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防控執政風險的經驗歷程與現實啟示

摘?要：執政風險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執政風險是指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可能危及執政地位的危險與威脅;狹義的執政風險是指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出于決策而招致的發生危險的可能性。執政風險外延寬廣，具有主體關涉、結構二元與結局殊異的特征，并且日漸表現出由單一向綜合、由緩慢演進向加倍增進、由結局平淡向顛覆存亡的轉變。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防控執政風險的歷程經驗啟示我們，新時代要強化黨的風險意識，以科學思維方法消解執政悖論;探索風險防控模式，創新黨治理風險的新范式;加強制度建設，健全黨應對風險的體制、機制;推進自我革命，厚植黨防控風險的主體力量。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執政風險;執政危險;風險防控

中圖分類號：D26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20）01-0032-08

基金項目：2018年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哲學研究”（18KDBL049）。

作者簡介：楊玲（1990-），女，濟南人，中共天津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人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哲學博士，研究方向：黨的建設理論與實踐。

執政風險是各國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不可回避的現實問題。執政風險具有必然性，只要存在執政黨的執政實踐，就必然存在與之相關的風險挑戰;執政風險也具有偶然性，它往往在某些偶然要素的作用下生發、激化。新時代，在風險領域漸次增多、范圍持續擴大、態勢逐漸蔓延的情境下，中國共產黨必須高度重視防控執政風險這一時代課題，時刻警醒自己前進道路并非一帆風順，牢記“越是取得成績的時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謹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憂患”[1]。

一、本質透視：執政風險的內涵與外延

風險概念產生于十六、十七世紀，它最早由西方航海探險家所創造，用來特指航行到達的未知水域[2]17;之后，風險概念逐漸由空間領域轉向時間領域，用來代指不確定情況的發生。后來隨著工業文明的出現與發展，風險愈益與反思性現代化聯結在一起，并作為文明與現代化的產物而“被界定為系統的處理現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險和不安全感的方式”[3]19。其中，風險社會學家烏爾里?！へ惪颂貏e指出在工業文明衍生出的現代性情境之中，風險不僅解構了自身所具有的冒險和勇敢意蘊，而且正在憑借其所可能造成的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而逐漸成為現代社會自我政治化的歷史力量。由此，集結于風險情境下的政治概念、政治地位和政治媒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貝克將這種變化概括為政治系統功能喪失、政治去權威化以及亞政治勃興等幾個方面，并以此為視角向人們做出了振聾發聵的警示——在風險情境中政治有可能走上自我失勢的滑坡[3]279 。

烏爾里?！へ惪说膿鷳n并非空穴來風，特別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貝克的政治警示瞬息之間成為不幸的現實：一些在國際上極具影響力的大黨、老黨先后失去執政地位，如執政長達70余年的蘇聯共產黨、墨西哥革命制度黨與執政30余年的印尼專業集團、日本自民黨等等[4]，政治系統出現功能紊亂與弱化的趨勢。上述執政黨，它們雖然性質不一，喪失執政地位的直接原因也各有殊異，但追本溯源，大都由于難以抵御執政過程中風險積聚滋生的執政危機而紛紛倒臺?！白畲蟮募彪y，無急難之急難也”，斯黨已逝，余音裊裊，對于痛失執政地位的反思終將開啟今日對于防控執政風險的沉思。

（一）追溯本質：執政風險的內涵界定

對于執政風險的內涵，學界目前并沒有統一認識?？v觀學術要覽，學界關于執政風險的界定主要分為“狀態說”“因果說”與“綜合說”三種。狀態說傾向于將執政風險看作是弱化執政黨執政地位，甚至導致執政黨喪失執政地位的某種“可能性”。如樊金山認為執政風險是“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遇到的有可能危及其執政地位的可能性危險”[5];舒艾香認為執政風險是“執政主體在執政過程中遭受損失和負面影響的可能性”[6]。因果說強調執政風險與其誘發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如張浩、張書林、陳仁濤等認為執政風險是執政主體在執政期間面臨的危及其執政地位的潛在性因素。綜合來講，作為狀態說與因果說的集合體，以“觸發因素”與“未來某種可能性”為軸線，將執政風險看作是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引發的執政黨權威弱化或喪失執政地位的可能性（如袁準、肖子良、杜艷華等人的觀點）。

