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品英譯中 “度” 的把握
——以《師傅越來越幽默》之葛浩文譯本為例

黃 堅，莫 英

（長沙理工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南 長沙 410015）

自201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以來，莫言作品的英譯本在海外的關注度又創新高。這標志著中國文學的成功 “走出” ，同時再次證明了譯介的重要性。美國漢語文學翻譯家葛浩文被譽為莫言作品在西方世界落地生根的 “接生婆” 。他譯筆精湛，三十余載不遺余力地從事中國文學英譯工作，極大地推進了中國文化的海外有效傳播［1］。

《師傅越來越幽默》（以下簡稱 “師傅” ）是出自莫言1999 年出版的一部同名中篇小說集，其英譯本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以下簡稱 “葛譯本” ）2001年在美國出版，《師傅》葛譯本向海外讀者展示了莫言獨特的寫作風格以及中國文化的魅力。

自英譯本出版以來，已有不少相關的研究成果面世。研究者或從受眾語言語境的順應和對受眾交際語境探討葛譯本對英語語境的順應［2］；或從改寫理論入手研究譯者文化身份對翻譯的操控［3］；或結合中國文化海外傳播的現狀與問題分析葛浩文的翻譯觀所帶來的啟示［1］；或結合對葛浩文譯本存在的誤讀進行分析，并指出葛浩文對原文創造性重構的方式為中國文學走出去、走進去、融進去架起了中西文化溝通的橋梁［4］?？傮w來說，雖然現有研究已立足于文化走出去視角，但大多僅僅結合了西方譯論來進行分析，鮮少結合國內譯學理論對《師傅》葛譯本進行分析。中國譯學在世界譯學大系統中尚處于較邊緣的位置，中外文化環境和思維方式的差異導致了中外翻譯家在翻譯方法選擇上的不同。

一、楊絳翻譯觀之 “翻譯度” 辨析

不少學者認為國內譯學界提出的觀點較之西方譯論缺乏科學性和系統性。如果按照嚴格的 “科學” 定義來說，翻譯不能算是科學，自然缺乏科學性。中國翻譯學派的理論如此，西方科學翻譯派的理論亦如此。而談到系統性，中國譯學界針對 “翻譯研究解決什么問題” ，可以說就是 “信達雅” 的問題；而 “翻譯是什么” 則可以用中國哲學的 “實踐論” 來回答； “等化、淺化、深化” 的提出恰好是 “怎么翻譯” 的答案，其中 “等化” 還包含了西方譯倫中的 “對等論” ； “知之、好之、樂之” 是體現了中國翻譯哲學追求真善美的理想，遠高于西方的 “目的論”［5］。中國翻譯家提出的觀點既有系統性，也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其對文學翻譯實踐的指導作用應不遜色于西方譯論。

既是作家又是翻譯家的楊絳在其自身豐富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翻譯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翻譯觀。她提出的 “翻譯度” 對文學翻譯的實際指導作用不言而喻，這也正是本文擬選用這一觀點進行分析的重要原因。本研究以中國譯學觀點分析國外翻譯家的中國文學外譯作品，旨在對 “翻譯度” 這一譯學觀點進行歸納總結，為中國文學作品外譯提供新的理論視角。

余光中從鳩摩羅什 “翻譯為嚼飯喂人” 的妙喻中，感悟到譯文的兩種不盡如人意狀態—— “生” 與 “爛” ，讀來令人耳目一新［6］。不管是譯文太遷就源語言的 “生” 還是譯文太遷就譯入語的 “爛” ，都是翻譯中的 “度” 的問題。

楊絳曾仿照 “難度” “甜度” 等說法，提出了 “翻譯度” 的概念。她認為同一語系之間的 “翻譯度” 不大，移過點兒就到家了，恰恰是名副其實的 “迻譯” 。中西語言之間的 “翻譯度” 很大。如果 “翻譯度” 不足，文句就仿佛翻跟頭沒有翻成反而栽倒在地，或是兩腳朝天，或是蹩了腳、拐了腿，站不平穩［7］。就《堂吉訶德》中主人公期待著侏儒在城上吹號角的場景，楊絳給出了三種譯文：

譯文1：可看到（事情）被拖延著......

譯文2：可是事情卻拖延著未實現......

譯文3：可是遲遲不見動靜......

