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江湖

兒時燈火：禮士胡同

東四南大街路東的一條胡同，東口在朝內南小街。

我曾經對蕭乾說起，我出生在東四禮士胡同，蕭乾當時一個直接的反應，是說：“那是一個有錢人住的胡同?！蔽抑浪讜r居住在東直門“門臉兒”，平民甚至貧民聚居的地帶，對貧富差距極敏感，雖歷經半世飽覽過歐美的富庶生活，也不能改變根深蒂固的判斷。以致我都有點后悔向他提起什么禮士胡同。

那個古稱“驢市”的胡同，的確早已一掃幾百年前的驢市景象，都說乾隆時候的劉墉（石庵）宅邸就在這里，能想象一個內閣大學士卜居驢市嗎？說不定就是從他那時候改叫“禮士”胡同的。

這條胡同路南路北的住宅，倒是都比較齊整。我家的兩重院子，相比是不成格局的，也久未修繕刷漿髹漆，顯得破落，這所把著石碑胡同口的住宅，是早年從一個張家大院劃出的東南一角，我出生直到我離開，門牌都是“22號旁門”。

緊靠的石碑胡同，是我所知北京三個石碑胡同之一。確有所謂石碑，豎在胡同南口對面南墻根，一米多高，半埋在土里，上書“泰山石敢當”。這小小石碑不礙事也不惹眼，至今應當還在。短短的石碑胡同，實存而名亡，里面幾個門都劃歸禮士胡同了。我家東墻外，隔著一條石碑胡同，是一家大宅院，后來我聽說是陳叔通的弟兄的產業。從我們院里可以望見他們院里一棵蓊郁的大樹的傘蓋。不記得是姐姐還是哥哥，曾經指著那棵樹頂的枝枝杈杈，說像一個“好”字，我幼小的心里就記住這一命名：“好字樹”。

也是后來，20世紀的90年代，有一篇文章說，張自忠將軍在盧溝橋事變中古城失守后，曾在禮士胡同某家宅院里隱蔽數日才南下的。那也當在我家以東，是我不大走過的。

我上學往西行，除了大門小門大院小院以外，總要經過兩處日本人占住的地方。南面有個平常開著門，亮出一片草坪的大院，樓房隱在后面，很少見人出入，綠草修剪得平平的，門柱上掛著的牌子上寫著“天理教”。我至今不知道“天理教”在日本是個什么教派，更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沒聽說來傳教，那又到中國來干什么？

快到西口路北，有個小院，平平常常的，沒什么稀罕，稀罕的是一溜南屋臨街的外墻，故意用“洋灰”糊得坑坑洼洼、麻麻黦黦的，星星點點嵌著一些巴掌大的蚌殼，太陽一照，閃耀著肉色的光。這里走出走進的是年輕的日本女人，都穿著一身花的和服，白襪子，木屐。門開時，看這個院落比胡同低矮，門關了，低矮的門楣上寫著兩個漢字中鑲一個假名——“花の家”。也是許久以后，我才懂得這里住的都是軍妓——日本軍隊的行伍之“花”。這胡同里還有一處，是日本侵略者帶來的：白面兒房。鳩形鵠面、破衣爛衫的中國人在那里出入，吸鴉片，抽白面兒，日久天長成了街頭的“倒臥”。

但“倒臥”不一定都是吸毒的或要飯的，我認識兄弟兩個拉洋車的五六十歲的老人，經常把車?？吭谀舷峦蒈嚳谏?。我上學坐過他們的車。后來我見其中一人不拉車了，越來越委頓，越來越襤褸，秋冬坐在北墻下曬太陽。有時就坐在“迪威將軍”宅邸布滿銅釘的紅漆雙扇大門前，這樣的大門并列有三，很少開啟。也沒有門房趕走那個拉洋車拉不動了的老人，直到他從這人間消失。

我所謂的“迪威將軍”宅邸，1949年后一度成為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館。據近年有些文字資料，它曾經屬于什么鹽商，沒有提到過什么“迪威將軍”。此說聞之于我的母親，她是20年代定居在禮士胡同的，她說這個宅邸的主人是海軍中的將領，那該是北洋海軍。袁世凱為了羈縻有實力的軍人，封了一批將軍，都是“×威將軍”“×威將軍”，我看到一個名單，偏沒有“迪威”二字，不知道是否在海軍中另搞了一套，不過，我無意去做這份考據了?？磥砟赣H從鄰里處耳食之言不足信。

