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通變》文術論發微

○ 張麗華

(內蒙古師范大學 文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重視文章的寫作技巧與方法，是劉勰文論體系中的重要內容?！犊傂g》篇稱“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①，對當時文壇只重鍛煉文辭而忽略創作方法的現狀提出批評，他強調“文場筆苑，有術有門”，集中以《神思》等18篇文章精研文術，從構思謀篇、語言修辭、氣格聲律等方面論述寫作的原則與方法，并以《總術》會諸篇之旨，以示“執術馭篇”之道，今謂之文術論?！锻ㄗ儭菲灰曌髡宫F劉勰文學發展史觀與通變觀的核心篇章②?！锻ㄗ儭菲芯恐械闹饕牲c有二：一為“通變”含義，二為本篇意旨③。這兩個問題又緊密相關。筆者認為，若要精準把握上述問題，有兩點要特別注意：其一，從創作目的看，《通變》是劉勰用以探討寫作原則與方法的篇章，呈現劉勰文學發展史觀只是其客觀效果之一，因此，還是要將“通變”置于文章學視野下考察，方能更契合劉勰之本意；其二，“體大而慮周”是《文心雕龍》的突出特點，要注意劉勰文學理論的整體性與周密性，將《通變》置于《文心雕龍》宏觀結構之中，結合劉勰整體而一貫的文學思想進行考察。

一、“通變”的對象：文辭氣力

對“通變”的對象認識不同，是人們解讀《通變》篇的分歧之一?！锻ㄗ儭烽_篇云：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于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

劉勰認為，在創作活動中，如詩賦書記等不同文類之“名理”即文體名稱與寫作法則是恒定不變的，因此寫作者必須學習以往的典范作品(“資于故實”)以保持各種文體的純正；而語言文采與格調氣勢等則恰恰相反，須通變方可不斷發展，這種通變沒有一定之規，必須斟酌“新聲”，才能在文章寫作中有廣闊的發展，獲得永不枯竭的源泉。

另外，本篇也不研究文章的思想情志。劉勰并非不關注文章的情感內容，《時序》篇集中論述文學作品隨時代演進而呈現的“古今情理”之變，并得出“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的結論?！锻ㄗ儭菲诰o承首段的論述中，也有兩次提到關乎內容的“志”：“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別”[1]；“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也”。但是，劉勰這里強調的是不同時代文章表達情志與敘寫時事的一致性，明顯與“通變”無涉。

《通變》全篇，探討的都是文章的語言文辭、格調氣勢及由其決定的文章風格。先來看本篇所舉全部例證：其一為九代詠歌：“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虞歌《卿云》，則文于唐時；夏歌‘雕墻’，縟于虞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薄包S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辟|、廣、文、褥、麗、淳而質、質而辨、麗而雅、侈而艷、淺而綺、訛而新，顯然是就語言或風格而論的。其二為桓君山所稱“新進麗文，美而無采”。其三是述漢代五家賦作文辭之異，闡發的角度都是語言文辭。再者，“通變”一詞在篇中共出現5次，上舉文段出現了3次。尋繹這三個“通變”的話語指向可以發現，“通變”都是針對“無方之數”而言的，這里“無方之數”又特指“文辭氣力”?！八拐遄煤踬|文之間，而櫽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句中“通變”一詞第四次出現，劉勰指出，講“通變”的前提是懂得在質與文、雅與俗之間斟酌衡量，而文質、雅俗談的還是文辭與文風問題?！巴ㄗ儭钡谖宕纬霈F于文末“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句中，實際上依然是總括上文諸多文辭之變得出的結論。因此說，劉勰《通變》篇所關注的是以語言文辭與格調氣勢為代表的文章藝術風格之通變。如黃侃所言：“質文之變，獨在文辭?！盵2]102

二、“通變觀”的理論基礎：肯定積極變革，否定因循模擬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別。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于黃世；虞歌《卿云》，則文于唐時；夏歌“雕墻”，縟于虞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疏古，風末氣衰也。(《通變》)