楊絳指出，有些譯者認為譯文離原文越近越安全，即 “翻譯度” 越小越好。正如譯文1 雖與原文形式對應，但意義相去甚遠?？梢?“翻譯度” 過小的譯文不一定 “信” ，反而會造成死譯。譯文2 較之譯文1 的 “翻譯度” 要大一些，仿照中文的表達習慣，比較達意。譯文3是 “翻譯度” 最大的，比前兩種譯文更 “信” 也更 “達” 。由此可見，楊絳主張不同語系之間翻譯度應較大。那么，翻譯度是越大越好嗎？楊絳認為，譯者在翻譯時不僅要了解原文字句的表面意義，還需領會其蘊含的深層次意義以及其語氣聲調。譯者需要用讀者的語言形式來表達原作的內容，這樣就有利于讀者領略原文意味。原文的弦外之音，含蘊未吐之意，譯者都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下功夫，不能擅自插入自己的解釋或說法［7］。

“翻譯度” 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是譯文相對于原文的翻轉幅度。翻譯度既不可過大又不宜過小，否則便是死譯或亂譯。楊絳的這一譯學觀點正與儒家哲學 “中庸” 觀中所強調的 “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不謀而合［8］。

二、《師傅》葛譯本中選詞的 “度”

《師傅》是莫言為數不多的以城市生活為背景的小說，描述了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景象?！稁煾怠犯鹱g本在保留中國文化特色的同時又保證了譯文的流暢，葛浩文 “適度” 的翻譯有效地推動了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

詩人賈島寫《題李凝幽居》時為 “推” “敲” 二字琢磨許久，可見文學作品中選詞的重要性。而莫言作品中豐富的文化詞匯又為英譯作品的選詞增加了難度?！稁煾怠分谐涑庵T如大量成語、方言、俚語等，語言的表達帶有強烈的中國文化特色。因此，譯文中的選詞必須克服語言和文化的雙重障礙。如：

例1：老妻絮絮叨叨，嫌他死要面子活受罪，還罵他死貓扶不上樹。［9］13

譯文：His wife complained that his pride was making their lives a living hell，and scolded him by saying you can’t help a dead cat climb a tree.［10］13

上例中既有成語也有諺語和俗語，其中 “絮絮叨叨” 用來形容說話啰嗦、嘮叨； “死要面子活受罪” 指因愛面子而遭受痛苦； “死貓扶不上樹” 是比喻無用的人，沒法提拔扶植。葛浩文在譯 “死貓扶不上樹” 時，采取了小的翻譯度。貓會爬樹這一特點眾所周知， “you can’t help a dead cat climb a tree” 恰如其分地體現了老妻的怒其不爭。在處理 “死要面子活受罪” 時，葛浩文并沒有直譯，也未將其譯為英語諺語中意義相近的 “gentility without ability is worse than plain beggary” ，而是采取大的翻譯度譯為了 “his pride was making their lives a living hell” 。顯然，口語化的后者更為貼近老妻這一普通婦女形象，也更加貼合原文。老妻指責老丁的愛面子（his pride）使兩口子生活十分窘迫， “hell” 一詞更是將這種貧困潦倒展現得淋漓盡致。譯文中有所欠缺的地方是對 “絮絮叨叨” 一詞的翻譯。葛浩文此處選擇了忽略不譯，看似沒有影響原句的意思。然而就老妻的人物形象層面來說，卻少了些許傳神的意蘊。若將此處譯為 “His garrulous wife” ，絮絮叨叨的老妻形象將會更加鮮明。由此可見，選詞的翻譯度不宜過大，若在翻譯原文的人物形象時對部分詞語省略不譯，表達效果會大打折扣，如：

例2：路過他家附近那個街心公園時，一個追球的小男孩懵懵懂懂地撞到了他的大腿上。他感到腿像觸電似的麻了一下，不由自主地坐在了馬路牙子上。［9］9

譯文：As he passed a neighborhood park near his house，a little boy chasing a ball ran smack into him，sending shooting pains up his leg that forced him to sit down beside the road.［10］9