小學春秋：王府井大街

王府井大街，無論它的沿革，還是它風貌的變遷，都可以寫成書，不止一本。但那不是我的工作。

在沒有改造成步行街之前，它兩側的店面，雖略有興替，但總的格局維持了幾十年大致不變。

路西有個一間門面的瑞士鐘表店，是我印象最深的一家。我并沒上那兒買過鐘表，也沒在那兒修理過鐘表。只因為我知道這家店是我們育英小學（敵偽統治時一度改稱為燈市口小學）的郭先生家里開的。

郭先生名宗淵，他不教課，但管理“兒童生活園”。名為“園”，并不是露天的園地，而是高臺階上一個大開間的廳堂，類似圖書閱覽室。每逢下課，兒童生活園的擴音器里就傳出唱片上的音樂：校歌或其他我們熟悉的樂曲。

從小學二年級起，就可以辦借書證，下課后到兒童生活園借書回家，每證一冊，借期一周。生活園中有一半地盤設短腳桌椅，可從架上隨意取閱報紙雜志。另半間，用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的玻璃書柜隔開，里面順墻排放著書架，分類陳放著薄薄厚厚的兒童少年讀物。自己選好書以后，拿到“萬有文庫”書柜一頭把口坐著的郭先生那里，他把書里的書名卡取出，跟借書證用曲別針夾在一起，放進卡片柜，從周一到周五分成多格，該星期幾還書的就插進哪天的格子;然后再在書的封三處蓋章，章上是應還書的年月日?？醇由w的日期章多少，就知道有多少人先于我讀過這本書了。

我最初一批課外讀物，主要是從郭先生手里借閱的。家里有時也給我們買書，一年不過一兩次罷了，就像壓歲錢，哪能指望經常不斷呢。

郭先生總是穿著一身長衫，灰色的或藍色的，冬天則是棉襖或皮襖。他不多言語，但我敬重他，因為我喜歡他管理的書;他好像逐漸熟悉了經他手借書的孩子，雖然也不說什么，但我們從他的眼神看得出他的善意。

1947年春，我已經離開這個學校三四年，自以為不是小學生了，有一天路過燈市口就想進油房胡同回母?？纯?。并沒受到阻攔，一徑走進兒童生活園。全校都在上課，兒童生活園里，只有郭先生一人，我叫郭先生，他還認得我，并且像跟大人說話一樣，跟我這個十四五歲的“老校友”談天。談些什么我全忘了，談過以后我也沒再去校園的別處看看，就走了。

從這回以后，也沒再拜望過郭先生。1956年，瑞士鐘表店當然也“公私合營”了，不過郭先生似乎還繼續在小學里供職。到了80年代，聽說他已退休，搬了家，可能是住到兒女的宿舍去了，便離開了王府井鄰近瑞士表行的舊居。

每想到童年，想起童年的讀書生活，我老想問候一聲：“郭先生，您好！”

少年哀樂：太廟圖書館

太廟在天安門之東，與西邊的社稷壇—— 中山公園遙遙相對。中山公園是民國年間向公眾開放時的命名（日本占領期間忌稱孫中山，一度改名中央公園）。公園一進門正面的漢白玉牌坊，是1900年義和團殺德國公使克林德后，清廷被迫在東單牌樓以北豎立以示道歉的?！耙粦稹钡聡鴳饠?，移入公園，榜書“公理戰勝”，這對積貧積弱、戰后猶被宰割的中國人來說，很有點阿Q意味。1950年或1951年改用郭沫若題“保衛和平”四字。保衛和平固然不錯，公理戰勝又有什么不好？也許因為當時對第一次世界大戰按權威解釋是帝國主義戰爭，雖說從中挽回一點面子也不值得矜夸吧。不知是誰的決定，顯然不是公園管理處做得了主的。

差不多同時，太廟也改稱北京市勞動人民文化宮。

我小時卻只知那叫太廟，是明清皇帝祭祖的地方（不知清朝入關后，把明朝皇家的祖宗神主牌怎么處置的）。哥哥燕平常在星期天去太廟的圖書館讀書。他1947年初離開北平以后，我有時也去那兒借閱圖書。

記得頭一次去，是從《辭源》查出《夸父逐日》的故事出自《列子》，家中無此書，便想到太廟，一去果然借到，手續簡便。以后也去借看現代書籍，胡適的《四十自述》、戈公振的《中國報業史》，就是在太廟看的。