首句“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別”為總領句，劉勰強調，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情志表達相同，而文辭氣力不一，因而不同時代作品的文風亦不相同。而后他對自黃帝至晉朝的“九代”文風進行了評析，從行文上看，劉勰的論述明顯分為兩層，也傳達出他對不同時代褒貶不同的態度。

這段話展現了劉勰對自黃帝至南朝初期文學發展的認識。自“黃歌‘斷竹’”至“其揆一也”為第一層，論定黃帝、唐堯、虞舜、夏朝與商周時代的文風。劉勰以“廣于”“文于”“縟于”“麗于”展現出后代對前代的文風變革，最后指出“至于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意在強調，堯、舜、夏與商周都對前代文風進行了變革，但是它們表達情感與敘寫時事的準則是一致的，即文風之變并不損壞思想情感的表達?？梢?，對于后代善于變革前代文風而能自成一家，劉勰是極為贊賞的。

從“暨楚之騷文”開始，劉勰以“矩式”“影寫”“顧慕”“瞻望”四詞描述了自楚至晉后一代文學與前一代文學的關系，顯然，這些動詞都有模擬因襲之意，也同具貶抑色彩⑤。下文進一步推演，“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即善于變革的，文章的風格愈變愈勝；“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因襲模擬前代的，文風日漸偏離正軌。一變革，一因襲，正是楚漢之前與楚漢及以后語言文辭與文學風格發展趨勢的差別。從黃唐直至劉宋初，文章風格經歷了“從質及訛，彌近彌淡”的轉變，后世不良文風的形成，是由于創作者“競今疏古”、因襲模擬近世文風而忽略了向更久遠的文學傳統學習造成的。

《通變》篇后半部分，劉勰又以漢賦為例，論證了漢賦作家“循環相因”的創作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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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夸張聲貌，則漢初已極，自茲厥后，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枚乘《七發》云：“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毕嗳纭渡狭帧吩疲骸耙曋疅o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瘪R融《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睋P雄《羽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沓?！睆埡狻段骶吩疲骸叭赵掠谑呛醭鋈?，象扶桑于濛汜?！贝瞬V寓極狀，而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

劉勰認為，漢賦體物鋪排、夸張形貌的特點，在枚乘的《七發》中已展現得淋漓盡致，以“廣寓極狀”為例，《七發》已有“通望兮東海，虹洞兮蒼天”句，后世司馬相如等四家雖“軒翥出轍”，但不過是因循枚乘之跡，故而“終入籠內”，是難以自具面目的。

在對九代文風與漢賦發展狀況的歷史總結中，劉勰深入地指出了因循模擬之弊，闡明了積極變革文風的理論意義；回歸當時文壇，針對因循模擬而導致的“宋初訛而新”的不良文風，劉勰又明確指出其癥結所在：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范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于藍，絳生于茜，雖逾本色，不能復化?；妇皆疲骸坝枰娦逻M麗文，美而無采；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贝似潋炓?。

劉勰肯定了當時文人專心致力于文章寫作的努力，同時指出他們的問題在于近附遠疏，具體表現就是僅以劉宋時期的文集作為師法對象，而忽略了對更早的漢代詩文的學習，故而難以“復化”。至此，《通變》篇的現實針對性也豁然顯現。劉勰認為，自楚騷漢賦至魏晉南朝，文章的語言修辭之美被日益挖掘，受重視的程度越來越高，文辭一路向華美發展，以至于宋初文詠“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明詩》)，終陷于綺艷淫靡，這種不健康的發展之路必須被切斷。所以，劉勰堅決反對自楚漢以來語言文辭的循環相因，希望以革新來改變當時的不良文風。這應是劉勰創作《通變》篇的用意之一，正如黃侃先生所言，“彥和之言通變，猶補偏救弊云爾?！盵2]101

