”作為關鍵詞論述?！艾F象”是研究者針對中國當代文學及其文化事件的理性概括，常使用“某某現象”方式表述，“柳青現象”一是《創業史》引起的廣泛討論，二是“深入生活”方式也應該引起學人廣泛注意。較之“柳青道路”內涵更寬泛的是，“柳青現象”包括“柳青道路”在當代中國文化批評語境里此起彼伏的肯定與否定的論辯境遇。這些學人爭論不休的是：“柳青道路”涉及政治、生活、文藝諸多問題，隨政治時局沉浮，文本品評準則跌宕，生活內涵變化而不斷起伏。

“深入生活”是“柳青道路”第四副面孔，也是最復雜的一面。20世紀以來，理論生產的趨勢已經轉向生活世界，如何理解生活世界，如何思考、判斷和想象日常生活領域，一直是西方思想界的重要課題。從胡塞爾、許茨、海德格爾到盧卡奇、赫勒、列斐伏爾、德賽都、居依·德波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學人、英國文化研究者，乃至后馬克思主義者，都在不同層面、不同角度對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領域進行深入思考。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作為政黨領袖提出的“深入生活”是口號，也是概念、理論，更是實踐，是作家體驗生活、搜集材料的創作方式，思想改造的過程，文學批評的尺度。2016年段建軍的《柳青的社會參與意識與生存探索精神》一文論及柳青“深入生活”的視角，一方面是向外的柳青個體生命的擴大，另一方面是作家向內的精神追求，這樣的研究使我們深感“柳青道路”帶給中國當代文學欣欣向榮的生命樣態和情緒。

人民文藝是新時代“柳青道路”第五副面孔，也是最新、最有意蘊的。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重點以柳青深入生活為例來論，一時之間，“柳青道路”成為新時代中國文藝界高度關注的話語，賀桂梅、程光偉等學人皆有深論，2016年柳青女兒劉可鳳的《柳青傳》一書全面描述柳青的人生、生活和創作道路。毫無疑問，柳青所走的道路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創作道路，是深入生活的典范，是社會主義文學典型，顯現出在繼1950年代—1970年代我黨提出“人民文藝”六十年后，新時代黨的領導人高揚起這面旗幟。

“柳青道路”向內還蘊藏深邃的思想內涵，分三個層面。首先，“柳青道路”蘊含的是作家主體塑造話語。如何塑造作家主體是20世紀中國左翼文學實踐的核心問題，涉及人民大眾的感情養成，抑或表達為《講話》中所談及的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問題。人民作家要獲得人民大眾的感情，就要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才能真正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創造導向。這是精神世界的塑造，也是人民情感的培養。中國知識分子生活的世界與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曾是那么不盡相同?，F代文學在城市誕生，20世紀以來，中國作家的思想感情經歷“五四”時期泛神論的宇宙憧憬和人生感傷、生命況味，卻充滿對人生積極美好的希冀。1930年代的革命浪潮和抗戰烽火使中國作家感情愈加細膩、復雜、多樣化。如果說“五四”一代的作家高喊“勞工神圣”，贊美人力車夫，但最終還是與大眾有隔閡，1930年代的左翼作家雖已開始描寫工農大眾，但是他們本身并沒有真正融入大眾的生活中。柳青出生于1916年，米脂三年開始走進農民生活，“長安十四年”養成了作家的才能、氣質和風格。在柳青看來，作家的才能是洞察力、記憶力、想象力、概括力、表現力，而“文學才能的絕對因素是實踐的鍛煉”[11]，即作家在實踐中增添見識、擴展眼界、提高認識、人格養成。

其次，“柳青道路”創造了作家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學人生和參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路徑。柳青的生活道路所要達到的目標有兩個：第一是，經過長期深入生活，寫一部能反映社會生活廣闊性和各階級人物心理特征、歷史發展趨勢的文學作品來，《創業史》便是這個目標的結晶。第二是，實現自己以人民為中心的文學人生。文本是思想存在的物質樣態，柳青所要實現的是以文學為載體的自我人生最高價值——自我實現。這是一個人對自己最高的精神追求，而對社會來講，柳青的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的有機構成，社會主義文學又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社會主義文學是在實現共產主義這個遠大目標指導下的社會主義實踐活動，為此，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學繼承延安時期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的二為方針，在1950年代—1970年代社會主義文學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新二為方針。中國作家總是有深重的以文學創作參與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的使命意識，柳青所開創的文學人生道路是優秀的文學遺產，被后輩作家學習傳承。

