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志異》在日本的譯介

楊芳靚　李光貞

摘要：《聊齋志異》在最早的青柯亭刻本刊行兩年后，于日本江戶時代隨商船傳入日本。明治時期《聊齋志異》被翻譯成日語出版。日譯本的出現使得日本的閱讀者大量增加。1945年以后開始出現全譯本，之前的譯本也多次再版，《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也進入了新階段?！读凝S志異》對日本文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聊齋志異;日本;譯介

中圖分類號：I207.41? ? 文獻標識碼：A

《聊齋志異》是清末小說家蒲松齡（1640-1715）傾其畢生精力創作的短篇小說集，在其近五百篇作品中，以描寫人類與鬼狐之間的愛情故事為主，寄托了作者懷才不遇的“孤憤”之情，揭露了封建統治社會的黑暗。其作品中豐富的故事類型、鮮活的人物形象，深受眾多國內外讀者青睞。我國的鄰國日本對《聊齋志異》的受容也十分廣泛和深刻，早在《聊齋志異》刊行本出現兩年后便傳入日本，《聊齋志異》不僅深受一般讀者的喜愛，也對日本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本稿擬以傳播學理論為指導，在比較視域下對《聊齋志異》的日本翻譯出版等譯介歷史進行較為細致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廓清他者眼中的《聊齋志異》文學特點，對中外研究者的交流與對話能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

一、《聊齋志異》傳入日本及其接受條件

康熙庚戌年（1670），蒲松齡受寶應知縣孫蕙之邀請前往寶應（位于現在的江蘇?。r創作《途中》一詩，其中“途中寂寞姑言鬼，舟上招搖意欲仙”這兩句暗示著蒲松齡已經開始搜集《聊齋志異》的素材了。自此，他的《聊齋志異》的創作一直持續到七十多歲才完成，共花費四十余年。[1]115-119受那個時代印刷技術的限制，《聊齋志異》在成書初期，主要傳播形式是抄本，主要的抄本有：康熙抄本、雍正抄本、鑄雪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等，因為手抄本傳播起來過于繁雜，所以傳到海外的可能性不大。后來在蒲松齡去世半個世紀后的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由趙起昊等人刻印的《青柯亭刻本·聊齋志異》問世，該刻本具有攜帶方便、易于傳播、保存長期等特點，對《聊齋志異》的傳播起到了促進作用。大約在該刻本版問世兩年后，《聊齋志異》隨商船被帶入日本， ① 這屬于最早傳到日本的《聊齋志異》的版本，由此開啟了《聊齋志異》在日本傳播的篇章。

刻本版《聊齋志異》傳入日本時，正值日本的江戶時代（1603-1868），同時也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時期。當時日本采取閉關鎖國政策，對外只開放長崎一個港口，且僅允許與中國、荷蘭進行貿易交流。在長崎的貿易交流中，日本從中國進口大量的絲綢、砂糖、中藥材以及書籍，而書籍的進口與其他貨物不同，須接受嚴格的檢閱。一般載運書籍的船只抵達長崎港后，書籍會立即被送往一個叫春德寺的書籍檢查室接受檢查，以確定該書是否為禁書，防止書中出現對幕府統治不利的言論。當時負責檢閱的官吏叫“書改役”，他們對書籍的序言、目錄進行謄抄，并對每一頁都要進行檢閱，除內容檢查外，還檢查書籍是否有污垢、損壞以及批改等。[2]1-4在確認無誤后，所進口書籍才能以競標的方式出售給各地的商人、書店，最終到達一般市民手中。由此可見，那時能夠進入日本市場的中國圖書，一是內容須得到日本政府的認可，二是能夠為日本的出版商、書店帶來銷量與利益，《聊齋志異》便是在同時滿足以上兩個條件的前提下進入日本的。進入日本后的《聊齋志異》很快就在讀者中傳播開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日本教育的普及，識字者增多。日本江戶時代，長期處于和平穩定狀態，幕府設立藩校、寺子屋，貫徹朱子學理論，普及教育。當時學校最基本的教育就是對學生進行漢文教育，提高學生的漢文學修養。[2]34教育的普及使得一般市民的識字率提高，對中國文化背景有了較為深刻的理解，使得他們更加喜歡閱讀來自中國的書籍，讀者層進一步擴大，促進了中國文學作品在日本的傳播。二是印刷技術的發展，使得《聊齋志異》的傳播進一步擴大。日本近世以前作品的傳播方式并不發達，上代主要是口頭傳誦，中古、中世主要是抄寫，直到近世，雕刻印刷技術的發達，實現了書籍的大量印刷。與此同時，日本出現了大量的出版商、行商和租書店，一般讀者獲取書籍的渠道變得多樣便利，讀書也成為一種普遍的娛樂、消遣方式，這樣在客觀上滿足了圖書傳播的基本條件。

