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女作家凱特·肖邦的《覺醒》主題分析

倪志娟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人文藝術與數字媒體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1956年，美國文學評論家肯尼斯·艾布爾(Kenneth Eble)發表了一篇文章《一部被遺忘的小說》(“A Forgotten Novel”)，文中評論的小說正是凱特·肖邦(Kate Chopin，1851-1904)出版于1899年的代表作《覺醒》(The Awakening)。艾布爾指出，這本書的主題是“性”，整體結構從始至終也是性感的。[1]隨后，許多著名評論家，尤其是女性主義評論家撰寫了對這部小說的分析，將它定義為20世紀最重要的美國小說之一，對其主題、人物、藝術成就的分析也從“性”這一視角，延伸到達爾文生物進化論、女性主義批評、自然主義、存在主義哲學、弗洛伊德主義、尼采哲學、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等不同角度。

對《覺醒》的遺忘以及重新審視與女性的社會地位和女性主義運動的發展密切相關。肖邦寫作和出版《覺醒》的時代依然是對女性嚴苛要求的時代，無論哪個階層的女性，都被傳統性別規范牢牢束縛，她們必須以做一個好妻子、好母親為人生歸宿，女性的欲望、自我訴求不被承認，不被允許。肖邦通過女主人公埃德娜這一形象對時代的忤逆顯而易見。艾布爾的評論雖然有失偏頗，但的確揭示了這部小說的前沿性，書中描述的婚外情和自殺等問題都是當時社會的禁忌問題，這也導致了這本書出版之后備受譴責，被評價為“毒品”似的一本書，圣路易斯等地圖書館把它列為禁書，肖邦的出版商拒絕繼續出版她的作品，她在文學界受到普遍批判和抵制，種種壓力使得肖邦在去世前兩年，停止了創作，最后，這本書被文學史遺忘。上世紀中期，當女性解放問題從最基本的平權問題逐漸深入到對女性性征、女性主體性、女性與語言和文化的關系等深層次問題的探討時，《覺醒》這樣超前于時代，關注女性自我覺醒、自我實現的小說自然成為了新的焦點。

一、埃德娜的覺醒軌跡

如標題所暗示的，這部小說的中心線是女主人公埃德娜的自我覺醒過程，整本書可以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埃德娜在格蘭德島度過的夏日生活，她沉睡的自我開始覺醒；第二部分是埃德娜回到新奧爾良之后的生活，她試圖在日常生活中實施她覺醒之后所向往的生活方式。

埃德娜的覺醒，除去外在際遇的積極成就，也有童年生活和家庭環境的消極促成，雖然肖邦沒有花費太多筆墨呈現埃德娜的童年，但她個性中天然帶有的冷漠因子，她與日常生活的疏離，她對周圍社交圈、丈夫和孩子、同性好友、她的父親和姐妹的旁觀和審視姿態，都可以在她童年的片段描述中找到一些答案：

她(埃德娜)不習慣外向的、被表達出來的情感，不論是對她還是對他人。她和妹妹珍妮特因為這不幸的習慣爭吵了很多次。她們的母親在她們很小的時候就去世了，她的姐姐瑪格麗特，氣度莊嚴，很有主婦風范，大概是因為過早承擔了保姆和主婦的責任，瑪格麗特含蓄內斂，講究實際。埃德娜有一個相處短暫的女性朋友，無論是否偶然結識，她們似乎是一類人——都是自我克制的人。她從未意識到自己性格的拘謹多少與此有關，或者全都可歸結于此。[2]17

當她向阿黛爾講述自己的童年記憶時，她幾乎不假思索地說出了大逆不道的話：

“那天很有可能是星期天，”她笑了笑，“我正在逃避禱告，逃避長老會的儀式，逃避我父親陰郁的誦讀，他的誦讀使我想起來就不寒而栗?！盵2]17

埃德娜在這段對話中流露出來對父親的抵觸情緒在她父親拜訪新奧爾良時得到了印證，她的父親對孩子與女性有著軍人一般的冷酷：

在她的畫筆前，他正襟危坐，就像過去歲月中他面對炮口一樣。他厭惡孩子們闖入，他們目瞪口呆地看著他拘謹地坐在母親明亮的畫室中。孩子們靠近時，他用腳示意他們走開，不想破壞臉、手臂，以及僵硬的肩膀擺好的姿態。[2]65

