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鼠疫斗士”伍連德

周鼎

2020年的春節前夕，不期而至的疫情令許多人備感意外，畢竟距離上一次2003年的“非典”疫情爆發也已經過去了“漫長”的17年。

至于發生在110年前的另一場疫情，除了寥寥無幾的專業學者，恐怕早已徹底湮沒在歷史的塵埃里。此時此刻，重新回顧同樣發生在春節時期的這場東北大鼠疫，或許更容易喚起錢穆所提倡的“溫情與敬意”。

伍連德其人

1910年10月，中俄邊境小城滿洲里爆發鼠疫。兩周之后，千里之外的哈爾濱也開始出現疫情。東北地區最高行政長官東三省總督錫良形容疫情為“如水瀉地，似火燎原”。在接下來的一個月里，可怕的鼠疫橫掃東北平原。直到次年3月，疫情終于基本平息。在這場大鼠疫中，東北地區死者人數多達5萬余人。

此時，大清帝國正處于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之時，內有立憲黨人糾纏不休鼓吹速開國會，外有革命黨人四處奔走聯合策劃起義，攝政王載灃和隆裕太后都是平庸之輩，大權最終落入一幫目光狹隘的滿洲貴族手中，弄巧成拙地接連推出鐵路國有和皇族內閣兩大敗招。在東北鼠疫爆發的一年后，就在今天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爆發的武漢，倉促響起的槍炮聲變成了大清帝國的安魂曲。然而，眼看著已是一腳跨過了鬼門關，奄奄一息的清政府卻取得了國際公認的防疫勝利。

細細想來，清政府的成功多少有幾分僥幸。如果不是及時出現了一位“鼠疫斗士”，這場大鼠疫的結局實在是難以預測。這位“鼠疫斗士”就是曾經在1935年獲得諾貝爾醫學獎提名的伍連德博士。

盡管哈爾濱伍連德紀念館已經開館十多年，甚至伍連德的事跡也被拍成了電視劇，但是當代大多數中國人依然對這位現代中國預防醫學先驅、防疫事業奠基人知之甚少。伍連德出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的一個華僑家庭，24歲即以破傷風研究的論文取得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1905年，一個人的出現改變了伍連德的命運，此人即是首位獲得碩士學位的中國留美學生施肇基。他后來成為中國第一任駐美大使，同時還是出席1919年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五位全權代表之一。當年，畢業于康奈爾大學的施肇基以一等參贊的身份隨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途中路過檳榔嶼，偶然結識正在家鄉行醫的伍連德。年齡相仿的兩位年輕人一見如故，成為終身摯友。兩年后，直隸總督袁世凱熱情邀請伍連德回國效力。推薦者正是已經任職郵傳部（交通部）的施肇基。

當東北大鼠疫爆發時，時任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校長）的伍連德收到了施肇基的邀請。原來，東北鼠疫已經引發了東北地區的外交危機。當時盤踞東北的兩大列強俄國和日本紛紛揚言，如果清政府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疫情，兩國將自主行動保護自身利益。瘟疫蔓延與主權危機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所以外務部破天荒地成為此次防疫工作的主導者。說來也巧，外交部右丞（副部長）正是剛剛升遷至此的施肇基。在施肇基的推薦之下，外交部尚書那桐同意批準伍連德以欽差身份前往哈爾濱調查瘟疫組織防控。

艱難亂世下的“對癥下藥”

1910年底，而立之年的伍連德乘坐火車從天津趕到冰天雪地的新興鐵路城鎮哈爾濱。當時，哈爾濱還歸吉林省管轄，而黑龍江省的首府則是齊齊哈爾。哈爾濱處于東部鐵路的丁字口上，是東北亞最重要的國際貿易中心之一。哈爾濱的中國轄區傅家店是此次大鼠疫的重災區。伍連德在哈爾濱很快發現自己面臨三大挑戰：一是哈爾濱缺少統一的市政管轄機構，俄國人和中國人各自為政；二是疫情的病理學特征尚屬不明，無法制訂切實有效的防疫措施；三是疫情嚴重，他急需援兵。