除以上原因，志怪小說的發達也極大地促進了《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志怪小說在日本文學中具有悠久歷史，日語中一般將其稱為“怪異譚”。①? [2]其內容多來源于佛教傳說、民間故事、異國物語等，幾乎包羅萬象，能夠滿足人們旺盛的好奇心;登場人物從王公貴族到平民百姓甚至是妖怪幽靈，人物類型極其豐富;主題以佛教的善惡因果報應為主，對人類普遍具有的欲望、情感等特質描寫細致準確，能夠引起一般民眾的共鳴。正因如此，志怪小說在日本受到讀者的廣泛關注與喜愛。該文學體裁最早可以追溯到平安時代初期的民間故事集《日本靈異記》（822），后來在平安時代末期出現了《今昔物語集》，安土桃山時代末期出現了《義殘后覺》（1596）等，但是專門把“怪異譚”編成小說且大量刊行出版，又被讀者大量閱讀是近世以后才出現的。追溯起來，這種大量刊行、大量閱讀志怪小說的情況又似乎與中國文學有著深厚的關系——明代志怪小說《剪燈新話》等傳入日本后引起日本讀者對此類體裁極大的興趣，中國文學的影響，加之多年來自佛教“怪異譚”的滲透，這些都促進了該類文學作品的傳播。到了江戶時代中后期，讀者關注的不再是怪異現象本身，而是將興趣更多地轉向了如何解釋怪異現象。而江戶幕府以儒家思想為基礎，施行文教政策。在儒教興盛的背景下，在十七世紀就已出現了理性主義的世界觀，并且以此為依據去解釋妖魔、神佛的變幻、怪異現象，以達到啟蒙大眾的目的。[3]393因此，從日本志怪小說的傳播歷史來看，江戶時代的日本在各個方面都對怪異現象表現出了較高的關注，可以說江戶時代的日本具備了《聊齋志異》的傳播條件。然而，那時受各種條件的限制，《聊齋志異》在讀者中流行的版本一般以手抄本居多，且初期的譯本大都從《聊齋志異》中選取代表作進行翻譯，即選譯本、節譯本較多，但因為是手抄本，譯者等人已經無從考查，所以至今未見到有記載手抄本譯者的文字記載。

二、中期《聊齋志異》的各種日譯本

因為《聊齋志異》的高文學性和有趣性，《聊齋志異》面世之初就產生了很多版本，有研究者統計：“《聊齋》的版本，據初步統計，古今中外約有180多種，其中古籍版本50多種，現代版本60多種，外文版本60多種（注：多為單篇）?！?[4]124而日本多版本的出現則是在明治維新以后。一方面，1868年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開始進行工業革命，印刷等技術迅速發展，出版社紛紛成立，圖書出版呈現出一派繁榮景象;另一方面，“由于《聊齋》已走出漢學家的小圈子逐漸為一般的日本民眾所熟悉，可這些人不能直接閱讀原著，于是將原著翻譯成日文，并作必要的解釋和說明，便成了時代的課題”。 [5]7這一時期，出現了多種《聊齋志異》日譯本，《聊齋志異》的翻譯出版呈現一派繁榮景象，其中1887年至1933年出現的譯本最多，主要譯者有神田民衛、柴田天馬、田中貢太郎等，在1935年至1941年間也有很多雜志刊載了《聊齋志異》部分作品。

