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晉學校教材述略*

吳洪成，張美玲

(河北大學 教育學院，河北 保定071002)

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年)，司馬懿之孫司馬炎逼魏元帝曹奐讓位，改國號為晉，史稱西晉。西晉滅吳以后統一北方大部分地區，對教育給予應有的重視。西晉惠帝元康以后戰亂不已，延至愍帝建興五年(317年)結束王朝命運。同年，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市)即帝位，是為東晉。西晉、東晉王朝，史稱“兩晉”。期間北方又出現少數民族統治的短暫政權，即五胡十六國。兩晉時期太學曾一度興盛，學生多達數千人。教育的發展依賴于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與繁榮的經濟，但魏晉南北朝社會多動蕩戰亂，導致教育普遍下滑，儒學教育相對衰微。但同時，又由于民族大融合和各類異質思想活躍，兩晉在繼承前代辦學成就基礎上建立了新的學校類型。與此相應，學校教學在運用儒家典籍為教材基礎上，開設新的課程，教材門類及知識內容明顯拓展和豐富，從而在古代教材史上顯示出鮮明特征，并居于重要地位 。

十六國從封建王朝統治世系上不屬于兩晉，但從歷史時間上看卻發生在東晉王朝中國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割據獨立治理時期，仍在時空上屬于此時段。因此，本文對其間的學校教育與相關學校教材也一并兼論。這是首先需要說明的。

一、兩晉學校制度概述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古代由統一轉向分裂和長期戰亂的時期，戰亂頻仍，造成大量的人口遷徙，因而也迎來了教育大變革，出現了教育制度新因素以及文化思想的部分解放。世家大族把持大權，士庶之別甚嚴，門閥制度使名門望族優先享有教育特權。教材從本義上是學校使用的教科書，因此，考察兩晉時期的學校狀況是有必要的。

(一)西晉學校制度狀況

西晉(265～316年)是由魏國司馬氏以其強大軍事力量建立的統一封建王朝，由于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西晉王朝僅存50多年便分崩瓦解，但是在其存續期間學校教育較為發達。

西晉太學是在曹魏太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史稱：晉武帝“應運登禪，崇儒興學。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太學置博士19人，甚至出現以“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眾家之學，九州之中，師相傳，學士如林”[1]1975的氣象。從中形象而隱含地表達出深受此時期佛、玄思潮沖擊下儒學經典文本的變動。西晉太學主要延續漢代太學經學教育傳統，既有今文經學，也有古文經學，但明顯有古文經學重新抬頭跡象。太學生員最多有3 000人，并且學生來源區域分布廣泛，據咸寧四年(278年)《晉辟雍碑》載，參加行禮的學生來自70余縣，幾乎遍及西晉初期所屬各州郡，甚至有來自西域的學生。此外，太學生中還有著門人、弟子、散生、寄學等不同稱謂，這是一種程度差異的標志。

西晉時期還創辦了專門培養貴族子弟的學?！獓訉W，這是教育制度的一大創新。咸寧二年(276年)晉武帝下令立國子學， 278年確定了國子學的學官制度，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1人，助教15人，以教國子學生。博士取“履行清淳，通明典義”者任之。

西晉地方學校主要由熱心的地方長官開辦，地方長官在教育興學方面有較大影響，但由于受時局動蕩影響，又沒有統一規劃管理，經費也不固定，一旦熱心興學的官員離任，地方學校就會逐漸荒廢。學校教材是建立在學校教育活動基礎上的資源或媒介，學校不興，教材必然缺乏依托。西晉時期私學一方面繼承了漢代私學傳統，另一方面也表現出時代特色，私學設置范圍延伸至邊陲；授業內容多元化，不限于五經，而是百家之言、文史之學及專業技術皆在其中，甚至道家、天文、占卜等均立私學加以傳授。

