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與繼承：70周年獻禮片“三杰”研究

□ 謝露涵

2019年是被賦予重要人文意義的一年，它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還是五四運動爆發100周年，更是代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第一個百年目標實現的關鍵之年。經過國家統計局對2019年上半年經濟運行的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450933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6.3%，國民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國際上全球經濟一體化、國際化和加工業向中國持續轉移，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取得較大成就。

此時，中國電影在創作出民族化、科學化和大眾化獻禮片的基礎上，更加強調藝術的多樣表達和電影的創作規律，尊重觀眾在電影市場中的決定性地位和作用，尊重個體對于社會發展所做出的突出貢獻，維護馬克思主義思想在電影領域的重要陣地。國慶檔電影“三杰”是指2019年國慶期間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中國機長》，這三部影片在票房上收獲頗豐，在藝術質量上均獲得民眾的認可，且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因此應特別予以重視。本文以新中國70周年為時間節點，著重對國慶檔上映的三部代表性獻禮片——《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和《中國機長》進行綜述分析。三部影片以歷史事件中的民眾為主角，彰顯普通民眾在社會歷史進程中的閃光點，體現時代發展中民眾的不同側面。由此，對三部影片的梳理，有助于分析和了解獻禮片的變化，亦有利于把握電影發展新趨勢。

一、70周年獻禮片的類型

國慶檔電影“三杰”分別以傳記片、文獻片和類型片的姿態與獻禮片進行結合，三種類型囊括了70周年獻禮片的大致類型，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探討國慶檔“三杰”的類型風格有助于進一步理解70周年獻禮片，以此展開更具有條理性的探索和比較分析。

（一）《我和我的祖國》：平凡人物與閃光時刻的傳記片

《我和我的祖國》取材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祖國經歷的七個歷史事件，它也代表著《危局》《夜去晨來》《我的喜馬拉雅》等一系列70周年獻禮片中的平凡人物傳記片。此處定義的“平凡”，只是因為這群人的名字不為大多數人所知道，但并不意味著他們不值得被關注，他們一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與這個時代大環境的發展產生千絲萬縷的聯系，并且為這些重大歷史事件貢獻出自己的微薄力量?！侗本┠愫谩分械膹埍本┟刻斓鮾豪僧斏踔帘蛔约旱膬鹤酉訔?，但他仍舊會為了實現汶川男孩固執的追求而轉贈那張堪稱無價之寶的北京奧運會開幕式門票；《相遇》中的高遠因病離職，即使是在外就醫未能繼續在崗位上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貢獻力量，但他還是死守自己的職責，不與三年未聯系的戀人相認；《護航》中的呂瀟然操練出精湛的飛行技術，只為能夠實現自己為國爭光的夢想，結果卻被指派為閱兵式上的護航員而非飛行員，但她依舊選擇服從命令，用自己的經驗和技術幫助隊友實現飛行夢，保障飛行儀式的順利進行。

70周年獻禮片中，大部分人物傳記片均聚焦于普通民眾的生活，避免出現過度英雄化的塑造方式，弱化主要角色的名字和標簽性特色，反而強調角色塑造的立體化、深刻性以及代表性，把“我”這個概念進一步地大眾化和普通化，并且著重強調“我”對于“祖國”的貢獻，以此達到70周年獻禮片更“接地氣”的目的，也讓當下的年輕觀眾產生更為強烈的新鮮感和同理心。

（二）《攀登者》：使命英雄與榮耀瞬間的文獻片

《攀登者》所講述的是1960年、1975年中國登山隊兩次成功從北坡登頂珠穆朗瑪峰，以此捍衛國土完整和國家主權的真實故事。與以往的獻禮片不同的是，70周年獻禮片出現了眾多改編自體現民族精神的真實事件的影片，比如《飛天夢》《絕密工程》《黎明勛章》等一系列影片，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反映建國后中國人民發揮中華民族的原生精神，用自己的實際行動樹主權、揚國威，給予國際輿論有力的反擊，向當代的年輕中國觀眾展示前人如何一步步建成如今強大繁榮的祖國。

《攀登者》借助較為特殊的登山運動，用電影語言多角度演繹了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進取精神和集體主義精神，展示出“智信仁勇嚴”的中華傳統文化價值觀。這一類型的70周年獻禮片，同樣是從人民群眾知情度較低但民族意義較大的真實事跡出發，還原中華民族歷史上的高光時刻和榮耀瞬間，重塑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史詩傳奇，立足于弘揚中國人民不畏艱險、忍辱負重的中國精神，向祖國獻禮。同時，這也是在向全體中國人，尤其是新生代觀眾，傳遞要繼承民族精神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價值觀的暗示性訊號。