1887年3月，東京明進堂出版了神田民衛的《聊齋志異》日譯本，日文書名叫《艷情異史：聊齋志異抄錄》，共收錄《細柳》《王桂庵》《寄生》《恒娘》《五通》五篇作品，這是日本出版社正式出版的《聊齋志異》的最早譯本。從作品選擇上來看，《細柳》《恒娘》描述了溫柔賢惠的女性形象，《王桂庵》《寄生》描寫了癡情的男性形象，《五通》則描述了去除淫亂惡神的故事。神田民衛在選擇作品時以愛情故事為主，比較符合譯本中“艷情異史”四個字，當然，該譯本將小說名改為《艷情異史》，還是為了當作噱頭來出售。這本譯本雖然只有六十七頁，但是作為《聊齋志異》最早的譯本具有很大的意義。在翻譯質量方面，藤田祐賢曾這樣評價道：“譯文用的是意譯而且有譯錯的地方。這是由于神田是在學習經史之余研讀《聊齋》，又年輕，要讀懂原文尚有困難。但是，他的老師或齋對神田譯文的評價是‘中肯綮，尤平夷?！?[6]112因為《聊齋志異》翻譯難度大，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其他日譯本出現，直至大正8年（1919）才出現了第二部日譯本，譯者為柴田天馬。

柴田天馬（1872-1963），自幼學習漢學，在日俄戰爭（1904-1905）期間作為新聞特派員派往中國時接觸到了《聊齋志異》，當時就對這部作品很感興趣，但他開始翻譯已經是十年后的事情了。1914年他被派往當時日本侵略者設在中國東北的“滿鐵”工作后開始著手翻譯《聊齋志異》， [7]219他邊翻譯邊給“滿鐵”公司的內部雜志《讀書會》投稿，在該雜志上連載。1919年東京玄文社正式出版了柴田天馬翻譯的名為《和譯聊齋志異》的日譯本，該譯本共收錄34篇作品。在序文部分，柴田天馬就對《聊齋志異》給出了高度評價：“如果有人問‘中國的稗史小說中最受歡迎的是哪本小說，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聊齋志異》。沒有一本書能比這本書內容更有趣、更精彩了?！?[8]序文1接著他表明了作品的選擇宗旨和翻譯時所采取的策略：“我在翻譯時沒有選擇描寫方面過于露骨的作品和極其精短的作品，篩選出《聊齋志異》中多篇代表作進行翻譯，可以說讀了該譯本就相當于讀完了《聊齋志異》。我在翻譯時直接利用原文進行直譯，同時利用振假名盡可能地嘗試意譯。這種翻譯方法或許會使絢爛奪目的原文變得味同嚼蠟，但這也是我的苦心所在，希望讀者能夠理解?！?[8]序文3

為了把《聊齋志異》的魅力傳達給讀者，柴田天馬甚至自創了一種獨特的直譯 [7]221方法，從他對作品名的翻譯就可以看出其直譯策略的選擇，譯本名與原作名完全相同。該譯本包括以下作品：《王成》《成仙》《陸判》《俠女》《瞳人語》《聶小倩》《阿寶》《竹青》《嬰寧》《嘉平公子》《阿織》《瑞云》《五通》《黃英》《石清虛》《珊瑚》《姐妹易嫁》《青蛙神》《陸押官》《鳳仙》《宦娘》《白子玉》《劉海石》《種梨》《阿英》《畫壁》《狐嫁女》《葛巾》《宮夢弼》《小二》《水莽草》《魯公女》《顏氏》《蛇人》。從作品的選擇上來看，該譯本選擇的大部分是相對較長的作品，短篇只有《瞳人語》《種梨》《蛇人》三篇。從內容上來看，這34篇作品中幾乎包括了《聊齋志異》所有的故事類型：男性與異類美女的愛情故事、贊揚聰明賢惠女性的故事，例如《聶小倩》《嬰寧》《瑞云》《俠女》;揭露人性丑惡的訓誡類故事，例如《種梨》《瞳人語》《嘉平公子》;另外還有與民間傳說相關的故事，如《青蛙神》;癡迷于某個事物的故事，如《石清虛》;關于友情等各種人間美好情誼的故事，如《陸押官》《蛇人》?？梢哉f這些作品均為《聊齋志異》的典型作品。然而，有趣的是，該譯本沒有選擇直接描寫科舉考試的作品，因為日本自古以來并無科舉取士之傳統，這類作品日本讀者閱讀起來有難度，可見柴田天馬在選擇作品時也考慮了日本讀者的接受程度。后來，該譯本作為較為著名的日譯本多次再版。[9] [10]