通觀全篇，劉勰所否定的對象有三類：第一類是因循前代的楚、漢、魏、晉的文人，第二類是“師范宋集”的當今“才穎之士”，第三類是對枚乘亦步亦趨的司馬相如、揚雄、馬融、張衡等漢賦作家。這些對象的共性在于只知因襲模擬近世文風，而沒有向更久遠的文學傳統學習，以故他們的創作與前人相比在文辭或風格上雖也有所不同，卻或變而趨訛，或“終入籠內”。綜上可知，在語言文辭與格調氣勢等文章風格方面，劉勰是倡導積極變革、反對因循模擬的，這可視為劉勰“通變論”的理論基礎?！锻ㄗ儭菲髦?，是要求在創作中積極進行“文辭氣力”的革新，“通變”也“主要是指‘文辭氣力’方面的發展創新”[3]。劉勰提出的這一“文法”，既是對文章寫作的共性要求，更有極強的現實針對性，實欲借此以改變當時文壇文辭日趨華美新奇的風氣。

三、“通變”的方法與路徑：貫通古今，博覽精閱，憑情負氣

在梳理文章歷史流變的過程中，劉勰指出九代文風發展的總體趨勢是由質樸漸趨華美。從宏觀走向來說，這一概括是符合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的。商周而后，文風的發展漸漸偏離了正軌，由“麗而雅”漸趨于侈艷淺綺，其原因在于創作者競今疏古，過分地因襲近代文風，導致“齷齪于偏解，矜激乎一致”，因而只見“庭間之回驟”，難以成就“萬里之逸步”?！敖竭h疏”的因襲模擬必然導致文章“離本彌甚，將遂訛濫”(《序志》)，那文章的正確發展之路何在呢？

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茜；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櫽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

這句話既指出“矯訛翻淺”的方法為“還宗經誥”，也給出了語言文辭之變需把握的標準：“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櫽括乎雅俗之際”。劉勰用類比的方式指出，矯正訛濫浮靡的文風必須返歸根本，“還宗經誥”。顯然，他以向更久遠的文學傳統、特別是先秦時期圣賢之經誥汲取養分為補時救弊的良方，這與他宗經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語言文辭與格調氣勢為什么要宗經呢？《宗經》篇中，劉勰曾指出經文的六個特點：“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貞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逼渲?，“文麗而不淫”是就文辭而言，《征圣》篇稱“圣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本篇也提到“商周麗而雅”?？梢?，劉勰認為，主要產生于商周時期的圣賢之文在語言方面最突出的特點是麗而不失其正，在“斟酌質文”中找到了最佳的平衡點——“雅麗”，這可視為文辭之美的最高標準。但“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定勢》)，其癥結在于失雅麗之正，因而返歸圣賢之經誥，“執正以馭奇”(《定勢》)，自然是改變當時不良文風的根本途徑了。

此外，在強調“還宗經誥”的同時，劉勰也指出南朝“多略漢篇”的做法是不妥當的，也就是說漢代篇籍也應是劉宋人的師法對象；再聯系篇中“通變無方，數必酌于新聲”“趨時必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等語可知，在確立師法對象時，劉勰并未將“新聲”排斥在外。先秦經誥須宗，兩漢篇籍可學，近代新聲亦須斟酌，可見，劉勰并不是以圣賢經誥為唯一的師法對象，相反，他主張古今均須參酌。劉勰固然強調宗尚經誥，但他要求在融通古今的基礎上進行文風變革，取古而不廢今。至此，“通變”之含義亦豁然明朗：“通”意即融通、貫通，此處指會通古人、貫通古今；“變”即變革、革新，與因循模擬恰成反義?！巴ㄗ儭币辉~，中心語為“變”，“通”是“變”的修飾語，用以限定“變”的方式?！巴ㄗ儭奔赐ǘ笞?，強調的是在融通古今基礎之上積極變革文辭氣格。詹福瑞先生稱：“舊說多把‘通’理解為繼承，其實，從劉勰的論述中可以看出，‘通變’非但不含繼承之意，而且恰恰相反，是意義完全與因承相對的一個概念?！盵4]這是很有見地的。

