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洲談判:黃道“革命天才”的彰顯

馮會明

(上饒師范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江西 上饒334001)

黃道是方志敏的親密戰友,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軍的創始人之一。1931年9月起,黃道任閩北特委書記、閩贛省委書記等職,成為閩北革命根據地和閩北三年游擊戰爭的主要領導人。黃道在閩北七年,以頑強的革命意志和非凡的膽略,歷盡艱辛,埋頭苦干,很快打開了局面,當時根據地“范圍北到鉛山,上饒南鄉一部分、廣豐一部分,崇安(大安、崇安城、赤石)浦城(到赤石街以西,即山表一帶)一部分,建陽的黃土、麻沙”[1]422,成為連接中央蘇區與贛東北蘇區的橋梁。中央紅軍主力長征之后,黃道在閩北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與敵人展開殊死的斗爭,戰勝了無數艱難險阻,保存了數量可觀的閩北紅軍游擊隊和閩北黨組織。

1937年10月,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沒有得到中央明確指示的情況下,黃道以敏銳的洞察能力和無與倫比的聰明智慧,與國民黨贛、閩當局成功進行了大洲談判,達成了“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協議,彰顯了一個革命者的過人膽識。黃道還創造性地執行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機智地保存了革命的力量,“使武夷山的紅旗一直不倒”[2]。

一、黃道具有敏銳的政治意識和遠見卓識,展現了超人的膽識和智慧

由于長期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圍困,閩北紅軍游擊隊失去了同黨中央的聯系,得不到外面的消息和上級黨組織的指示,只能在武夷山區獨立自主地堅持游擊斗爭。為此,黃道千方百計搜集各種信息,并且善于從蛛絲馬跡中準確預判形勢,審時度勢,領導閩贛省委適時地改變政策和策略,彰顯了他敏銳的政治意識和遠見卓識。

為了打通與黨中央的聯系,得到黨中央的指示,1936年8月1日,黃道派省委委員吳華友去上海找尋黨的組織。吳華友是廣東人,曾在太平洋海員公會和中央蘇區全總執行局工作過,同陳云、劉少奇等工運領導人比較熟悉。雖然吳華友在上海沒有尋找到黨的組織,但1937年2月他在香港與饒漱石從美國派回來的代表取得了聯系,并寄回了《為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以及《八一宣言》等中央文件,這些文件對黃道了解國內形勢的變化和黨的方針政策很有幫助。

由于失去了與黨中央和外界的聯系,對于“西安事變”與國共合作這一時局和政策的巨大變化,黃道起初并不知情。1937年1月底,他才從“一張用來包鹽的上?！缎侣剤蟆飞峡吹搅擞小靼彩伦儭南?標題是《張學良、楊虎城在臨潼劫持統帥,以兵諫逼蔣聯共抗日》”[3]235,這是黃道第一次獲知有關“西安事變”的消息。

通過這些有限的信息,黃道意識到時局和黨中央的政策正在發生微妙而急劇的變化,于是果斷地決定與國民黨閩、贛當局進行談判和合作,實現由內戰向抗戰的轉變,他的這一決策,客觀上“有力地推動了南方游擊區的和平改編進程”[4]。

為此,黃道親自起草了《中共閩贛省委關于開展反帝抗日斗爭的決議》,提出了為挽救民族危亡,中共愿意聯合不同政治派別的武裝力量,組成抗日聯盟,共同抗敵的主張,并且號召“一切不愿作亡國奴的中國人,不論職業、團體、宗教信仰及政治派別,一致聯合起來,共同進行抗日的民族戰爭”[3]237。為便于與國民黨當局進行和平談判,實現聯合抗日,閩贛省委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并以主席的名義發布訓令,通過“快郵代電”,多次向國民黨閩、贛當局發出了“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呼吁。

事實上,“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后,中共中央曾發出了《關于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但由于閩北紅軍游擊隊和閩贛省委被國民黨軍隊層層圍困,失去了與外界的聯系,沒能及時得到黨中央的這一指示。黃道在沒有得到中央明確指示的情況下,憑著自己高超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憑著自己敏銳的洞察力,對時局的變化發展作出了準確判斷,他“自覺的調整對敵斗爭的策略,采取的斗爭形式和措施與《指示》精神不謀而合”[5]。事實證明,黃道和閩贛省委的這些做法和政策是適時的,是符合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