(二)東晉學校制度狀況

東晉(317～420年)是由西晉宗室司馬睿南遷后建立起來的政權，帶有門閥士族政治統治的特征，與北方的五胡十六國并存，又稱東晉十六國。東晉首先提出興學的是瑯琊(今山東臨沂市)大族、中興功臣王導，后來散騎常侍戴邈也上書興學。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年)，設立太學。晉成帝司馬衍即位后，都城燃起大火，剛建立不久的學校遭到損毀。淝水之戰后，東晉政局相對穩定，孝武帝當政時(373～396年)是東晉國學建設的一個高潮，興辦太學，皇帝和皇太子行禮也大多在太學。太元九年(384年)復置國子學。國子學在50多年后終于得以重建。在尚書令謝石的請求下，國子學增造廟屋155間，建于太廟之南。至此，兩學并存出現于東晉官學圖景中。

東晉學官與生徒人數大為減少。西晉太學設19個博士，而東晉元帝時所設博士只有9人，后增為11人，但最多也不過16人，博士名額大為減少；西晉的國子助教設15人，東晉減為10人；西晉的太學生員多達數千人，而東晉的太學、國子學兩學學生生員不過200人。東晉與西晉相比，學官人數減少。東晉的國子學和太學的教學效果甚微，當時做官依靠家族門第，學生們都不用功讀書。學校的管理制度也較為松懈，雖然有嚴格的規定，但并未落到實處。再加上學校中缺乏名師，導致學生們無心向學，內心浮躁。

東晉的地方學校多為地方官員設立，呈現出時興時廢，“冬去春來，歲歲如此”的狀態。庾亮在咸和九年(334年)主政武昌后，在武昌設置學館，創辦講舍，文武官員及其他貴族子弟悉皆可入學，又添儒林祭酒，厚加款待。像庾亮設置的學館，剛開始的時候轟轟烈烈，但在庾亮去世后就逐漸消亡了。東晉私人辦學比較興盛，教材種類及內容出現多元化傾向，擺脫了漢代“獨尊儒術”的定向控制。而且天文、術數等科技教育尤為突出，超越西晉。私學講學者對課程教學的選擇與加工富有靈活性。

兩晉時期學校教育制度以中央官學和私人辦學為中心，這種制度一方面需要學校教材加以維持；另一方面又發揮規劃調控教材的種類、內容及體例的作用，成為教材功能的現實依托。

二、兩晉官學教材

由于戰亂沖擊以及東漢以來儒經僵化教條的弊端，魏晉時期儒學逐漸衰微，佛學以及玄學呈現繁盛景象。然而，經學依然是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經學傳播仍處于主要地位。兩晉經學注重義理，并且吸收了佛學和玄學的精華，對學校教育影響頗大。儒學雖然并非獨尊，卻仍是官學和私學教學的主要內容或教材。當然，由于文化多元、思想爭鳴以及價值觀念變化，儒學課程教材并不如兩漢經學那樣強勢壟斷，而且儒學本身也有其他內容及文化的摻入。

(一)西晉官學教材

西晉滅吳以后統一全國，對教育給予應有的重視。盡管魏晉時期受戰亂及新思想對儒學獨尊權威的挑戰，但官學教育的內容以經學教材為中心地位并未改變。西晉的經學以王朗、王肅、何晏、王弼諸人最著名，王朗、王肅父子所注的《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易傳》，借著政治勢力，立于官學，古文經學特色鮮明，地位上升。晉人所注經書中最著名的有下列5部：王弼《周易注》，何晏《論語集解》、杜預《春秋左氏經傳集解》、范寧《榖梁傳集解》、郭璞《爾雅注》。其中《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是現存最早的關于《春秋左氏傳》的注釋，是研究《春秋左傳》的重要文獻。延續至今的經學工具書《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仍用杜預注，唐代經學家孔穎達等正義，為歷代科舉取士和官學教材。

在玄學思潮滲透下，西晉時期對莊子的注疏很流行，如郭象的《莊子注》影響很大，透露出官學中儒家經學一統天下已無法維持，玄學思想交融于課程教學之中明顯，以至于南朝梁、陳時代玄學館作為國學“四館”之一而確立。