進太廟正門，往東拐，一小院內，一排平房，貌不驚人，按現在的習慣應該叫做閱覽室，但卻藏有時下一般閱覽室所沒有的古籍。管理員似只一人，室內雖在星期日也坐不滿，十分闃靜，唯日光射入南窗，無聲移動。

若不是社會的動蕩吸引我的參與，我是很依戀這個讀書環境的。后來想想，以北平之大，為什么這個好去處竟只有稀稀拉拉的訪客？也許當時真正的讀書人全都家有藏書，家里無書的也就不找書讀了吧。

1951年籌辦“首都介紹”節目，曾經查閱過一些資料。明初為了修建太廟，從這一帶趕走了幾百戶平民?？梢娮辖且灿袀€逐步形成擴大的過程。今天太廟所遺除三大殿外，最可貴的是一片蓊郁的松柏樹林，每棵都是合抱古木，樹齡在五六百年。那時有一張藝術攝影，一群幼兒列隊從這里的高高古樹下走過，題為《老樹新苗》。

也是在1951年，三大殿舉辦規模盛大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展覽會”，熱鬧恍如集市。展覽會現場廣播站有一兩位年輕女播音員本是中學生，就此被選到了中央臺工作。

太廟成了勞動人民文化宮，那幾間圖書館不知是否還在，那里的藏書不知無恙否。

青春蹤跡：俄文夜校

1949年11月，有一天梅益同志叫我到他辦公室，說：“中蘇友協辦了一個俄文夜校，給我們兩個名額，你和劉淮去吧?！?/p>

開學典禮在育英中學高中部舉行。1948年暑假我才離開那里，傳說是嚴嵩府。

那天到會講話的有閻寶航和羅叔章。他們的官銜我沒鬧清，我當時只知閻寶航是東北籍知名人士，在大后方就從事中蘇文化交流活動;羅叔章女士是那種典型的從職業婦女中產生的社會活動家，出口成章，說話得體，看得出十分歷練潑辣，后來聽說她當時任政務院副秘書長。我原以為她是黨外人士，如確任此職，那就和閻寶航一樣是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了。

正式開學是在石駙馬大街（今名新文化街）一個借來的女中校舍，但頭一天就遇到停電。后來轉到燈市口育英中學，先在初中部臨街的教室，接著固定在了高中部頭一進院子的教室。

我每天下午一下班，匆忙吃過晚飯，就騎自行車從西長安街飛馳到燈市口，冬天一路昏昏燈火，有時還會冰雪載途，夏天太陽還沒落，總要大汗淋漓。一直學了一年多，到1951年初有個什么借口，我就輟學了。在俄文夜校學得的俄文單詞，如今已所記無多，只是還認得字母，能拼讀出來。不過當時上課的情景歷歷在目。我們班的老師是丘琴，班上的方成、鐘靈在此期間已開始合作，畫國際題材漫畫，主要是配合抗美援朝宣傳，用漫畫武器打擊杜魯門、杜勒斯、麥克阿瑟和李承晚。歌頌的對象不多，記得有一個是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

辦俄文夜校，如同當時廣播電臺也辦俄文講座一樣，一方面是貫徹執行“一邊倒”的政策，一方面也適應人們自發地了解蘇聯的需要。俄文熱形成一時潮流，連我母親也通過廣播學俄文，她顯然沒有任何功利目的。而我，或者還有不少像我一樣的年輕人，卻是因為喜愛俄羅斯和蘇聯的文學，沒有堅持學到底是另外一回事。葉至美女士也在我們班上，她已經用英文譯出了亞美尼亞作家的小說《薩根的春天》，她把俄文當作第二外語學，會比我這樣的“半拉子”順利也見效得多。

在夜校結識的另一位朋友叫藍英，藍英是他從北平到解放區去時改的名字，人如其名，英氣逼人。這個二十四五歲的小伙子，原先的地下黨員，現在的技術人員，總穿一套工作服，寬寬的肩膀，坦誠痛快，我們很快就推心置腹，無所不談。他是我在50年代接觸的人里最早打破思想禁錮，正視西方先進，且不諱言中國落后的人。反右運動一來，我就截斷了同他的聯系，他雖沒戴上什么帽子，該也變得“謹慎”了。