二、黃道指派長子參加大洲談判,彰顯了自我犧牲的高風亮節

“八·一三”事變后,局勢驟變,國民黨當局開始有了談判的意向,1937年9月,派回原光澤縣縣委書記蔡詩山作為信使,轉交了國民黨光澤縣縣長高楚衡的一封信。高楚衡在信中表示,國民黨當局同意就結束內戰、一致抗日進行談判,希望紅軍游擊隊指定談判地點。

接信之后,閩贛省委專門開會討論,會上絕大多數同志都不主張與國民黨和談,實行國共合作。大家都認為,國共合作只有一次,沒有第二次,這幾年來,由于國民黨軍隊的殘酷圍剿,不少戰友英勇犧牲,不少同志家破人亡,現在卻要談國共合作,大家在思想上和感情上一時都轉不過彎來。黃道反復地向干部、戰士們分析形勢,講解國共合作的意義和黨的方針政策,指出中華民族正處于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國共合作不是我們共產黨人要去接受國民黨的領導,不是搞階級投降,而是為了共同抗日,為了不當亡國奴,為了早日將日本侵略者趕出中國,挽救民族的危機。他說：“為了民族的生存,我們只有象過去舍棄私仇家怨那樣,暫時舍棄與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之仇,聯合一切不愿做亡國奴的人們,包括國民黨本身,一致起來抗日?！盵6]他運用列寧“革命的妥協”“以退為進”等理論統一了大家的思想,省委最終作出了同意與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的決定。

1937年9月20日,黃道以閩贛省抗日軍政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同副主席曾鏡冰、曾昭銘聯名致函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表示：“凡屬愛國男兒莫不義憤填膺,誓與日寇相周旋,以挽救危亡的民族,我輩向以救國自任,對于救亡圖存,決不后人?！覀兾ㄒ坏南Ｍ?是全國一致團結抗日,爭取抗日的徹底勝利,只要與抗日有利,我們無不竭誠接受?！盵7]表達了愿意接受國共和談的愿望,并且提出了在崇安和邵武縣城成立閩贛邊區人民政府、游擊隊改編為人民抗日獨立旅、人們有言論和武裝的自由等和談條件。同時,閩贛省委也答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停止打土豪分田地。1937年9月下旬,蔡詩山再次帶回了高楚衡的回信,表示國民黨江西省政府同意談判,并正式委派高楚衡和時任第七區保安副司令的周中誠作為國民黨的談判代表。

雖然國民黨當局表面上同意談判和共同抗日,但是他們背后的真實意圖并不清楚,究竟安的是什么心也捉摸不透,談判仍然具有欺騙性,仍然存在很大的風險。因此,到底派誰作為代表前去談判就顯得非常關鍵,這個人既要有一定的“分量”,顯示出我方談判的誠意,又要有良好的隨機應變能力,更要承擔重大的風險。在這關鍵時刻,黃道又一次把危險留給了自己和家人,充分彰顯了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自我犧牲的高風亮節。黃道“指派他的長子黃知真(當年只有17歲)和閩北分區教導大隊大隊長邱子明兩位同志為談判代表”[8]。當時省委其他領導都不同意,因為大家知道,為了革命,黃道的家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一家人死的死,散的散,17歲的黃知真是當時黃道身邊唯一的親人。讓黃知真去談判,大家非常擔心,建議另派他人。但黃道斬釘截鐵地說：“讓知真去吧!”黃道這種勇于自我犧牲的精神讓省委的同志深深感動,“把困難和危險留給自己,把方便讓給別人,這是黃道一貫的作風”[9]。

黃道之所以選擇光澤縣寨里鎮大洲村作為談判地點,也是經過了一番深思熟慮的。大洲村位于中共閩贛省委駐地豬母崗山下,是“資(溪)光(澤)貴(溪)游擊區”的核心區。同時,大洲村四周都是森林茂密的高山,只有一條小路可以到達,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為預防不測,“談判前黃道秘密安排了一個排的兵力守住進村小路,另外還在談判的小屋周邊部署了一個班的戰士”[5],以確保談判人員的安全。

