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京滿文碑刻探析

吳智嘉

(遼寧省民族宗教聯絡與輿情中心 古籍部，沈陽 110033)

明天啟五年(1625年)努爾哈赤遷都沈陽并營建皇城，盛京地區迎來重大歷史轉折，由元明時期遼東邊鎮的衛城一躍成為北方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清軍入關后，對于盛京的建設并未停止。順治時期，盛京地區設盛京五部，康熙時期擴建外城，乾隆時期設盛京將軍，盛京一時地位殊重。有清一代，頒布了數量龐大的誥封、祭文，使之敕建立碑于墓前以彰其開創之功，尤以崇德、順治、康熙、乾隆等朝為數眾多。據《盛京通志》所載，收入“古跡”之碑刻除孔有德、尚可喜、耿精忠等漢將墓以外，清代皇室宗族墓亦有37處之多，足見盛京碑陵規格之隆重。此外，清代重視盛京地區經濟與文化，歷年興修土木營建寺宇，亦留有大量紀念性碑刻。因清代提倡“清語清書”，其碑文多為滿文或滿漢合璧撰寫。盛京滿文碑刻記錄清代重大事件，反映清軍入關前后數百年的歷史，具有重要史料價值。

一、盛京地區滿文碑的賦存情況及類型

盛京是后金奠定基業的龍興之地，因此，滿文碑刻多為皇帝誥命及追贈敕建碑，正如《雪屐尋碑錄》凡例中所言，“以帝誥、御制文、諭祭為最多”[1]11?！妒⒕┩ㄖ尽穼⒔裆蜿柕鹊毓拍故杖搿肮袍E”一章，而其墓志銘、碑銘等文則以御制文、諭祭、誥贈等形式錄入“天章”一節，兩者彼此呼應，互相印證，反映出盛京地區的滿文碑刻有著其他地區碑刻所不具備的規格和歷史價值。

清代盛京地區的滿文碑刻按照碑文的內容可分為帝王家世、功勛名臣、寺院碑文、紀念碑文等。

1.帝王家世

盛京所存滿文碑多為皇室宗族敕建碑，其中包括為興京永陵敕建的4通“四祖”碑、盛京福陵、昭陵兩通“圣德碑”，順康兩朝敕建的清太祖努爾哈赤胞弟舒爾哈齊、穆爾哈齊以及和碩穎親王薩哈廉墓碑等。此外，盛京地區還存有溫莊長公主、端莊固倫公主的兩座清代皇室女性的敕建碑。

永陵“肇、興、景、顯”4祖碑均為順治年間修立。其中，肇祖原皇帝、興祖直皇帝墓碑修立于順治十二年(1655年)，景祖翼皇帝、顯祖宣皇帝墓碑修立于順治十八年(1661年)。雖為不同年代修立，但4祖碑規格相同，皆通高6.12米，寬1.5米，厚48厘米，碑身雙龍盤結，碑額篆書“大清”(daicing gurun)二字，碑身為大理石材質，鐫刻滿、蒙、漢三體文字，碑座龜趺，碑身陽面刻有碑文，碑陰無字。此4碑現立于新賓永陵碑亭中。盛京福陵圣德碑、昭陵神功圣德碑修立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均龍首龜趺，碑座為花崗巖材質，碑身為大理石材質。兩碑均左側陰刻滿文，右側陰刻漢文。相傳碑文均為清圣祖玄燁親撰，《盛京通志》卷三、《奉天通志》卷二五九均有著錄。舒爾哈齊敕建碑及穆爾哈齊敕建碑均在遼陽，今立于遼陽東京陵，碑質為漢白玉，螭首龜趺，碑陽陰刻滿漢合璧碑文，滿文在左，漢文在右。

義縣溫莊長公主壙志、遼陽端莊固倫公主敕建碑是盛京地區保存下來的為數不多的清代皇室女性碑志。義縣溫莊長公主為清太宗皇太極之女，《清太宗實錄》記載該女與蒙古聯姻下嫁蒙古部落。義縣溫莊長公主壙志刻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1949年出土于今遼寧省義縣城北廟兒溝公主陵，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院。壙志為青石材質，志蓋陰刻滿漢合璧文字，右側漢文篆書“溫莊長公主壙志”7字共2行，滿文為楷體，內容與漢文相同。遼陽端莊固倫公主敕建碑刻立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螭首龜趺，漢白玉材質，碑身盤龍紋飾，碑額陰刻篆書“敕建”二字。碑陽左側滿文7行，右側刻漢文7行。端莊固倫公主名東果格格，清太祖努爾哈赤之女，聘于清初五大臣之一棟鄂部主何和禮為妻?？滴跷迨哪?1715年)，其曾孫齊錫奏請謚號，準賜其為“端莊”，并敕建此碑。此碑現存于遼陽市博物館。

