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驲孫與韓愈孝道思想之比較
——以金驲孫《非鄠人對》和韓愈《鄠人對》為例

婁玉敏

(曲阜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孝”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內容，《論語》中就記載了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子夏分別問孝于孔子的事，以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重視對“孝”的弘揚，唐朝時期還專門設有“孝廉”，對那些孝行突出的人授予官職，以此旌表。自隋朝陳杲仁的“割股療母”受到政府旌表后，唐朝也出現了割股為父母治病的現象，并為時人所推崇。據《新史孝友傳》記載：“唐時陳藏器注《本草拾遺》，謂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閶?！盵1]韓愈極力反對這種做法，寫了《鄠人對》這篇文章，對這種“愚孝”行為予以批判。幾百年后，在海東朝鮮，有“東國之昌黎”稱號的金驲孫寫了《非鄠人對》來反駁韓愈，申明了自己的孝道觀。下面以這兩篇文章為例，進一步論述韓愈和金驲孫孝道思想的異同及成因。

一、 “愚孝”、“至孝”之爭

金驲孫(1464-1498)，字季云，號濯纓，是朝鮮李氏王朝著名的文人，性理學家，在當時社會中有很高的名氣和聲望，南孝溫曾說他“德器似韓魏公，學術似董廣川，才識似蔡西山，文章似韓昌黎”[2]。他的文章氣勢豪邁，奔放雄博，“為文章，下筆千百言，奔放雄博，讀者皆呿舌，華人目之曰：‘此韓子也’”。[3]世人由此稱其為“東國之昌黎”。

《非鄠人對》是金驲孫讀了韓愈的《鄠人對》之后有感而發的作品，由于說理透徹，理論性很強，成為當時的名篇，“濯纓子非鄠人對，南秋江鬼神論，李晦齋與曹忘機論無極太極數書，皆足以為發明道理之文，而示于上國之名儒者也”[4]。韓愈在《鄠人對》中，極力批判鄠人“割股救母”的“愚孝”行為，認為這是時人沽名釣譽的手段，是大不孝的做法，“其為不孝，得無甚乎”[5]758，甚至進一步批判了旌表這種鼓勵孝行的政策，認為對于這樣的人，“不腰于市，而已黷于政，況復旌其門”[5]759。金驲孫在《非鄠人對》中對韓愈的觀點表示強烈反對，他認為鄠人“割股救母”的行為是其“至孝”思想的體現，并用種種例證，據理力爭，來闡明自己的孝道觀。