1937年10月,黃知真和邱子明在大洲村與國民黨談判代表高楚衡和周中誠進行了長達6天針鋒相對、有理有節的艱苦談判,雙方就兩軍停止內戰、合作抗日、釋放政治犯等達成了一致意見,并且對閩北紅軍游擊隊改編番號、集結的時間地點、軍需供應等也達成了共識,談判取得了初步成功。

隨后,黃道親自前往大洲,與國民黨當局達成了最終協議：國民黨當局同意停止內戰,國共兩軍一致抗日；釋放中共被捕的政治犯；劃定鉛山為紅軍游擊隊集結之地,負責集結期間的軍需供應,等等。閩贛省委同意停止打土豪、分田地；停止建立蘇維埃政權；同意將紅軍游擊隊改編為“閩贛邊區抗日義勇軍”[8]。

大洲談判是閩北國共合作的里程碑,也標志著閩北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取得了最終的勝利。大洲談判是黃道在與黨中央失去聯系、沒有中央指示的情況下獨立完成的,談判的結果也符合中央的新政策,“體現了黃道高度的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3]253。尤其是在充滿危險的關鍵時刻,黃道指派長子黃知真前往談判,把危險留給了自己,彰顯了黃道勇于自我犧牲的革命精神。

三、黃道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機智地保存了革命的力量,確保武夷山紅旗不倒

黃道不但具有政治家靈敏的洞察力,更具有指揮家冷靜的頭腦。他在得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消息后,并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和喪失革命的警惕性,而是異常冷靜,對國民黨依舊保持著高度的警戒之心。

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后,蔣介石堅持“北和南剿”方針,一方面和陜北黨中央談判,另一方面把大量的兵力抽調到南方“清剿”紅軍游擊隊。蔣介石增派了七十五師、七十九師、浙江保安團等約五個主力師的兵力,限期在七月到九月三個月內消滅閩北紅軍。吳先喜和黃立貴兩位能征善戰的閩北紅軍優秀領導人都在這個時期先后犧牲。黃知真也說：“我們損失最大的也就是這一階段?！盵1]426黃道綜合分析當前形勢,作出了準確的判斷,識破了國民黨采取“北和南剿”的兩面手法集中力量消滅南方游擊隊的企圖,針鋒相對地提出必須避免無謂的犧牲,盡可能保存有生力量,迎接新的革命形勢的方略。

黃道指出,當前黨和紅軍最基本的任務就是保存革命有生力量。黃道指示,“各地在情況尚未搞清之前,勿急勿躁,切忌盲動,不要急于求戰,注意保存有生力量?！瓘娬{部隊不得打硬仗、打消耗戰”[3]234,要極力避免與國民黨主力部隊正面作戰,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他將游擊隊隱蔽在光澤、金溪、資溪交界的高山上兩個多月,直到“七七”事變發生后國民黨軍隊主力撤退,有效地保存了經過三年游擊戰爭留下來的珍貴革命火種。

邵式平也曾回憶道：“‘雙十二’事變和平解決,各部獲此消息,對時局估計不足,沒有認識到國民黨在談判過程中乘機消滅我們。1937年1月,劉建緒為四省‘剿匪’總指揮,以十余正規師,配合各省保安隊及反動地方武裝,向我各部分區‘進剿’,我們在思想上、工作上缺乏應有的準備,因此挺進師與浙南根據地、皖浙獨立團與浙贛根據地又遭嚴重失敗。閩北、閩東在軍事上早有轉變,部隊損失較少,根據地得以堅持?！盵10]

正是由于黃道領導下的中共閩贛省委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在急劇變化的形勢面前,能夠迅速作出準確的判斷,采取了靈活的斗爭策略,從而“保證了閩贛游擊區在此后的工作中始終處于主動地位”[11]。