在柴田天馬的《和譯聊齋志異》再版的大正十五年（1926），日本中國文學大觀刊行會在其出版的《中國文學大觀第12卷》中，收錄了由田中貢太郎翻譯、公田連太郎注釋的《聊齋志異》，該譯本也翻譯了34篇作品。田中貢太郎出生在日本高知縣，年輕時曾跟船去過中國、朝鮮等地的港口，他喜愛中國古典小說，尤其愛讀各個時期的傳奇小說， [11]315，357后師從中國文學研究者天岡領云，由此開始翻譯中國文學作品。頗為有趣的是，該譯本的開始部分是田中貢太郎寫的一部短劇——《涼亭》，以此來代替序文，而《涼亭》的主人公就是蒲松齡。該劇主要呈現了蒲松齡在涼亭中為過路人提供煙茶、收集奇聞異事的場景。其他登場的人物還有蒲留仙、李希梅、葉生、村里的男人、旅者等，而主人公蒲松齡則是一個五十歲前后、身形瘦削的詩人形象。故事開始后村里的男人最先登場，說等待過路旅人的蒲松齡就像等待已逝張公回家的張母，諷刺他的愚蠢與徒勞;隨后登場的是流浪漢葉生，他邊在涼亭品茶抽煙邊給蒲松齡講述周立五在夢中被換頭的故事?？傊?，在《涼亭》中，田中貢太郎描述了一個即使被人取笑、誆騙也依然癡迷于收集奇聞異事、專心創作的蒲松齡形象?！八砸暵犘蜗篚r明的戲劇形式來取代學術性強的序跋，也是覺得比起枯燥的作家作品介紹，更能貼近小說讀者的興趣吧?！?[12]55在作品方面，該譯本翻譯的作品如下：《考城隍》《瞳人語》《種梨》《嬌娜》《成仙》《王成》《陸判》《嬰寧》《酒友》《蓮香》《阿寶》《胡氏》《織成》《竹青》《阿纖》《珊瑚》《五通》《黃英》《青蛙神》《續黃粱》《連城》《汪士秀》《庚娘》《阿霞》《田七郎》《翩翩》《促織》《阿英》《封三娘》《西湖主》《蓮花公主》《小翠》《偷桃》《劉海石》。這其中有15篇與柴田天馬選譯的作品相同，并且田中貢太郎在選譯中也沒有選譯直接描寫科舉制度的作品。而在翻譯策略選擇方面，田中貢太郎則使用了日本人熟悉的口語體，創造出與柴田天馬風格迥然不同的譯本。后來該譯本也多次再版：1929年由東京北隆堂書店再版，1930年改造社將這34篇作品收錄在《世界大眾文學全集·第66卷》中再次出版，1997年明德出版社也再版了這套日譯本。

在1945年以前，《聊齋志異》的翻譯與介紹還多次以雜志連載的方式進行。1935年前后，偽“滿洲航空”出版的“滿航”雜志13、14期上，也連載了《聊齋志異》的日譯本;1940年1月至1941年9月，大阪外語中國研究會編集、寶文館出版的《中國及中國語雜志》上，亦刊登了《聊齋志異》的文白對照文，具體作品為：《陸判》《王六郎》《夜叉國》《水莽草》《妖術》《神女》《鴿異》。1941年至1942年，日本“農業滿洲社”出版的《農業的滿洲》上刊載了柴田天馬的部分翻譯作品，包括《白手玉》《齊天大圣》《阿織》《顏氏》《鞏仙》《瑞云》《珊瑚》《小二》《宮夢弼》《青蛙神》《阿英》;1941年研究社出版的《英語研究33（11）》中還刊登了《聊齋志異》的中日英三語對照。在這一時期，《聊齋志異》被日本市民廣泛閱讀還有一個重要的載體——報紙，“明治大正期間以后有關譯作不斷見諸報刊。由于原作長長短短，便于選擇，故事奇特，宜于在報刊發表，所以《聊齋》的廣泛傳播能夠得益于報刊的發行。日本人好讀報由來已久，都市中每個家庭幾乎至少會訂閱一種報紙”。[12]52由此可見，這一時期《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已經非常深入，出版翻譯的版本也不斷增多。