《非鄠人對》全文如下：

唐之時，鄠人有母疾，剔股以奉之瘳，令尹以聞，旌其門，使勿輸賦。愈曰:“母疾則止于烹粉藥石，未聞有毀傷支體以為養，其為不孝，得無甚乎!茍有合于孝道，不當旌門，生人之所宜為，曷足為異?！庇薷`非之，凡為人子，父母有疾，千方萬藥，必獲一效，至于迎巫祝禱鬼神，雖揣其妖妄，亦將無所不為矣。就令善醫者引方書，以為非人肉合藥，無良云爾，將以彼為誕，坐視其母之死而不從耶？萬一冀其復生，而不惜支體耶？吾之支體，即親之遺體，古人以全歸為孝，則傷其支體，固傷于孝，然吾惜吾之支體，則他人亦自惜其支體，誰肯毀其支體，為他人母哉？然則藥終不可得，而疾終不可愈。就令退之，不幸而處此，當如何？君子未嘗不惜其身，然此身有時惜不得者，常出于不得已之變。于是而子死于孝，臣死于忠，即退之所謂死于逆亂者也。臨逆亂，不惜身命，固也，當危疾，吾不至于死，而顧惜一塊肉乎？當危疾，顧惜塊肉者，其臨逆亂，不茍生乎？退之又以陷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茍生，然后旌表爵名，斯為勸已。如是則為子為臣，當平居，無盡孝盡忠之地矣。如是則朝家非危難，亦不得忠臣孝子之用矣，況性分內事，莫非生人之所宜為，常人不能充其性，惟圣人能盡其性。剔股一事，初非盡性者之所為，推其言之弊而斷之，則將以盡其性者，生人之所宜為，而夷圣人于常人，不異之地耶？噫，古今天下，誰無父母？誰非人子？能盡子道而孝于父母者蓋寡，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比比，夫貨財外物，妻子雖一體，視吾身有分而尚私之，況于其身乎。世之知有其身，而不知有父母者何限，杯羹漢祖，截裾溫嶠，雖以盛帝名臣，到頭一念，猶不知有父母矣!若鄠人者，雖謂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身，可矣!所患世之詭異者，殘忍果敢，為不經之行，要一時之賞者或有之，是誠可罪也，如曰以一人為孝，是辨一邑皆無孝者，尤非古之圣賢，因所遇不同道，故時之人后之人，循其跡舉其盛。圣賢為學，莫不于孝悌上立本，而自生民以來，獨稱舜為大孝，曾參養志，其余無憑，圣賢皆非孝者耶。愈說若行，媢嫉者得志，將忌人修而蔽其行，阻天下之孝，駭眾人之聽，其為害不既多乎!或曰:“退之立言，是也!平生好古道，為理勝之文，豈鄠人非誠于孝，內外殊觀而攻之迫耶，退之攻鄠人誠迫，而子攻退之又何迫耶？大樸散而巧拙形，大素文而黑白分，夫不表一人之孝于一邑者，待一邑之人咸孝也，其意渾矣。嘗見新唐史書，以人肉治羸疾，父母疾多，刲股肉以進，或給帛，或旌門，當時已不勝濫矣，以此為勸，則將盡刖天下之人，不可以身教，而方盡子職之常者，將不得為孝矣，退之豈無所見而言非耶？對曰:“先王為民立教，非不渾且厚矣，乃曰旌別淑慝，未嘗曰以一人為淑，是辨一邑無善也，陰陽判而善惡分，善惡既分，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故律之以中庸。中庸之道，民鮮能久矣，故曰觀人，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剔股雖過，斯亦孝之黨也，斷以不孝，不亦過乎!生其養，病其憂，歿其哀，至于所屬之發膚，不敢毀傷，敬以終身，傷足不出，啟手知免，乃孝子之常經也?；虿坏靡讯砸簧碇掠诰?，則輕甚鴻毛者有之，況于股肉哉!股不剔而藥有別種，可治母疾，則吾不必矯情以剔股也，藥無別種，而股不可不剔，則雖得罪于中庸之君子，吾亦為鄠人矣。夫立言者，要于中庸，垂之不朽，通萬世而無弊，吾觀鄠人對，其言多弊，吾又疑其杜撰，而非出于退之也，不然，鄠人之行，既非中庸，而退之之對，亦非中庸也。[6]

