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進程中民間文藝的身份重構與地方傳承
——以十八蝴蝶為例

陳杭勛

(浙江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播學院，浙江金華，321004)

關鍵字 十八蝴蝶；城鎮化；身份重構

十八蝴蝶起源于浙江省永康市方巖廟會，是由高鎮民眾自發組織創作的娛神舞蹈表演。方巖廟會是由民間自發，由單個或多個村莊組成“胡公會”(俗稱“聯?！?，每年輪流朝拜胡公的祭拜活動。祭拜活動中的娛神表演由各個胡公會自發組織參與。這種娛神表演形式，各村或多村組成的表演隊在表達自身“虔誠之心”的同時，為增強本會或村的影響力，也會存在通過表演而進行會與會間互相競爭的現象。1946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第二年，方巖廟會舉辦得較為隆重，高鎮村為一壓群雄，在當年的活動組織者王春山的帶領下創作出了十八蝴蝶。十八蝴蝶一經亮相就受到了地方社會的喜愛與廣泛傳播。隨著國家對民間文藝挖掘工作的展開，十八蝴蝶也作為獨立于廟會而存在的地方代表性舞蹈被地方文化管理部門挖掘和改編，且這種改編也一直影響著其在20世紀后50年的傳承與發展。另一方面，十八蝴蝶在民間卻依舊與“民間信仰”等“非官方”標簽掛鉤，在行政力量對其進行改編和利用之時，并無較大發展。直到我國從21世紀初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部分民間文藝、民間信仰存在合理性被承認以后，民間各力量才得以加入十八蝴蝶的傳承隊伍。由于十八蝴蝶在20世紀的后50年中，已被行政力量充分地精致化、舞臺化，即其身份在行政層面被重構后，也對民間力量的傳承行為造成了一定影響。如將十八蝴蝶視為一項獨立于廟會而存在的民間文藝，進行各種創新。

十八蝴蝶發源地高鎮村則利用地理位置、交通等優勢，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得到了快速的發展，經濟水平和城鎮化水平較高，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較為典型的地方村落城鎮化案例。與此同時，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濟的發展，不斷地消解傳統村落或社區和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公”的概念，原有傳統村落結構和人際關系也在不斷地被改變，村落共同體意識逐漸弱化。十八蝴蝶作為村落的標志性文化，在其傳承人和村落行政工作者的積極利用下，重新實現了村落共同體的重建、人際關系和群體結構再組織等。而在民間力量出于自身需要而展開的活動中，也實現了其自身于民間的身份重構，進而被民間重新接受并傳承，并在此基礎上得到了發展和創新。

本文以十八蝴蝶歷史產生和存續過程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作為一項由浙江省永康市高鎮村民眾自發組織創作和傳承的娛神表演，在地方廟會亮相后，不斷受到民間傳播和效仿，以及行政力量的利用過程。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以后，行政力量對其進行大規模的改編和利用，使其充分地被精致化、舞臺化，成為獨立于廟會而存在的民間文藝，也即十八蝴蝶在行政層面進行身份重構的過程。同時，分析在民間力量出于自身需要而展開的活動中，十八蝴蝶如何實現于民間的身份重構，進而被民間重新接受并傳承，并在此基礎上得到發展和創新。

一、十八蝴蝶的精致化、舞臺化

十八蝴蝶、方巖廟會的祭拜活動中，娛神表演由各個胡公會組織編排，其一經亮相就受到了地方社會的喜愛與廣泛傳播。雖然如此，但在20世紀的后50年中，行政力量將其作為獨立于廟會而存在的地方代表性舞蹈進行了挖掘和改編，對其配樂、舞蹈形式等進行了大量的精致化工作，使其逐漸趨向于舞臺化表演方向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新的政治和文化體制下，國家組織社會各界力量對民間音樂舞蹈進行挖掘和保護，并提供“全國民間音樂舞蹈會演”這一展演舞臺。響應國家政策方針，永康文化館迅速組建挖掘隊伍，選擇了剛產生不久且在民間較為流行的十八蝴蝶作為挖掘對象，并使其脫離方巖廟會，進行獨立舞臺表演。之后，除作為娛神表演間歇性參與方巖廟會外，十八蝴蝶常常以民間舞蹈身份，參與了大量由各級政府主辦的舞臺表演活動，且走上了由行政力量主導的精致化、舞臺化的歷程。如，1959年受邀參加浙江省文化局主辦的全省民間音樂舞蹈會演，1978年永康縣(現永康市)文教局組織其表演隊伍參與浙江省群眾業余文藝會演等。在這些表演的準備過程中，地方文化管理部門組織社會各界力量為十八蝴蝶制作配樂、重新編排舞蹈。特別是1992年，十八蝴蝶受邀參加沈陽國際秧歌節暨全國優秀民間舞蹈大賽和天津國際友好城市藝術節。由于此次表演是永康設市后第一次以團隊形式出省演出，十八蝴蝶在市政府的重視與支持下，其表演人員、舞蹈形式和配樂等方面做了較大的改變。(1)呂美麗、林克成：《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叢書·十八蝴蝶》，浙江攝影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頁。