因為埃德娜拒絕接受他的提議去參加妹妹的婚禮，他這樣提點埃德娜的丈夫龐德列先生：

“你太寬容了，從始至終你都太寬容了，萊昂斯?！蹦莻€克里奧爾人斷言?！皺嗤捅破仁潜匦璧?。無論好壞都得恪守己見，這是對付妻子的唯一方式。記住我說的話?！盵2]68

即便是龐德列也意識到這種方式的不妥，在心中暗暗譴責這個克里奧爾人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把自己的妻子逼到墳墓里去了。

母親早逝，父親冷酷，我們可以想象埃德娜的童年是一片怎樣的荒地，愛的匱乏變成了成年之后對親密關系的拒絕和冷漠，她不斷在突破自我對他人的依附性。

書中的另外兩位女性人物拉蒂格諾爾夫人和賴斯小姐與埃德娜構成了一種對比。肖邦的傳記作家艾米麗·托斯(Emily Toth)將拉蒂格諾爾夫人、埃德娜與賴斯小姐視為肖邦生命的三個階段，分別對應于她嫁給丈夫奧斯卡·肖邦的婚后歲月、她的寡居歲月、她開始小說創作之后的歲月。[3]

托斯認為，拉蒂格諾爾夫婦的形象中有著肖邦夫婦的影子，肖邦本人也是一個拉蒂格諾爾夫人似的、具有母性情懷的女人。不過，肖邦通過埃德娜，對拉蒂格諾爾夫人身上作為母親的和諧氣質，對她完美的婚姻關系表示了質疑：

拉蒂格諾爾夫婦彼此有著完美的默契，假如在這個地球上的確有兩個人可以合二為一，那么這兩個人指的就是他們?！?/p>

離開這對夫婦時，埃德娜并沒有得到安慰，反而覺得壓抑。親眼目睹這個家庭的和睦讓她既無遺憾也無渴望。這并非適合她的生活氛圍，她從中看到的只是一種可怕、絕望的苦悶。她被自己對拉蒂格諾爾夫人的憐憫所打動——這是對蒼白生活的一種遺憾，這樣的生活只能帶來盲目的滿足，卻無法讓其主人有所升華，苦惱從未降臨她的靈魂，她也不可能從中品嘗到生命的狂喜。埃德娜模糊地想著“生命的狂喜”的含義。它就像某種不經意的外在印象在她的思緒中閃現。[2]54

正是具有社會楷模特質的拉蒂格諾爾夫人在生產之時對埃德娜所說的話，成為一種催化劑，讓埃德娜看到了橫亙在自己面前難以逾越的社會身份障礙。

獨身的賴斯小姐是一個藝術家，她擁有埃德娜欣賞的各種品質，也擁有埃德娜所向往的自在境界。她超然于世俗生活之上，日子雖然過得清減(住在條件簡陋的頂層公寓)，不為人理解和接受，但依然自得其樂。她透過外在的一切看到了埃德娜和自己相似的藝術家靈魂，將埃德娜比喻為一只渴望飛翔的鳥，一個有翅膀的天使，她也預見了這只鳥兒最后的悲劇。

賴斯小姐鼓勵埃德娜覺醒，為她的未來指出了方向。埃德娜反抗的支撐點同樣是藝術。她在繪畫中專注，并得到了真正的愉悅，由此有了經濟收入，她搬出丈夫的房子，盡力抹除丈夫在自己生活中的痕跡，建立起自己的社交圈和社交方式，相信自己可以獨立生活。

至于埃德娜本人，同樣有肖邦本人的痕跡。托斯在傳記中考據了肖邦的一段婚外情[3]168。她指出，肖邦成長的家庭氛圍相對寬松，尤其是這個家庭中的女性都比較獨立。肖邦很早就意識到對女性而言，自由高于安全，獨立高于傳統。在她丈夫之外，肖邦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克盧捷-維勒還有一個情人艾爾伯特·薩皮特(Albert Sampite)，這段戀情名義上是在肖邦的丈夫去世之后產生，但托斯認為實則始于她的丈夫去世之前。直到1884年，肖邦才結束這段感情，回到家鄉圣路易斯，在弗雷德里克·科爾本海耶醫生的鼓勵下，開始寫作。薩皮特成為《覺醒》中埃德娜的兩個情人羅伯特和阿羅賓的原型。