丘琴先生和我在夜校時只是師生關系，沒有個人交往。1957年11月初，他忽然打電話來，原來他在中蘇友協總會接待蘇聯訪華的團體，其中有一位蘇聯對外文協的布洛夫點名找我。因我在當年春天隨團訪蘇時布洛夫基本上全程陪同，相處甚洽。這讓我為難了。那時所在單位的反右派運動正在“深入”，已經以支部擴大會的形式對我連續批判，但我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不愿對丘琴直說，只是支支吾吾，請他找借口說我不在北京，避而不見。

事過多年后，丘琴先生一定原諒了我。80年代我們見過面，并曾互相贈書。直到90年代末，他自費印刷了他譯的《蘇聯詩選》增訂本，還寄給我留念。我寫《說起〈祖國進行曲〉》一文，就引用了其中的材料。

唉，蘇聯，蘇聯和俄羅斯文學、詩歌，中蘇友好，俄文學習，俄文夜?！曳路鸹氐节s赴夜校的途中，沿路時而燈火輝煌，時而燈火闌珊，一閃而過，50年真像一個捉摸不定的夢。

中年歌哭：二七劇場

二七劇場在二七劇場路：這像是同義反復。其地在復興門外大街北側，三里河路之東。這個劇場離廣播電臺不遠，離我住的真武廟電臺宿舍更近，但仔細回想，我也只去過幾次而已。

二七劇場屬于鐵道部，大約是1958年“大躍進”后修建的。我從勞動改造的場所回來，不幾年就開始“文化大革命”;這幾年里，不用說我沒有進劇場的心境，就是有了閑情，也沒有什么好看的。文藝界在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后，動輒得咎，還能放開手腳創作、演出什么新節目呢？

1961年的秋冬，我在電臺文藝部資料室打雜，從廣告上看到鐵路文工團排了李劫夫的歌劇《星星之火》，決定去買票看看。

我那天草草吃過晚飯，就到二七劇場去。票好買。我來看這歌劇，不是來接受艱苦奮斗的教育，而是因為劇的主演是呼延生，呼延生是我十多年前的小學同學?？讖S小學男女不同班，可我一轉學到那兒就聽說有個女生唱歌特別好，名叫“胡燕生”，后來才知道她雙姓呼延。從1945年日本投降，我們小學畢業至今，一晃16年過去了。

右派斗爭高潮之后，我已經被潮水擱在淺灘上，等待著茫然不可知的命運安排。偶然的機緣看了電影《柳堡的故事》，一曲宛轉的卻時而激越的長歌打動了我：“九九那個艷陽天吶哎喲，十八歲的哥哥坐在小河邊……十八歲的小戰士要走上前線了，風車在河邊吱呀呀地轉，你何時回還……不回還……回還……不回還……”

命運不由人啊，還真是個問題。

接著去十三陵，去滄縣，去黃驊，我心里重溫著這支歌，喉嚨里常就哼了出來。盡管我不是“十八歲的哥哥”了，盡管自知身份也不是革命戰士。

這支歌，還有那首夏威夷的《驪歌》，成了那段歲月里與我生命相伴的“主題”歌曲。

后來我才知道，聽過許多遍的《九九艷陽天》就是呼延生的錄音。

這回我要從舞臺上一瞻呼延生的風采，久違了的有一副嘹亮嗓子的紅臉蛋小學女生，經過科班訓練，曾以民族唱法把一曲《艷陽天》唱進了多少人心里，果然，又在《星星之火》里唱響了“革命人永遠是年輕……”

當時，聽梅益說“人民的物質生活匱乏，應該讓他們的精神生活豐富一些”，這顯然也不是他的發明，而是在收拾大饑荒殘局，“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過程里，文藝方面醞釀“八條”“十條”時的共識。人們余悸猶存，也許認為革命歷史題材比較保險吧。我看著臺上的《星星之火》，心思跑到戲外，像我這樣想的恐怕不止我一個。

再一次到二七劇場去，是1962年3月下旬，看中央實驗話劇院《葉爾紹夫兄弟》一劇的連排。那天田漢也被導演孫維世請來了，連排結束，田漢被請上臺跟演職員合影。我看見田漢始終一言不發，而且臉色難看，一絲笑容也沒有。在這個戲即將內部公演的喜慶氣氛里，在性格爽朗的孫維世嘻嘻哈哈的襯托下，這就顯得非常奇怪。是田漢年老有病過度疲勞了，還是他同孫維世他們極熟，可以不必拘禮強打精神？抑或他對這一改編不滿，以他劇作等身的宏富經驗，實在看不上此劇的改編和導表演？……我當時這樣尋思著，根本不可能認識到，這個雖有生活氣息，卻意在追懷斯大林，對揭露個人崇拜持反對態度的戲，出現在與赫魯曉夫爭論明朗化的時刻，對中國意味著什么。也許田漢是當時在場的唯一一個意識到這一點的人，但形格勢禁，不容明言，他既不便在人們興頭上潑冷水，更不能再加油打氣，這就是他緊鎖雙眉的為難之處吧。