幾天后，時任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的法國軍醫梅尼奉命匆匆趕來。令伍連德備感意外的是，翹首盼來的援兵竟然只惦記著奪權。原來43歲的法國人兩年前在唐山負責處理過鼠疫，自恃有功，倚老賣老，一見面就和伍連德發生了爭吵。在被當面斥罵為“中國佬”后，忍氣吞聲的伍連德向北京發電報請辭，拒絕與如此剛愎自用的人共事。經過38個小時的煎熬等待，伍連德意外地獲得了朝廷的留任，而梅尼則被剝奪了官方授命。其中緣由，當然又是歸功于伍連德的“鐵粉”施肇基。心思細密的施肇基還利用伍連德的劍橋醫學博士身份成功游說英國公使幫助取得東交民巷的“太上皇”？ 北京外交公使團的認可。畢竟自視甚高的英國人絕不會承認法國醫學水平比劍橋更高。經過此番風波，伍連德方才獲得東三省防疫工作的最高指揮權，終于可以大展拳腳應對可怕的瘟疫。

伍連德與梅尼的一大分歧是，當前流行的瘟疫是一場普通鼠疫嗎？在抗生素沒有發明的時代，鼠疫被視作最可怕的烈性傳染病之一，死亡率極高。鼠疫的罪魁禍首是1894年日本科學家北里柴三郎發現的鼠疫桿菌。鼠疫桿菌可以借助老鼠等嚙齒類動物身上的跳蚤傳染人類，導致人體淋巴結發炎腫痛，如果不能及時治療，病人三四天后往往會出現敗血癥死去。由于死者因皮膚廣泛出血、瘀斑，尸體呈現紫黑色，所以又有一個令中世紀歐洲人談虎色變的名字？ “黑死病”。今天，我們已經知道，鼠疫的發病形式有兩種：淋巴腺鼠疫和肺鼠疫。前一種鼠疫最為常見，病癥特征是淋巴腺（特別是腹股溝、腋窩和咽喉的淋巴腺）腫大，膿腫不斷發展，流出來的膿有很高的毒性；在后一種鼠疫中，鼠疫桿菌侵入呼吸器官，肺炎不斷發展，幾天之內感染，病人病重而死。兩種類型的鼠疫在不同的季節發生，淋巴腺鼠疫在夏天更常見，肺鼠疫則往往出現在冬天。

伍連德提醒梅尼，這是一場不同尋常的鼠疫。但梅尼先入為主地認為，這不過又是一場屢見不鮮的腺鼠疫，所以當務之急是展開滅鼠工作。但是，他顯然低估了伍連德的科研能力。數日之前，伍連德在哈爾濱的中國轄區傅家店已經秘密地完成了東北地區史上第一次尸體解剖，確認了此次疫情是單純的肺鼠疫。所以防控措施的重點不是滅鼠，而是嚴格隔離確診患者，將他們與不咳嗽的疑似患者分開，同時醫務人員除了注意消毒滅菌，還應戴上口罩，防止病人咳嗽噴出的飛沫傳染。梅尼將伍連德的新發現視作無稽之談，并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不久之后，他拜訪俄國醫院感染了鼠疫，幾天后死亡。

科學組織之勝利

名醫梅尼之死為所有人敲響了警鐘，迅速改變了公眾不以為然的態度。公眾終于認識到，只有認真聽從防疫負責人的警告和指揮才能避免重蹈梅尼的覆轍。一時之間，反應過度的公眾紛紛戴上了口罩。

當時，伍連德還設計了一種利用手術紗布和消毒藥棉制成的有三對縛帶的防疫口罩，前兩對縛帶跟我們熟悉的老式棉口罩相似，最下面一對縛帶由下向上繞到頭頂，保證了口罩不會輕易從面部滑落。后來，這種口罩被稱為伍連德口罩。不過，并不是所有人都掌握了戴口罩的正確方法。就像今天一樣，有的人把口罩松垮垮地掛在耳朵上，有的人則把口罩像護身符一樣套在脖子上。事后來看，這些看似普通的棉紗口罩才是真正消滅疫情的最大功臣。伍連德后來研究證明，肺鼠疫的傳播主要是通過病人喉嚨深處咳嗽出來的飛沫。

