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事翻譯中的時代性問題
——以中越外事翻譯為例

□ 覃驕燕

近年來，中越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合作和交流日益密切。在這個過程中，外事翻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中越兩國建交70年來，兩國的語言詞匯隨著時代的發展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就涉及語言的時代性問題，語言的時代性對外事翻譯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從語言詞匯的時代性出發，結合外事翻譯的具體事例，就中越外事翻譯的時代性問題進行簡要的論述，提出具體的處理方式。

一、語言翻譯的時代性問題

語言是交流的工具，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生變化或更新，在不同的時代表達不同的語義。在中越雙語互譯中，有些詞匯的語義已發生變化，有些已不再使用，有些則有所擴大或縮小。與此同時，譯者在從事中越外事翻譯時，還常常會涉及中越雙方的歷史或舊事，這些歷史或舊事隨著時代的發展，有些可使用原有語言進行翻譯，有些則受到客觀因素的影響不能按照原有的語言進行翻譯。

過去，中越兩國人民耳熟能詳的歌曲《越南—中國》，其歌詞原意涉及一些敏感問題。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這一特殊時期，或許這只是個簡單的方位詞，但在當今的國際背景下，涉及領土、領海主權問題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立場必須堅定，絕不能含糊，應采取較為靈活的方式進行處理，維護國家的利益。對于一些歷史事件或帶有喪權辱國色彩的詞匯，作為譯者應及時給予糾正。從事中越外事翻譯時，譯者常會遇到“中南半島”一詞，越南人通常將“中南半島”說成“”（直譯為東洋半島）或“”（即印支半島），這些都是西方對亞洲特別是對中國和東南亞各國進行殖民統治的產物。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列強殖民侵略最為嚴重的國家，目前還繼續使用這些侮辱性的詞語將會大大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在一般情況下，對于這些殖民統治的地理方位詞，我們應以中國為中心進行描述，以個人站立點描述東南西北。因此，譯者可以將“中南半島”靈活處理為“”，必要時進行簡單的解釋性翻譯。

這些年來，帶有中國特色的新詞語、新詞組和新詞句不斷涌現，越南語中很難找到相對應的詞語、詞組和詞句。過去，我們在翻譯“小康社會”時，通常用越南語的“khá gia”，在越南語詞典中該詞的詞意為“夠吃夠用、生活富足，主要指物質生活”。而我們國家所指的“小康社會”是“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由此可見，我國的小康社會不僅僅是解決溫飽問題，還要從經濟、民主、科教、文化及社會等多方面不斷滿足人民群眾的需要，單純翻譯成“khá già”是片面的。譯者可通過借漢的方式譯成“”，一方面既能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另一方面也充分體現了我國的文化自信。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我國的最高國家權力機關，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中國民主政治的集中體現，這些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會、議會等均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優越于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某些譯者和媒體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翻譯成越語的“”即國會，這是不妥的。越南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國會，越南國會與我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很多方面有相同之處，但在選舉方式、代表構成及監督職能等方面還有很大的區別，不能完全等同。因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全譯為“”。

由此可見，我們在從事中越外事翻譯時必須考慮到語言翻譯的時代性問題，結合歷史和現實問題，選擇合適的詞語進行翻譯，避免在歷史問題、現實問題等方面產生不必要的失誤，引發雙方不快或外交事件。

二、時代性問題的翻譯處理方式

如前文所述，譯者在從事中越外事翻譯的過程中，隨時會遇到涉及兩國關系的歷史和舊事。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發展，有些詞語、詞組的語義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某些詞語、詞組特別是詩詞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則不會有大的變化。因此，在翻譯有關歷史事件或時過境遷的事情時，對于一些不合時宜或因歷史問題易產生歧義的詞語或詞組，譯者應采取必要的措施給予及時糾正。而對于在相當長時間內意義不會有大的變化的詞語，應保持其固定譯語。

（一）舊詞新用

1.詞義的變化。越南語中的部分詞語源自漢語，但隨著社會的發展，漢語的詞義已發生變化，但越語還保留著漢語原來的語義。例如，一詞源自漢語，借漢詞“恐慌”?，F代漢語中，“恐慌”指因擔憂、害怕而慌張不安?，F代越南語則是“”，意為“因出現多種矛盾未得到解決而引發混亂或失衡狀態”，通常指危機。，就是經濟危機?！敖洕只拧爆F代漢語已很少使用，但現代越南語里還在使用。

