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爾袞的身后是非

清初諸王身后的哀榮，沒有一個抵得上多爾袞。

順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多爾袞逝世，清廷追尊為“懋德修道廣業定功安民立政誠敬義皇帝”，廟號成宗。

順治八年（1651年）正月十九日，義皇帝及其妃義皇后，同袝于太廟。禮成，覃恩赦天下。

與此同時，順治以多爾袞的近侍蘇克薩哈、詹岱為議政大臣。

二月初十日，蘇克薩哈、詹岱等就告發多爾袞生前種種罪行，還說多爾袞曾與何洛會等共定逆謀，因出獵延遲未及實行。都統譚泰也揭發多爾袞納肅親王豪格之妃，并令豪格子至王府中較量射擊，何洛會還以惡言辱罵豪格子。

于是以鄭親王濟爾哈朗為首，會同巽王滿達海、端王博洛、敬王尼堪及內大臣合詞追論多爾袞之罪。滿達海等三人，在順治七年八月間，都受過多爾袞的處罰，這時恰好有機會報仇了。

多爾袞一死，何洛會即知靠山已倒，曾對錫翰說：“今上親征，兩黃旗大臣與我相惡，我昔曾首告肅王（豪格），今伊等豈有不殺我而反容我耶？”何洛會的下場是被凌遲處死。其弟胡錫，明知其兄種種逆謀，不行首告，亦被處死。因阿附多爾袞而被處死的，何洛會是第一人。

活鼠勝死王，盡管多爾袞已長眠于地下，他還必須蒙受種種罪名。

但多爾袞在入關前后的汗馬功勞，也是有目共睹，難以抹殺的，因而也有人為他抱不平。

順治十二年（1655年），詔內外大小官員直言時政，居然有個吏科副理事（理事即郎中，副理事為員外郎）彭長庚、一等子（爵）許爾安上疏頌多爾袞之功，并請復爵號，修墳墓，乃下王大臣議論，卻都為濟爾哈朗及貝勒尚善駁斥。

彭說，太宗創業，多爾袞之功為冠。又與諸王堅持盟誓，扶立皇上。

駁詞說，太宗創業，遴選諸王分理六曹，從未推多爾袞功為冠?；噬羡`位，亦非他獨效忠誠。

彭說，遇奸人煽惑，離間骨肉，私謀擁戴，多爾袞卻執大義，立置重刑。

駁詞說，這是因為禮親王代善遣喻多爾袞，言詞迫切，多爾袞懼罪及己，始行舉首。

彭說，當時收拾明疆，關內外只知有攝王一人，皇上遠在盛京，多爾袞若于此時進京，誰能禁之？他卻迎駕入關。

駁詞說，多爾袞克取明疆之前，濟爾哈朗已攻克明之中后所三城。當時北京不過一空城，其他親王也能攻克。

彭說，豪格妃瀆亂一事，愆尤莫掩，然功多罪少，應存議親議故之條。

駁詞說，豪格無故被戕害，多爾袞收其一妃、又以一妃私與母兄阿濟格。此罪尚云輕小，則何罪為大？若說議親，肅親王豪格難道不夠親嗎？

彭說，私匿帝服御用等物，想必由多爾袞傳諭織造，遲早送至御前，只是暫貯王府。

駁詞說，多爾袞侍女已密屬潛置棺內，后經首告而搜出，并非暫貯。

彭說，方今皇上力求安寧，而水旱相繼，似同風雷之警。

駁詞說，多爾袞在日，豈無水旱之虞，而且現在也并無風雷之警，怎能以《尚書·金縢》的故事比擬？

又如援引周公輔成王事跡，尤屬乖謬。周公誅管蔡，因為管蔡通武庚而叛，肅親王豪格難道也曾叛反？多爾袞企圖納肅王之妃，周公曾有這種行為嗎？多爾袞為了建避痘處所，私動內帑，苦累官工，“周公又有此行乎？”駁詞是用十分嚴正態度寫的，卻使人看了為之莞然。

最后，對彭長庚、許爾安的處分是：本應論死，從寬流放寧古塔。

彭、許都是小官，也不是多爾袞的親信，說明當時對“多案”不服氣的大有人在，只是有的人不敢聲張。而原來和多爾袞接近的，說不定掉過頭來反擊舊主了。

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先下諭命內務府修葺多爾袞墓，并準其近支王公等祭掃。其墓在今北京東城區新中街一帶，上諭中說的“塋域之在東直門外者，歲久益就榛蕪，亦堪憫惻”，即指其地。當初占地三百畝，后人稱為“九王墳”。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又曾下諭，諭中有這樣幾個要點：

多爾袞攝政有年，威福不無專擅，諸王大臣不免畏而忌之，遂致歿后為蘇克薩哈等所構，誣以謀逆。

世祖登位，尚在沖齡，未曾親政，吳三桂之所迎，勝國（指明朝）舊臣之所奉，止知有攝政王，假如果萌異志，此時兵權在握，何事不可為？他不在這時因利乘便，直至身后以斂服僭用黃龍袞，指為覬覦之證，于情理不合。

太宗死后，阿濟格、多鐸跪請多爾袞即位，多爾袞堅決不從，又力頌太宗對他的恩育信重，“使王彼時如宋太宗之處心積慮，則豈肯復以死固辭而不為邪說搖惑耶？乃令王之身后，久抱不白之冤于泉壤，心甚憫焉。假令王之逆跡稍有左驗，果出于我世祖圣裁，朕亦寧敢復翻成案？乃實由宵小奸謀，構成冤獄，而王之政績載在實錄者，皆有大功而無叛逆之跡，豈可不為之昭雪乎？”

于是恢復睿親王封號，追謚曰“忠”，補入玉牒，配享太廟，入祀盛京（沈陽）賢王祠。多爾袞失去的一切都得到了補償。諭旨的措辭倒很公平得體，既指出多爾袞的威福自專，又否定他的蓄謀篡逆。諭旨把多爾袞蒙冤的責任全推給宵小奸謀如蘇克薩哈等，而與順治帝及濟爾哈朗等人毫無關系，雖不公平，但在當時，只好這樣說，否則，這一案便翻不成。應該體諒乾隆帝的委曲用心。

說來說去，還是皇帝最有翻案的權力。

（選自《清宮玄機錄》/金性堯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