（三）《中國機長》：熱點事件與灼熱時代的類型片

《中國機長》根據2018年5月14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機組成功處置特情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中國民航英雄機組成員”在多重危險來臨時仍保證機上119名乘客生命安全的故事。與《中國機長》相似的還有《烈火英雄》《緊急救援》，這一類商業大片的主旋律化傾向以2016年林超賢導演的《湄公河行動》為模板，以現實主義美學風格和宣揚強大興盛的國家綜合國力為創作主旨，激活了中國主旋律電影文化市場，再加上弘揚中國文化、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和影響力以及增強國民文化自信的文化潮流，這些主打改編且取材于國內近幾年熱點事件的影片也成為70周年獻禮片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一大類型片。從真實事件到改編電影，《中國機長》所塑造的不僅是一個有著創造奇跡經歷的英雄民航機長的形象，而且是一個沖在突發危險前線并且恪盡職守，能對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社會公共財產擔起責任的平民英雄，其宣傳主旨與立足當代社會現實的時代要求不謀而合，同時也與建設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相契合，更是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進行藝術創作的時代要求不約而同。

屬于個體行為活動的傳記片、歸屬集體行為活動的文獻片和歸于重大社會事件的類型片，引領70周年的獻禮片呈現出一個嶄新的時代風貌，而寄生于此的國慶檔“三杰”無疑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推出針對平凡人物、無名集體組織和當下時事熱點為故事核心出發點的新想法和新思考，讓國產獻禮片回歸到新時代中國青年的懷抱。

二、獻禮片敘事美學的流變

電影的敘事美學研究一直都是電影學者研究的重心，而獻禮片的敘事美學發展也因不同階段的時代需要呈現出褒貶不一的評價態勢。無論是建國初期獻禮片單一化改編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件的探索式發展，還是特定時期獻禮片幾近停滯的發展，又或者是如今獻禮片革故鼎新、大膽創新的遵循市場化發展，都在證明著獻禮片及獻禮片敘事美學與時代、與人民群眾不可分離的共同體關系。

（一）題材選擇的平民化轉變

回溯歷史，過去六十年的獻禮片大多有著歷史性和史詩性的特點，強調關注重要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這就造成了宏大敘事所具有的主題性和目的性的美學特色，盡管在這樣的美學風格下所產生的藝術創作有著較為完滿的設想和敘述，但這樣的形式不免帶有神話般的浪漫色彩和假想般的理想結局。除此之外，單一化的說教和口號式的傳輸觀念也加速釀成了它無法突破政治框架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最終結局，也因此會被淘汰在獻禮片的發展進程之中。

在70周年獻禮片呈現的趨勢來看，可以很明顯地發現故事選取的題材已經轉向關注社會大環境下的小人物，以及小人物所生活的小環境。無論是《我和我的祖國》用七個普通人的小生活構成的祖國70年發展歷程的藍圖，還是《攀登者》用鮮為人知的中國登山隊勇攀珠峰的故事樹立起中華民族崛起的旗幟，都無一例外地采用細節敘事，利用細節便可顯示出故事背景的宏大和氛圍，普通人的經歷遭遇和處事態度足以突出影片所要強調的思想感情，故幾微之始反而更能體現顯著之終。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蔽ㄓ胁粩喟l展、拓新大眾化的文藝作品，取材于生活，貼近于群眾的生活，才能真正讓電影藝術成為文藝市場中的常青藤，也才能讓獻禮片落到實處，成為人民喜聞樂見的大眾文化，而非束之高閣的宣教資料。

（二）藝術手法的普適化禪變

在特殊的年代，中國的政教片曾被強制要求運用“三突出”原則對影片中的人物形象進行塑造，并且圍繞“三突出”原則，衍生出了所謂散配成原則以及多側面突出英雄人物的荒誕規則，對文藝創作產生了極大的危害。一方面嚴重扼殺了文藝創作的自主性和活力性，另一方面固守“三突出”原則創作出來的作品也會在不同程度上歪曲杜撰原本已是錯誤的觀點，違背了藝術創作規律和實際生活規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渾水摸魚的投機者的氣勢，利用這些原則造謠誣陷藝術創作者，導致唯心主義創作和思想泛濫成災，腐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制度砝碼。