2.功勛名臣

清入關定都北京之后，順治帝下諭于盛京各處修葺墳塋刻立碑文，以紀念為帝業立下功績的大臣?！皟热鹤嘌浴癯嫉茸h，臣子榮親，以王言為重。凡蒙恩封贈官員，似應子孫自備石碑，各將所得誥命刊刻，以垂永久。從之?！盵2]97：3自順治八年(1651年)伊始，陸續在盛京修立眾多功勛名臣功績碑，其中包括清初五大臣之何和禮、額亦都，開國元勛把都里、索尼、何芍圖，滿文創制者達海，滿蒙關系史重要人物恩格德里，民族英雄彭春、僧格林沁等。

順治朝開追封前朝功臣的先河，在盛京修筑了大量的開業功臣的塋園和碑銘?？滴醭永m了這一傳統，本朝功臣去世后，亦于盛京修葺墓園立碑紀念?？滴跏?1671年)敕建奉天將軍達都、輔國公大尓差、軍事將領彭春等人石碑?？滴跏?1677年)后，陸續敕建賈弩、噶布喇、哲爾本、渣努、荊山等大臣石碑，均為滿漢合璧碑文。雍正朝敕建功臣滿漢合璧碑經查僅存一通，為拖爾哈陣亡諭祭碑，現藏瓦房店博物館。此后，盛京地區的滿文誥贈碑大量減少，除碑首等處刻有滿文“圣旨”等文字外，碑身為滿文或滿漢合璧者寥寥無幾，這也表明滿文盛極而衰的歷史過程。

3.寺院碑文

盛京地區的佛教碑刻，始于崇德、順治時期，在康熙、雍正兩朝亦有一定的修建。出于政治于需要，清太宗時期，盛京已與西藏建立聯系。為了綏服蒙古，亦為正本清源發展宗教，皇太極設僧錄司，頒布諸多佛教禁令，于盛京地區以官方名義修建了廣佑寺、實勝寺等具有重要影響的喇嘛教寺院，并于崇德八年(1643年)在盛京擇四處起工修建護國法輪寺等“四塔”(1)盛京四塔，是指清太宗皇帝皇太極敕建的盛京城外東、南、西、北4座塔寺。東為慧燈郎照，名曰永光寺；南為普安眾遮，名曰廣慈寺；西為虔祝圣壽，名為延壽寺；北為流通正法，名曰法輪寺。參見“敕建護國法輪寺碑”碑文。。順治帝繼位后，于盛京“四塔”原址繼續營建寺廟。順治二年(1645年)，4座喇嘛寺院完工，并刻立四體碑文。

盛京地區早期的寺院碑刻，具有文種多樣、年代久遠的特點。建于崇德三年(1638年)的蓮花凈土實勝寺碑，原有碑亭兩座，樹碑兩通，一通刻滿、漢兩種文字，一通刻蒙、西域兩種文字，統稱四體文字碑?？塘⒂陧樦味?1645年)的敕建護國法輪寺碑等“四塔四寺碑”，在四寺中均建碑亭兩座，立碑兩通，其內容大體相同，記載建立“四塔四寺”的方位、緣由、名稱、起竣年代及主要參與施工的人員等。

清代盛京地區的寺院碑刻除沈陽外，又以北寧地區(今遼寧省北鎮市)數量眾多、特點獨特。北寧北鎮廟系醫巫閭山山神廟，是五大鎮山中保存最為完整的山神廟，在元、明、清三代歷經多次維修和擴建?？滴跫扒傻蹡|巡過程中均多次在此處賦詩紀念，因此，清代御制詩文碑及寺廟碑文成為北鎮廟碑刻文化的一個突出特點。其中，以4通北寧北鎮廟滿漢兩體文碑史料價值最為珍貴。該碑始刻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雍正、乾隆兩帝亦有修建。其材質為青灰沉積砂巖，螭首龜趺，碑身四周刻游龍戲珠帶，碑陽陰刻滿漢對書碑文，右起漢字楷書，左起滿文楷書，現立于北鎮廟御香殿東側，為北鎮廟元明清三代碑林56通石碑中僅存的4通滿文碑。