在十八蝴蝶獲得大量的外出演出機會和良好的反饋后，其還得到了來自浙江省相關文化干部的關注，并獲得了推薦參加全國優秀民間舞蹈大賽的機會。(2)訪談人：陳杭勛。訪談對象：陳寶。訪談地點：金華市(電話訪談)。訪談時間：2017年5月14日。在準備過程中，十八蝴蝶主要參與者陳寶(3)在本文中，除政府相關人員和研究者外，其他所涉人名均作處理，以下不再一一標注。、戴覺和文化館干部專門前往杭州，參加了由省、市各級力量組織的專項研討會。研討會后，地方文化管理部門組織曾參與舞蹈編排的教師和道具、服裝等制作人員成立改編小組，對十八蝴蝶進行改編，即在保存原有歷史元素的基礎上，舞蹈動作、隊形、道具、服裝等都被創新了?？梢哉f，這是半個世紀以來，十八蝴蝶不斷精致化，趨近專業審美，并獲得文化管理部門重視而帶來的一次跳躍式變化。大多數十八蝴蝶的參與者和文化干部還將1992年作為十八蝴蝶發展變化的分水嶺，將1992年前、后的十八蝴蝶分別稱為“舊蝴蝶”和“新蝴蝶”。

20世紀末，十八蝴蝶身份儼然已經成為受行政力量支持和推動，獨立于廟會而存在的民間文藝表演，具有強烈的舞臺屬性。這種身份的重構，在不斷被行政力量當作“正面”形象而被展示的同時，由于產生于廟會，十八蝴蝶在民間仍被賦予與“迷信”“宗教”等相關的標簽。這無疑在民眾傳承十八蝴蝶的道路上設立了難以跨越的障礙。民眾對其的傳承，也只能“聞風而動”。如在新蝴蝶改編完成的20世紀90年代，隨著國家對民間文化的態度和政策的變化，以及各地方興起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經濟發展口號，方巖廟會被地方政府部門重新組織并恢復，與其相關的各種娛神表演也得以復蘇，包括十八蝴蝶。但即使是受到了關注和肯定，其復蘇的依據始終依托經濟復蘇而進行，從文化角度進行的宣傳與表演，依舊存在障礙。直至21世紀初，隨著我國實施“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和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等一系列舉措的開展，十八蝴蝶通過分別于2005年被列入第一批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和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方式，才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較為全面的存續“合法性”。

二、高鎮：“村”至“社區”的轉變

十八蝴蝶發源地高鎮村是一個地處永康市中東部，依水而建的自然村落。永康兩大主要河流南溪、華溪成鉗形流經高鎮全境，形成“川”字形，亦稱“高川”。該村自古以來人多地少，全村80%以上人口無地或少地，生產勞動主要依靠租地耕種。土地的束縛使得高鎮村民只能另尋他路，謀求生計。恰巧該村地理位置優越，位于雙股金釵附近。雙股金釵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217省道、330國道，以及溫州、麗水至杭州的必經之路。同時，也是永康城內通往芝英、古山、橋下等鄉鎮的重要交通樞紐。早在民國時期就有外地商人在雙股金釵北側興建店鋪，顧姓商人經營飲食，叫雙股金釵餛飩店，另一家陶姓商人經營歇夜店。