成語 “懵懵懂懂” 指糊涂、不明事理，形容什么也不知道； “不由自主” 意為控制不住自己；而 “馬路牙子” 是東北方言，意為路邊。正因為 “懵懵懂懂” ，追求的小男孩才會撞到剛剛摔倒的老丁的大腿，也才有 “爺爺，你為什么哭” 的懵懂提問。葛浩文將 “懵懵懂懂” 省略不譯，他或許認為小男孩就只是一個普通的小男孩，懵懂是孩子的天性，我們不需要深究。這樣一來小男孩為什么會撞到人和為什么會提問，出現的就有些不自然。若將懵懵懂懂譯為 “unsuspectingly” ，則小男孩的形象躍然紙上，整個場景也會更加生動。

從例2譯文可見，葛浩文在理解原文的基礎上，將 “不由自主地坐在了馬路牙子上” 意譯為 “forced him to sit down beside the road” ，從譯文來看，并沒有原文字里行間那樣生動。但是，基于英漢文化存在的內涵差異，此類譯法著實是能幫助讀者理解源語的最好方式。針對中國文學作品外譯時的選詞，大的翻譯度往往有助于讀者接受。那是不是所有的選詞都應參照大的翻譯度呢？英漢兩種語言屬于不同語系，詞匯相去甚遠，特別是漢語詞匯又非常豐富。顯而易見，大的翻譯度固然便于理解，卻無法保留其中的文化意象，并不利于中國文學作品的真正走出去?！稁煾怠芬晃闹谐烧Z、俗語等的翻譯并不能一概而論，一味地采取大的翻譯度會讓譯文失去中國文化特色。如：

例3：賣豬漢子搖動三寸不爛之舌，把方才講過的那套話更加豐富多彩地講述一遍。［9］15

譯文：The peddler saw it was time to put his threeinch weapon of a tongue into play.He repeated his earlier sales pitch，this time spicing it up even more.［10］16

成語 “三寸不爛之舌” 形容能說會道，善于辭令的口才，也說三寸舌。葛譯本中的 “three-inch” 和 “tongue” 對應 “三寸舌” ， “weapon” 一詞巧妙地顯示出賣豬漢子推銷產品的利器是他的口才，將原文的意蘊傳神地表達出來。較之 “a glib tongue” ，葛浩文此種譯法采取了小的翻譯度，最大的限度去保留成語的 “異域” 特色，從而讓讀者體會其中的文化差異，如：

例4：工人們吵了一陣，便各奔了前程。［9］8

譯文：The crowd of worker grumbled a while longer before breaking up and heading home.［10］8

“各奔前程” 意為 “各走各的路” ，比喻各人按不同的志向，尋找自己的前途。原文中各奔了前程說的是工人們見下崗一事已成定局，吵鬧了一陣發泄完心中憤懣便各回各家了，同時也表示工人們接受下崗事實不得不另謀出路。葛譯本中 “breaking up” 與 “heading home” 與各奔前程意義對應， “and” 在形式上與原文中的 “了” 對應，恰到好處地譯出了原文的意味。在正確理解原文的基礎上，處理詞語的小翻譯度可以讓讀者在字里行間體會作品中的弦外之音和文化差異。當然，在處理那些已被英語讀者普遍接受的詞匯時，譯者可以參考已有譯名。如：

例5：難道他們像西游記里的孫猴子變成了蚊子從氣窗里飛走？［9］39

譯文：Could they have turned into mosquitoes like the immortal monkey and flown out the window?［10］45

隨著20世紀80年代詹納爾和余國藩所翻譯的《西游記》全譯本的出版，英語世界的讀者們對 “Monkey Sun” 和 “The Journey to the west” 已十分熟悉。而2001年出版的葛譯本卻將 “西游記中的孫猴子” 譯為了 “the immortal monkey” 。原文中 “西游記” 三個字固然可以省略不譯，但僅僅用 “the immortal monkey” 對應原文中 “西游記中的孫猴子” ，兩個意象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顯而易見，無法使讀者聯想起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若將此處理為 “Monkey Sun” 或 “Monkey King” ，既是對原文信息的準確翻轉，也可以激起讀者對《西游記》的閱讀興趣。

三、《師傅》葛譯本中造句的 “度”

楊絳于《失敗的經驗》一文指出，造句是翻譯過程中最為關鍵之處。只有造好了句子才可以確定選詞，也只有造好了句子才能夠形成篇章。在《師傅》英譯本中，葛浩文在造句方面的翻譯度之大，不是一字一句地照搬原文，而是在分析原文之后進行了斷句重組。如：

例6：男子個頭很高，穿著一件灰色風衣，雙手插在風衣口袋里。［9］35

譯文：The man，his hands thrust into the pockets of his gray windbreaker，was quite tall.［10］40