4.紀念碑文

清定鼎北京后，盛京由“留都”尊升“陪都”，因而逐漸形成獨特的制度文化、建筑文化、旗民文化和御制典藏文化。盛京太廟、盛京壇子、關外三陵、盛京故宮等宏偉建筑的修繕，以及修建文朔閣等文化政策的側重，孕育出盛京文化。在這一文化形成過程中，固守滿族舊俗，重視“清語騎射”的觀念貫穿始終，從而在盛京形成銘刻滿文碑以彰祖先創業功績的規制。

因年代久遠、朝代更迭，許多碑石散失無存，現崇德年間所立滿文碑僅余數座。崇德二年(1637年)盛京修建鐘樓并立碑紀念。該碑砂巖材質，碑首雙龍戲珠，碑身兩側刻有番草花紋，碑身陰刻滿、蒙、漢三種文字，原立于沈陽城鐘樓內，1929年鐘樓拆除后，曾收藏于奉天國立故宮博物館，現藏于遼寧省博物館。崇德六年(1641年)立永安橋碑，碑首紅色片麻巖，碑身浮雕蛟龍4條，碑額篆刻“敕建”兩字，綠泥板巖材質，陰刻滿、漢、蒙三種文字。此碑為今沈陽唯一保存完好且刻有滿文的建橋碑。

康熙朝時期，在盛京修建的滿文碑有遼陽建園遷墓志碑，為今遼寧地區為數不多的僅以滿文書寫的紀念性碑刻?？滴跷迥?1666年)，彭春、齊錫、勞滿色等為其歿于盛京的先人何和禮、何芍圖奏請遷葬于遼陽，康熙七年(1668年)奏準在遼陽安葬并修建墓園?？滴跷迨迥?1716年)墓園告竣立碑，碑文詳細記載了建立墓園的經過。此碑原立于遼陽市燈塔縣公安堡村東阿氏墓園，墓園早年毀平，碑石于1966年被推倒，1978年移存遼陽市博物館。

乾隆帝遵循東巡祭祖的祖制，4次赴盛京祭陵，留下許多御制詩文及文物資料。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為彰顯祖先創業之功，制薩爾滸之戰書事碑，乾隆帝親撰碑文，記述薩爾滸之戰事及歷史意義。碑陰雕刻滿文93行，碑陽雕刻漢文94行，正文后刻署款：“乾隆四十一年歲在丙申仲春月，御筆”。碑左側面另刻有嘉慶帝御筆七律詩一首，為楷書8行計127字，后署款“嘉慶乙丑仲秋中浣，薩爾滸詠事，御筆”，署款下刻有篆書“嘉慶御筆”印兩方。該碑為記錄薩爾滸之戰實物資料。1993年，經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定為國家級一級文物，現藏于沈陽故宮東路大政殿東側。嘉慶十年(1805年)十月，嘉慶帝仿高宗純皇帝立薩爾滸戰書事碑之制，命盛京將軍?？?，于杏山東(今遼寧省錦縣杏山鄉和屯東)立“太宗文皇帝大破明師于松山之戰書事碑”。碑身正面陰刻漢文，背面陰刻滿文，記述松山之戰清軍大破明軍的戰績。碑文如今已模糊不清，但兩側嘉慶帝題《望杏山松山即事詩》及道光帝題《望杏山松山述事詩》仍清晰可見。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帝為庋藏《四庫全書》，仿杭州天一閣形式，在北京皇宮、圓明園、盛京故宮、承德離宮修建四座大型書庫，分別命名為文淵閣、文源閣、文溯閣、敬殿閣。乾隆帝分別為此4個典藏經典的書閣作記，并于同年于閣前豎碑勒石予以紀念。盛京文溯閣碑為漢白玉材質，其首、身、座兩側邊緣均刻以云飾，碑陽陰刻滿漢文對書的乾隆帝所作“御制文溯閣記”，碑陰陰刻滿漢文對書乾隆所作“宋孝宗論”。此碑現藏于沈陽故宮文朔閣東側碑亭之中?！坝莆乃蓍w記”闡述了文溯閣命名的立意及意義；“宋孝宗論”以宋孝宗之孝為戒，警示其子孫牢記“天子之孝，以不失祖業為重”，并指明其東巡、南巡之志“不在游山玩水之小節”,是為“溯澗求本義而予不忘”。(2)清御制文溯閣記，清高宗弘歷撰并書，民國拓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盛京地區的滿文碑刻經歷了清代初期的興盛之后，伴隨著滿文的勢微日漸衰落，數量有所減少?，F存凌海嘉慶、道光皇帝題詩碑盛京地區遺存年代最晚的含有滿文的清代碑刻。凌海嘉慶、道光皇帝題詞碑刻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和道光九年(1829年)，青石材質，碑陽陰刻楷書漢文，碑陰陰刻滿文。因風雨剝蝕，碑文難以識讀。該碑系嘉慶、道光兩帝東巡盛京，途經凌海觀紀勝碑有感而作。

