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傳染病與全球化

于賡哲

瘟疫是可憎的，死神的鐮刀一次又一次干擾到人類的安全與發展。但縱觀人類歷史，瘟疫恰恰又是文明進步的結果。而且文明程度越高，瘟疫傳播的速度和更新換代就越快，同時人類的應對手段也會更加先進，總的來說，瘟疫在人類疾病圖譜中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但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斗爭中，瘟疫還會從另一個層面影響人類？ 心境，而且種種心理影響也是借助于文明進步而逐步深入的。

傳染病，人類文明進步的副產品

可能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原始人缺乏醫學手段，易受傳染病戕害，一場傷寒或者流感就要了無數人的命。但實際上不一定。原始社會“老死不相往來”，部落與部落之間缺乏交流，人口稀少，傳染病反倒不易傳播。原始人的主要疾病是外傷、口腔疾病、骨關節疾病、難產等。

當然，即便如此原始人也活不了多大歲數，例如北京猿人平均壽命15歲，新石器時期有了進步，但平均壽命也少得很可憐，六處遺址（華縣、姜寨、大汶口、西麥候、崧澤、圩墩）人骨年齡統計結果是14歲以下者10.8%，15～23歲者18.7%，24～35歲者31.3%，36～55歲者32.5%，56歲以上者6.6%（《中國新石器時代古代居民體質研究》）。那時候的營養水平、居住環境決定了人類體質的羸弱，也就是稀疏的人口密度才維持住了最后的防線。

隨著文明時代的來臨，人口逐漸密集，貿易、戰爭逐步增加，傳染病開始有了廣闊的舞臺?？梢哉f沒有文明時代，也就沒有人際傳染病的頻繁密集發生。

傳染病也是有自己的發展史的（或者說延續邏輯），首先，同樣一種疾病，在各個歷史階段有不同的形態，細菌、病毒、螺旋體、衣原體、支原體、原蟲等病源微生物，其實從它們的角度來看，它們的目的和人類一樣，都是繁衍生存。它們也要隨著環境而進化。另外還有個趨勢？ 殺死宿主并不是最優選擇？ 所以增強傳染性，降低毒性是很多傳染病發展的規律，目的是盡可能多繁衍，盡可能少殺死宿主。所以有的疾病剛開始出現的時候十分酷烈，但隨著進化會逐漸降低烈度，例如梅毒、艾滋病，再例如2020年開年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比較2003年的“非典”，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性增強（盡可能多繁衍），死亡率下降（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但最終發展的方向一定是“泯然眾人矣”。

其次，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疾病。每個時代的生產力、營養水平、民眾體質、氣候皆有不同，病原體發展狀況不同，因此傳染病也就有了時代特性。以我國為例，1957年，威脅中國人健康的主要疾病前十名是呼吸系統疾病、急性傳染病、肺結核、消化系病、心臟病、腦血管病、惡性腫瘤、神經系病、外傷及中毒、其它結核。到了2002年，主要疾病前十名座次有了明顯變化，傳染病已經“失勢”，而惡性腫瘤、腦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統疾病、心臟病、損傷及中毒、消化系病、內分泌和營養代謝疾病、泌尿生殖系病、神經系病、圍生期病占據前十（根據《中國衛生年鑒（1984）》和《中國衛生年鑒（2003）》）。營養條件改善，現代化的醫療技術和公共衛生體系的進步使得傳染病退居次席，在人類接連戰勝天花、結核、鼠疫、瘧疾、霍亂等疾病后，癌癥、心腦血管疾病才逐漸凸現出來。

被疫情左右的王朝更迭

正如前面所說的，瘟疫的蔓延是人類文明進步、交往頻繁的副產品，隨著陸上絲綢之路的日漸繁榮，漢代以來外來疾病的進入格外引人矚目?！爸袊钤绨l生有毀滅性的傳染病，如鼠疫、天花、真性霍亂等，都是外來的?！保ǚ缎袦省吨袊A防醫學思想史》）

中國古代幾乎每個朝代都有重大疫情，而且很多屬于外來疾病，越是外來疾病就越是酷烈，比如東漢末漢獻帝時期就爆發了嚴重的疫病。這場瘟疫中甚至建安七子之中亦去世四人（建安七子與曹操父子被視作漢末三國時期文學成就的代表）。當時的長安、洛陽城外白骨蔽野，到處都是病死之人。曹植的《說疫氣》記載說“癘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這場病究竟是什么病，目前難以判斷，但是就其慘烈程度和傳播速度之快，而且患者有皮下結節來看，極有可能是鼠疫。