二、愛情與母親身份的沖突

在書中，埃德娜的覺醒，既源于愛情，也毀于愛情。

她最早動情于羅伯特，卻首先出軌阿羅賓。她接受阿羅賓，是屈服于自己的欲望，因為這一事件，她理解了生命的意義和自我的本能：

有出乎意料之外的、難以置信的震驚；有為她的外在生存提供物質保障的丈夫，置身事外，看著她的譴責目光；有羅伯特的譴責，這種譴責憑借一種更敏銳、更激烈、更強悍的愛而被她感知，這份對他的愛喚醒了她。最重要的，還有了悟。她感到眼前的一層薄霧好像消散了，使她能夠去看清、理解生命的意義，那由美和殘酷構成的怪物。但是在各種折磨她的相互矛盾的情緒中，沒有羞恥也沒有悔恨，只有一種壓抑的遺憾。[2]80

同時，她看到了一種絕望的前景：

今天是阿羅賓；明天可能是其他人，對我來說沒有任何區別……[2]108

她意識到欲望以及欲望的滿足無法將她帶至真正的親密關系：

因為點燃她的不是愛之吻，不是將生命之杯遞到她唇邊的愛。[2]80

在欲望之外那個真實的自我依然孤獨、冷漠地旁觀。欲望的滿足沒有帶來溫暖，而屈服于欲望的這一出軌事件卻使她意識到自我的不可規約性，欲望如同自我之中的深淵，是“美和殘酷構成的怪物”，她對自我的厭棄之心由此而生，“在她內心有一股無法抗拒的自暴自棄的沖動”。

埃德娜與羅伯特的愛更為糾結。當羅伯特表白他的愛以及對婚姻的謀劃時，埃德娜和羅伯特是不同步的。她說：

我不是龐德列先生可以任意處置的一件所有物。我會自己選擇去向。如果他說，“來吧，羅伯特，帶她走吧，讓她快樂。她是你的了”，我反而會嘲笑你們兩個人。[2]102

羅伯特此時變得蒼白的臉色暗示了他們之間潛藏的分歧。羅伯特需要的是傳統婚姻，而埃德娜需要的是通過愛情抵達的自由，這種自由與婚姻無關。雖然她全身心在呼喚羅伯特的愛，但她對羅伯特的回答，透露了她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覺悟，她不會停步于與羅伯特的戀情，終會越過這段戀情看到愛情與婚姻本身的局限性。在投入大海的時刻，她的這一意識浮現出來：

她甚至意識到終有一天，羅伯特以及對羅伯特的念想也會淡出她的生活，留下她孤零零一個人。[2]108

埃德娜和羅伯特之間激情的傾訴，中斷于拉蒂格諾爾夫人的生產事件，埃德娜遵守諾言前往拉蒂格諾爾夫人家中陪伴她。羅伯特從激情中清醒，意識到自己行為的荒謬，他再次退縮，給埃德娜留下了告別的紙條。而埃德娜在與忍受著生育疼痛的拉蒂格諾爾夫人的交談中也開始面對現實，關于母性角色的記憶與禁忌被激發出來。

在送她回家的路上，醫生含蓄地告誡她不貞的母親要承受的后果：

年輕時人們都會陷入不切實際的幻想。這似乎是一條自然法則，一個為了種族繁衍而捕獲母親的誘餌。自然不會為人類的道德后果負責，也不會為我們所創造出來并覺得應該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的主觀狀況負責。[2]106

埃德娜的回答表明她已經開始退縮：

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只想用自己的方式去處理。當然，還需要借助許多東西，當你不得不蔑視生命、心靈以及別人的偏見時——但沒關系——我還不想踐踏那些小小的生命。[2]106

她可以背棄整個社交圈，卻無法背棄母親這一社會身份；她可以背棄自己的婚姻，卻依然會受制于自己的愛欲，社會角色與生物本能雙重束縛交織在一起，加深了埃德娜的絕望。

三、埃德娜之死：女性自我覺醒的內在沖突

埃德娜最后的死，在很多讀者那里成為一個謎，學者們對此作了深刻解讀。桑德拉·M.吉爾伯特(Sandra M. Gilbert)拒絕將埃德娜的自殺看成是一個性格有缺陷的女性必然的結局，她將埃德娜評價為一個神話似的人物，她的自殺意味著一個現代阿芙洛狄忒的勝利回歸。[4]邁克爾·T.吉爾莫(Michael T.Gilmore)將埃德娜的自殺視為一種癥狀，準確地說是一種未確診的神經官能癥。[5]伊萊恩·肖瓦爾特(Elaine Showalter)提醒讀者，既不應將埃德娜視為一個象征的英雄，也不應將她視為一個現實的受害者，她和這本小說的作者一樣都處在新舊兩個世界的交界點，關于女性性征的創造性定義尚未確立。[6]帕特麗夏·伊格爾(Patricia Yeager)指出，埃德娜的覺醒通過死亡回到了欲望帶來的誘惑之中，這種欲望言語無法描述，并且超越了社會秩序。[7]總之，更多女性主義批評家傾向于將埃德娜視為一個孤獨的叛逆靈魂，敢于挑戰社會和自然的束縛，最后的結局雖然是悲劇卻依舊保持了一種不屈服的姿態。