對于執政風險的內涵研究，學界重點突出了執政風險的屬概念——“可能性危險”，并指出了它與其他“可能性危險”之間的三個方面差別，即：“執政黨造成的”“發生在執政過程中的”“弱化甚至喪失執政地位的可能性”。但同時，學界在定義執政風險時卻忽略了三個層面的相互關系，即“風險與危險的關系”“執政與決策的關系”“決策與風險的關系”。也就是說，學界在定義執政風險時對執政風險、執政危險與執政黨決策相互間的關系做了模糊處理，沒有廓清執政風險與執政危險的邊界，而這種邊界模糊則首先混淆了執政黨應對風險考驗的理論前提。

執政風險不同于執政危險，執政風險是未來發生危險的可能性，是難以感知與預測的危險。它以執政黨的決策為先決條件，具有結果的不確定性，即它可能產生如人預期一般的后果與損害，也可能規避這些后果與損害，或者帶來其他類型的后果與損害。而執政危險是客觀存在的、可感知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威脅，它不僅由執政黨的決策造成，也因自然因素與客觀力量的作用產生，且結果具有確定性，即只要危險情況發生，它必然帶來損害與不良后果?；诖?，我們認為執政風險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廣義的執政風險包括執政危險，是指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面臨的危及其執政地位的現實威脅與可能危險。狹義的執政風險是指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面向內部與外部環境而做出一定決策時，存在的發生危險的可能性。對于狹義的執政風險，從歷史本體論的角度看，是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潛在遭遇;從實踐生成論的角度看，是由執政黨的執政決策引發的可能性威脅;從歷史辯證法的角度看，是具有不確定性結果的雙重存在，即執政風險既可能在一定條件下轉化為執政危險，滋生政治危機，也可能在一定條件下客體主體化為執政黨的執政動力、執政能力。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黨防控執政風險的歷程又可細分為三個階段，即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第一階段（1949-1956年）、社會主義探索時期的第二階段（1956-1966年）與十年動亂徘徊期的第三階段（1966-1978年）。這三個階段雖時間跨度較短，但不同階段黨面臨的主要執政風險確有所不同。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執政風險側重于指稱發生危險的可能性，而執政危險側重于指稱客觀存在的現實威脅，在綜合探究三個階段中國共產黨防范化解執政風險的歷程經驗方面，我們傾向于以當時面臨的某一主要矛盾為基點，從“執政危險”與“執政風險”交互疊加的角度展開論述。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執政危險成分要多于執政風險成分，即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客觀現實威脅要多于中國共產黨因執政決策造成的潛在風險。這種執政危險，在外源性視域體現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拒絕承認新中國政府的存在與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并進而企圖扼住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咽喉。在內源性視域則體現為新舊社會更替所必然產生的失序與混亂——經濟衰敗、社會無序、政治混亂等等。歷經這一特殊背景，中國共產黨開啟了自覺并自決探索社會主義、防范并化解執政風險的偉大斗爭之路。反觀這一歷程，其基本經驗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敦促全黨牢記“兩個務必”，為防范化解執政風險筑牢思想基礎。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十分關注黨執政后的執政風險問題。從1945年與黃炎培探討“歷史周期率”問題，到七屆二中全會要求全黨同志牢記“兩個務必”，再到將從西柏坡進駐北平喻為“進京趕考”， 并聲明“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立場。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以對“危險”“風險”“矛盾”與“問題”的強化，激勵并告誡全黨同志要始終保持頭腦清醒，在“危機感”中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始終向上有為。二是恢復發展國民經濟，為防范化解執政風險提供生產力保障。新中國成立初期，千瘡百孔的經濟局面導致威脅執政安全的不安定因素層出不窮。對此，毛澤東指出：“要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10]，并著手改造舊的社會經濟結構。由此，黨和政府領導人民首先打響了“銀元之戰”與“米棉之戰”兩場戰役，在此基礎上實現了物價穩定與國家對財政經濟的統一管理。以此為基點，黨和政府進一步領導人民完成了工商業調整、土地改革與三大改造等等，從而在極大解放生產力與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上站穩了腳跟。三是注重解決黨員干部的本領恐慌問題與作風建設問題，為防范化解執政風險夯實主體力量。本領問題是黨員干部能否勝任執政任務的根本性問題。早在1939年，毛澤東就以“開鋪子”為比喻，指出本領恐慌就像存貨不多的鋪子，取一點少一點，久而久之就會告罄倒閉。據此，毛澤東時刻要求全黨同志要老老實實學習，提高執政本領。與此同時，毛澤東不忘緊抓作風建設問題，開展整風運動。如對于官僚主義，毛澤東指出，這種壞作風一定要每年談幾次，并“一定要創設條件，使這種官僚主義走向它的反面”[11]167。對于“五風”問題，指出“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干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11]220。四是緊抓主要矛盾，化解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匪患風險、失業風險，為防范化解執政風險營造良好的社會環境。五是改變外交策略與外交方針，構建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降低外源性執政風險的發生比率。