除上述數類碑刻外，今遼寧地區也留存了一些有關錫伯族歷史的滿文石碑,保存完整的有太平寺碑、錫伯紀功碑、三音那功銘汗馬碑、達子營錫伯族伊拉里氏墓碑等。其中有滿文書寫且影響較大的為太平寺碑。盛京太平寺，俗稱錫伯家廟，位于實勝寺西鄰，創建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乾隆年間曾增建和改建。寺內原有石碑兩通，今僅存其一。太平寺碑立于嘉慶八年(1803年)，陰陽兩面均鐫滿文，記載了錫伯入清之后的變化和沈陽太平寺創立的經過。太平寺因年久失修舊跡無存，此碑卻流傳下來。該碑為淺黑色石料制成，碑身豎向長方形，下部為須彌座式底座，雕有蓮瓣紋，中間刻有花卉紋飾。碑額兩面均刻有陰文大字滿文四字，滿文為tumen jalan enteheme ulabuha,漢譯為“萬世永傳”。碑陽刻小字滿文5行24字，漢譯為“嘉慶八年七月十六日恭立，襲爵領催珠林泰、廟祝華申保、領催納丹林、明?！?，碑陰刻小字滿文12行220字，殘16字。此碑現存于遼寧省博物館。

二、史載散失的盛京地方滿文碑

史籍有載、但實物遺失的盛京地區滿文碑數量較大，其中史料價值較為珍貴的有慈恩寺碑、敦達里陪葬墓碑、揚古利碑、索尼紀世德碑、議政大臣索尼碑、明珠墓碑、盤山得勝碑、文惠貝勒墓碑、和碩公主墳碑、錦縣紀勝碑等。

慈恩寺碑原立于沈陽市沈河區大南街慈恩寺院內，現已無存。其碑為順治二年(1645年)刻立，漢文碑文為《奉天通志》收錄，主要記載了建寺命名原委、選址、重修、捐資等情況，是研究盛京地區佛教傳播發展的重要資料。因石碑損毀，滿文碑文史籍查無，無法再現。

揚古里墓碑位于沈陽市于洪區陵東鄉山崗子村，原有墓碑兩通，今已無存。該碑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刻立，記載了揚古里輔佐努爾哈赤、皇太極開創偉業的軍功及封賞。揚古里，史籍亦載揚古利，舒穆祿氏，世居琿春，其父郎柱，為庫爾喀部首領，后金時期率部眾歸附，太祖以揚古利為額駙，屬滿洲正黃旗，為清代開國功臣，死后尊享昭陵左配之制，康熙追封謚號為開國佐運功臣武勛王。

史載盛京地區索尼家族的碑刻有四通，分別為索尼曾祖誥封碑、索尼祖父母誥贈碑、索尼父母誥贈碑、索尼記世德碑?，F僅存索尼曾祖誥贈碑，其余三碑已佚。索尼曾祖誥封碑于1983年在沈陽市婦嬰醫院出土，今藏于沈陽故宮博物院，為順治十六年(1659年)年所立。史載索尼輔佐四朝有功，“誥封三代”。(3)《沈陽市文物志》，碑刻，第219頁。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世祖覃贈索尼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三代，其中索尼父母誥命碑文已為《奉天通志》所收錄，而索尼祖父母誥命碑及曾祖父母誥命碑史載碑文無存。索尼紀世德碑刻立于康熙六年(1667年)，為索尼祖宗所立，碑文盛贊索尼祖先功績及索尼的輔佐之功，亦反映出索尼家族在清朝享四朝榮寵的特殊地位。此碑今已無存，滿文碑文亦無從可考。