三、戰后《聊齋志異》的翻譯與出版

1945年日本戰敗后，日本社會開始逐步回歸正常生活。這期間柴田天馬完成了《聊齋志異》全譯本，這是日本的第一部《聊齋志異》全譯本。傳播學理論認為：“語言是人類傳播活動中最最重要的符號中介?！?[13]103這樣，全譯本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聊齋志異》在日本的傳播。增田涉、村上知行、立間祥介等譯者也開始著手《聊齋志異》的新譯，《聊齋志異》的翻譯出版進入一個新的繁盛期。

1951年至1952年，創元社出版了柴田天馬翻譯的《聊齋志異》（全十卷）：第1卷·嫦娥之卷、第2卷·仙人島之卷、第3卷·成仙之卷、第4卷·公孫九娘之卷、第5卷·小翠之卷、第6卷·俠女之卷、第7卷·鳳仙之卷、第8卷·花神之卷、第9卷·紅玉之卷、第10卷·天宮之卷。這十卷日譯本的作品順序沒有遵循原作各篇的順序，至于其原因，柴田天馬在出版序中這樣寫道：“《聊齋志異》中前十二卷都是類似于中短篇小說的作品，但從十三卷開始則都變得極為簡短，如果這樣難免會給讀者以龍頭蛇尾之感。本書將十三卷以后的作品插入到十二卷之前的各卷中，并重新進行了排序。以使讀者讀起來有大珠小珠落玉盤的感覺?！?[14]7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該譯本雖然稱為全譯本，但因為“異史氏曰”部分中儒家訓誡要素較多，該譯本采取了省略，未翻譯成日文出版。

此后，柴田天馬翻譯的《聊齋志異》多次再版，有的出版社選取其中的一部分，有的出版社則再版其全譯本。例如1955年修道社出版了《定本聊齋志異》（全6卷），同年，中央文藝社出版了《簡明本·聊齋志異抄第1卷（妖艷怪奇）》，該譯本共收錄23篇;1955年至1957年角川書店出版了《全譯聊齋志異》8卷;1967年至1968年修道社則對《定本聊齋志異》進行再版;而1969年至1970年，角川書店把《全譯聊齋志異》縮為4卷再版;第三書館在2004年和2007年分別出版了《聊齋志異全譯全一冊·珍藏版》《聊齋志異全譯全一冊·大字版》;2012年筑摩書房也對《和譯聊齋志異》進行了再版。由以上多次出版、再版來看，柴田天馬的《聊齋志異》譯本深受讀者歡迎。

雖然全譯本已經面世，但由于《聊齋志異》魅力巨大，此后不斷有新的譯者加入進來，增田涉（1903-1977）就是其中之一。1931年，增田涉在上海受教于晚年的魯迅，并學習《中國小說史略》課程，后來與日本著名作家佐藤春夫一起出版了《魯迅選集》，開始正式譯介中國文學。1946年，他翻譯的《聊齋志異》中的《花妖》刊登在吉昌社出版的雜志《桃源（1）》上，1947年新流社出版了增田涉的選譯本《聊齋志異：中國的一千零一夜物語》，該版本在1952年由角川書店再版發行，其中收錄了18篇作品：《胡四娘》《竹青》《香玉》《石清虛》《黃英》《胡四相公》《連瑣》《劉海石》《促織》《郭秀才》《阿英》《余徳》《綠衣女》《彭海秋》《陸押官》《張鴻漸》《偷桃》《蛇人》。對于譯本的特點，千田九一在研究了增田涉與柴田天馬的譯本后曾指出：“柴田譯本很大程度上活用了原漢字表達，同時靈活使用了假名;而增田涉的翻譯感覺更加準確、用詞更加規矩”。 [15]41-42