甘苦之外：北池子

這條街在東華門大街路北，緊靠紫禁城。

20世紀80年代，我上北池子，多半是從南向北去沙灘、美術館時路過，原路返回時，又多半到北池子南口，西折過東華門前，沿著文化宮后河，經午門再沿著中山公園后河，過西華門進南長街……沒走過這條路的人不知道，這是紫禁城南墻根的一條路，過去汽車少，常是靜靜悄悄的，路邊柳樹傍著灰色的城墻，春夏秋冬，早午晚，微雨或雪晴，都是北京城里最美的地方。

我后來讀秦兆陽散文，發現他也愛到這里散步，在他身體還好，腿腳還靈便的時候。他住在北池子二條路南一個獨門獨院里。他在世時我來探望他，他總是坐在南屋里，看書寫字，煙好像戒不掉，但又胸悶呼吸不暢，就用一個負氧離子發生器，制造點海邊森林草地空氣清新的幻覺。有位老先生可能比我來得勤，那就是李清泉?！度嗣裎膶W》1957年7月那一期特大號，就是他和秦兆陽兩人“炮制”的。頭條是李國文的《改選》，接著有宗璞的《紅豆》，豐村的《美麗》諸篇，仿佛也還有黃秋耘的短論。從頭年的4月號起，《人民文學》已經先后刊發了《在橋梁工地上》《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本報內部消息》，秦兆陽本人又發表署名何直的大文章《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所以叫大文章，不僅以其長，且因它在當時打出現實主義的旗幟，向表現為公式化概念化圖解政策粉飾現實的文學傾向挑戰。

二十多年后歸來，秦兆陽已滿頭華發，不復當年在東總布胡同二十二號院里談笑風生、倜儻不群的神采了。他大約僅在80年代初跟一群作家有一次黃山之游，后來體弱多病，又急于把蘊蓄已久的長篇《大地》寫出，便不再外出了。

黃秋耘在70年代、80年代之交寫了名篇《丁香花下》，回憶“一二·九”運動后一次游行隊伍被打散，他逃進北池子一條橫胡同，一家住戶的一個中學女生為他包扎了傷口。他說，就是像秦兆陽家這樣的小院，說不定就是這個小院呢。但四五十年過去，早已“人面不知何處去”了。當時秋耘雖上了清華，也還不到二十歲。到了遲暮之年，回憶那位文靜的小姑娘，把他滿是塵土血污的衣服洗凈，還給他那唯一的約會，不勝惆悵。如今又是二十年過去，秋耘不久前也病逝了。

秦兆陽這個小院是他50年代置下的私產。在反右派運動前一兩年，北京作家如艾青、周立波、蕭殷都買了小院自?。ㄊ捯?958年外調廣東，他在趙堂子胡同那個小院就轉賣給了臧克家）。后來經過幾十年的風風雨雨，秦兆陽一家從廣西回來，還能住進原來的住宅，但因屬私房，無力修繕，確也帶著風吹雨打的傷痕殘跡了。

在一切崇尚“一大二公”的年代，只有房管部門有瓦工木匠。在人們心目中，私房恰如大海中的孤島，遲早要收歸國有，即使房東有經濟能力，想要修繕，找人買料都困難重重，多半只能眼看著它一天天爛下去，何獨秦兆陽家如此。因為沒有暖氣和衛生設備，保暖的條件差，著涼的“機會”多，秦兆陽一入冬就開始犯病，后來體質越來越差，開了春也好不了。曾經向所屬單位申請，哪怕是找有暖氣和衛生間的房屋借住過冬……但直到病逝，這個申請還壓在行政部門沒有解決。

北池子一帶，據說為保存古都風貌，列名重點保護街區，大概是不會建高層樓房的了。像秦家小院以及還不如它的平民住房，今后的命運是什么樣呢？

（選自《胡同里的江湖》/邵燕祥 著/北京出版社/ 202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