大洲談判結束后,盡管閩北紅軍游擊隊與國民黨江西當局達成了協議,停止了內戰,但國民黨福建省當局非但沒有撤走軍隊,還不停地騷擾我軍,在多地制造摩擦。對此,黃道認為不能無原則地讓步,果斷命令紅軍游擊隊展開自衛反擊,在斗爭中構建和平。得到黃道的指示后,饒守坤指揮閩北紅軍游擊隊一天之內三戰三捷,沉重地打擊了福建國民黨軍隊的囂張氣焰,通過積極的斗爭,才迫使國民黨福建當局承認了大洲談判達成的協議。

大洲談判成功后,黃道并沒有被暫時的勝利沖昏頭腦,而是異常冷靜,對國民黨當局依然保持高度的警惕。他告誡同志們,雖然談判取得了成效,但千萬不能麻痹大意,千萬不能喪失警惕。閩北游擊隊聚結到鉛山縣之后,不能在永平鎮和河口鎮等地駐扎,只能駐扎在石塘鎮,因為石塘鎮“背靠大山,一有風吹草動,隨時可以上山”[12]。

因此,黃道把紅軍游擊隊集結的地點選擇在鉛山縣石塘鎮。石塘位于鉛山河的上游,是閩、贛兩省的交通要道,物產豐富,有比較發達的手工業,尤以造紙和制傘最為有名,除了河口和永平之外,石塘是鉛山第三大鎮,有兩千多戶人家,經濟條件相對較好。同時,石塘緊靠紅軍游擊隊三年游擊戰爭主戰場——武夷山,一旦有風吹草動,紅軍游擊隊隨時可以上山,也符合中央“獨立自主靠山扎”的指示。

在閩贛游擊隊下山接受整編的過程中,黃道強調,即使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我黨依然要保存自己的革命武裝力量,做好兩手準備?！坝螕絷犗律角?項英作出閩北游擊隊不留一人一槍的‘指示’。黃道警惕地提出：‘要把屁股坐在山上?！盵13]他毅然堅持為閩北根據地秘密留下一部分自衛武裝力量,并留下曾鏡冰、王助、汪林興、左豐美等同志組成閩北特委,任命曾鏡冰為特委書記,堅持原地斗爭。實踐證明,黃道這種既堅持組織原則,又結合實際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這批留下來的武裝力量為我黨堅持閩贛邊區的斗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確保了武夷山紅旗不倒,也體現出黃道非凡的膽略和豐富的政治經驗。

從1937年10月下旬開始,閩贛邊區紅軍游擊隊紛紛走出大山,集結在鉛山縣石塘鎮,11月中旬,黃道也來到石塘,領導改編。1938年1月,根據黨中央的指示,閩贛邊區紅軍游擊隊正式改編為“新四軍第三支隊第五團”。1938年2月25日,黃道在石塘鎮的河灘上舉行了第五團北上抗日誓師大會。隨后,黃道和第五團一起,經河口到橫峰開赴前線,“和堅持南方游擊戰爭的八省健兒匯合在一起,浩浩蕩蕩地奔赴抗日戰場”[1]427。

黃道去世后,1943年,陳毅親筆撰寫了《紀念黃道同志》一文,認為黃道在與黨中央完全隔絕的情況下,發揮了他無與倫比的“革命天才”,在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中,在國民黨軍隊長期的“包剿”下,能夠以頑強的毅力,獨立支撐危局,堅持長期斗爭,完成了保存革命陣地、革命組織和革命武裝的光榮任務,最終使閩北游擊隊編入新四軍,融入抗戰的洪流之中,“這是黃道同志對革命對民族的絕大的貢獻”[14]658,稱贊黃道是“江西人民革命領袖,中共優秀的領導干部,馬列主義的活動家,抗日的新四軍的創造者之一”[14]656。

青年時期的黃道曾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師范大學,是當時我黨為數不多的具有高學歷的領導干部,具有很高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長遠的眼光,在國內戰爭向抗日戰爭轉變的重大歷史時刻,以他的過人膽識和遠見卓識,準確把握時局的變化,主動進行了大洲談判,為新四軍的組建作出了突出貢獻。黃道“作為一位亦文亦武亦干才的軍事家的形象,將永遠象武夷山那樣常青”[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