1946年，光文社出版了村上知行（1899-1976）翻譯的《聊齋志異香艷抄》，共收錄20篇作品;1949年東西出版社出版《聊齋志異·上卷》，共收錄村上知行翻譯的30多篇作品。村上知行出生于日本福岡，曾擔任過《九州日報》記者、劇團作家，期間喜愛中國文學并自學了漢語。1928年，村上知行前往上海，1930年以后居住在北京，發表了許多關于中國的評論報道，漢語水平很高。村上知行選擇的翻譯作品與增田涉所選的作品重合的較少，翻譯作品如下：《畫壁》《人妖》《伍秋月》《天宮》《丑狐》《宦娘》《犬燈》《廟鬼》《牛疒》《竇氏》《績女》《咬鬼》《邢子儀》《丐仙》《水莽草》《跋》《考城隍》《種梨》《長治女子》《陸判》《花姑子》《野狗》《董生》《申氏》《安期島》《素秋》《勞山道士》《瞳人語》《畫皮》《酒友》《鳳陽人士》《杜小雷》《浙東生》《荷花三娘子》《畫馬》《柳秀才》《姚安》《房文淑》《泝水秀才》《單道士》《瑞云》《僧孽》《武考廉》《嬰寧》《查牙山洞》《荍中怪》《雙燈》《龍飛相公》《馮木匠》《河間生》《杜翁》《商三官》《蘇仙》《死僧》《秦生》《王六郎》《白秋練》《聶小倩》。

1967年浪速書房出版了磯村謙翻譯的《聊齋志異》;1970年新人物往來社出版了上田學而翻譯的《聊齋志異·上下》;1977年さ·え·ら書房出版了丸山松幸翻譯的《清代的怪異小說：聊齋志異》;1988年國書刊行會出版了中野代美子的譯本《聊齋志異》;2009年明治書院出版了由竹田晃與黑田真美子合編的《中國古典小說選9——聊齋志異（1）》《中國古典小說選10——聊齋志異（2）》，這兩部《中國古典小說選》各收錄了《聊齋志異》中的23篇作品。除大量的個人譯者翻譯由出版社出版外，出版社也組織翻譯者來翻譯《聊齋志異》。平凡社在1958年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全集》中，第21卷為《聊齋志異·上》，第22卷為《聊齋志異·下》，翻譯由增田涉、松枝茂夫、常石茂、古瀨敦共同完成，兩卷共翻譯494部作品，該譯本1963年再版，此后該版本又在1970年和1971年收錄進中國古典文學大系第40卷、41卷并重新出版。1973年，該版本再次被收錄進奇書系列出版;2009至2010年改版為《聊齋志異：中國怪異譚》（全6卷）出版。

距今最近的《聊齋志異》日本翻譯者應為立間祥介（1928-2014）。立間祥介一直在慶應義塾大學擔任中國文學教學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典文學，并翻譯多部中國文學作品。1997年他所編譯的《聊齋志異》由巖波書店出版，并于2010年再版發行，其實，1997年巖波版的《聊齋志異》為方便攜帶的文庫本，分為上下兩卷，立間祥介從《聊齋志異》中精選了92篇作品進行了重譯。

“任何個人或組織所發出的訊息，只有最終到達受眾的頭腦之中，才能說真正完成了一個傳播過程”。 [13]103綜觀《聊齋志異》傳入日本的歷程，從最初的選譯本到后來的全譯本，一直到后來多名翻譯者加盟，特別是近年來不斷有新的譯者加入，出版社也多次出版、再版，這些翻譯出版活動都力證了《聊齋志異》在日本讀者中的高歡迎度和深接受度?！皬奈膶W歷史的發展來看，文學家們常借作品表現自己的理想和志趣，……促使讀者聯系社會現實從而激發人們的思考，通過多種多元方式的傳達，前所未有的廣泛傳播，從而推動社會思想的進步”， [16]71這也是文學的最大魅力?！读凝S志異》不僅深受日本讀者喜愛，日本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如芥川龍之介、太宰治、安岡章太郎等人在創作時直接從《聊齋志異》中取材，創作了許多優秀的“翻案”作品，由此可見，《聊齋志異》對日本文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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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景曉璇）

收稿日期：2020-07-25

基金項目：本稿為山東省研究生教育聯合培養基地項目“山師大-鹿大研究生實踐創新中心”（SDYJD18021）、國家重大招標項目“莫言文學道路與中國文學的變革研究（13&ZD12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楊芳靚（1993-），女，山東淄博人。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日本文學與翻譯;李光貞（1962-），女，山東濟南人。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文學博士，碩博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日本文學與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