（二）改革開放時期黨防控執政風險的歷程經驗（1978—2012年）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這一決策不僅是對新時期“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這一重大思想的實踐落實，也是對釋放社會生機與活力這一歷史任務的生動彰顯。在改革開放中，我國迎來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轉折與全新機遇，但物生有兩，相反相成，改革開放在帶來新機遇的同時，也給黨的執政帶來了新風險與新挑戰。這些風險與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世情變化看，任性妄為的資本邏輯與其裹挾下的經濟全球化大潮挑戰黨執政的經濟基礎，“一超多強”的政治多極化格局及其掩蓋下的不合理國際秩序考驗黨執政的外部環境，文化多元化、文化霸權及其主宰下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挑戰黨執政的思想基礎。二是從國情變化看，一方面原有體制機制的不合理存續與原有決策的消極負作用顯現導致歷史遺留風險出場;另一方面，西方原發型現代化經由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的決策與中國傳統社會激烈碰撞，在改革開放中迸發出多種復雜矛盾與多元問題。三是從黨情變化看，個人主義、利益本位、權力尋租、腐敗現象等問題在黨組織內部及黨員個人之間生發泛濫。

對于上述執政風險與執政挑戰，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并在改革開放逐步深化的背景之下，做出了積極的思想指引工作。對于中國共產黨而言，這些指引既是黨防控某一時期執政風險的歷史經驗，也是黨打好防控執政風險這一長期主動戰的重要法寶。其中，針對世情變化帶來的執政風險與挑戰，提出把“爭取一個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12]752放在首要位置，強調“唯一的辦法是我們自己不亂”[12]778。1982年，鄧小平指出“我們希望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這是“基于我們自己的需要”[13]417。對于這一需要，他在1984年鮮明指出，這就是“我們誠心誠意的希望不發生戰爭，爭取長時間的和平，集中精力搞好國內四化建設”[14]57。為此，鄧小平強調應對國際局勢，“首先中國自己不要亂”，同時做到“朋友還要交，但心中要有數”[14]320，“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14]321。在他的引領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以“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為外交原則[12]861，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以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為目標導向，為中國共產黨執政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創設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針對國情變化帶來的執政風險與執政挑戰，把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放在突出位置。明確“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穩定”[14]284，強調要緊緊圍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推行可持續發展戰略，倡導科學發展觀。針對黨情變化帶來的執政風險與執政挑戰，指出“關鍵是我們共產黨內部要搞好”[14]381，并以改革開放為動力，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主題，著力從經濟、政治、精神文明和黨建等方面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防控執政風險的歷程經驗（2012年至今）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執政風險也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即中國共產黨所面臨的執政風險不再是狹義范圍內因執政決策而招致的孤立性風險，而是廣義視域下復雜交織的綜合性風險。概言之，新時代黨面臨的執政風險主要源于以下兩個方面：從宏觀視域看，主要源于社會發展、資源供給與人民生活需求本質間的不契合[15]。這種不契合反映到具體領域體現為：經濟領域存在全球總需求不振沖擊本國經濟發展，國內總需求不足而產能過剩、經濟發展內生動力不足而金融風險積聚、投資回報率下降而系統性風險易發等重大問題。政治領域存在西方國家的分化、西化，在方向道路上可能出現顛覆性錯誤等風險。文化領域存在錯誤思潮入侵而核心價值觀淡化、西方“主義”泛濫而主流文化虛化、網絡治理無序而低俗文化叢生等問題。社會領域存在公平正義問題、貧困問題、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及其相伴生的風險挑戰。生態領域存在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人與自然關系的失衡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深刻揭示了“當代中國所要解決的矛盾和應對的風險，不再僅僅與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相關聯，而是要對標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所需解決的結構性矛盾和結構性風險”[16]。從微觀視域看，新時代黨面臨的執政風險主要源于脫離人民群眾、理想信念動搖與腐敗問題滋生所帶來的“四大考驗”與四種危險。這些問題、挑戰、風險，從執政相關性上看，如若處理不當，必然引發執政風險，甚至觸發執政危機。