朝鮮王朝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與儒學倫理理論相結合，進而提出了子女對父母盡孝是天經地義的事，將孝道列為人倫的最高原則，這就使得孝道入民間，成為人們事親的行為規范。[7]金驲孫也深受這種觀念的影響，在這篇文章中，他首先從人情方面極力反駁韓愈，認為鄠人割股救母是人之常情，“凡為人子，父母有疾，千方萬藥，必獲一效，至于迎巫祝禱鬼神，雖揣其妖妄，亦將無所不為矣”。無論用什么方法，只要是有利于治愈父母疾病的，都要不遺余力地去嘗試，不能因為顧惜一塊肉就讓父母死于疾病。韓愈則遵循著“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8]的正統儒家孝道觀，認為這種做法不僅為義理所不容，而且是大不孝的，“茍不傷于義，則賢圣當先眾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絕滅之罪有歸矣。其為不孝，得無甚乎”。但金驲孫又從“忠孝”兩個方面反駁韓愈，認為如果只有那些面對危亂不顧惜性命的人才被認為是忠孝之人的話，那么大家都會一樣平庸無為，如果國家沒有遭遇危難，忠臣孝子將無用武之地，“如是則為子為臣，當平居，無盡孝盡忠之地矣；如是則朝家非危難，亦不得忠臣孝子之用矣”。隨后，金驲孫提出了自己對鄠人“割股救母”行為的看法，他認為這種做法是“至孝”行為的極好展現，并不是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而是有情有義之人皆能做到的，況且“古今天下，誰無父母，誰非人子，能盡子道而孝于父母者蓋寡，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者比比”。鑒于此，金驲孫認為鄠人的做法是應該被表彰的，如果因為害怕有人用這種方法沽名釣譽而對這種至孝行為全盤否定，那就是“因噎廢食”了。最后，金驲孫站在儒家“中庸之道”的立場上對韓愈的觀點進行了批判，認為韓愈“以一人為淑，是辨一邑無善”的觀點太過于絕對化，不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由此甚至對韓愈這篇文章的真實性進行質疑：“夫立言者，要于中庸，垂之不朽，通萬世而無弊。吾觀鄠人對，其言多弊，吾又疑其杜撰，而非出于退之也，不然，鄠人之行，既非中庸，而退之之對，亦非中庸也?！?/p>

由以上分析可知，金驲孫通過《非鄠人對》對韓愈在《鄠人對》中提出的觀點予以反駁，論證嚴密，層層推進。正是因為這篇文章，金驲孫才在當時獲得了“足以為發明道理之文，而示于上國之名儒者”的盛譽，這也奠定了金驲孫性理學大家的正統地位。

面對同樣的孝行，金驲孫和韓愈給出了不同的看法，鄠人“割股救母”的行為到底是“愚孝”還是“至孝”。金驲孫表示自己雖然贊同官方表彰鄠人“割股救母”的做法，但有人用這種方法“沽名釣譽”，他還是深惡痛絕的，這又和韓愈的觀點不謀而合。

二、孝道觀分歧的原因

金驲孫與韓愈雖然都是儒家思想的傳承者，但面對同樣的孝行時，他們卻給出了不同的看法與評價，這是不同的早年經歷和相異的社會環境造成的。

1.成長經歷。

(1)金驲孫的成長經歷。第一，家風熏陶。金驲孫生于儒學世家，其祖父金克一以孝行聞名于當時，世稱“節孝先生”，金克一曾為其母吮血吸毒，為其父嘗痢觀病，盡心奉養父母，在父母去世之后悲痛欲絕。權鱉在《海東雜錄·孝子》篇中說他“性至孝，為母吮疽，為父嘗痢”。母親去世后，金克一“勺水不入口，幾至滅性”，卜葬于距家三十里地，因廬其側，每朝夕奠后，必草以屢徒步來省父，雖隆冬暑雨，終不少懈。[9]可見，金克一的孝行在當時是十分突出的，并為世人傳頌，人們把他和曾子、黔婁相提并論，其事跡被載入朝鮮王朝當時的至孝讀本《三綱行實》之中：“亦粵持平臣克一，幼有至行，事親極孝。母疽吮血，父病嘗痢，前后丁憂，廬于墓側，晨夕號哭，若在始殯，誠感殊類，至有虎馴之異，事聞， 光廟特命旌閭，事在三綱行實?！盵10]

“近朱者赤”，在這樣的至孝家風環境中長大的金驲孫必然耳濡目染，將這種至孝觀念潛移默化地融入其日常行為之中。他在做官期間，為了方便照顧母親，曾以病為由辭官：“明年，出補晉州學官，時仲氏乞養監昌寧縣，公為便省母計也，戊申，病辭?！盵11]由此可見，家風的影響力是巨大的。