盡管獻禮片在那個時刻被樣板戲和樣板電影取而代之，短暫缺席于中國電影史中，但這些原則和規則還是潛移默化地深入到而后的獻禮片創作之中，這也造成了獻禮片隨后出現的總體態勢：創作質量良莠不齊，藝術手法落后單一，思想觀念陳舊老套，制作水平粗糙簡陋。而在70周年獻禮片中，明顯可以發現國慶檔“三杰”在藝術手法上都如出一轍地遵循近年較為讓觀眾接受的藝術創作模式?！段液臀业淖鎳吩陬}材選擇、人物塑造和情感主旨等方面都給觀眾帶來耳目一新的感覺，尤其是其中的短片《奪冠》，冬冬為讓鄰居們都能看到女排比賽，無奈放棄和小美的最后一次告別，即使是童年遺憾的結局，冬冬只能在爸爸懷里痛哭流涕，一邊目送小美的離開，一邊大聲吐槽家里的天線太爛了，但令人哭笑不得的樣子是屬于影片中的神來之筆。全片具有做舊復古風的濾鏡和虛化、高飽和度畫面的唯美視覺效果，再加上高強度的節奏剪輯和簡短干練的分鏡頭，顯示出鮮明的藝術特色，使得全片呈現出內容豐富、高潮迭起的觀影體驗。無獨有偶，《攀登者》為了還原攀登珠峰遭遇的真實惡劣環境，使用實景拍攝和商業片固定元素——視覺特效相結合的方式，充分展示出險象迭生時的動作美學和崇高精神?！吨袊鴻C長》很大程度上沿襲了林超賢導演高度還原真實狀態和制造藝術性緊張感的風格，只為讓觀眾能夠有感同身受的危機體驗。如此順應時代潮流和電影市場的藝術手法轉變，不僅未讓觀眾感覺重復和反感，反而帶給觀眾一種全新的獻禮片觀影體驗，獻禮片在藝術手法上的普適化轉變也無疑是在盡快幫助獻禮片逐步走下神壇，回歸群眾。

（三）情感主旨的微觀化嬗變

在過去獻禮片宏大敘事的規格下，主人公所闡發的情感主旨大多是舍棄個人的私欲轉而追逐國家的偉大復興事業或是將個人的理想追求與國家的發展事業相結合，讓自己為民族事業貢獻一份力量。這樣殊途同歸的故事發展脈絡最終使得影片的思想格局在片尾直接升華至國家大義和民族精神，關注視角是一個被符號化的群體。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便是十周年獻禮片《青春之歌》，以女主角林道靜的生活軌跡為主線，展示了她在三位藍顏知己和啟蒙導師的帶領之下爭取個性解放到走向獻身社會解放的艱難歷程，并且她復蘇的女性意識也幫助她實現從小我到集體的思想覺醒過程。小說原著意在闡明那個時代下的年輕人應從個性解放開始一步步投身其最終的歸宿——社會解放事業，號召人民在革命斗爭中實現個人的生命價值。不得不說，這樣的思想號召在那個時候不僅恰逢其時，符合政府的要求，更是給國民在迷茫困惑的思想探索道路上點亮了一盞指路明燈。

剝離獻禮片的歷史束縛，70周年獻禮片多為小人物小格局的故事框架，不僅意味著獻禮片在思想情感上的關注焦點從大至小，轉向大事件下的普通人、普通生活，也意味著我們如今的社會環境和文藝創作市場都已經關注到并且認可普通人對社會歷史變革過程所做的貢獻，盡管個人的力量看起來十分薄弱，但人民群眾作為一個整體的力量還是不容小覷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北京你好》短片里張北京憑借不完美但樂于助人、善解人意的形象依舊可以成為北京奧運會中的閃亮名片；《白晝流星》里兩位男主角僅依靠個人的成長轉變力量一樣可以反映國家國力與民族信仰的發展動力；《前夜》中林致遠爭分奪秒力圖用升旗儀式最完美的細節呈現，實現祖國崛起于全世界的“個人”夢想。獻禮片的情感主旨從以大見小到以小見大的發展變化正是源自新時代的全新要求，也是這個新時代對獻禮片提出的新定義，它的變化鼓舞著新一代年輕人從小事起步、從個人起步，積水成淵，每一個小角色一樣可以成就一番大事業。

70周年獻禮片敘事美學的創新性發展是電影藝術走向大眾化的自我完善，是中國電影產業市場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國獻禮片持續蓬勃發展的直接動力。中國獻禮片要想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成為世界電影史上的經典影片，就必須將其敘事美學的觀念和表現手法為不同民族文化下的各個國家所認可，創造出真正的世界的民族的大眾的文化。