在會通古人、貫通古今的基礎之上，再“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櫽括乎雅俗之際”，推敲文章的質樸與華麗、權衡文章的典雅與淺俗，在質與文、雅與俗之間找到最佳結合點，進而確定個人創作的辭采風格，如此才能實現“通變”，這是創作者須把握的原則。

《通變》篇的最后，劉勰指出“參伍因革，通變之數也”：與單純的“循環相因”相比，錯綜復雜的繼承與革新，才是真正的會通變革。而后，他給出了實現通變的具體路徑。第一步，“先博覽以精閱，總綱紀而攝契”，“不博則師資不廣，不精則去取不明”[2]103，在廣泛閱讀古今著作的基礎上萃取菁華，掌握其要領，求得其規律：是為“變”的前提即“通”；第二步，“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按節”，在閱讀思考的基礎上拓展思路，設置好文章的樞紐，宏觀布局；第三步，“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根據個人的情志與氣質，擇取前代適宜的文化遺產為己所用，同時考慮當今之情勢以出奇制勝，這樣才能創作出富有光彩的“穎脫之文”：此“尤為通變之要本”[2]527，是“變”的關鍵?！拔穆蛇\周，日新其業”，文章寫作的規律輪回運轉，總是要有所創新的。就文辭氣力而言，“時運交移，質文代變”(《時序》)，質樸與文華隨時代而變?！白儎t其久，通則不乏”，因為有無窮的變化，為文之道才可長久；因為能匯通古今，所以才有不竭的取法源泉。文章寫作必須“望今制奇”，而“參古定法”正是革新制奇的策略。

反對因循模擬，提倡變革創新，可以說是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創作之法。此后文學的發展，也印證了劉勰理論的正確性。劉勰提出的汲取前代文學養分以矯正當代不良文風的做法，在后世屢次被采納：唐代韓柳的“古文運動”，宋代歐陽修領導的“詩文革新”，以及明代的前后“七子”“唐宋派”“竟陵派”等，均采納了劉勰提出的策略以矯當時文壇之弊。劉勰對“文辭氣力”提出的要求，不獨在他的時代，即便在今天，依然對文章寫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 注 釋 】

①除特殊標注外，本文所用《文心雕龍》引文均引自楊明照《增訂文心雕龍校注》(中華書局，2000年版)，以下不贅注。

②如王運熙、顧易生主編《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談到《文心雕龍》之“文學的歷史發展和通變”時寫道：“除《時序》篇外，《通變》篇對歷代文學的發展，也發表了比較系統的看法?！?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36頁)

③學術界對“通變”含義的理解分歧較大，比較有影響的有“復古”說、“繼承與革新”說、“會通適變”說、“變新”說四種，詹福瑞《中古文學理論范疇》(中華書局，2005 年)中有較詳細的介紹(第181-188頁)；也有研究者將各家之說作了更細化的分類，如徐浩《〈通變〉卮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第203頁)歸納為7種說法。

④周興陸《〈文心雕龍·通變〉辨正》一文認為：“‘通變’探討的是文體規范和文辭氣力等問題”；“‘通變’內涵包括‘昭體’和‘曉變’兩個方面”；“劉勰所說的‘通變’，包含著對‘設文之體’有常的遵守這一方面的內容”。(《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第十八屆年會論文集》，第447-448頁)姚愛斌《〈文心雕龍〉文學通變論的意義建構與整體解讀》稱：其論述重點不是提倡和推動文章之“變”，而是強調通過對源于經典的“有常之體”的“相因”來規范文章之“變”，以克服“新變”之弊；其所說的“通”也主要不是指向文章之“變”的結果，而是指向文章之“變”的前提，即對傳統“有常之體”的“會通”。(《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9年第3期，第27頁)

⑤周興陸教授《〈文心雕龍·通變〉辨正》一文曾結合《文心雕龍》全書考察劉勰使用上述四詞的情感傾向，詳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第十八屆年會論文集》第44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