另外，金克一就如鄠人一樣，因其孝行而使整個家族得到旌表，雖然他無心于外在的盛名榮譽，在父母去世之后仍潛心研習性理之學，但愈是這樣，他的聲名就愈大，被世人稱為“節孝先生”。無論如何，金克一是這種“至孝”行為的既得利益者，所以，金驲孫在看到韓愈對鄠人的批判時，就予以反駁，來肯定鄠人的至孝行為以及官方的旌表，其實也是從側面捍衛其祖父金克一的孝行，維護家族利益。這或許是其“至孝”思想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二，師長教育。金驲孫的老師金宗直也是一個節孝之人，金宗直在其母生病期間，盡心侍奉，晝夜不離，晨昏定省，奉養有勤，夜設衾，朝斂枕，躬自為之，妻孥欲代之，先生曰：“母今老矣，后日，雖欲為母為此，不可得也?！盵12]484其父去世時，他極度悲傷，為父守靈，孝行感動鄉里，三月日，丁先公憂，饘粥哭泣，絕而復蘇，行葬禮于密陽府西六里高巖山粉底谷，從先志也，先生與伯仲氏廬墓，純至，鄉閭感化。[12]484在安葬了母親以后，金宗直便無心仕途，開始了隱居生涯，潛心研究性理之學，金驲孫與其兄金驥孫便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跟隨金宗直研習性理之學的。在學習過程中，金宗直把《孝經》放在首要地位進行傳授，在四書和諸子百家之前，初授童蒙須知，幼學字說，正俗篇，皆背誦然后令入小學，次孝經，次大學，次語孟，次中庸，次詩，次書，次春秋，次易，次禮記，然后令讀通鑒及諸史百家[13]，由這種課程的設置就可看出金宗直對孝的重視。

孔子在推行其教育方法時曾經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盵14]可見，老師的言傳身教對學生的影響之大。金驲孫跟隨金宗直學習時正是其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重要時期，金宗直的為人處世方式及價值觀念對金驲孫產生了巨大影響。

在尊禮重孝環境的熏陶下，金驲孫耳濡目染，也對“孝”十分看重，對儒家傳統的孝道觀念深信不疑，甚至達到了“愚孝”的地步，所以，他在《非鄠人對》中極力反對韓愈的觀點，并用儒家的“中庸之道”來反駁韓愈。

(2)韓愈的成長經歷。韓愈三歲喪父，其母或改嫁，或淪為乳母[15]30，韓愈從小便跟隨其兄韓會和其嫂鄭氏生活，由他們撫養長大，韓愈在文章中也只提到其三歲喪父，而對其生母并未提及。他在《祭鄭夫人文》中說：“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在生，實維嫂恩”[5]376；《祭十二郎文》云：“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5]379。這都說明韓愈是在父母缺失的情況下由兄嫂撫養長大的，他對父母的感情自然就不會太深。綜觀韓愈詩文，談及父母的也很少，這種幼年父愛母愛缺失的經歷對韓愈孝道觀的形成有著深遠影響。所以當鄠人父母有疾“割股救母”時，韓愈無法感同身受，這也是金驲孫反駁他的一個重要原因——古人以全歸為孝，則傷其支體，固傷于孝，然吾惜吾之支體，則他人亦自惜其支體，誰肯毀其支體，為他人母哉？然則藥終不可得，而疾終不可愈，就令退之，不幸而處此，當如何。