伍連德發現了疫情的病理學特征，同時也獲得了中外各界的信任。他迅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防疫措施。當務之急是在傅家店建立嚴格的隔離制度。他將傅家店分為四區，每一區由一位高級醫官負責，帶領足夠的助手對區內房屋逐一檢查消毒，將發現的所有鼠疫患者送到新的鼠疫醫院，家屬及其他接觸者置于隔離營。他還因地制宜向俄國鐵路局借來一百多節車廂，高效節省地改造成既能保暖又便于通風的隔離營。

他還要求醫官們每日向主管醫官呈交疫情報告，以便統計病亡人數。四個分區的居民都要求在右臂佩戴政府分發的臂章，分為白、紅、黃、藍四色。佩戴某色臂章者，可在它所代表的分區內自由行動，但若要進入另一分區，必須經過特別許可。同樣的規則也適用于城外軍事封鎖線，未經防疫局特許官兵不得進出城區。

為了保證隔離制度的貫徹執行，伍連德從長春調來一千多名步兵分組駐守各地，監視陌生人闖入和阻止病人及接觸者逃跑。他還征召600名警察成立警務分隊，接受防疫工作的訓練，協助醫官處理民事工作。伍連德還盡可能地租用那些關閉的學校、撤空的客棧和大車店等建筑，統一改造為四個部分的防治空間：辦公區、消毒站、醫務人員宿舍和接觸者的隔離營。嚴格刻板的規矩雖然復雜，但是運行良好。在隔離制度開始實行的第一個月內，鼠疫死者總人數已達3413，最嚴峻的一天死亡183人，而恰好一個月后，死亡人數下降為0。伍連德興奮地總結說：“此確為科學組織之勝利也！”

百年前“抗疫戰”的影響與啟示

伍連德還有一項防疫措施影響深遠，這就是推行火葬。當時伍連德面臨的一大難題是如何處理堆積如山的尸體。由于天寒地凍，挖土掩埋非常困難，成百上千座棺材被凌亂地扔棄在亂墳場。在伍連德看來，這里簡直就是鼠疫桿菌求之不得的天然冷藏室。一旦天氣回暖，鼠疫桿菌又將通過老鼠、跳蚤等中間宿主制造更為可怕的疫情。經過慎重考慮，他決定實施火葬。但是，此舉極有可能引發當地民眾的憤怒反抗。畢竟入土為安是中國人最古老的信仰之一。伍連德深知茲事體大，一面上奏朝廷，借助皇帝的天威來強制推行火葬，一面邀請士紳參觀墳場，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最后，在朝廷和士紳的聯合支持下，他順利地解決了尸體處理的難題。后來，對染疫而死的尸體采取焚燒火葬的方式逐漸成為慣例，影響至今。

回顧百年前伍連德領導主持的這場防疫大戰，人人戴著口罩的我們會忍不住涌起似曾相識的熟悉感。伍連德在晚年的回顧總結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深刻的啟示。在題名為《“鼠疫斗士”伍連德》的回憶錄中，他這樣說道：

中央政府意識到形勢之嚴重，于開展防疫之各階段，采納訓練有素之醫務行政官的建議，運用諸般科學措施，終于成功將疫情置于控制之下。醫療組織實乃倉促開始，且面對保守如中國之種種障礙，然而其措施，諸如尸體解剖和疫死者之集體火葬等，一經取得北京朝廷之鼎力支持，依然證明其為民謀利之能力。值此時期，朝廷旨意借不斷下達、毋庸分說之“上諭”飭令地方，其聲威遠強于實現共和后之政府。