再次，“柳青道路”開創了廣闊的現實主義藝術道路。為此柳青深入論述“細節的真實”與“藝術的真實”這兩個概念。

細節的真實就是生活的真實，就是作品關于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時間與空間的關系的描寫真實，關于行動、言語、景色、音響等等客觀事物在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反映的描寫也真實。真實就是逼真，就是入情入理，使讀者感覺到作品里所寫的一切，如像現實生活里真正發生過的事情一樣，令人那么愿意接受，簡直找不出什么漏洞來?！羞@些社會特征、心理特征和生理特征，都帶著生活的具體性。藝術描寫如果缺乏這些具體性，或不符合這些具體性，就不能給讀者造成生活的氣氛，就是缺乏生活真實。[12]

柳青在其著名的《美學筆記》里深入討論“生活的真實”與“細節的真實”兩個概念的關系。在他看來，先有細節的真實才會產生生活真實的感覺。前者是文學藝術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后者則是讀者閱讀這些作品時所感受出來的，而這種感受是參照真實的生活情境所感知，故此，才稱之為生活的真實，也就是真切的生活；反之，要想獲得藝術中的細節的真實，就要對生活有深入的了解，或者說在生活中積累大量、豐富生動的感性經驗，擁有強烈的生活感知。為此，柳青從生活中提取聲音、氣味、色彩、味道等各種要素，使我們在《創業史》文本里能夠感受到：梁三老漢在地頭哭童養媳的悲傷，梁生寶進終南山砍竹時臉上留下竹子劃破的劃痕，有萬丈母娘與生寶母親拉家常的親切對話，這些溫暖、細膩的日常生活細節描寫構成《創業史》這幅社會生活畫卷中最珍貴、最豐富的文學性，映照著作家長期深入生活的扎實性。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柳青是陜北吳堡人，1952年來到皇甫村時才開始接觸、學習關中方言土語，這些后來都呈現在《創業史》的人物對話描寫里，地方語言的運用極大地增添了作品的生活氣息、現場感和地域特色。細節的真實還在于馬克思主義文論所強調的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柳青在講典型性格和典型環境時，強調個性中蘊含共性，主張“文學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也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通性”[13]。

柳青文藝思想深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影響，他將政治意識形態、歷史內容與藝術特色融合起來的文學創作，深入探索中國農民的歷史命運和生活道路，為實現這一目標，他深入皇甫村生活長達十四年。柳青的生活態度要求自己必須使作品呈現細節的真實，而細節的真實是奠定在長期的生活積累之上的對真實的細節進行概括、提煉，力求從歷史發展運動和脈絡中反映出現實生活的狀況，為此他賦予《創業史》玫瑰般的理想主義色彩。讀者可感受到小說撲面而來的磅礴氣勢，不可阻擋的歷史洪流，而巨大的歷史洪流是由綿密如織的一針一線的細節的真實描寫呈現出來的。

三、“柳青道路”與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學的歷史起伏

“柳青道路”以一位作家而命名，有意味的是，這位作家的生活和文學創作道路卻折射出中國當代社會主義文學的時代命運和歷史起伏。在筆者看來，社會主義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構成。1957年，周揚在第三次文代會上所做的《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道路》報告里提出社會主義文學概念。社會主義文學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實踐相輔相成發展，具有強烈政治意識形態特性，表達人們在重大政治事件和社會變革中的深刻認識，表現人們對革命理想主義的情感認同與社會主義實踐過程的不懈追求精神，彰顯平等主義、勞動價值、集體主義，堅持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和方法。

“柳青道路”是1950年代—1970年代社會主義文學中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產物，而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發展的高潮。周立波回到家鄉湖南深入生活，寫出了《山鄉巨變》，趙樹理回到故鄉山西，創作了《三里灣》。這兩部小說與柳青的《創業史》都是反映波瀾壯闊的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的代表作。這三位作家都以回到故鄉農村的生活場景里，深刻體會合作化運動，“柳青道路”雖以柳青個人命名，但是具備那個時代的代表性與示范性?！秳摌I史》以正在農村發生的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合作化敘事，表現出中國農民面對巨大社會政治事件時，以梁生寶為代表的社會主義新人們信心百倍地加入社會主義事業中，以梁三老漢為代表的中間人物雖然猶豫彷徨，但最終還是義無反顧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為了表現好這種歷史發展趨勢，柳青調動深入生活所獲得的一切資源，運用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再現出歷史場景和時代主流。柳青是位始終自豪自己中國共產黨員身份的作家，甘愿將自己的一生貢獻給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為此，《創業史》充分發揮社會動員作用，呈現出社會主義文學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服務的自覺性。