為此，針對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執政風險與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理念與實踐層面積極展開化解工作。理念層面，將執政風險置于風險綜合體的全景視域中，注重以整體性思維看待執政風險問題。其中，基于對社會主要矛盾的全新研判，通過定位、定標、定法，指明防控執政風險的全新歷史方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防控執政風險的全新歷史任務——“要時刻準備應對重大挑戰、抵御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防控執政風險的根本路徑——“全黨同志一定要登高望遠、居安思危，勇于變革、勇于創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團結帶領人民“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17]。強調既要預判風險所在，又要在出現重大風險時扛得住、過得去。既要在“山雨欲來風滿樓”時發揚斗爭精神，提高斗爭本領;又要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中以自我革命推動社會革命。實踐層面，在貫徹理念要義的基礎上，將執政風險問題與國家總體安全問題相聯結。指出必須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18]179，堅守人民初心，加強黨的建設，協調推進“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與“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進而推進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三、方法論啟迪：中國共產黨打好防控執政風險主動戰的現實啟示

“明者防患于未萌，智者圖患于將來”[18]185，新時代，防控執政風險是具有系統性與現實性的重大問題。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防控執政風險的歷程經驗啟示我們，作為執政黨，既要練好內功，提升“內力”，強身固本;也要化“外力”為“合力”，從容應“變”，處“變”不驚。

（一）強化黨的風險意識，以科學思維方法消解執政悖論

執政悖論即執政風險的必然性問題。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盵17]從根本上說，新時代堅持黨的領導就是要充分發揮黨的引領作用，使全國人民在黨的帶領下眾志成城，共創輝煌。然而，黨在跋涉改革險灘、攻克重重難關的過程中，必然遭遇風險、阻力，招致執政悖論，并由此催生新型風險、挑戰。由此，黨必須強化風險意識，以科學思維方法消解執政悖論。其一，黨在執政過程中，應當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18]183。時刻以縱古覽今的“思?！币庾R，自覺自警。其二，面對風險問題，黨應當提高理性思維能力，以底線思維、辯證思維、歷史思維與創新思維相結合的方法，綜合應對。其中，運用底線思維，就是以后顧性思維為取向，預判估算風險發生的最壞后果，以危機最小化為最低防線，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經濟風險演化為社會政治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18]185。運用辯證思維，就是以聯系、發展的眼光審視風險問題，以“兩點論”與“重點論”相結合的原則處理風險問題。在引領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既要認識到作為子系統存在的、社會各個領域內的不同風險，以及在社會整體系統中，不同領域風險間的相互關聯;又要認識到在風險的大系統之下作為主要矛盾而存在的風險，在風險子系統之下作為矛盾主要方面而存在的風險要素，從而站在“國際國內兩個大局聯系的高度”[]107，做到“發展與安全的辯證統一”。運用歷史思維，就是在執政過程中，將歷時態與共時態動態結合、目的性與規律性相互統一，基于歷史視野，探索風險防范、風險發生、風險治理的歷史規律，累積風險防范的過程性與階段性經驗。運用創新思維，就是在新風險、新挑戰面前，克服思維定式，既通曉傳統風險應對的老辦法與軟辦法，又敢于運用新辦法與硬辦法。

（二）探索風險防控模式，創新黨治理風險的新范式

任何類型風險的發生都在一定程度上以執政風險的形式，威脅執政安全。因此，風險治理范式的探索與創新，特別是執政風險防控范式的探索與創新并不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而是在一國執政黨與政府推行既往防控模式基礎上的進一步發展和推陳出新。對于風險防控模式而言，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主要有事前評估預警預防模式、事中應急維穩模式、事后壓力管控模式三種[20]。這三種模式在共時性上雖以事前——事中——事后為邏輯軸線，但在歷時性上卻表現為以某一模式為主、以其他模式為輔的防范形式。如新中國成立初期，風險防控基本以壓力管控為主，黨和政府在面對執政風險及其他類型風險時，一般以國家利益至上與集體利益至上為根本原則，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管控模式。在改革開放之后，黨和政府逐漸意識到傳統模式的僵化與不合理性，開始著手變革風險防控模式，逐漸采取評估預警與應急維穩相結合的范式。但在這一過程中，總體而言，黨和政府是以應急維穩為主，預警預防為輔，而這不免會造成黨和政府在風險面前的被動性。新時代，隨著全面深化改革的進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將風險防控融入總體國家安全觀之中，為我們從理論和實踐上探索“如何創新風險治理新范式”提供了理念指引。一方面，探索風險防控的新范式須將事前預警、事中應急、事后管控相結合，既要強化問題導向與風險意識，提高風險防范的執行力;又要堅持人民主體觀點，將“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思想貫徹到風險防控之中。另一方面，創新政府信任、官員信任、多方合作、風險共擔的治理方式，以共享—共擔—信任—合作為導向，力爭“透過復雜現象把握本質，抓主要害，找準原因，果斷決策”“著力破解各種矛盾和問題”[18]185。