2.社會環境。

(1)金驲孫所處社會環境。古代中國特別是唐朝以來，國力強盛，政治制度完備，文化事業發達，以其強大的輻射力影響著周邊國家。這其中，與中國山水相連、地處中國東方的近鄰朝鮮，在其歷史發展的各個時期，與中國歷代封建王朝往來不斷，經濟貿易交流頻繁，始終保持了密切的藩屬關系，即一貫奉行“事大”外交政策。[16]從箕子朝鮮開始，其就對中國有著強烈的“尊周”意識，到了三國時期，新羅借助唐朝幫助統一了朝鮮半島，后來的高麗王朝與李氏朝鮮都繼承了“事大”的外交政策，保證了自身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尤其是朝鮮王朝，常常以“小中華”自居。中華文化對朝鮮半島的影響還體現在其把漢字當作官方文字上，漢字最初傳入朝鮮半島的時間尚不可考，但依據《史記·朝鮮列傳》及朝鮮半島文獻《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中的相關文字記載，可確定在公元前1 世紀，朝鮮半島國家已能熟練使用漢字，將漢語文言(以下簡稱漢文)作為其官方書面語來書寫邦交文書、記載本國歷史。[17]52漢字在朝鮮半島的歷史地位就如同歐洲中世紀的拉丁文，朝鮮半島文人通過漢字學習中國文化，聆聽圣人教誨，并進行文學創作。此后，朝鮮人在漢字基礎上不斷進行改造，創造出了本國文字，可以說，漢字承載了其國家民族的文化根基，使用漢字的歷史也是其民族文字誕生的前提基礎。沒有與漢字磨合過程中失敗的經驗和知識的累積，就沒有朝鮮民族新文字的最終創制，漢字永遠是朝鮮半島文化中不可去除的部分。[17]52除漢字外，影響了中國社會幾千年的傳統儒家政治倫理思想也為朝鮮朝所吸收借鑒，并在國內大力推行，尤其是儒家的綱常倫理對朝鮮社會的影響更大。

“三綱五?！笔侨鍖W提倡的人與人之間的道德規范，朝鮮歷代王朝的國王都利用儒學的倫理理論來維護和鞏固其統治地位，完善國家的道德秩序。[7]56新羅真平王時期，僧人圓光曾入中國求法，歸國后開始傳播儒家倫理，稱為“世俗五戒”：“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親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臨戰無退，五曰殺生有擇”[18]111，圓光所傳授的“世俗五戒”頗為時人所看重。新羅花郎的起源也與儒家倫理有關：當時有號“風月主”的，都是容儀端正的少年，他們相互切磋道義學問，擇其善者薦之于朝，故金大問花郞世記曰忠佐賢臣，從此而秀，良將勇卒由是而生。[19]他們奉行的正是儒家“入則孝于家，出則忠于國”的思想。高麗王朝也大力推行儒家名教，維護綱常倫理。據《高麗史》卷三《成宗世家》記載，成宗曾下令訪求孝子、順孫，給予旌表，并免除徭役。李朝對儒學的尊崇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太祖即位之初，就頒發詔令，褒獎忠孝節義之人：“忠臣孝子，義夫節婦，關系風俗，在所獎勸。令所在官司，詢訪申聞，優加擢用，旌表門閭?！盵20]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儒家的綱常倫理對朝鮮有著深遠影響，而且這種影響隨著社會的發展不斷深化。

到金驲孫生活的成宗時期，國家更是優待儒臣文人，儒家思想在朝鮮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統治者對“忠孝節義”的推崇也達到了鼎盛，不容許對儒家思想有半點質疑。成宗繼承祖父以來的治權，創建弘文館、湖堂等讀書場所，并且優待儒者文人。[18]288同時，私學里所教授的也是儒家傳統書籍《孝經》和“四書五經”等，傳授的是忠孝節義等儒家傳統思想。在這樣一個有著深厚儒家綱常倫理之風的國家，金驲孫不可能不受影響，而且，他本身就是性理學家，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學習者、傳承者，所以，其自身的儒家綱常倫理意識就更加濃厚。

(2)韓愈所處社會環境。韓愈雖然也生活在儒家思想濃厚的國家，但他生于中國的唐朝時期，唐朝是一個開放的王朝，提倡對各種思想文化兼容并包，對社會政治實行寬容政策，包括以仁義治天下、重視人才、君臣共治、愛華夷如一等，因此，唐朝的社會風氣呈現出自由開放和平等重人兩大特點。[21]在這種風氣的影響下，統治階級對人們的思想控制相對寬松，所以才會容忍韓愈這樣具有“異端”思想的人存在，而對比明清具有“異端”思想的李贄、黃宗羲等人，其下場要比韓愈慘得多。