西晉時期經學教材內容體例變動較為突出，教材改編固然與社會學術文化變動相關，但也與教材編寫者的學養素質、專業知識結構，乃至于價值判斷有莫大關系。如魏國王肅自稱得孔氏《家語》于孔子第22世孫孔猛之手，遂于魏齊王嘉平二年(250年)作《家語解詁》，以解其反鄭玄學派之意。自敘曰：“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于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考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盵2]157上述《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的創作過程，同樣反映編者杜預的人生經歷及他對《春秋》諸傳的反思及立意選擇。據文獻記載：西晉武帝泰始三年(282年)，杜預因參與滅吳戰爭立下軍功，晉升湖北當陽縣侯，意氣揚揚，躊躇滿志，“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盵3]1031此書在南宋以后為歷代科舉取士和官學的教材。由此可知，教師層面教材的開發在古代動蕩亂世中尤為突出，其多樣化教材內容、體例多由此而引發。

(二)東晉官學教材

公元317年，皇室貴族司馬睿在建康即帝位，同年立太學，半個多世紀后設國子學。賀循為當世儒宗，明習禮學，以老病辭中書令，請置經學博士：《周禮》《儀禮》2人，《春秋》“三傳”3人，《尚書》1人，其余各經1人。東晉受戰爭破壞和社會動蕩的影響，官學教育興廢無常，起伏波動。東晉初年，邊境混亂未平，規定偏遠地區的秀才、孝廉不用進行策試，就可以予以任用。后來，隨著社會統治的日漸平穩，要求秀才、孝廉應通過經典考試。于是，經書作為教材明顯受到重視。東晉官學教材有經學、玄學和佛學的內容，其中經學占主導地位，《詩》《書》《易》《三禮》《春秋左傳》《論語》等皆為太學與國子學的教材。與東晉初太學經學教材相比較，“禮”由二經拓至三經，增加《禮記》。而《禮記》包括《大學》《中庸》《學記》等古代教育哲學綱領內容?！洞呵铩方泟t抬高“左傳”地位，這也成為《春秋左傳》在中國古代教材史上更為盛行的淵源。

東晉時期，王弼所注經學《周易注》占了上風，并開始正式列入官學；漢代經學家鄭玄所釋義的《尚書》《禮記》《毛詩》《周官》《論語》《孝經》受到經師講學的青睞；孔氏《古文尚書》、服虞《春秋左傳》等選用為官學教材。顯示出漢代嚴守的經學教育師法、家法有所松弛。此期學術文化與儒學的矛盾與吸收同步出現的是玄學勢力高漲，其勢頭超出兩晉。

由于東晉清談玄學之風侵襲，官學對儒經傳授的重視程度有所削弱?！坝袝x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余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遂使憲章馳廢，名教頹毀?！盵4]2346這種景象深深地刻印在學校教材的歷史上。無獨有偶，在宗教方面，從東晉開始，佛學逐漸成為官學重要的學習內容。

當時不乏一些先進的思想家對教育內容有著獨到見解，例如葛洪認為學生除了要多讀經書，也要讀子書，兩者兼顧，相得益彰。這也就是說，學生應該擴大學習內容，廣泛涉獵不同類別的書籍，擴展知識面。這是反對漢代把學子束縛于圣經賢傳牢籠的吶喊，也正反映著魏晉以來學術思想突破儒學經義教條的一種要求。

三、兩晉私學教材

自從春秋戰國以來，“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私人講學之風興起?？鬃愚k學，使私人講學定型化。兩晉時期，官學教育時興時廢，但私學卻綿延不斷。私學辦學主體及經費投入主要以民間社會個人、家庭或團體為依靠。因此，受政府控制干預及主流思想觀念制約相對較弱。其辦學環境也比較寬松，組織教學也有某種自由度。這就在教材采用與教學活動中表現出靈活、豐富及多樣的特點。