明代晚期也爆發了大規模的鼠疫，這在電影《大明劫》中有所展現。這場大鼠疫集中爆發于崇禎年間，曹樹基在《鼠疫：戰爭與和平？ 中國的環境與社會變遷（1230-1960年）》中指出，中國13世紀以來鼠疫就十分頻繁，而崇禎年間格外嚴重，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和流離失所，與此同時崇禎還面臨著小冰期氣候帶來的干旱減產、農民起義、滿族軍隊入侵，這些因素一起鑄成了明末的死局，也是個任何人都無法解開的死局。

再例如六朝時期的天花，葛洪《肘后方》說：“以建武中于南陽擊虜所得，仍呼為虜瘡?！彼^“虜瘡”就是天花，范行準認為天花源自劉宋與北魏之間的戰爭，經鮮卑人從西域傳來。雖然由于建武這個年號歷史上出現多次，從東漢到葛洪在世期間一共有三個，究竟是哪一個“建武”較難確認，但“擊虜所得”卻明白無誤標明了該病的外來性。

到了清代，天花依舊是十分嚴重的傳染病，經常爆發疫情，死者眾多。社會恐慌心理嚴重。清朝皇帝之所以經常在承德避暑山莊接見蒙古王公，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照顧蒙古王公因為懼怕天花而不敢進北京城的心理。清朝皇室始終受到天花困擾，宮中若發現患者常出外“避痘”，?！耙幌θ@”?；颊咧凶钪拇蠹s就是順治與康熙。順治死于此病，而康熙當上皇帝也與這個有關，是傳教士湯若望建議選擇玄燁即位，因為玄燁曾出天花，已有抗體。天花就這樣在無意中左右了清朝皇帝人選。

說到這里，我們還能發現一個秘辛，流傳甚廣的康熙老年畫像應是經過美化的，重要特點就是天花患者特有的“面部皮膚痕跡”被掩飾了，只有所傳極少的康熙青年畫像才如實反映了康熙劫后余生的真容。

搭全球化“快船”而來的疫病

明清時期外來疾病進入比起漢唐時期更加頻繁，原因之一還是與文明的進步、交流密切相關。漢唐時期，對外交流主要依靠北方草原之路和西域絲綢之路，海上交通所占份額甚少。漫長的絲綢之路可能起到自動隔離的意義，首先路途艱險，限制了東西方人群的大規模頻繁交往，而且行走艱難，路程長，超越一般傳染病潛伏期，病發者半途已被淘汰。但絲綢之路貿易多是輾轉貿易，有階段性、多方向性的特點，所以還是有一些外來疾病成為漏網之魚，比如前面提到的天花等。

而明清時期海路為主的對外交通方式，使得新的疾病能以更加快捷高效的方式入侵。這與西方大航海時代開啟的“全球化”密切相關。海船速度快、傳播范圍廣，可實現跨洋傳播，而且船內易藏污納垢，疾病載體俱全，尤其是鼠類肆虐，將病毒細菌傳播到世界各個港口。那時候無港口檢疫制度，因此新病的進入毫無阻力，而且海員們的特點是每每到港就尋花問柳，導致性病和其它人際傳染病迅速傳播。

霍亂和梅毒就是明清時期被引入的“新品種”，它們都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果。中國古代就有“霍亂”一詞，張仲景《傷寒論》說其癥狀是“嘔吐而利（?。?，這可能是急性腸胃炎或者其它腸胃病。而現在所說的霍亂是真性霍亂，指的是由霍亂弧菌污染食物和水造成的腸道感染，在當時有發病猛、預后差、死亡率高的特點。這個病19世紀才被人們發現，至于首發地點，有人認為是埃及，也有人認為是印度，在清代時隨著海上貿易進入了中國，羅爾綱《霍亂病的傳入中國》認為是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首見于南方沿海，然后逐步蔓延到北方。清代后期霍亂十分頻繁，殺傷眾多，人聞虎烈拉（霍亂英文Cholera的音譯）則色變。與此同時在全球范圍內，整個19世紀出現了5次霍亂的傳播高峰，遍及所有大洲。威廉·麥克尼爾《瘟疫與人》：“更先進的汽船和鐵路運輸所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加快了霍亂從所有重要的世界中心向全球傳播的步伐?！敝袊潜黄却钌狭诉@條疾病傳播的“快船”。