換言之，伍連德認為庚辛東北大鼠疫的防疫勝利建立在以下三個因素上：專業指揮、權力集中和行動果斷。首先，清政府的各級官員知難而退，主動將防疫指揮權交給專業人士；其次，清政府用人不疑，賦予伍連德全權；最后，面對非常事態，清政府敢于支持伍連德果斷采取非常措施。令伍連德感慨萬分的是，十年之后，東北再次爆發大鼠疫（腺鼠疫）。軍閥割據時代的北洋政府表現糟糕，遠不如昔日病入膏肓的清政府。即使在今天，伍連德總結的這些原則依然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一百多年前的東北大鼠疫為我們留下的經驗和教訓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特別值得一談的是這場鼠疫的起源。探究病菌傳播的起源是每一個細菌學家、病毒學家義不容辭的職責。目前，關于新型冠狀病毒的源頭仍然是眾說紛紜。但是，在俄國科學家的幫助之下，伍連德很早便確定了這場鼠疫的源頭。疫情消滅后不久，他在沈陽萬國鼠疫研究會上公開發布了這個重大發現。這次由清政府主辦的鼠疫研究會大概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來自12個國家的眾多專家學者（如北里柴三郎）應邀出席了此次會議。這次長達26天的會議是名副其實的“勝利的大會”“成功的大會”，不僅為鼠疫研究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學術論文，而且也成功地扭轉了遭受疫情沉重打擊的清政府的國際形象。伍連德作為會議主席，發表了意義非凡的主席報告。他指出，肺鼠疫起源于蒙古旱獺，而不是各地常見的鼠類。

誰挑起了“無硝煙的戰爭”？

借助伍連德的研究，我們可以進一步發現，導致庚辛東北大鼠疫的根源其實是鐵路發展促進的全球化。病旱獺會引發瘟疫已經是蒙古、西伯利亞等本地居民眾所周知的常識。草原地區的各種傳統習俗保證了他們只會獵取健康的旱獺，同時盡可能地遠離病旱獺和感染病患，避免了疫情的擴散。經過至少數百年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鼠疫桿菌、旱獺和人類最后形成了微妙的自然平衡。

但是，隨著1903年中東鐵路的開通，蒙古草原、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地區迅速被納入到日益拓展的全球貿易圈中。這里的名貴特產貂皮成為世界聞名的奢侈品。貂皮的供不應求也刺激了替代品的出現。精明的皮毛商人們將目光轉向了蒙古旱獺。隨著一種新工藝的發明，旱獺皮經過簡單加工后其成色堪與貂皮媲美。不法商人為了牟取暴利，高價收購旱獺皮。闖關東的山東移民們像淘金客一樣搭乘火車紛紛涌入蒙古草原。他們無視草原人民自古相傳的捕獵習俗，逢洞必挖，見獺必殺。鼠疫桿菌、旱獺和人類艱難形成的生態平衡被徹底打破。

鼠疫桿菌沿著鐵路線迅速向人口稠密地區襲來，從滿洲里到海拉爾，從海拉爾到哈爾濱，從哈爾濱到長春，從長春到沈陽，最后擴散至北京、山東。數月之間，五六萬人慘死于這場可怕的大鼠疫中。東北亞地區的交通和商業也損失慘重。幸好科學家在萬國鼠疫研究會上證明了東北大豆等商品不會傳播鼠疫，才使得國內外貿易重新活躍起來。

正如有科學家直言，“對于病毒來說，人類才是病毒”，疫情的爆發總是與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劇烈改造密切相關。從工業革命以來，蒸汽輪船、鐵路和電報推動了全球化的日益加速。眾所周知，全球化為資本、商品和人的高速流通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與此同時，很少有人意識到全球化也帶來了巨大的生態挑戰。一方面是人類居住環境的多樣性正在消失，另一方面是微生物的傳播速度也與時俱進。一旦疫情爆發，世界各地相隔萬里的人們都將面臨危險?？v然死亡率會大大降低，但是嚴格的隔離檢疫措施必然會減緩商品和人的流通速度，從而導致空前巨大的經濟損失。

十九世紀以來，生物科學和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讓人類自信滿滿。徹底消滅各種傳染病似乎指日可待。隨著疫苗的出現和抗生素的發明，曾經威脅人類文明數千年的可怕瘟疫如鼠疫、霍亂、天花、斑疹傷寒、白喉等等紛紛銷聲匿跡。然而，2003年的SARS病毒、2013年的禽流感病毒和如今的新型冠狀病毒卻一次次地為我們敲響警鐘，微生物與人類的生存競爭將是一場漫長的戰爭。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