隨著永康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1993年330國道北移，原雙股金釵改建成城市道路，其四周分別建有中國人民銀行永康支行、永康農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永康分行等金融機構和永康報社、永康振東大酒店等各種商業和娛樂場所，即昔日的雙股金釵，隨城市的發展，逐漸成為全市金融、商貿、文化、休閑娛樂中心。高鎮村也依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得到了快速的發展。1985年底，全村有戶辦企業40余家，200多名村民棄農務工。

1992年，考慮到交通運輸等因素，當時的永康縣土管局向河頭村、高鎮村征用土地，在該地塊建設五金城，后稱“永康中國科技五金城”。1999年，高鎮村將林產品有限公司建筑拆除后，改造成兩排店面房用于出租，經營五金建材。21世紀初，隨著農房全面拆遷改造，村民生產生活方式逐步轉向服務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業、餐飲業等。在地方政府經濟和區域規劃下，高鎮村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村民也依靠優越的地理環境和市場資源，獲得了大量的經濟收入。截至2014年底，高鎮村村民主要從事第三產業，利用安置房經商40余家，自辦企業50余家。(4)《高鎮村志》編纂委員會：《高鎮村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同時，高鎮東有總部經濟中心、永康水務中心，南有廣電中心、永康第一中學，西有永康市行政中心、科技五金城一期，北有科技五金城二期，村中心設有汽車東站，儼然已經成為永康城區，乃至全市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中心地帶。

可以看到，在土地限制和地理位置優越的環境下，高鎮村利用交通便利和政府支持等條件，得到了快速的發展，更于2013年12月撤村建居，設立高鎮社區居委會。高鎮村的轉變是中國改革開放后，城鎮化發展的一個典型案例。但在經濟、文化等方面快速發展的同時，居住空間、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的改變，以及外來人口的增加，則使村民們多了一份難以言表的復雜情緒，即以家庭為單位的個體經濟發展下，傳統社會和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公”的概念被逐漸解構，且對于2013年以來的“社區”等集體化概念和組織的陌生，使得村民對群體產生了疏遠，人際關系上也失去了以往的親近感。

三、十八蝴蝶與高鎮：民間身份的重構與社區傳承

高鎮作為十八蝴蝶的起源地，在其創作十八蝴蝶之后，對于其改編、發展等都處于“缺席”狀態。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永康方巖廟會重辦以后，高鎮就已在1993年自發組織十八蝴蝶民間表演隊，參與到民間十八蝴蝶表演過程中(5)《高鎮村志》編纂委員會：《高鎮村志》，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0頁。，但受到國家文化政策影響，以及以政府為主導的舞臺演出，其表演成員也主要依照現代舞蹈表演標準，在全市范圍內進行選拔組織而成，高鎮民間表演隊的表演機會非常有限。直至十八蝴蝶以高鎮為主要發源地，被列入各級非遺代表性名錄后，其民間表演隊伍才逐漸得到重視，表演機會開始增多。

1993年的高鎮十八蝴蝶表演隊，由村民王雄擔任領隊，呂梭、王竹萍為組織者，挑選和組織表演人員，組建了一支民間表演隊伍，存續至今。呂梭、王竹萍雖未直接參與十八蝴蝶的表演，但一直擔任十八蝴蝶后勤保障人員，為表演隊挑選人員、安排道具等，因此也被地方民眾稱為“蝴蝶娘”。(6)訪談人：陳杭勛。訪談對象：徐艷。訪談地點：永康市高鎮村。訪談時間：2017年5月31日。她們堅持不懈地在村內尋找表演者，為表演隊不斷增加新的傳承力量。如2007年，邀請嫁入高鎮村的李云加入高鎮村十八蝴蝶表演隊。本身有十八蝴蝶表演經驗的幼兒教師李云嫁入高鎮后，為協助丈夫經商辭去了幼師工作。而其舞蹈基礎和十八蝴蝶表演經驗受到了蝴蝶娘的關注。于20世紀末重建的表演隊，其舞蹈編排都是以1992年改編后的新蝴蝶為基礎進行的。因缺乏專業力量，其教學和訓練工作一直是民眾自發組織進行，缺乏一定的專業性。如遇重要表演任務，則需要邀請外部人員。具有豐富表演經驗的李云，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一尷尬的局面，并為高鎮十八蝴蝶存續提供了重要的力量。