（三）建立健全相關體制、機制，筑牢風險防控的制度保障

制度具有劃定人的活動邊界、規范人的活動秩序、提供人的活動預期與營造人的活動環境的作用[21]115。新時代，面對日趨復雜與更為隱蔽的風險問題，中國共產黨必須注重體制、機制建設，筑牢風險防控的深層根基。一方面，見微知著。在宏觀體制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防控經濟風險的同時，縮小貧富差距，減少社會風險的發生比率。加速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營造以規則公平、權力公平、機會公平為主要內容的政治環境，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度與參與積極性，防范政治風險。完善黨的建設與監督體制，以密切黨群關系為重點，鞏固執政安全。建立健全文化體制、社會保障體制、軍事外交體制，各個出擊，綜合防控。另一方面，未雨綢繆。在微觀機制上，建立風險預警監控機制，結合具體實際，建立較為細致的風險預警指標體系，并以此為基礎，形成層級預警處理辦法。完善風險的動態評估機制，在評估主體方面，做到以“多元主體”為原則，將黨的評估、政府的評估與第三方的評估相結合，提升風險評估的科學性[15];在評估對象方面，堅持以綜合評估為導向，既強化對具有顛覆性風險的重點評估，又同時兼顧對不同領域一般性風險的常態化評估。在評估過程方面，科學設定風險評估的具體目標、評估計劃、實施方案與報告方式等等，確保評估的規范性與客觀性。落實風險防控的協同機制，發揮黨和政府的動員作用，“通過黨政機構間的齊抓共管和社會主體的普遍參與”[15]，形成防控風險的“歷史合力”。健全風險防控的責任落實機制，做到權責分明，避免在風險面前“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的出現。

（四）厚植主體力量，以“敢于擔當，敢于斗爭”的精神推進黨的自我革命

執政黨的執政良莠是執政風險生發與否的關鍵，執政風險既可能因某一執政決策而被化解、規避，也可能因這一決策而逐漸暴露、顯現。因此能否合理決策，在源頭上有效防范風險，在風險生發時有效治理風險，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于“打鐵還需自身硬”。新時代風險問題多樣復雜，為此，習近平特別強調，我們現在所處的是一個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時候，是一個愈進愈難、愈進愈險而又不進則退、非進不可的時候[22]。這個時候，必須進行一些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而這場偉大斗爭，對于黨自身來說，首先則是以問題意識為導向，刀刃向內，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黨更好應對風險問題的主體保障?！案锩笔桥信c建構的統一。自我革命首先要求黨切實抓好自身建設，提高思想建設、制度建設、作風建設、組織建設與反腐倡廉建設的水平，防范作風致險、腐敗致險、制度致險的可能性。其次要求黨自我省思，切實進行本領革命與觀念革命。本領革命，即黨不僅要加強一般性能力建設，推進黨員干部克服本領恐慌;還要強化專業性能力攻堅，培育“術業專攻型”人才。如聚焦風險防控，一方面，黨必須在黨員內部培育一批專門從事風險管理的指揮人才、應急人才;另一方面要將黨員干部的風險防控能力劃入考核指標，敦促非專業型黨員干部經常性參與風險評估，了解風險演化動態，進而全面提高黨員干部防控不同領域風險的能力。觀念革命，即思想觀念變革，體現在風險防控問題上，就是黨要切實加強信念教育與觀念引領。也就是說，黨一方面要引領部分黨員干部轉變“風險與我無關”的錯誤觀念，使黨員干部充分認識到風險問題與人民利益、國家安危、執政安全深刻關聯，從而真正堅守人民立場，“為人民而戰”;另一方面要引領全體黨員干部形成與風險斗爭的認知，發揚與風險斗爭的豪情，堅定與風險斗爭的意志，以“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精神，迎難而上，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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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曉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