從小說本身的線索看，埃德娜的死符合情節的自然邏輯演進。

從最初出場，埃德娜對于各種身份都舉重若輕，她不介意自己作為女兒、作為姐妹、作為妻子的身份，她唯一糾結的是她的母親身份。她覺得自己并不適合做一個母親，但她依然想做好母親，她真正抗拒的是那么多女性因為母親身份或主動或被動地抹除了自我。

她原本以為她可以在做自我和做母親之間劃下界限：

我會放棄不必要的東西，我會為我的孩子們放棄錢財、放棄生命，但我不會放棄自我。[2]48

但是，她最終發現，她根本無法維持這個界限，孩子外在于她卻又是她自我中無法割舍的一部分：

孩子們如同擊敗她的敵人一樣橫亙在面前，在她的余生，他們制服了她，企圖將她拽進靈魂的奴役場。[2]108

母親身份由此成為一道無法逾越的堤壩，她其實無法真正忘卻作為母親對孩子所具有的責任，她也不忍心傷害自己的孩子。這道堤壩原本可以保護她安然無恙，但她的一部分已經突破了這道堤壩，她覺醒的自我、她對自由的執著、她無法被否定的性欲沖動以及這種沖動帶來的破壞性，使這道堤壩成為一個尷尬的存在。而荒謬的是：突破了這道堤壩的那一部分自我并未給她帶來真正的自由，反而伴隨著深深的自我厭棄。

埃德娜的絕望似乎是女性普遍具有的一種生理命運：做母親和做自我是無法兼容的，因為當你成為母親的那一刻，就已經意味著自我的永恒分裂，孩子成為了你體內分離出去的自我的一部分，你再也無法收回，無法完整。

且不論這種生理即命運的立場是否正確，在埃德娜身上，當她意識到這一命運的時刻，她被絕望攫取，她走向大海深處，走向死亡。她的悲劇，暗合了達爾文對人的社會本能之一“母性本能”的論述：“并不奇怪，如母性本能這種如此強烈、如此受推崇的本能，一旦違背它，就會導致最深刻的不幸?！盵8]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到達爾文生物進化論思想對肖邦的影響。

四、大海意象與母性象征

在這本小說中，大自然和人的生物性扮演著重要作用，這種作用集中體現在大海這一意象上。

這本小說的敘事結構圍繞大海展開，而大海意象可以看作是母性的象征。這一象征結構不僅通過拉蒂格諾爾夫人懷孕生產的過程直接呈現出來(托斯指出，這本小說是那個時代美國唯一一本描述一個孕婦并且將孕婦描寫得那么美的一本書[3]331)，還通過小說開頭、中間和結尾處埃德娜的部分言行體現出來。

埃德娜的出場是從海邊現身，她與羅伯特打著陽傘從海灣走近，如同一次誕生:

海灣看上去很遙遠，霧蒙蒙地，逐漸消融在藍色的地平線上。陽傘仍在緩緩靠近，粉紅色傘面下是他的妻子，龐德列太太和年輕的羅伯特·勒布倫。[2]4

接著是埃德娜和拉蒂格諾爾夫人散步到海邊，坐在海濱浴室前交談，拉蒂格諾爾夫人問埃德娜:

你在想誰——在想什么？[2]17

埃德娜回憶了她還是小女孩時的一個記憶片段：

熱烘烘的風拍打在我的臉上，讓我想起——毫無來由地——肯塔基的一個夏天，一片和大海一樣寬廣的牧場，一個小女孩正在穿越高出她腰部的草地。行走時她張開雙臂像是在游泳，拍打著高高的草就像一個人在水中劃動。噢!我現在明白這兩者之間的關聯了![2]17