(一)學校教材類型及內容的變化

兩晉私學的教材以儒經為主，其次是道家和陰陽五行之學，還包括天文、歷算。如郭琦，“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轂梁》《京氏易》百卷。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盵5]2346杜夷，世以儒學稱?！安┯[經籍百家之書，算歷圖緯靡不畢究。寓居汝穎之間，十載足不出門。年四十余，始還鄉里，閉門教授，生徒千人?！盵4]2353祈嘉，字孔賓，酒泉人，“少清貧，好學?！髦炼鼗?，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為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余人。張重華征為儒林祭酒。性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余人?！盵5]2456劉元海，“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盵6]2645楊柯，天水人，“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m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盵5]2449宋纖，字令艾，敦煌人，“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余人?！ⅰ墩撜Z》，及為詩頌數萬言?！盵5]2453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弱冠，公府辟，本州舉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中興初，異行直言，皆不就。避地江東，元帝引為安東參軍……中興初，與庾亮俱補中書郎。明帝之在東宮，領太子中庶子?！醵貙?，衍私于太子曰:‘殿下宜博延朝彥，搜揚才俊，詢謀時政，以廣圣聰?！芈劧鴲褐?，乃啟出衍為廣陵郡。時人為之寒心，而衍不形于色。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后進，不以戎務廢業?！盵7]2359范宣，字宣子，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脤W，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眾書，尤善《三禮》?！m閑居屢空，常以講誦為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虞?，歷郡守、國子博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盵7]2360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少好學，“博涉書記，為邦族所敬，”“既被廢，杜門不出，終日講誦，教授子弟?！倯恳詠碜喙獭稘h書》者，為之集解?！盵7]2033，2014-2041董景道“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讀誦，略不與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8]2355。庚袞，“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好問，事親以孝稱?！R王冏之唱義也，張泓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瓕W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筑，勞則先之，逸則后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為之樹碑焉?！盵9]2280,2282-2284魏晉南北朝的許多專業知識和技術都是由私學實施的。為了能在門類眾多的私學中站穩腳跟，一些私學家們也努力鉆研教學方法和內容，在學術上獨創成家。他們將教學與研究結合，鉆研典籍教材，在反思教學和探究心得基礎上又加以謀篇著述，作為私學講義、教本，或刊物流行，廣為傳播，選用為合適的教材。

由于教材資源困乏，師生不惜辛苦勞累，抄錄誦讀。如《世說新書·文學》記載：“裴郎作《語林》，始出，大為遠近所傳。時流少年，無不傳寫，各有一通?！薄稌x書·紀瞻傳》：“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靶徐o默，少交游，好讀書，或手自抄寫。凡所著述，詩、賦、箋、表數十篇?！薄稌x書·范汪傳》：“范汪，字玄平，雍州刺史晷之孫也。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馐霞邑?，無以資給，汪乃廬于園中，布衣蔬食，然薪寫書。寫畢，誦讀亦遍。遂博學多通，善談名理?！边@種抄寫教材的活動不僅具有擴散文獻學術及克服學習材料缺乏的作用，而且也是書法訓練及教材知識理解、鞏固的一種方式。

儒家經典作為私學教材在傳播交流中散發出了倫理道德的教育價值，體現了德智交織的作用。師生情感深厚密切，凸顯儒學情懷誠摯、厚德載物的人文精神。如郭瑀，“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為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遂服斬衰，廬墓三年?！鳌洞呵锬f》《孝經錯維》，弟子著錄千余人?！盵16]2454許孜，“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沖，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學竟，還鄉里。沖在郡喪亡，孜聞問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盵10]2279

東晉私學的數學教育較為發達，涌現了不少數學教材。其中《孫子算經》，上、下兩卷，是東晉時期帶有普及性的數學著作，算學教學用書，撰者姓名不詳。書首言度量所起，皆合于兵法以及算學之用途。以下分卷記述算等記數制度和算籌乘除法則、算籌分數法和開平方法、“物不知數”(一次同余式問題)等。唐代列為十部算經之一，唐宋時期定為算學教材。該教材上卷詳細說明了度量衡的單位和籌算的規則和方法，下卷則與《九章算術》類似，但程度比較淺顯易懂。人們特別注意的是下卷26題即“物不知數”題：“今有物不知其數，三三數之剩二，五五數之剩三，七七數之剩二。問物幾何？”這是中國古代數學中馳名于世的“大衍求一術”的起源。

《夏侯陽算經》，上、下兩卷，晉夏侯陽撰，唐初列為十部算經之一，定為數學教材。今本為唐人韓延所作(亦稱《韓延算術》)，改編成書于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上卷明乘除法，辯度量衡(算術)。其中引用夏侯陽撰本600字，記述了籌算乘除法則、分數法則，解釋了步除、法除、約除、開平方除、開立方除等五個名詞。中卷求地稅(幾何)，下卷說諸分(分數)，共有83道算題。題目多取材于唐代社會實際，解答日常經濟生活中的應用問題，具有重要文獻價值與數學學科的思想意義。這些數學教材的定稿、成熟及普遍運用在唐宋以后的教育活動中，但仍不能排除晉代的實際教學的作用以及對人才培養的價值。

