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茫中的“旁觀者”與“掌舵人”
——卡夫卡和德國當代作家諾拉·龔姆林格作品中的“荒誕性”比較

劉 靜

(廣東培正學院 外國語學院，廣東 廣州 510830)

“荒誕性”是作者在文學作品中創造的不可理喻、不符邏輯和不合常理的表現形式和思想內涵，例如主題隱晦、背景淡化、人物不確定、故事情節模糊的“反傳統”寫作風格?？ǚ蚩ㄋ淼摹盎恼Q性”是通過這些具象的寫作手法表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社會虛無幻滅、情志渙散的生存處境的。隨著戰后的重建、社會的進步和人類的自我修復，時至今日，卡夫卡式的“荒誕性”較少被年輕一代作家所青睞。然而在2015年，德語文學領域最重要的文學獎項之一——英格博格·巴赫曼文學獎將橄欖枝拋向了德國80后作家諾拉·龔姆林格(Nora Gomringer)。這位年輕的德國當代詩人和作家善用的語言純粹、精確、生動，同時又難以理解。在她的多部詩歌、戲劇和小說作品中出現了“荒誕”特征，與卡夫卡的創作手法不謀而合，但最終落地的思想內涵又不盡相同。一位是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先驅和大師，一位是歐洲文學界冉冉升起的耀眼新星，生活在不同時空的兩位作者的創作風格異曲同工，凸顯出各自獨特的人生道路和生存方式。

一、“荒誕性”的相似

“荒誕”是卡夫卡小說的根本特征之一，而與其遙相呼應的是，生于上世紀80年代的德國作家諾拉·龔姆林格的作品也給讀者這種“荒誕”的印象。這是一種不遵循正常思維邏輯規律的“荒誕”，作者筆下塑造的世界和人物都是不可理喻的。他們都用這種荒誕的手法來描述現代人的生存境遇。不僅創作主題不循規蹈矩，思想內涵也非理性，文體風格和表現形式更是千變萬化。

卡夫卡善于運用“荒誕”手法給讀者帶來迷茫和不確定感，這一點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ǚ蚩ǖ男≌f圖像“在總體上是一個超現實的世界，一個想象中的夢幻世界，一個現實中并不存在的荒誕世界，一個具有神秘色彩的世界”[1]。例如他的代表作《城堡》，主人公是一個完全正常的普通人，卻突如其來地陷入了一個不可理喻的境地，莫名其妙被逮捕，讓人無法理解的審判，詭異的辯護，謎一樣的法官，令人費解的城堡居民。在《變形記》中，卡夫卡用象征、細節描寫等手法對“人變成甲蟲事件”進行藝術再造，使讀者處于一種惶恐中，沒有什么是被許諾的，不知道何時何地醒來后，就會變成一只四腳朝天的蟲子，這樣的念頭隨時縈繞在腦海。他的另一部代表作《訴訟》講述的也是一個充滿悖論和荒謬的故事，法門大敞，但從沒有人想進去；鄉下人被告知可以進去，卻又屢屢被擋在門外；而正是這扇鄉下人費盡周折也無法逾越的大門，門警竟然說是專為他所開。大師的文字中自始至終籠罩著一種神秘、夢魘般的氣氛，令人迷茫和無助。所有情節和人物都伴隨著徹底脫離現實和邏輯的思維方式、行動理由和動機。正如卡夫卡所言：“我總是企圖傳播某種不能言傳的東西，解釋某種難以解釋的事情?！盵2]

諾拉·龔姆林格的作品中也屢屢出現“卡夫卡式”荒誕，這是這位80后年輕作家給讀者的第一印象。例如在短篇小說《你沒有說這結局》中，“我”與一只老鼠開始沒有來由的對話，在渾渾噩噩的對話中“我”還跟隨著老鼠的步伐走出家，踏上探險征途。當大家期待著故事中發生什么歷險記時，“我”卻以自然的姿態與老鼠道別，回歸正常生活。作家用簡潔、平實、邏輯清晰的語言講述了一個讓人摸不著頭腦的故事。小說《搜尋》講述了一位記者親歷鄰居小孩的自殺，為找尋其自殺的原因，發起的一場搜尋。在細致的描寫中，記者要“尋找”，鄰居則千方百計“混淆視聽”；然而記者的“不放棄”將他引入到一個謎一樣的世界：所有的證據都真實有效，卻又對結局毫無幫助。散文詩《西班牙女人》則將“荒誕”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在這里，西班牙女人“穿著紅色高跟，垂著無情氣餒的稻草頭，徜徉在黃色的街道上”，她是一個“丑聞”，被“獅子、錫人和稻草人擁抱”。[3]32諾拉·龔姆林格用奇異的文字展現了一個荒誕變形、夢魘般的世界，她筆下的人物都是沒有任何特異功能的正常人，卻擁有著晦澀難懂、恐懼窺探、迷茫不安的心理，以及不可理喻的風格，這一特點與卡夫卡式的西方現代荒誕性小說很是接近。