在大海似的草原上無盡地走下去，這種記憶既表達了埃德娜對逝去的母愛的向往，也表達了她的自我探索。

小說中最關鍵的一個情節，是埃德娜在月光下學會了游泳，她和客人們在羅伯特的鼓動之下去了海灘，在海水中，她突然克服了恐懼，獲得了奇異的力量：

一陣狂喜席卷了她，仿佛某種具有重大意義的能量被賦予給她，使她能夠控制自己身心的動作。她變得勇敢、莽撞，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她想游得遠遠的，游到從未有女人游到過的地方。[2]28

這種力量，預示了埃德娜的覺醒，也暗示了埃德娜的歸宿。

小說結尾，她重回大海，她的意識開始回溯，一系列的聲音與形象暗示了這種回溯，最后，她如同回到了母親的身體，找尋一種深刻的認同：

她繼續游、繼續游。記起了她游出很遠的那個夜晚，記起了那次經歷的驚駭，回不了岸的恐懼曾將她擒獲?，F在她不回頭，只是一直向前游、向前游，想著孩提時穿越的那片無始無終的青草地。

她感覺像個新生兒，在一個素不相識的美好世界睜開了眼睛。[2]109

她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和兩個兒子的母親這兩重身份之間無法修復的裂痕，在她和母親(大海意象)的交融中得到了彌補，雖然這種彌補并未給現實帶來真正的出路。

女性成長的心理歷程以及人格認同，在心理學上始終沒有得到合理解釋。在弗洛伊德那里，女性的成長與男性是有差別的。在男性成長的過程中，母親的愛被視為一個必須被否定、被克服的對象，因此男性在生命的特定階段要擺脫對母親的依賴，轉向對父親的認同，以父親為榜樣走向社會，獲取社會人格。而女性則既無法擺脫對母親的認同(她終有一天會成為母親)，又無法在父親那里找到真正的認同(她不可能成為父親)，因而女性的成長是片面的、混沌的，如一片黑暗的大陸。

肖邦的這部小說，通過大海這一意象，對于女性成長與母親的關系做了一種探索，她并不像弗洛伊德那樣將母愛定義為一種消極的情感，無論是小說開頭埃德娜從大海邊現身，還是小說中間埃德娜在大海中找到力量，以及結尾埃德娜重回大海尋找安慰，肖邦都在強調大海一般的母愛對女性個體成長的支撐作用，但是，肖邦也看到了認同母親存在的問題。

五、結 語

借助于埃德娜的毀滅，肖邦展現了兩性之間的鴻溝，女性的覺醒(性沖動、自我意識的萌芽等)與男性加諸于女性的種種身份——順從的妻子、無私的母親——是相背離的，女性很難在兩性之愛中找到真正的歸宿，也很難真正安居于男性要求的女性角色。埃德娜對母親身份的抵觸，既是因為這一身份與她自我獨立的訴求相沖突，也是因為她成長過程中的缺憾。她沒能從早逝的母親那里找到愛的承續源頭，也未能從父親那里找到一個值得信賴的男性榜樣。肖邦將她的自殺，歸之于絕望，但也暗示了一種回歸，回到混沌的母愛，去尋找母親、認同母親、領悟母親擁有的全部欲望和深情，也就真正地理解并接受了自己。肖邦肯定女性之間的代際傳承，哪怕這種回歸不是一種前進或成長，但她一定是女性自我成長的基點。

如此，這本部小說的結局是悲劇，然而在悲劇中又帶來奇異的慰藉。

用挑剔的眼光看，肖邦的這部小說，整體上還稍顯單薄，小說的場景在單調而沉悶的中產階級社交圈和家庭景觀中轉換，未能展現更宏大更深刻的社會畫卷，但是在這部出版于19世紀末期的小說中，我們已經看到了法國女權主義者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及埃萊娜·西蘇(Helene Cixous)等人所推崇的“女性書寫”(feminine writing)特質。在埃德娜身上，我們也可以感受到她的欲望沖動、她對妻子和母親身份的抗拒、她對個體自由的堅持、她的創造性追求等現代元素。她不是女性主義評論家所謂的“英雄”，但也絕不是哈羅德·布魯姆所謂自我的受害者[9]7，從她的覺醒到自殺，肖邦的敘述觸及了女性命運的核心。如何克服生理與社會規范的雙重制約是女性自我覺醒、自我成長過程中必須面對的難題，一百多年之后的今天，無論是女性主義運動的實踐還是女性生活本身，仍然沒有給出更好的答案，這也進一步證實了《覺醒》這部小說的創造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