(二)家學教育教材的盛行

受社會戰亂及世家大族門閥階層對儒家官學教育普遍失落等因素的影響，兩晉家學教育上升，家學中婦女擔任教職角色反映女子教育的提升以及對家庭教育的直接作用。以此可以推斷成才女性的水平程度達到較高水準。

家學是一種特殊類型的私學，其中所使用的教材也是私學教材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劉殷，字長盛，新興人，“博通經史，綜核群言，文章詩賦靡不該覽?！衅咦?，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殷門為盛?！盵10]2288-2289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八问嫌讍誓?，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吾今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瘜偬煜聠蕘y，宋氏諷誦不綴。其后為石季龍徙之于山東，宋氏與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逞時年小，宋氏晝則樵采，夜則教逞，然紡績無廢?！阉鞂W成名立，仕苻堅為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壺對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比年輟撰，正經粗集，唯《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學家女，傳其父業，得《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授后生?！谑蔷退问霞伊⒅v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吨芄佟穼W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盵11]2521-2522

家學教材的形式和內容與其他私學相類。不過，家學教育風尚形成后出現許多家教文獻。這些體裁的家庭教育著作成為家庭教育教材的組成部分。魏晉時期如諸葛亮《誡子書》、嵇康《誡子書》、王祥《訓子孫遺令》、陶潛《命子十章》等均是流行的家訓名篇，在家學及其它私學教育中都切實發揮教材的作用。

(三)蒙學教材的繼承與創新

兩晉私學家大多仕途不順，不重功利，專心致力于學術，投入教育工作。蒙學作為基礎教育階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私學家們創辦了蒙學性質的私學。初等教育作為中高等教育的必經階梯不可缺少，主要由民間社會辦理，屬于私學的基礎階段。

西漢史游撰《急就篇》仍較多地作為兩晉兒童學習的教材使用。東晉成帝咸康年間(335～342年)，燕王慕容皇光雅好文籍，勤于講誦，學徒甚盛，曾撰《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15篇以教胄子。據此獲悉，《急就篇》對后世影響力之強大而深遠。唐顏師古注，宋王應麟補注，分為四卷。今本為三十四章，二千一百四十四字，末一百二十八字為后人所加。內容包括姓氏、衣著、農藝、飲食、器用、音樂、生理、兵器、飛禽、走獸、醫藥、人事等。用當時習見常用之字，編成三、四、七字句，有韻，以教學童識字。顧炎武《日知錄》卷二十一：“漢魏以后，童子皆讀史游《急就篇》……《魏書》崔浩表言太宗即位元年，敕臣解《急就章》。劉芳撰《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陸暐擬《急就篇》為《悟蒙章》。又書家亦多寫《急就篇》。自唐以下，其學漸微?！彼螝W陽修編《州名急就章》，王應麟編《姓氏急就章》，均仿《急就篇》，亦童蒙識字課本[12]206。這本教材有東漢張芝、魏錘麻、吳皇象的書寫本，到了晉代，有著名的書法家衛夫人、王羲之、索靖等人的書寫本。

蒙學教育除了使用漢代《倉頡篇》《急就篇》等蒙書之外，兩晉不乏新的兒童教材。西晉呂忱撰《字林》，文字學教材。該書依照東漢文字學家許慎《說文解字》的部首，分為540部。共收12 824字。作者除保存前代原有文字及意義外，另收新字并說明意義，注音并直音和反切。尤其是對《說文解字》增補缺字、糾正誤說、校正訛字及補足字義。因此唐代以前教師及社會學人常將兩書并重?！蹲至帧返闹苯庸πг谟谟欣趯W生掌握更多漢字，豐富基礎知識。