然而，到了1980年代，“柳青道路”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中前后遭遇兩種截然不同的待遇，社會主義文學從高潮走向低谷。眾所周知，中國的1980年代是一個異常復雜的時代，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勝利召開，農村政策發生巨變，柳青在“長安十四年”深入生活創作出的反映合作化運動的《創業史》遭到很大質疑。然而在1980年問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里編者給予柳青一章內容敘述，第一節“生平和創作道路”即是論述“柳青道路”的?？梢?，“柳青道路”在這部以1950年代—1970年代文學為主體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所占的地位還是很重要的。這是因為1980年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初稿》還是采取了1950年代—1970年代文學評判的基本原則。毋庸置疑的是，1980年代是一個亦新亦舊的時代，此時各種新思潮風起云涌般進入正處于改革開放中的中國，中國當代文學史寫作不僅“告別革命”，還面臨著轉型問題。1980年代形成的以“人的文學”為核心的文學話語構造顯現出片面性，文學評判的標準從政治開始轉向審美，研究從外部轉向內部，很快1950年代—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文學被視為政治意識形態干預文學的典型例證，各種現代主義思潮令中國作家眼花繚亂。1988年掀起的“重寫文學史”思潮以對柳青、趙樹理、茅盾、丁玲等中國現當代著名作家的批判，意味著將開啟當代中國新的文學形態，到1999年陳思和主編的《當代中國文學史教程》中柳青及其《創業史》被踢出，社會主義文學暫時陷入低谷之中。然而，“柳青道路”的繼承人路遙仍然堅持柳青現實主義創作理念和手法，堅信日常生活能夠演繹出巨大的時代內容。

1992年市場經濟在中國確立，消費文化興起，在1993年“再解讀”思潮下，1950年代—1970年代社會主義文學文本重新被解讀，同時1990年代我黨所倡導的“弘揚主旋律”的社會主義文藝也在崛起。以唐小兵、李揚等為代表的學人掌握著西方現代結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等各種文化理論，他們對1950年代—1970年代文學文本，并擴大到電影、版畫等其他藝術進行“再解讀”。所謂“再解讀”思潮為重新理解20世紀中國左翼文學與文化，尤其是1950年代—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文學提供新的研究視野，柳青及其道路自然也在“再解讀”的行列里。與此同時，1990年代“弘揚主旋律”黨的新文藝政策興起，這一文藝政策強調社會主義文學是我國精神文明的有機組成部分，突出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彰顯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體現黨和國家對文藝的宏觀調控及導向把握。新世紀以來，“柳青道路”研究也與底層寫作研究結合。1990年代中國城市化進程的迅猛發展，導致大批農民進城務工，因此新世紀以來，有關農民工這一階層的底層寫作越來越繁盛，對其研究也逐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熱點之一。底層寫作帶有鮮明的左翼文學特色，段建軍的《柳青的底層寫作——以〈創業史〉為例》將1950年代—1970年代與新世紀文學連綴起來審視，從而彌合了1950年代—1970年代的社會主義文學與新世紀中國當代文學之間的斷裂狀態。

新時代“柳青道路”引領中國作家深入生活，積極創建新時代社會主義人民文藝。2014年《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新時代社會主義文藝綱領，黨的領導人倡導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致使“柳青道路”煥發出新的光彩，彰顯出新的意義。如果說在1950年代—1970年代、1980年代文學中尚存在“人的文學”與“人民文藝”之間的斷裂狀態，那么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學作為社會主義文化中最生動、最具個性的文學形態，在多元共生的文學格局下，以中國精神為靈魂，主張“五四”文學的人性彰顯與1950年代—1970年代社會主義文學的社會性融合統一。新時代社會主義文學較之延安文藝、1950年代—1970年代文學有嶄新的內涵。它是在經歷20世紀中國文學從“五四”“人的文學”到延安時期的工農兵文藝轉變，到1950年代—1970年代社會主義文學倡導的人民文藝，又經歷從新時期文學回歸到“五四”文學的人性上來，既突破“人的文學”的寫作空間，也豐富了“人民文藝”的人性內涵；既拓展了“人民文藝”的“人民”內涵，也避免了“人的文學”對“人”的抽象化，從而使“人民文藝”與“人的文學”在更高層次上的辯證統一。

注釋：

[1] 劉建軍、蒙萬夫：《柳青深入生活的道路》，《文藝研究》1981年第3期，第49頁。

[2] 蒙萬夫，等：《柳青寫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25～126頁。

[3] [美]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上卷 革命的中國的興起(1949—1965)》，謝亮生，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102頁。

[4] 賀桂梅：《柳青的“三所學?！薄?，《讀書》2017年第12期，第155頁。

[5] 路遙：《路遙文集》第2卷，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2～433頁。

[6] 陳忠實：《陳忠實文集》第6卷，廣州：廣州出版社，2004年，第204頁。

[7] 蒙萬夫，等：《柳青寫作生涯》，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5年，第177頁。

[8] 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29頁。

[9] 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330頁。

[10] 李孑：《柳青的有幸與不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頁。

[11] 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94頁。

[12] 柳青：《柳青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277頁。

[13] 鐘敬文、啟功：《20世紀全球文學經典珍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