在語言風格上，兩位作者也不謀而合，多采用簡潔、不帶任何色彩、內斂型的自述自敘?？ǚ蚩ㄍ瑫r期的布拉格作家擅長使用頹廢、病態、過分華麗的辭藻。而卡夫卡“開創了文學史上最晦澀的明朗，就像一句到了嘴邊的話，永遠吸引又永遠排斥人們對其內容和意義的尋求”[4]36。諾拉·龔姆林格的文字是語言的集合體，又像符號的匯集體，更是一首意象派的詩歌，其獨特和意蘊有待人們欣賞，從這一點來看，她完全符合卡夫卡對自我的評價： “利用詞語把自己一層層地包裹起來固然不錯，但是如果我們能用詞語裝飾和遮掩自己，直到我們變成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物，那樣豈不更妙?！盵4]36

二、“荒誕性”的不同

卡夫卡的“荒誕”大多是消極、被動，甚至可以說是悲劇式的。作品中的人物無論是《城堡》中的K，還是《變形記》中的薩姆沙，亦或是《鄉村醫生》中的年邁醫生，最終結局都是自戀、自閉、自傷、自殘、自殺的悲劇，他們在與這個荒誕世界的抗爭中既沒有得到任何現實成就，也沒有思想境界的提升，可以說是一場徒勞卻又始終無法擺脫困境的努力。作家通過簡潔不帶色彩的語言，描寫出這種與世隔絕的情境，表現人們面對厄運的孱弱和無力。文字中帶有一種“與我何干”的疏離感，對存在和精神世界的冷漠感，還有作家與生俱來的敏感、脆弱、孤獨和絕望的氣質。從這一點來看，卡夫卡的作品是“退縮的、悲苦的、哀號者的，他的堅強主要表現在對罪惡和痛苦的承擔上”[5]?！对V訟》中被擋在大門外的鄉下人準確地刻畫了卡夫卡試圖融入現實社會卻不得所愿的心態，長期與外界(甚至與親人)之間的隔膜使他成為一個“邊緣人”和“旁觀者”。人與現實的隔閡，個體融入集體的困難，主體與客體關系的不確定……卡夫卡將現實世界對人的擠壓拋離描寫得淋漓盡致，但他本人卻身在事外，以冷峻的目光和平實的筆調去“旁觀”人類“存在”的荒誕性、孤獨感和悲哀情緒?！冻潜ぁ分械腒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反英雄小人物，他卑微可憐，無法掌控個人命運，內心孤獨無助，帶著無限的絕望在困境中膠著，每一次努力都離最初的目標更遠一些，最終結果只是在荒誕的泥潭中愈陷愈深。而對于這樣的存在毫無價值的小人物，卡夫卡也僅僅是給出輕描淡寫的“鼓勵”：“不要絕望，甚至對于你并不絕望這一點也不要絕望”。[6]而正是這種旁觀意識，使卡夫卡的心智獲得“獨立”與“自由”；正是這種冷眼旁觀，才使卡夫卡能發現眾人難以發現的“真實”，其作品的深度和內涵也因此為世人所驚嘆。

相比之下，80后作家的風格則更輕松和調侃，同樣是描寫荒誕情境，諾拉·龔姆林格善用黑色幽默來化解災難感，筆下人物試圖掙扎，積極尋求對策，超越命運?！端褜ぁ分袑覍遗霰趨s依舊能夠縝密分析證人口供的記者，正是經歷了混亂的取證過程，才得到了內心的激勵、啟發和引導，最終找到事實的真相，將自我提升到新的高度；《心肺機器》中大聲說出自己就是“自動強制愛情機器”[3]42，無視旁人眼光，一副“我愛故我在”的陣勢使一切世俗的評論不值一提；《你沒有說這結局》中的主人公在矛盾中不斷沖擊，體會生活中的陰暗、絕望、迷惘和險惡，但內心是不斷進取，向往光明的?！兜却械呐俗钣腥ぁ吩谡Z言上，雖然也多是平淡、冷靜的筆調，但更具有鮮明外露的特征。她在寫作時享受著那種精心編造的細節的快樂——在她的散文《兒童故事》中有很多精心描寫的細節片段：“公雞伏在金字塔尖上抖擻幾下羽毛，討好地輕輕撓貓咪的毛，好像怕它吃掉自己似的……貓咪縱身一躍上了狗背，虎視眈眈地注視著不遠處的老鼠，固執的驢小心翼翼地站在塔底……大家都有各自的位置，一切規矩得井井有條”[7]，這里每一個詞語都相當貼切，顯然是經過了精雕細刻的結果。雖然讀者也能在諾拉的作品中感受到現代人的困惑和苦悶，個人與現實社會的阻隔或對立，社會青年一代的孤獨感、悲哀感和憂郁情緒；但其作品中的人物都是以積極進取的態度去嘗試掌控自我人生的。這一點與卡夫卡筆下“無力的”、“邊緣化”的旁觀立場完全不同，她更像是自我命運的掌控者，雖然在迷茫的大海中漂泊，但仍牢牢地緊握住小船的舵。