東晉畫家顧愷之(約346～407年)字長康，東晉晉陵無錫人。他的傳世之作為《女史箴圖卷》《洛神賦圖》《列女仁智圖》等。著有《啟蒙記》三卷，載《晉書》本傳及《隋書·經籍志》。書已亡佚。斷句如：“潛穴洞于波下。汛林鼓于浪巔。零陵郡有石燕，得風雨則飛，如真燕?！眱和瘜W習這些教材目的是學會識字、寫字，同時也獲得思想道德教育和知識文化，并有利于他們個體素質的發展和完善。

四、北方十六國學校教材

東晉時期，北方先后出現割據稱雄、混戰不已的短暫王朝史稱“十六國”。十六國中前趙、后趙、前秦、前涼、后秦等少數民族政權比較重視教育。專門領域的學科教材也紛紛登場，重視實用技術，操作價值取向尤為明顯。私學范圍較廣，主要有儒家私學、道家私學，以及其他傳授科學技術內容的實用性私學。與學校類型相聯系，學校教材雖然以儒家經典居多，但道家、其他諸子經典以及天文、歷算、術數、科技、醫學內容的教材或講義紛紛出現，成為不同學科教學的資源。十六國官私學多科教材的教學為各少數民族的漢化起了極大地推動作用。

(一)十六國官學教材

十六國時期北方皇權力量強大，官學教育在動蕩的社會格局下不斷恢復與重建。十六國政權雖然短命，但歷任統治者為了鞏固政權，大都興辦官學。

前趙劉耀小時從崔樂問學、博覽群書，也善屬文。他即位后，于大興三年(320年)在都城長安長樂宮設立太學，在未央宮設立小學，招收學生近1 500人，選宿儒進行教學。后趙石勒建襄國，都城為今天河北邢臺市，設太學，選將佐子弟300入學讀書，太學生除了讀經以外，還要讀法律、數學、醫學等多科教材。石勒還親自到太學、小學考試、督導學生，按經學程度的高低分別給予賞賜。弟子就業者達1 000人。前秦苻堅于公元365年改元為建元后，留心儒學，在王猛當政期間，立太學。苻堅親自考試太學生的經義，選拔成績優秀的83人。王猛死后，苻堅下詔，要“偃武修文，增崇儒教”，太子和公候百官的兒子都要就學:中外四禁、二衛、四軍長上將士，都令受學，二十人給一經生，教讀章句：后宮置典學以教掖庭，選閹人和女隸中比較聰明的詣博士授經。苻堅這一系列的措施，都說明前秦是以儒經為教材的。苻堅為了不使《周官》學失傳，特就韋逞母宋氏的家里設立講堂，置生員120人，隔絳紗帳受業，號宋氏為“宣文君”。通過苻堅使《周官》教材，周官學得以在北地流傳和繼承下來[13]。

十六國各個政權官學教育的興起，官學規模小，學校場地面積小，學校多處于偏遠荒涼地帶，授眾數量是及其有限的。十六國政權更迭頻繁，官學教育持續時間短且形式單一，官學主要限于中央官學，地方的郡國學等地方性學校的發展則未遑顧及或不被重視。

盡管十六國時期社會秩序較為混亂，教育的持續性被擾亂。但辦學活動仍未中斷，而且顯示出學科教材門類及內容的拓展之勢。但儒家教育的主流地位依然存在，中原儒學的傳播與接受也客觀上推動了北方少數民族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對中華民族大融合有重要意義。

(二)十六國私學教材

十六國時期門閥政治力量強大，世家大族把握社會政治及經濟權力，私學依然保存下來，并且有時比較發達。在動蕩不安的社會形勢下，私學家大多是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聚徒講學。例如楊軻，“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粗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膺號，征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盵5]2249-2250又如郭瑀，“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雅辯談論，多才藝，善屬文?！[于臨松越谷，鑿石窟而居，服柏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余人?！盵5]2454前涼郭瑀師事張掖郭荷學成開辦私學，他精通經義，多才藝，善屬文，撰寫《春秋墨說》《孝經錯緯》等著作，用作私人教材。