史載盛京地區亦存有得勝碑兩處，一處為盤山敗祖大壽得勝碑，一處為錦縣伐明紀勝碑。史載盤山敗祖大壽得勝碑在盤山縣東北26公里處，相傳為清初敗祖大壽于此，遂勒碑以紀，“今碑頹祀，字亦摩挲不辯矣”(4)《東三省古跡遺聞》，第99頁。。錦縣伐明紀勝碑在錦縣南杏山屯東旁，民國時期該村村民掘土出石碑一塊，“高八尺余，上有滿漢文字，其漢文越紀戰功永垂千古。據考古學家言，此乃清太宗戰勝明師之紀念碑也，后聞日人以五十金購去云”(5)《東三省古跡遺聞續編》，第122頁。。此二碑應系皇太極大凌河之戰及松山之戰得勝所立。這兩次戰役為后金與明戰爭史上的著名戰役，皇太極借此得以鞏固汗位，扭轉屢攻寧遠不勝而失的銳氣，基本掃平了明朝設置在關外的軍事力量。后乾隆帝評價此役：“我太宗大破明師十三萬，擒洪承疇，式廓皇圖，永定帝業”，嘉慶帝也說：“太祖一戰而王基開，太宗一戰而帝業定”(6)《太宗皇帝大破明師于松山之戰書事文》，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本。。其中“太宗一戰”指的即是松山之戰。

除此之外，亦有一些原碑滿漢合璧，現漢文可考，滿文無存的情況。如，1981年文物普查時發現于東陵區英達山村的額赤都墓碑，原為滿漢對書，發現時已斷為三塊，且滿文部分遺失，所存均為漢文。

三、盛京滿文碑刻的歷史價值

1.年代久遠，承前啟后

盛京地區的滿文碑刻，始于后金，以戰事碑、寺院碑、界碑為主?，F存盛京滿文碑最久遠者可追溯至后金天聰四年(1630年)所刻立之遼陽大金大寶法師寶記碑，滿漢兩體，漢文為楊于渭撰文，滿文為老滿文，成文年代比新滿文的創制尚早兩年，為國內現存為數不多的老滿文碑刻，故彌足珍貴。老滿文碑刻的存在，豐富了國內館藏老滿文資料，是早期滿文書寫形式和歷史的有利補充。此外，盛京所存順治二年(1645年)以前的滿文碑刻，為盛京地區獨有，可補中國清代碑刻歷史之不足。

滿族興起于中國東北，其文化源屬女真，本無勒碑為記的傳統。清隨明制，延續中國的碑刻文化，其突出特點就是以滿文為特征的兩體文或多體文碑刻書寫體例的創制。滿文體例碑文的誕生和發展，逐漸形成了滿文碑刻體例的規制。清自順治十年(1633年)始，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逐步議定皇族王、貝勒、公、鎮國公及普通公侯官員的碑式形制，碑文也有成例，不得擅自撰寫鐫刻。自此后，北京盛京兩地碑文規制基本相同。盛京滿文碑刻文化肇基于清代碑刻規制創建的初期，既有學習明制的初創期特點，又因循清定鼎中原后的規制，是整個清代滿文碑刻的見證者，其價值不容忽視。

2.特點鮮明，獨樹一幟

盛京地區存有多通清入關前的碑刻，研究價值較高。如，天聰四年(1630年)遼陽“大金喇嘛法師寶記碑”、崇德三年(1638年)盛京蓮花凈土實勝寺碑、崇德六年(1641年)盛京“重修無垢凈光舍利佛塔碑”、崇德六年(1641年)盛京“永安橋碑”等，這些碑刻都保留了清代初期滿文石碑的特點和形貌，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