三、70周年獻禮片的趨勢呈現

今時不同往日，如今的獻禮片早已不能單純依靠某一位重量級導演執導或者是大規模流量巨星參演來創造史詩性和宏觀性的觀影現象，而是需要在逐漸成熟的電影市場中協調各方，不僅要重視故事和制作，更要重視營銷。以國慶檔“三杰”為首的獻禮片能夠火爆院線，除了有口碑和票房的雙重加持，還有大導演、大明星、大制作、大營銷、大數據、大渠道這“六大金字招牌”的通力合作，最終才能在蜂擁而至的獻禮片中殺出一條血路。

（一）正能量真實事件改編

70周年獻禮片中出現了一眾影片改編于社會正能量的新聞事件，類似于《中國機長》《烈火英雄》《飛天夢》等影片的主打宣傳點便是故事素材源于真實的熱點事件，這樣的發展趨勢并非偶然。近幾年隨著黨對媒體的重視，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正能量是媒體融合發展的總要求，因此不管傳播媒介如何變化發展，自媒體、主流媒體或是融媒體等新聞媒介對于有關社會正能量事件的新聞報道仍舊是保持高度敏銳，秉持和堅守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分眾化、高效率宣傳積極向上的思想，而聚焦先進典型便是激發正能量的首要之舉。

市場已經證明，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更能夠激發觀眾對事件的關注度和對事件親歷者的同理心，再加上新聞媒體對原事件報道帶給觀眾的初次震撼，以及觀眾在觀影時受商業化大片視聽沖擊感受到的“真實事件”般的震撼，這些能夠激發觀眾情感觸動的情感因素和藝術創作相結合，往往足以滿足觀眾所需要收到的人性表達和情感慰藉，故而影片也能取得較高的票房回報。

刻板的政治口號和意識形態觀念的強制輸出已經成為如今獻禮片創作者極力規避的創作方式，70周年獻禮片呈現出將獻禮片與商業元素和主旋律觀念相結合的態勢，漸漸淡化其保留下來的歷史遺留產物，引領著獻禮片逐步走下不可冒犯的政教片神壇。在2019年這個特殊的年份，許多影視創作者都較為主動地察覺出政治主題把握的關鍵性，并且受市場壓力影響，“主旋律電影商業化”和“主旋律電影藝術化”的獻禮片大趨勢成為許多藝術創作者努力的方向。橫向對比70周年獻禮片“三杰”的整體樣式，可以看出，為了占據社會輿論優勢、搶得市場效益先機，獻禮片的主旋律化主題和情感化敘事已經逐步成為主流，思想主旨不再死板枯燥，情緒表達不再陳舊老套，敘事方式也不再單一機械。電影工作者唯有用電影語言和藝術訴求真誠對話獻禮片，逐漸打開獻禮片通用體系的大門，才能幫助“中國獨家”的獻禮片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面向未來，讓中國的主旋律也能在世界范圍內奏出和諧美好的交響曲。

（二）多元化電影產業營銷

隨著中國電影產業的專業化程度提升，如今電影人對于票房的要求和期待已經不僅僅是“爭取保本努力過億”而已，因此電影的營銷策略也受到更為高度的重視，共同建立現代化的電影營銷制度和市場已是大勢所趨。獻禮片更新其電影營銷觀念和營銷模式，與當下電影產業保持一致步調應該是新時代發展下的歷史要求，同時也是促使獻禮片走出國門的必經之路。

2009年獻禮片《建國大業》是商業運營模式下的第一部獻禮片電影，其在電影營銷上的成就，不僅是2009年電影市場的一個奇跡，更是獻禮片70年來發展歷程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那時候的電影人也不知道，當時謹小慎微將商業片營銷模式與獻禮片的融合初試竟然在十年之后的今天已經成為習以為常的基本操作?！吨袊鴻C長》的三位主演與川航的“英雄機組”一同亮相央視2019年春節聯歡晚會，為70周年獻禮片呈現打響營銷戰術第一槍；而后標榜祖國崛起之虛擬精神象征“戰狼”主演的《攀登者》也順勢打開了國慶檔獻禮片的大門；最后登場的《我和我的祖國》一出生便是銜著金勺子，憑借強大的演員陣容、導演陣容和63家出品發行公司作為自身的先天優勢，一舉成為國慶檔同映影片中最具排面的獻禮片。網絡營銷、文化營銷、品牌營銷、競合營銷等多元化的營銷模式都隨著國慶檔“三杰”橫空出世，成為獻禮片營銷方式的新趨勢。