唐朝自由開放、兼容并包的社會環境為韓愈革新儒家思想提供了有利條件，韓愈對鄠人“割股救母”做法的質疑與批判，正是其對儒家思想革新的體現，他雖然也是正統儒家思想的維護者，但面對日益腐朽、落后的思想文化，他大膽地對官方所倡導的行為提出批評，敢于發聲，這也正是其“欲為圣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決心的真實寫照。

三、儒家孝道思想的一脈相承

綜觀金驲孫對韓愈的評價，會發現他其實對韓愈是十分敬佩的，他自幼便學習韓愈的詩文，對韓愈的異端思想也十分稱贊，他在《贈山人智楫序》中寫道：“古今儒者，不為不多，而平生以辟異端自任者，韓也，其論道也，必欲人其人而廬其居，其為浮屠作詞，必欲冠其顛，楫乎爾學韓，得無戾于爾浮屠之教乎，使爾學韓者，必出于啟卿之意，而遣爾就余者，亦心有存焉。噫！韓疏佛骨而謫潮陽，其疏也乃在其位，其謫也猶帶刺史?！盵22]228

從金驲孫《非鄠人對》和韓愈《鄠人對》這兩篇文章本身來看，他們各自表達的孝道觀并非是針鋒相對、水火不容的，而是一脈相承的。雖然金驲孫在《非鄠人對》中多次反駁、批判韓愈，但是，他并未對韓愈的觀點全盤否定。他也承認鄠人的做法有不得當之處，而且，對利用這種表彰政策沽名釣譽的人深惡痛絕，他說：“若鄠人者，雖謂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身，可矣！所患世之詭異者，殘忍果敢，為不經之行，要一時之賞者或有之，是誠可罪也?！倍宜谖恼碌淖詈笠脖硎?，雖然鄠人的做法是不對的，但其是出于“孝道”才這樣做的，這應該是可以被理解和寬容的，其云：“中庸之道，民鮮能久矣，故曰觀人，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剔股雖過，斯亦孝之黨也?！边@說明，金驲孫對韓愈的觀點是部分贊同，只是覺得韓愈太過于激進，違反了儒家的中庸之道。

韓愈和金驲孫都是儒家思想的維護者，這一點毋庸置疑。綜觀韓愈一生，無論是其哲學思想，還是其政治、經濟、倫理、文學、教育等思想，都是以儒家正統為己任的，尤其是他的“建立道統，傳道以治國”[15]274的政治主張，更是正統儒家思想的體現。韓愈所傳之“道”，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孔孟之道。他在《原道》里說：“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盵5]20可見，韓愈將自己當作孔孟思想的直接繼承人，他所奉守的是正統儒家思想。但是，韓愈畢竟和孔孟相距一千多年，他在宣揚孔孟思想的同時，必定會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作出相應的調整， “變則可久，通則不乏”的道理韓愈不會不知道。如果仔細考究，則不難發現，韓愈所領導的古文運動并不是全盤復古，更多的帶有“舊瓶裝新酒”的意味，而且，他極力辟佛，在維護儒家思想的實踐中不斷吸收新的東西，銳意創新?！多側藢Α芬彩琼n愈對儒家思想創新的成果，他以其激進的思想對鄠人“割股救母”的做法提出了批評，進而根據時代背景，對整個社會存在的沽名釣譽亂象予以揭露，這正是其儒家衛道思想革新的體現。

金驲孫是朝鮮王朝著名性理學家，而性理學則是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階段在域外的分支，這樣看來，他也是儒家傳統學說的繼承者。金驲孫曾到過中國，求學于當時的理學大師程愈門下，后將小學傳入朝鮮：“仆昔年到京師，切切求有道之士，而一解陋方之惑，卒未見，匆匆將還。因伴送劉鉞，得禮部程員外愈求學焉，程以手撰集說小學及晦翁書一帖與之，觀其序述，抑其人也。仆初不知程深淺，試質俚語，而持小學相與以付，范公勸張載中庸不許談兵之意也，然未承一日之雅，忽忽反國?！盵22]227由此可見，金驲孫也是傳統儒家思想的傳承者，只不過他所傳承的是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的思想。