清自順治十年(1653年)始，逐步議定碑式禮儀規制。為犒賞軍功卓著的功臣將領，仿照明制，準許陣亡、病故的功臣造亭立碑，此后又逐漸開追封先臣的風氣。順治十一年(1654年)，議定恩裳王公諸臣造墳立碑則例，“定給諸王、世子、貝勒、貝子、公、侯、伯、及內外大臣、造墳立碑建亭銀兩則例。和碩親王、八千兩。世子、六千五百兩。多羅郡王、五千兩。多羅貝勒、三千兩。固山貝子、一千七百兩。鎮國公、輔國公、俱九百五十兩。鎮國將軍、四百兩。公、侯、伯、俱四百五十兩。精奇尼哈番內大臣固山額真、大學士、尚書、鎮守外省昂邦章京、俱四百兩,”[2]90：50“內三院奏言……今臣等議，臣子榮親，以王言為重。凡蒙恩封贈官員，似應子孫自備石碑，各將所得誥命刊刻，以垂永久，從之?！盵2]97：3順治十二年(1655年)后迎來刻立石碑的高峰。順治十三年(1656年)，議定封贈官碑則例，“內三院奏言、封贈等官墓碑?？贾畷?、止有碑式大小。其碑上應用何文、未有成例。查故明封贈之官。墓碑稱誥贈某官某人之墓。亦有子孫自將封贈誥命之文、刊刻碑文者。亦有不刊刻者。今臣等議、臣子榮親。以王言為重。凡蒙恩封贈官員、似應子孫自備石碑。各將所得誥命刊刻、以垂永久。從之?！弊源酥笾敝另樦问四?1661年)，清廷于北京盛京多處刻立石碑，數量之大、范圍之廣，是前所未有的。盛京地區的“永陵四碑”“福陵碑”“昭陵碑”均為此時刻立。難能可貴的是，盛京地區還保留了幾通順治初期的滿文碑。如順治二年(1645年)刻立的敕建護國法輪寺碑、順治八年(1651年)刻立的恩格德里墓碑等。這些含有滿文的墓碑刻立于清代墓碑規制形成之前，許多碑文在行文、格式、體例、規格等方面，依舊保存著清入關前碑刻的特點。

(1)多文種布局較早出現，文字格式頗具意味。盛京地區在清代早期即已出現多文種合璧的滿文碑刻，順治朝的多文種碑文數量亦高于其他地區。順治朝于北京刻立滿文碑刻66通，其中64通為滿漢合璧碑，一通為滿蒙漢三體合璧碑(7)祁今馨：北京順治朝滿文傳記碑刻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碩士論文。。盛京地區最早出現的四體文碑為刻于崇德三年(1638年)的蓮花凈土實勝寺碑。順治二年(1645年)刻立“四塔四碑”，分刻滿、漢、蒙、西域四種文字，為盛京地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見證。

滿文碑刻以左邊滿文、右邊漢文為常例。北京地區滿文碑刻之順治十年(1653年)刻立一等阿思哈尼哈方綽偹碑文、順治十四年(1657年)塔爾布誥封碑、順治十六年(1659年)皇清誥贈光祿大夫三等伯固山額真葉臣之碑、康熙三年(1738年)朝艮三代誥封碑等，一反常例，均為漢文在左，滿文在右。同期刻立的盛京滿文諸碑則無此種情況。

(2)史料價值珍貴，可補官方史料之不足。清代盛京地區的滿文碑刻既是文物實物，又是史料依據，作為待發掘的珍貴歷史文物，具有重要的文物價值和研究價值，對于深入研究滿族家族史、清前期歷史文化、滿族語言文字和東北地域風俗歷史均大有裨益。如，康熙朝尼滿家族四世誥封碑，以滿漢兩種文字記錄了尼滿家族自其曾祖父至尼滿共四世為清朝開國建樹功勛屢受褒封的歷史。尼滿之曾祖父、祖父、父親之名未見史載，對該碑文的解讀填補了清史之不足，具有較高的價值。[3]

3.取材當地，材質各異

清代盛京地區的滿文碑多由漢白玉、火山巖、青石質、花崗巖、大理石、紅巖石、紅砂石、輝綠巖、碑砂巖、綠泥板巖、沉積沙巖等構成。材料均取自當地，因碑主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又因材質的珍稀程度，其碑身、碑頭、碑座均有差別。