梅毒也是這條快船“下載”給我們的災難。這可能是一種原產于美洲的疾病，艾爾弗雷德·克羅斯比在《哥倫布大交換》中認為，西方殖民者給印第安人帶去了流感、傷寒、天花，天花和傷寒幾乎摧毀了印第安文明，讓他們的人口急劇減少，為殖民者掃清了道路。而美洲“回報”以梅毒、查加斯病、美洲幼蟲病。尤其是梅毒的傳播簡直就是全球化的標準版“路線圖”。

為什么“新病”越來越多？

雖然傳染病隨著文明的發展而發展，但是克制它的手段還是跑在了它的前面，這當然首先歸功于科技的發展，與此同時全球化也為克制瘟疫提供了渠道。學術思想、技術手段和藥物通過交流而豐富。

比如瘧疾，肆虐中國起碼有兩千年以上的時間，而特效藥“金雞納霜”則是在清代進入中國的。西班牙殖民者17世紀初在美洲接觸到金雞納。據土著印第安人介紹，他們的先祖發現患有“熱病”（印第安人對瘧疾的稱呼）的美洲獅、美洲虎會尋找奎寧樹，撕咬樹皮，摩擦樹干，印第安人由此發現奎寧樹皮對瘧疾有效。這種藥被帶往歐洲?？滴踉浕集懠?，久治不愈，最后是兩位天主教神父獻上金雞納霜，這才痊愈。由此這種神奇藥物暴得大名。

中國古代醫學對世界的貢獻之一就是提供了消滅天花的途徑？ 種痘。原理是以人工手段引發低烈度天花，使得患者產生抗體，清代《痘科金鏡賦集解》：“聞種痘法起于明朝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由此蔓延天下?！钡硕环ú豢煽匾蛩靥?，弄巧成拙的事例也有，所以不是一種安全的免疫法。

康熙時期俄國聞聽中國有此法，特地派人來理藩院學習。后由俄國傳至土耳其。英國駐土耳其公使夫人蒙塔古（M.L.Montague ）又將此法傳入英國。由此間接啟發了英國醫生詹納（Edward Jenner）發明牛痘（詹納自己有關于他以前從事種人痘的論述：On The Origin of The vaccine Innoculation），他發現牛奶工不會得天花，因為她們往往從牛身上得過輕度天花，詹納時代并無免疫理論，但他決心試驗，1796年人體試驗成功，一兒童在人工控制下接種牛痘，隨之發燒，進而痊愈。但牛痘推廣則歸功拿破侖，1804年4月拿破侖發布種痘令，勸告國民種痘，第二年命令軍人必須接種，只有患過天花病的例外，此舉有效遏制了天花在法國的流行，其后各國效法。這是世界上第一次強制免疫。從此天花得到了遏制，198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消滅了天花。這是古代中國參與“全球化”之后給予世界的一大貢獻。

“文明”在客觀上可能為傳染病的傳播提供途徑，但文明因交流而強大，而強大的文明和現代化的衛生體系又能夠反過來抑制傳染病的傳播。中國古代十室九空的疫病慘景已經不復存在，歐洲殺死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也只存留于記憶之中，威脅人類健康的傳染病已經式微。

現在人們往往之所以發出“為什么新病特別多”的疑問，那是因為民眾習慣于“疾病一成不變”的固有認知，其實通過前面的講述可以看到，老的疾病會有新的品種，新的疾病會自外傳入，而且在分子生物學介入醫學以前，人們對于病毒變異的認知是模糊的，再加上病毒自身在不斷變異，變異的周期也有變化，由動物傳給人實現人際傳播的現象等等，這些對于一般民眾來說還是模糊的知識，而且隨著檢查和篩選手段的進步，使得疾病來源的認知脫離了大眾常識，所以才造成了“現在怎么這么多新病”的認知誤區。而現代信息的傳播速度，使得全球的傳染病都以各種方式展現在了你的面前，這些疾病很多是你沒見過沒聽過的，因此也容易造成一種新病特別多的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