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中的王國維與文學革命

董咪

摘要：文學革命作為五四運動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和活動，對于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發展產生了強烈的推動作用。這場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如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大都受到了王國維某些思想的影響。因此可以說，王國維雖從未參與任何政治活動，對于文學革命也有抵觸的態度，但他卻仍與文學革命具有某種聯系，他的文學思想對五四文學革命具有奠基作用。

關鍵詞：王國維文學革命五四運動

文章編號：978-7-80736-771-0（2020）01-061-02

五四運動是一場思想和社會政治相結合的運動，其基本精神是拋棄舊傳統，創造一種新的現代文明以“拯救中國”。在這場運動中知識份子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他們提倡中國文化全方位的現代化或者西方化，從文學、哲學、倫理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及風俗習慣等。某些改革者認為思想意識和制度的變革應當走在物質的社會政治改革的前面，所以新文化運動對于這場巨大變革的作用當然是不言而喻的，文學革命作為新文化的一個方面，對于當時社會重估傳統文化價值，重塑國民思想產生了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除了五四運動史上常常提到的胡適、魯迅、蔡元培、陳獨秀等人，還有一位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的終結者，最近八十年學術的開創者”的重要人物，他便是王國維。

王國維是一位在國學方面成就顯著，同時又兼通世界之學術的大師，他一生從未參與過五四運動以及之后的種種政治活動，并且在1919年及此后兩三年間多次拒絕了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聘請為教授，可是若論"32四”新文學、新思潮等方面，王國維應當算的上胡適、陳獨秀等人的先驅。如果說五四文學革命是一場“群體的狂歡”，那么王國維的靜默便是“個體的思想風暴”。

在1919年之前的20年里，各種西方哲學思想就已風行于中國，王國維最早介紹了叔本華、尼采、康德等人的思想。由于1902年在日本的學業未競，加之體質贏弱，并且受到許多人生問題的困擾，王國維決心從事于哲學，并先后發表了《叔本華之哲學及其教育學說》《汗德像贊》等哲學論文。這二十年內，王國維革命熱情高漲，這是熟悉他的人如羅振玉、樊炳清等人周知的，他不懈鉆研苦澀的德國古典和近代哲學，廣泛涉及美學和心理學等理論，宗旨還是在于由此引發或是參與一場思想革新，以改變國人的精神品格。此外，王國維的《論性》《釋理》《原命》等文，以西洋哲學觀念與方法釋中國經典，已開辟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路徑。

“二十一條”事件過后不久，中國的政治局勢愈發混亂，帝制運動更是讓整個社會變得險象環生，舊官僚和舊士紳還在牽強附會地傳播過去官方宣揚的正統儒家教條，在沒受過教育、不識字的大部分民眾當中散布“真命天子就要重出”的謠言。當時的條件下，喚醒國民特別是青年的思想、打倒傳統偶像迫在眉睫。王國維雖然在國學方面造詣很深，但他依然反對儒學獨專，他認為“今日之時代已入研究自由之時代而非教權專制之時代”，所以要講授世界進步之學問。王國維的這種先進的思想是走在時代前沿的，也影響到了后來的反孔反儒運動，但比起胡適等人“打倒孔家店”的思想要溫和許多。此外，王國維從1901年起便擔任了數年《教育世界》的編輯，此刊的宗旨是介紹東西方最新的教育論說、規則及相關著作。在王國維的《靜安文集》和《靜安文集續編》中，教育論文的篇幅甚多，內容涉及教育心理和教育倫理等領域，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高瞻遠矚，如論教育宗旨要“使人為完全之人物”，而培養的方法必須注重“體育”和“心育”，其中“心育”包括“智育”“德育”“美育”三者，比梁啟超所倡導的德育、知育、美育和蔡元培的德、智、體、群、美五育，早出十多年。所以周策縱認為王國維的教育思想為后來新思潮開其先河。

除了對于當時哲學思想、教育等方面的影響，王國維對于這場文學革命來說也是不容忽視的存在。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從文學革命的先行者的角度來看待王國維的，就已有數人了。吳文祺最早提出王國維是“文學革命的先驅者”，他認為王國維的一些文學見解與此后一些新的文學家的觀念不謀而合。如王國維認為文學的目的在于描寫人生，新文化運動中也有“文學是表現人生的”的口號：王國維認為“古往今來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為勝”，文學革命中的文學家們也都同意“自然”是文學的要素;此外文學革命高舉“雅俗文學并沒有高下區分”的旗幟，王國維早前就認為雅文學和俗文學古今不分，其間并無界限，并且贊賞元曲通用俗語。1904年，王國維撰述了《紅樓夢評論》，這是他的第一部文學批評著作，其中的見解受到叔本華哲學的啟示，他還第一次全面地向國人介紹了俄國文學家托爾斯泰及其名著《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并對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等進行介紹和比較。

胡適是文學革命的代表人物，具體分析王國維的思想與胡適等人的某些觀念，競能發現很多共通之處。王國維反對始困終亨先離后合的小說戲曲，胡適也斥團圓式的小說為無價值;王國維《宋元戲曲史》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以倡導后起新生文體如小說、戲曲等，胡適《文學改良芻議》也有“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文學歷史進化觀：王國維認為作者應“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即文學應當描寫生活，“文學有二原質焉：日景，日情”，與胡適“不作無病之呻吟”的八不主義頗為相似。再如《人間詞話》云：“文繡的文學之不足為真文學也，與補綴的文學同”，這種觀念開陳獨秀《文學革命論》中“推倒雕琢的、阿諛的文學……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之先聲。還有王國維《宋元戲曲史》采用外國文學理論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實為后來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和胡適《白話文學史》導夫先路。

因此谷永在《王靜安先生之文學批評》中說：“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應之，實行之。一切之論，發之自先生而行之自胡氏，雖謂胡氏盡受先生之影響可也?！辈煌诳涤袨樵凇缎聦W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做完之后便自以為學問成功了，王國維在獲得巨大聲譽之后依舊不斷在學術道路上探索，表面上看他似乎是一個舊思想的代表者，但細察他的實在，卻是一個舊思想的破壞者，所以他才是“中國學術界唯一的重鎮”。

當王國維從西方哲學的困境走向中國古典的時候，才意味著他與革命的憧憬漸行漸遠了，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不是新文化的重要一環。因為在新思潮中“反對一切傳統”逐漸演變為“重新評判傳統”，這是革命高潮的一種回落，與王國維思想中隱藏的理性相契合，胡適將其界定為“整理國故”。胡適也有從傾慕西方學術文化回歸中國古典的經歷，他在1920年后集中精力考證幾部中國經典的白話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為中國青年學者運用科學的態度與方法進行考證研究，提供了活生生的范本。而早在《紅樓夢評論》中，王國維不僅運用外國文學理論評論中國第一流文學作品，還提出了考證《紅樓夢》的需要。如果只把五四視為文學革命的起點，那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就只能在五四的框架里去加以界定說明。如果將王國維視為文學革命的第一步，那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性質就可能因為多了這一源頭而應予以重新敘述。

總之王國維以文學著作為載體，將哲學、教育以及文學本身的觀念引進到20世紀的中國，他雖然未曾有過徹底的破體觀念。反對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也沒有參與過任何文學革命，被認為是“遺老”的象征，但他卻為文學革命乃至五四運動“鋪下坦平的道路”，甚至可以說他進行的是“自由”的革命，我們應當看到他作為晚清文化的代表與五四運動承續的這一層關系，及對此后中國的各種思潮和運動帶來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