2.詞義擴大或縮小。在越語中，有些詞的詞義已經擴大，表示另外一種意思；有些則有所縮小，僅指某一方面，需要譯者在翻譯實踐中區別對待，選擇合適的詞義。例如，，借漢詞為“結義”?，F代漢語中，結義是指非親屬關系的人因感情深厚或有共同目的而相約為兄弟姐妹，也就是民間常說的結拜兄弟?，F代越語的用法擴大了，兩個城市結為友好城市也用“”。廣西南寧市與越南海防市結為友好城市，譯為“”。

（二）歷史問題的翻譯

有些詞語和句子特別是領導人的講話，歷史上中越兩國各有表述且已約定俗成，得到了雙方的認可。在翻譯時，譯者應尊重各自的語言表述。

1967年12月19日，毛主席為慶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成立7周年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臨時政府顧問委員會主席阮友壽致賀電。他在賀電中說：“七億中國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堅強后盾，遼闊的中國領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边@句話后來也有了固定的譯法，即”。此外，胡志明于1961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40周年撰寫了文章《中國革命與越南革命》，文章中的“”，應譯為“中國革命和越南革命的關系真是恩深、義重、情長，友誼之光，萬世輝煌”。這些都是中越兩國領導人的名言，歷史上已有了固定的翻譯，當今的譯者不應對這些領導的名言譯法做出任何改動，而應照用原譯文。

（三）機構名稱

機構名稱的翻譯，特別是漢譯越中譯名不統一的現象屢見不鮮。目前，無論是我國的主流媒體還是越南的中文媒體，在報道越南工貿部的時候，有時候會譯為“工貿”，有時會說成“工商部”。越南工貿部于2007年7月31日組建，由當時的工業部和貿易部合并而成，英文名為Ministry of Industry&Trade，漢語簡稱“工貿部”。通常情況下，在翻譯人民、地名和機構等名詞時，很多時候都采用“借漢詞”的方式來處理，受這個傳統的影響，很多人想當然地直接通過借漢的方法來翻譯，“”自然翻譯成了“工商部”，并未了解其形成歷史和發展現狀。在我國，工商部門所履行的職能跟越南的“工商部”完全不同，很容易產生誤解。另外，越南工商會很多譯者把它翻譯成“”，實際上，應為“”。

（四）中國特色詞匯

對中國特色詞匯的翻譯應突出主題，忠實原文，忠實于原文是翻譯最基本的原則。在忠實原文的基礎上，有增有減，必要時用解釋性的翻譯方法。

《習近平談治國理政》一書全面系統地回答了新時代中國發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是國際社會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窗口，尋找中國問題答案的一把鑰匙。該書書名越南語譯為“”，通過“增譯”的方式，增加“中國”，從而既醒目又簡單明了，體現了該書應有的權威性。

再如，“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為‘牛鼻子’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高起點規劃、高標準建設雄安新區”，可譯為“”。就是本句通過意譯、增加詞匯和解釋性翻譯等多種手段才能叫意思表達完整。

（五）古語、詩詞和對聯

對于文章或演講中出現的古文、詩詞和對聯的翻譯，譯者如有足夠的時間并充分領會了它的內涵的同時，在表達時應考慮語句的對稱，以及是否押韻。對于臨時性的口譯，譯者無法在短時間內采用對稱及押韻的方式，建議采用意譯或解釋性的翻譯。以下句子在口譯時可采用意譯或解釋性的翻譯。

三、結語

時代性詞匯翻譯是我國對外交往和實現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徑。在外事活動中，鑒于中越兩國的特殊關系和歷史問題以及漢語、越語兩種語言的差異，譯者既要考慮到歷史的客觀事實，又要充分考慮當前國內外的形勢，在不損害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的基礎上，根據詞類的變化、詞義的轉化、歷史的變遷等情況，采取固定譯法、音譯、意譯及解釋性翻譯等手段來處理。對于中國特色的詞匯和句子，完全音譯或直譯且不附加任何解釋性文字，非但不能實現信息的有效交流，有時甚至還會造成誤解，給外事工作帶來損失或不必要的麻煩。因此，為達到外事翻譯的預期目的和較為理想的效果，綜合采用上述翻譯方法，既能保留漢語的原意、形式或文化意象，又能有效傳遞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