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的倫理問題思考

周 奮

(中國人民大學 北京 100872)

一、問題的提出

人源性生物樣本是人體組織經過收集、處理、分類后可作為科學研究使用或作為商品和商業用途的人體材料，剩余的人源性生物樣本，指的是因診療目的而采集、完成了診療目的后剩余的來自人體的材料，或原采集用于備用、完成目的后應廢棄的人體檢驗樣本，包括全血、血清、血漿、體液、細胞或組織等；健康體檢后剩余的人體檢驗樣本，也屬于臨床剩余樣本；現有以某項特定研究為目的而特意招募志愿者并采集的個體的臨床樣本在研究結束之后剩余的樣本，也屬于此類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

醫藥生物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是以醫藥生物科學研究為依托的，動物源性實驗樣本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作為主要的實驗材料，現今已經逐漸不能滿足科研實驗的需求。相比之下，人源性生物樣本是更符合研究人員研究需要的目標樣本，既縮短了基礎研究與臨床試驗的距離，又節省了經費開支。近年來，由于“轉化醫學”這一新概念的引入，打破了原有的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藥物研發等相關學科間的屏障，使基礎科研成果能夠迅速地轉變成臨床診療技術，這種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現代科學理念就更凸顯了人源性生物樣本的重要性。

人源性生物樣本，屬于人類遺傳資源。在2019年5月28日李克強總理簽發國務院令：“《中華人民共和國人類遺傳資源管理條例》已經2019年3月20日國務院第41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19年7月1日起施行?！敝?，明確提出了：“國家支持合理利用人類遺傳資源開展科學研究、發展生物醫藥產業、提高診療技術，提高我國生物安全保障能力，提升人民健康保障水平?！盵1]那么，前面提到的這些人源性生物樣本，在完成其采集最初目的后，是否可以被醫藥生物科學研究相關領域再利用？如何合理利用？再利用時的倫理問題如何處理？這已經成為產生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單位和想利用這類樣本的科研工作者關心的焦點問題。人源性生物樣本，因其具備特有的難以獲得性和獨特性，合理規范地把剩余的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于醫藥生物科學研究相關領域，能夠實現其價值再創造。

二、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的意義

(一)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的可能性

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對于患者、健康體檢者、臨床項目研究申辦方而言，完成研究后則不再有該類價值，且現今每一項研究所需的臨床生物樣本，需提前取得人類遺傳辦的審批，方可采集并使用。由此，對于原來的相關人員和機構而言，這類樣本只是醫療廢棄物，如果將其合理規范地再利用于醫藥生物科學領域，不會損害來源方的安全和利益，對于提供樣本的個體幾乎沒有風險[2]。剩余的人源性生物樣本，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實用價值，需要通過進一步的科學研究及產品開發才能得以實現。

隨著人們對人源性生物樣本的重要性認識提高、相關方面的有利支持和我國生物資源豐富多樣的特點，短時間內，以醫院等醫療機構為主體，各地興建了各種適應于當前形勢要求的生物樣本庫，收集和積累了大量與之相關的樣本和相應的人類遺傳信息與資源。但由于缺乏相應的需求調查和資源推廣，這種資源多數僅限于項目內部研究使用，利用率不高，資源積累和研究應用比例失調。隨著信息公布渠道的明確、信息共享平臺的創建，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的整合利用、成果轉化趨勢越發明顯。[3]

(二)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的必要性

人源性生物樣本，屬于遺傳資源的一類，是需要特別保護的資源。人類遺傳資源來源于人類，相關科學研究也都是為了人類健康服務。在現在生物醫藥科學領域，遺傳信息的相關科學研究能夠幫助人類更好地破解遺傳疾病的困擾、服務于人類的健康、延續人類的壽命，是人類科學研究非常重要的資料，大量的生物醫藥科學研究都離不開這類數據的支持?，F如今，越來越多的藥物研究機構，在開展藥物研究中搶奪優先上市機會時，其對應的臨床研究多依賴臨床樣本采集的質量與速度[4]，如果可以合理地將這類臨床剩余的人源性生物樣本予以再利用，這類研究機構將無需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再去大規模招募志愿者、尋找合適個體、等待個體入組樣本采集，從而可以大大節約研究成本，提高效率，為藥物上市節約時間資源。

人類遺傳資源既是戰略資源，又是稀缺資源。在臨床研究中獲得的人源性生物樣本，在完成獲取時的目的后，如果直接丟棄，將對醫藥生物科學研究造成巨大的損失，輕則可能在相關核心領域研究中受限、再無法重新獲取相關資源，重則可能危及特定種群安全，甚至國家安全，抑或是會造成公共健康安全重大問題。[5]若能把這些原本要廢棄的人源性生物樣本再用于科學研究，對促進醫藥生物科學發展有重要意義。大力保護、加強監管、合理再利用剩余人源性樣本，都是對人類遺傳資源的優化使用，使其更好地為人類健康做出貢獻。