（三）高票房觀影選擇分析

電影市場流傳著一句話：“營銷在左，藝術在右”。三部電影都各顯神通，初步用自己的營銷策略達成了影片的宣發目標，但是一部電影擁有好的觀眾緣和影迷口碑才是其票房持續增長的利器，獻禮片同樣如此。截至2019年11月30日，《我和我的祖國》累計票房29.78億元人民幣，豆瓣評分8.0分，成為國慶檔電影“三杰”中當之無愧的票房冠軍；《中國機長》以28.68億元人民幣的票房成績和7.0分的豆瓣評分位居第二；而《攀登者》因10.84億人民幣的票房成績被遠遠甩在最后，其豆瓣評分也只是略微超過及格分數。無論如何，國慶檔電影“三杰”還是憑借較高的票房和良好的影片質量笑到了最后，而《古田軍號》《音樂家》《決勝時刻》等小眾化的70周年獻禮片卻難以收獲到如此優秀的成績，營銷策略的夭折讓這一眾影片一開始便被市場和觀眾遺忘在觀影選項之中，之后的票房發展也只會隨著“三杰”的票房走高受到更多排擠，從而持續下降。70周年獻禮片作為一類單獨的類型，其內部也呈現出了優勝劣汰的競爭狀況，一枝獨秀的票房占據形式凸顯，而往年百花齊放的票房分布情況已經一去不復返。高票房意味著好口碑，好口碑會收獲高觀影人次，高觀影人次勢必引出各大院線高排片量的應對方法，高排片量又會幫助影片持續增長高票房，這樣的循環往復也證明了觀眾的觀影選擇在逐步與電影市場的選擇上劃等號，由此便導致“三杰”票房越來越高，而其他獻禮片只有早早離場的慘淡結局。

70周年獻禮片整體呈現出高質量低數量的態勢，一方面在創作上唱響主旋律、弘揚正能量，另一方面在營銷和宣發環節建設上做文章，推動獻禮片發揚舉旗幟、聚民心的核心作用，堅持“正能量、多元化、高票房”的創作目標，將70周年獻禮片打造成為我國獻禮片發展史中的里程碑。

四、70周年獻禮片的思考

從中國電影誕生之時，傳統戲劇與中國電影長期保持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微妙關系；而后，政治標簽伴隨著獻禮片的誕生也一同走過數十載“風雨歲月”。前者有鐘惦棐先生提出“電影與戲劇離婚”，后者有陳凱歌、徐崢、文牧野等新老搭配的導演班子大膽嘗試，突破一定時代環境下的“意底牢結”。1978年之后，自由市場經濟作為一把雙刃劍，刺向了原本封閉的國內電影市場，同時也劃破了獻禮片身處的溫室大棚，機遇與挑戰要求著獻禮片對意識形態與電影的關系作出全新的闡釋，主旋律電影“叫好”又“叫座”的類型化轉變顯示出獻禮片電影未來可能的發展前景。

2018年的電影市場，與商業類型片接洽的主旋律電影《紅海行動》逆襲市場，成為當年的年度電影票房冠軍，緊接著的是延續優良口碑的《唐人街探案2》和直擊現實社會痛處的《我不是藥神》。由此可見，電影早已不再是制片與發行、放映脫節的政治產物。電影的創作者更加關注電影市場的效益規律，力圖將觀眾觀影喜好與民族精神相結合，而觀眾的觀影選擇更為理性，影片的質量成為觀影的首選，口碑效應是決定票房的關鍵因素。

《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代表70周年獻禮片，為2019年中國電影市場拉下帷幕，其中《我和我的祖國》以31.70億元累計票房榮登2019年中國票房季軍，是60周年獻禮片《建國大業》累計票房的近8倍。盡管將這兩者累計票房進行直接比對有失偏頗，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可以小覷獻禮片在這十年間“質”的飛躍。一切從簡、剔除大規?！傲髁俊卑b的70周年獻禮片回歸作為電影的藝術性本質，汲取商業化元素，才有了如今巨大的票房成就。這不僅宣告著新老導演們對獻禮片的探索成功，而且意味著民眾對當下獻禮片轉變的認可與接受。70周年獻禮片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票房上的成功是獻禮片創作的突圍，代表著獻禮片在經歷了前60年發展之后，迎來了新的、為觀眾所滿意的制作模式。

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到獻禮片存在的局限。電影的本質是商品，這從根本上決定了它成功的標志是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雙豐收，電影需要走向更寬廣的市場上去接受來自各個文化、民族的考驗，如此才能檢驗出一部電影的時代價值和歷史意義。獻禮片作為中國特有的一類意識形態電影更是如此。如何在保證獻禮片電影文化得到更多民族文化認同的同時，保留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特色，真正做到中國電影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實現意識形態表達與國際市場訴求的有機結合，還需要一代電影人的理論探討和積極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