儒學發展到宋明理學階段，其本身已經僵化，很多弊端逐漸暴露，尤其是到了明代，理學已經大大束縛了人們的思想甚至是人身自由。明代解縉編寫的《永樂大典》，對“忠、孝、節、義”的推崇達到了極致，其中“割股救母”的記載比比皆是：《夷堅志》中記載祁酥兒，割股救母而死；《清明集》中記載江應，割股救母，母愈之后得到表彰；《宋史》中記載樊譚，割股救母，母愈后得到官職；《金史》中記載王震，雖割股救母，母未能愈，而后其眼疾不治而愈，傳為孝感所致。[23]這些都是由宋至明間的孝子孝女故事，這些人都因為至孝行為而被統治者極力贊揚，得以名垂青史，而且最后大都得到了好的結果。

明清以前，從公元739年陳藏器在《本草拾遺》中提出“用人肉治羸疾”，到公元907年唐朝滅亡，社會上對這種做法的認同感一直很低，當時的大文學家韓愈更是對這種愚孝行為極力批判；宋代錢易在《南部新書》中也指責：“開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陳藏器撰《本草拾遺》，云人肉治贏疾。自是閭閻相效割股，于今尚之?！盵24]；明初楊維楨寫有《楊佛子行》與《陳孝童》兩篇文章，都寫到了割股療親，但一成一敗，深刻揭露了當時人以這種方式獲得旌表，以達到規避賦稅的目的。試想，為什么要用人肉才能救命呢？而且，人肉本身也不是靈丹妙藥，為什么父母吃了之后疾病就能痊愈呢？細思之后便會發現，這些都是統治者為了加強其統治的手段，是統治者宣揚傳統孝道思想而故意大肆渲染、極力吹捧的結果。

在宋明“割股救母”之風盛行的情況下，其理學思想的東傳勢必也會對朝鮮王朝這一時期的社會思想產生影響，正如洪大容所說：“東儒之崇奉朱子，實非中國之所及，雖然惟知崇奉之為貴，其于經義之可疑可議，望風雷同，一味掩護，以箝一世之口焉?！盵25]金驲孫不僅是性理學思想的直接繼承者，而且又到過中國，接觸過中國的理學大家，所以，這種傳統的忠孝節烈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對于“孝”的堅守有時近乎“愚”。反觀韓愈，上面已經提到，他在維護儒家傳統思想的實踐中不斷銳意創新，剔除腐朽過時的、阻礙社會發展的思想。統治者大肆宣揚“割股救母”正是為了愚化百姓，便于統治，而韓愈對這種行為大膽地提出質疑，是對儒家思想的揚棄。但其所秉承的還是儒家正統的孝道思想，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

總體來看，金驲孫和韓愈所秉承的都是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只不過是儒學不同發展階段的孝道思想而已，韓愈直接從傳統儒家思想出發，來申明自己的孝道觀，而金驲孫所繼承的則是儒學發展到理學階段的孝道思想。

綜上所述，金驲孫和韓愈的孝道思想都是從儒家思想出發的，有著一脈相承的文化淵源，由于不同的早年經歷及其所處的文化環境差異使得他們各自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以至于他們在面對同樣的孝行時，給出了截然不同的評價，但這并不影響他們正統儒學維護者的身份和地位。金驲孫對韓愈的孝道思想也不是全盤否定，而是辯證看待，這說明，朝鮮文人在吸收借鑒中國古代文人的思想時，并不是不加區分，而是有所甄別的，其對中國文化的借鑒和吸收亦是如此。由此可以看出，早年經歷和生活環境對個人思想觀念的形成有重大作用，朝鮮文人獨特的思想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