三、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的倫理特性

目前我國暫無明確的法律或制度條文規定人源性生物樣本采集單位是否有權將這類剩余樣本交于科研工作者進行相關研究，對其進行再利用，可以節約研究成本，推動醫藥生物科學的發展和進步，但同時也引出了這類樣本的一系列倫理問題。[6]主要涉及三大方面：知情同意問題、隱私保密問題、知識產權問題。

2007年原衛生部頒布了《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其中明確了倫理審查的具體要求，對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項目，要求倫理委員會必須對其予以審查批準，且需要在研究開始之前進行相關操作。該辦法對規范醫藥生物科學研究行為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對于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項目中的人源性生物樣本相關倫理問題予以系統管理。但該辦法對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用于科學研究時，是否必須知情同意，對這類再利用的倫理審查批準并未做出明確限制。有學者表示，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是本著盡最大利用價值來重復利用樣本，出發點都是用于進行醫藥生物科學研究，而非為了獲取受試者隱私或者獲取非正常利益；且使用已有的樣本，在初次采集時已有相關知情同意操作，再利用不等于再次采集，對于受試者而言，幾無風險。[7]由此，這類再利用應可豁免知情同意甚至免去倫理審查批準相關操作。但也有學者認為，這類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同樣是將樣本用于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也即同樣需要倫理委員會的審查流程和知情同意流程。因為受試者首次被采集人源性生物樣本時簽署的知情同意，在他們看來即認為個體的樣本僅用于當前的研究，如剩余后再利用，應被告知，本人應對樣本使用情況有知情權和決定權。倫理委員會審查批準的目的就是通過方案管理研究，保證受試者利益，降低相關者風險，此類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時，應完成知情同意流程。

在臨床研究中，臨床方案會對受試者應采集的生物樣本量做適當富余預估，這類科學研究對受試者而言，風險主要是受試者的隱私保密方面，應防止受試者因研究結果的泄露而受到不公正待遇或傷害的可能。這類研究中，為最大限度減少受試者的風險，會在設計方案時明確所用人源性生物樣本隱私信息的保護方式，有的是要求匿名，有的會選擇去標識化處理，對于多采集或重復采集也會給予明確規定。[8]如臨床剩余的人源性生物樣本進入樣本庫儲存和管理，再利用這類樣本時，對樣本信息進行編碼、加密、去鏈接或其他無法辨識參與者身份的匿名化方式進行風險控制；同時對相應管理工作人員進行相關培訓并簽訂保密協議，明確人員職責權限，對信息進行保護管理。這類工作也都應隸屬于倫理委員會的監管范疇，不論是初次采集前，還是用后再利用，這類監管要求應保持不變，充分保護樣本提供者的權益。

作為一種具有特定價值的資源，人源性生物樣本的再利用，也應予以樣本提供者分享一定的由此而產生的利益。這類利益，可以是樣本提供者不需要支付費用或只需支付成本費用就能優先使用與之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是一定的補償回報；亦可以是相應研究成果的信息及感謝。[9]應考慮到人源性生物樣本這種資源研究僅僅具有一次性研發價值的特性，可探討提供樣本者可否分享專利權的問題。有人認為提供者并未做出創造性貢獻，由此不能獲得知識產權，但專利保護法明確了每一個為專利做出貢獻的人都應受到專利保護。沒有貢獻者們提供的這類資源，研究就無法正常進行，專利則更是無稽之談。但資源提供者們應如何享有專利權、如何合理分配利益，可著力探討。

四、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的原則

醫藥生物科學的進步，總是伴隨著倫理道德的質疑聲，如何在科學研究和保護資源提供者權益之間保持平衡，是對資源管理者的考驗。人源性生物樣本，是連接提供者、醫務人員和科學研究工作人員的紐帶，貫穿其中的倫理審查則是保護各方權益的重要措施。[10]國家衛計委2016年發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規定，倫理審查范圍包括收集、使用或儲存有關人的樣本等活動。也即，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再利用于醫藥生物科學研究也應當屬于倫理委員會審查范圍內。

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在最終處理前被再次研究利用，再次找到提供樣本的受試者征求其知情同意意見的難度較大。這類再利用，目前多是采用倫理委員會的討論，來決定是需要重新獲得提供者的知情同意還是可以免除知情同意，[11]應重視倫理委員會在整個再利用研究過程中的審查與監管。對于有針對性的納入今后臨床研究工作中的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則在初次獲取時一定需要提供者知情。

五、結論

臨床剩余人源性生物樣本，具有豐富的醫藥生物科學研究價值，將其再利用于該類研究值得大力推廣。建議再利用這類生物樣本時，嚴格遵循倫理委員會的監管要求，事先知情同意、竭力避免損害提供者的利益、盡量做到公平合理利用、正當再利用。國家也應盡快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針對剩余臨床生物樣本等人類遺傳資源再利用的相關法律法規和倫理規范，對資源再利用設定嚴格邊界，進行合理引導與監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