由于漢語和英語屬于兩種不同的語系，加之社會歷史背景與思維方式的不同導致了漢語和英語句子結構上的差異。上述例子中，原文中句子要凸顯的是 “男子個頭很高” ， “穿著灰色風衣” 以及 “雙手插在風衣口袋里” 都是對男子外在形態的一個補充說明，屬于定語后置。若譯文照搬原文語序，則無法凸顯句子主干，容易造成表意模糊。而葛浩文在翻譯時將非限定性定語從句插入句子主干之中，確保了譯文的兩大優勢：一是句子結構的平衡性；二是原文信息的完整性。這類斷句重組的手法所體現的大翻譯度在葛譯本中并不少見。又如：

例7：他很快就發現早晨到這里來等客是個錯誤，早晨年輕人不出來，中年人也不出來，早晨出來的都是老年人，老年人圍著湖邊活動也不到墓地這邊來，老年人即便到墓地來也不會成為他的顧客。［9］26

譯文：It didn't take long for him to see how wrong he’d been to come out so early. At this time of day，only old folks were out，and they preferred the area around the lake to the cemetery；even if they came to the cemetery，they weren’t the clientele he was waiting for.［10］29

對比原文來看，葛譯本將句子主干一分為二，前者闡述早起是錯誤，后者表明老年人不是他等的顧客，兩個句子首尾呼應串成了原文中的邏輯主線，加入only與even if 等連詞以承上啟下。由此可見，葛浩文在造句時講究邏輯清晰、句子連貫和句子結構完整，選取了偏向于英語造句手法的大翻譯度，更貼近英語讀者熟悉的句子形式，這樣的譯句更容易被讀者理解。

莫言作品的英譯既是為了更好地在海外傳播，也是為了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若全篇譯文的翻譯度都小的話，輕則作品信息無法有效傳遞，重則造成文化沖突。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客觀存在，不容忽視。在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時，譯者既要展現文化特色，也要尊重文化差異。

楊必在譯《名利場》時，將 “who is a good Christian，a good parent，a good child，a good wife or a good husband” 譯為 “虔誠的教徒，慈愛的父母，孝順的兒女，盡職的丈夫，賢良的妻子” ，此處選詞時若采取翻譯度小的處理辦法，將五個 “good” 統一譯成 “好的” ，則語句含糊不明，文章單調乏味。而許鈞在譯《名士風流》時，采用了翻譯度小的處理辦法將法文中的 “sourire” 一律譯為 “微笑” 或 “微微一笑” 。他認為，法語中關于 “笑” 表達法也極為豐富，作者只用 “sourire” 一詞，無疑有他可以追求的風格及以此風格為一定的表達目的服務的問題［11］。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譯者面對不同的文學作品，對 “度” 的把握也不盡相同。

對待文學翻譯，楊絳一直秉承嚴謹的態度。她總結出的 “翻譯度” 更是從大量文學翻譯實踐中總結而來，又在后來的文學翻譯實踐中起了指導作用。葛浩文為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作出了杰出貢獻。他的翻譯既展現了中國文學的獨特語言魅力，又將中西方文化巧妙融合，將文學作品中的中文語境轉換為對應的英語語境，由此可見其對翻譯度的把控可謂是爐火純青。

四、結語

莫言作品的英譯要實現兩種語言以及文化之間的轉換， “度” 的把握尤為重要。正如《師傅》葛譯本中對英漢詞匯空缺現象的處理，并不是翻譯度越小就越安全，若完全照搬原文去譯，找不到對應詞匯，也無法被譯入語讀者廣泛接受；而面對中外文化背景差異時，如《師傅》中出現的中國古代神話，翻譯度過大則會將其中的中國元素模糊甚至省略，影響中國文學作品的對外傳播。在充分了解原作背景的情況下，譯者既可以用部分選詞的小翻譯度保留中國文學作品中的文化特色，又能創造性的用翻譯度大的詞和句來增添譯文的可讀性。

結合中國翻譯家提出的翻譯觀點分析中國文學作品的外譯，借助翻譯實例去研究國內翻譯理論下的中國文學作品外譯，是一個值得探究的題目。在今后的研究中仍需通過大量的分析、歸納和總結，以期為中國文學作品外譯實踐提供新的理論參考，并在實踐中推動國內翻譯觀不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