2010年，高鎮村以十八蝴蝶為主題，創作村歌《十八蝴蝶飛起的地方》。同時，以1992年所編的新版十八蝴蝶為基礎，在時任永康市實驗幼兒園園長、十八蝴蝶表演者徐陽等人的協助下，改編成與此歌相適應的舞蹈隊形。同年，村歌獲得第二屆中國村歌大獎賽“十佳歌曲”、作詞作曲銀獎和大賽優秀組織獎。高鎮十八蝴蝶舞蹈和村歌通過中央電視臺的表演和傳播，使得高鎮民間表演隊所表演的十八蝴蝶獲得了社會各界的大量關注，每年的外出表演保持在20次以上，還參加了2016年全國鄉村春節聯歡晚會。(7)訪談人：陳杭勛。訪談對象：李云。訪談地點：永康市高鎮村。訪談時間：2017年5月31日。

事實上，除2010年參加第二屆中國村歌大獎賽外，日常的外出商演都是由高鎮民間表演隊內部編排和練習。特別是2010年，受村委書記等人推薦，李云憑借原有表演經歷、組織和教學能力，成為高鎮文化員，擔任高鎮十八蝴蝶表演隊的負責人后，高鎮十八蝴蝶表演隊在日常管理和訓練上逐漸規范化。如每周都會組織一次及以上的排練等。同時，在高鎮十八蝴蝶表演隊集體努力下，十八蝴蝶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和創新。如參演群體、道具等。十八蝴蝶的主要參演群體是20-30歲年齡段的女性。而隨著地方經濟的發展與教育觀念的轉變，越來越多的父母注重子女的知識教育，出現了該年齡段的參演者不足的現象。面對此類現象，高鎮蝴蝶娘在人員挑選上，將目光轉向了較為符合表演要求的30-40歲年齡段的已婚女性。在高鎮，該年齡段的女性大多已完成生育，并且因經濟條件良好，這些女性所在家庭大多是夫妻共同創業或自由職業，在時間安排上都較為靈活。因此，高鎮十八蝴蝶表演隊的人員構成出現了“高齡化”現象。同時，由于這一參演群體的年齡特征，也逐漸帶動了另一傳承群體的出現，即兒童傳承群體。表演隊成員的子女或村落內其他兒童，受到母親、村落文化環境等影響，也加入十八蝴蝶的表演當中。針對該群體的特征，表演隊還創新傳統表演道具。如蝴蝶的“翅膀”道具，成人“翅膀”道具由竹篾制成，通過肩帶背在背上，而兒童的“翅膀”則只是一塊輕布，通過繩子系在手臂上即可，無重量負擔。

十八蝴蝶作為一項在行政層面已被舞臺化，脫離廟會而存在的民間文藝，高鎮民眾在對其進行自發傳承的同時，隨著民間表演隊的規范化、村落文化宣傳等的開展，逐漸使其成為高鎮村的文化象征。因此，以村歌《十八蝴蝶飛起的地方》參加比賽獲獎、村落宣傳為標志，我們可以發現十八蝴蝶于民間的身份已被重構，即成為“社區共同體”的文化象征，進而被民間所接受和傳承。而對于高鎮而言，通過十八蝴蝶的傳承和實踐，達到了構建群體共同的社區歷史認同的效果，其城鎮化所產生的矛盾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消解。

三、結 語

隨著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近年來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鄉村的發展逐漸受到重視。高鎮作為地方城鎮化發展的典型案例，其在經濟規模和人口數量上已經超過了一個傳統自然村落的規模，甚至成了城市的一部分。而其在經濟如此快速發展的同時，自身文化內部的斷裂與不平衡現象也逐漸凸顯。因此，為把握村落文化和歷史，增強集體認同感，重構歷史記憶成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十八蝴蝶經過20世紀后50年的發展，以及隨著21世紀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運動的開展，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得到行政力量的認同，完成行政層面的身份重構。同時，作為高鎮村文化標志物，也成為解決社區相關矛盾的合適利用對象。高鎮村作為十八蝴蝶的民間傳承力量代表和發源地，通過組織重建十八蝴蝶民間表演隊，并將其作為村落文化的典型代表，恢復十八蝴蝶表演活動的同時，也實現了對十八蝴蝶于民間的身份重構，進而使其成為“社區共同體”的象征。十八蝴蝶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重新得到民間的恢復和傳承，并在此基礎上獲得了創新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