十六國私學的范圍也比較廣泛，除了傳統的儒家私學外，還有道家私學。王嘉和張忠熱衷于創辦道家私學。王嘉，“隱于東陽谷，鑿崖穴居，弟子受業者數百人，亦皆穴處?！盵14]2496張忠，“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修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修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為宗。其居依崇巖幽谷，鑿地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余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檬律倌觐H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盵5]2451-2452由此可知，張忠創辦的也是道家私學。道家的代表人物是春秋戰國時期的老子(李耳)、莊子(莊周)，代表性的著作為《道德經》《莊子》，歷代道家學派宗師或學者均奉之為經典。魏晉玄學名士在此基礎上增加《周易》，即號稱為“三玄”。道家私學講學的教材當以上述經典及師生討論、探究的內容作為教材或講義。

總的來說，十六國私學仍以研習儒家經典的私學居多，私學家孜孜不倦投身教學，不懈努力。他們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切磋研思，開發教材資源。不同學派教材的挖掘和傳授，一方面對保存中華傳統文化做出了積極貢獻，另一方面對進入中原地區的各少數民族的漢化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五、兩晉學校教材的主要認識

兩晉是一個時局動蕩的年代，戰爭頻發，也導致了人口大量的流動遷徙。這種形勢對社會經濟造成破壞或波動的同時，在客觀上有助于各地生產技術與科學文化的交流，以及教育的融合與轉型。兩晉教育雖然曲折迂回，尤其是自晉室東遷，北方長期處于動亂之中，學校教育被打亂。經學傳承主要通過中央官學及私學教育的途徑，制度化地方官學設置稀少，呈現出凄慘中衰情形，但其中也有進步和創新之處值得借鑒。兩晉時期的學校教材適應了教育的變動，并為后世的學校教材增添了新素材。

兩晉時期玄學與佛學思想流派的形成，不僅挑戰傳統的儒學經義，而且其思想滲透到魏晉經學之中。就非儒學教育而言，以傳授史學、文學、道家學說以及科學文化、技術、工藝為主的官私學不在少數。換言之，學校的種類比較繁雜，教材內容的傳授出現了多元化傾向。由此可知，兩晉擺脫了漢代“獨尊儒術”的僵化控制，根據社會發展的實際需要和學者的學術專長，多角度地選擇或改編富有特色的學習教材及講義，并以多樣化的組織方式加以傳授。這不僅是教材史的進步，更有助于突破漢代經學教育中今、古文經學及師法與家法束縛的藩籬，促進文化學術的發展和進步。

兩晉時期儒學受到玄學、佛學的沖擊，但也開創了史學、書學、佛學等學科教育，這種文化教育的變動適應了社會多元化形勢的需要，使教育與社會的聯系更加密切，有利于各種人才的培養。自由和博涉學風盛行，儒家“獨尊”局面逐漸被打破，思想也更加自由。私人講學盛行，教學的重心偏離官學，私學官學的教育資源和效能競爭難分高下。從教授者和生徒人數來看，私學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并且私學涉及面很廣，學生在求學中博覽群書，廣泛涉獵新學科，學校教材呈現多樣化選擇使用與師生開發變通或建構的靈活性相結合，從而謀求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要，并加強教育的社會職能。

兩晉時期與鄰國文化交流頻繁，其中包括教育交流。中日兩國一衣帶水，自漢代以來就有文化接觸。公元57年，日本曾派遣使節向東漢光武帝劉秀朝貢，光武帝以金印相贈。西晉武帝太康五年，日本應神天皇十五年(284年)，百濟阿莘王派遣阿直歧出使倭國，并向倭王推薦了儒者王仁。倭王迅即特遣使迎回王仁，拜為太子菟道稚子郎子的儒學師父。王仁帶來的儒學諸典籍，遂先于佛教傳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論語》《千字文》等蒙學教材。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論語》被帶去日本，之后逐漸在日本傳播開來。到了公元4世紀以后，日本和中國南朝開始正式通聘，《五經》《論語》《千字文》傳到了日本，日本開始采用中國文字，并派留學生來華學習。日本人開始研究儒家文化，因而儒家思想成為日本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顯然，其中發揮重大功能的是儒學經典教材及據此編寫的蒙學教材。它們作為媒體的資源，既通過學校教育活動的開展及考評，發揮人才培養的價值；更是作為社會文化傳播的重要輿論力量，對各階層尤其是知識界及民眾產生價值導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