我們不禁要問，是什么導致了兩位作家不約而同地青睞“荒誕性”，卻又在具體處理方式上如此不同呢？

三、作品是不同時空下作家的自我投影

作家所處時代背景、成長環境和家庭氛圍等因素深刻影響其性格特點，恰恰是作家獨特的性格特點決定了他們對世界、人生和社會的看法，而這些帶有強烈個人特色的看法深藏于作家的文學作品和創作過程之中。前文所述卡夫卡和諾拉·龔姆林格作品中相似又不同的“荒誕性”正是他們各自人生道路的體現。

從時代背景角度看，卡夫卡生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極度動蕩的現代西方社會，正是奧匈帝國即將崩潰的時代。進入20世紀的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科技快速進步，社會的經濟基礎達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但人類的自我意識卻偏偏出了問題。面對看似強大的科技力量，人們感到無助和恐慌，宗教信仰亦受到沖擊，孤獨和痛苦籠罩著整個社會?？ǚ蚩ㄉ钍苣岵?、叔本華和柏格森哲學的影響，敏銳地體會到了這時期人類生存的困境和各種迷茫，對政治事件一直抱旁觀態度。其作品中的“荒誕”正是他面臨當下的生存困境所作出的一種個人表態?，F代人處于自由與被限制的尷尬境地：身外之物虛無縹緲，個人存在毫無意義，前方無路可循——這正是卡夫卡所處時代的縮影。

其次，卡夫卡自幼的家庭成長環境也在其作品中有著深刻的烙印。他出生在一個普通的猶太商人家庭，父親對他頗為嚴苛，甚至可以說專制和殘暴。緊張的父子關系對卡夫卡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陰影，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他悲觀憂郁的藝術氣質，他的很多作品都能找到對父子代溝的描述。例如《判決》中兒子被暴怒的父親勒令去死，他就真的自殺了。弗洛伊德認為：“這些被遺忘的童年期心理活動并不輕易消逝，必將烙痕與個人的發展史上，永遠影響他的未來?！盵8]此外卡夫卡的猶太人身份等因素共同導致了卡夫卡筆下帶有負罪人格和迷茫意識的弱者相。他的一生，充斥著不可抗拒的宿命，唯有作為一個“旁觀者”，才能超越自我，探索靈魂和人性的真實面目。

而諾拉·龔姆林格作為80后的當代作家，這一時期的社會環境可謂格外喜人，歐洲經濟發展迅猛，文化環境也格外寬松。加之她自幼成長在沒有經濟負擔的家庭中，同樣從事文藝事業的父母也能夠給她足夠的精神支持和熏陶。諾拉·龔姆林格的母親Nortrud Gomringer出身于中產階級家庭，是瑞士一位日耳曼學家，家族中多是博學多識的人，并且有些有奇異的癖好、愛幻想的人，還有一些人過著冒險的、富有異域色彩的或者離奇的隱居生活。諾拉無疑繼承了祖先的這種特征。父母開明的教育方式使她可以選擇自己希望嘗試的生活，而且思想內容不受限制甚至還能得到經濟和精神上的鼓勵。除了德國以外，她還游歷過美國的紐約和洛杉磯，并在那里接受了更加開放激進的教育熏陶。無拘無束的環境給諾拉的創作營造了一片蔚藍而廣闊的天空。按常理來說，諾拉·龔姆林格并不該有卡夫卡那樣的負面情緒，但事實上，生活在物質條件豐裕時代的年輕一代也不乏找尋自我的苦悶，卡夫卡時期人與現實的阻隔，個體融入群體社會的艱難等困境在如今的時代同樣存在。區別在于，年輕一代面臨迷惘與失落不愿逃避，呈現出的是找尋生命的價值和掌控自我的強者相。

相異的人生道路、不同的境遇造就了兩位作家看似相同實則不同的思想沉淀，除了帶給讀者的文學享受，更多的是對思想意識的沖擊。人的內心復雜千變，社會矛盾無處不在，無論是現實的“旁觀者”，還是命運的“掌舵人”，都是引領人類找尋自我意義，沖破迷茫的靈魂啟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