清代早期的滿文碑以碑首漢白玉、碑身大理石、碑座花崗巖為尊。新賓永陵四祖碑，碑首均為漢白玉，為東北地區少有的石材，其碑身為大理石，亦屬高等級的石材。順治朝康熙朝誥封之皇親貴胄、王公大臣誥封碑多以漢白玉為尊，額亦都、何和禮、巴都里及達都、穆爾哈齊、薩哈廉等人，均配享漢白玉碑質的規制。此后，漢白玉、大理石等石材日漸減少，能以花崗巖制作碑首，大理石制作碑身已屬不易。盛京福陵圣德碑、昭陵神功圣德碑均系此時滿文碑石材的代表。乾隆朝以后，碑刻多以積砂巖、青石巖、輝綠巖為主。

4.滿文書寫，意義重大

與北京地區遍立滿文碑系昭示政權色彩和文化“首崇滿族”的措施相比，盛京地區的滿文碑刻是對滿洲文化的延續和發揚。碑文中使用滿文不僅僅是記錄歷史信息的工具，更具有保持滿洲民族精神、彰顯旗人身份地位的作用。盛京滿文碑刻雖多數為滿漢合璧，但滿文書寫仍有其獨特的價值。

(1)滿文碑文有拾遺補缺，易于解讀的作用。盛京滿文碑刻因年代久遠，許多碑文漫漶不清，滿文碑可互為補充。更有滿文留存，漢文遺失的情況，滿文碑文就成為解讀原文的唯一線索。如康熙朝尼滿家族四世誥封碑，由于漢文滿文部分均因漫漶磨蝕殊難辨識，但漢滿文兩部分對譯互補，仍能恢復其原文。再如，太平寺碑記，原有漢文滿文碑各一通，今僅存滿文，其中記載的錫伯原住地、順治康熙年間錫伯族遷徙歷史等重要信息只能以滿文來復原。同時因漢文碑文無存，也留下了sibe aiman daci hailer dergi julergi jalin tolo sere birai ?urdeme tehe bihe。

(2)滿文書寫保留了難得的歷史信息。滿文碑文于細微處，保留了漢文等其他文字中所未記錄的歷史信息。如，敕建護國法輪寺碑記中，漢文記載“四寺”起工時間是崇德八年(1643年)“仲春”二月，滿文載為niyengniyeri dubei biya，即季春三月；再如，該碑滿文部分載ashan i bithei da hede nikan bithe ubaliyambuha，意為“學士黑德譯漢文”，漢文碑文中無此記錄，彌補了漢文碑文的不足。[4]再者，滿文書寫保留了關于滿族語言文化的歷史和信息。如，太宗皇帝大破明師于松山之戰事書碑中，左翼作dashūwan，右翼作jebele。dashūwan滿文本義為“弓靫”，jebele滿文本義為“撒袋”。滿族出征或出獵，dashūwan“弓靫”系在其身左側，jebele“弓箭袋”系在其身右側，此為滿族舊俗，此后則以dashūwan、jebele分別指代軍隊之左翼與右翼。再如其碑文中，漢文“相距百步”，滿文作emu kalfin i dubede，kalfin意為“一挑箭”，即滿弓一箭射出之距離。因此，使用的文字不同，折射出文化不同，所反映的信息也不相同。

清代盛京滿文碑刻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但令人遺憾的是，盛京地區滿文碑刻尚無科學的整理，絕大多數滿文碑刻無拓片可尋，研究上仍有很多空白。清代修撰的大型叢書，如，《盛京通志》《盛京通鑒》《碑傳集》《八旗文經》，清末民初的諸多人文考察，如，《滿洲碑記考》《東三省古跡遺聞》《奉天古跡考》,以及新中國以來編纂的《遼寧省志·文物志》《遼寧省博物館館藏碑志精粹》等，均未收錄滿文碑文。北京地區借助民國和建國初期積攢的滿文碑文拓片等資料，形成了《北京館藏滿文碑刻拓片總目》《全國滿文圖書資料聯合目錄》《北京圖書館歷代中國石刻拓片匯編》等大型圖書，比較完整的保存了北京地區的滿文碑刻信息。而遼寧錯失寶貴的搶救整理的時機，現今許多滿文石碑遷徙輾轉缺乏保護，大量滿文碑文信息丟失，這無疑是巨大的遺憾和損失。當今古籍數字化技術日新月異，未來盛京滿文碑刻信息數字化保護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