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研究

彭建華

E.L.愛森斯坦(2010:3)指出，印刷術促進了早期現代歐洲的傳播與文化變革。一四七八年凱克斯頓最早將印刷術引入英國。安德魯·墨菲(Andrew Murphy，2007:12)指出，一五九○年至今，莎士比亞作為一個現代印刷時代的詩人和劇作家，他的戲劇出現了數量眾多的版本。十八世紀，N.羅、L.西奧博爾德、A.蒲柏、S.約翰遜、E.麥隆等編輯了莎士比亞戲劇集或者注釋本全集，十九世紀，莎士比亞被尊崇為英國的國家詩人；一九○○年至今，英國、北美共出版了十七種新編輯的(英語)莎士比亞全集。

D.A.布魯克斯(2000:xiii)考察了現代早期戲劇文本在倫敦印刷出版的故事，包括一六二三年莎士比亞戲劇的第一對開本，論述觀眾與戲劇表演、讀者與印刷文本之間的關系，即“關于戲劇從劇場到印刷廠所構成的渠道之多重具體化/實現過程，它們將表演劇本轉化為印刷的戲劇文本”，“并通過檢查社會機構/人為動因對它們采取的復雜干預來理解這些故事的意味”。布魯克斯認為，劇場和印刷廠之間并不存在對戲劇文本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激烈競爭，書商和劇作家共同努力為戲劇開拓新的和不同的市場。與本·瓊生不同的是，莎士比亞沒有興趣印刷出版他的戲劇作品。

戴維·斯科特·卡斯頓(2001:v)考察了人們所遇到的莎士比亞戲劇的多種材料形式和莎士比亞第一批出版商的動機與活動。由于早期的活字印刷技術，莎士比亞戲劇從劇本轉變為書籍，被讀者廣泛閱讀，使莎士比亞戲劇從流行的娛樂轉變為英國文學經典的中心。在一六二三年第一對開版之前的各印刷版本中，卡斯頓認為，應該重新審視“盜版”“好的/壞的四折本”等使人產生誤解的傳統觀念，即使一些書商沒有直接在倫敦書業公會登記注冊，但他們的印刷版本“沒有違反任何法律或法規”。如果把一些莎士比亞的四折本放在書籍交易的背景下，就可以發現它們“本質上是一本小冊子”，即出版商以更便宜、更容易獲得的戲劇版本提供給那些對戲劇有興趣的讀者們。

關于莎士比亞戲劇早期版本

一六一二年前后莎士比亞已離開國王劇團，一六一六年這位偉大的(戲劇)詩人去世。其戲劇的早期版本是指一六二三年第一對開本以及此前的多種四折本或者極少數八折本等印刷形態。四折本(241×305mm)是十六、十七世紀最通行的印刷形態。莎士比亞戲劇早期版本，還可以考察第二對開本(1632)、第三對開本(1664)、第四對開本(1685)的情況。值得指出的是，一七○九年尼古拉斯·羅以第四對開本為基礎編輯了第一個《莎士比亞喜劇、歷史劇和悲劇集》注釋本，并對每個戲劇作品分場分幕。

嚴格意義上講，一六一九年威廉·賈加德和T.帕威爾出版的盜印版對開本是莎士比亞戲劇的第一個對開本，包含十個莎士比亞戲劇，其中一些作品標注了并不可靠的日期，例如《溫莎的風流娘們兒》標注為“一六一九年亞瑟·約翰遜印刷/出版”(Pollard,1909:81-107)。該集收入莎士比亞的九個作品《亨利五世》《李爾王》《威尼斯商人》《溫莎的風流娘們兒》《仲夏夜之夢》《泰爾親王佩力克爾斯》《約克郡悲劇》及《亨利六世·第二部》《亨利六世·第三部》。其中，《約翰·奧爾德卡斯托爵士》顯然不是莎士比亞的作品。亨斯洛在日記中指出，該劇是米歇爾·德萊頓等創作的。奧爾德卡斯托爵士與莎士比亞《亨利四世·第二部》中的約翰·福爾斯托夫類似(Scoufos,1979:4)。

一六二三年莎士比亞戲劇第一對開本(305×483mm)包括三十六個喜劇、歷史劇和悲劇作品，共一卷。該集由莎士比亞所在劇團的演員海明斯和康德爾編輯而成，出版書商主要是賈加德父子、布朗特。一般第一對開本被認為是較好的、精心校訂的版本。彭建華(2013)的《文學經典與莎士比亞經典化》指出，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表明作者及其不同作品在接受過程中聲譽持續上升的狀況。

第一對開本三十六個劇作可分為：十四個喜劇，即從《暴風雨》到《冬天的故事》，1-304頁；十個與英國歷史相關的歷史劇，即從《約翰王》到《亨利八世》，1-232頁；十二個悲劇，即從《科里奧蘭納斯》到《辛白林》，1-399頁。顯然，這些作品沒有按照寫作或者出版時間排列，該集的頁碼還顯示其中個別作品更像是臨時插入的(Doug Mostin,1995:vii.)。依據博德利圖書館館藏一六二三年第一對開本，該集包含兩位編輯者對作者和讀者的獻詞，和本·瓊森、L.迪格斯、匿名者以及休·霍蘭德寫作的四首獻給莎士比亞的詩作，莎士比亞同時代的戲劇作家本·瓊森對莎士比亞的贊譽顯然是極其重要的，它表明后者已經獲得不再局限一個時代的崇高的文學聲譽。在劇作目錄之前，該劇集宣稱：“準確依據它們最初原版排版付印”，這一說法顯然并不可靠，該集包括一些印刷錯誤、文本損壞和各種對更早四折本文本的增衍刪略。值得指出的是，該劇集中包含一份參與表演莎士比亞戲劇的二十六位主要演員名單：除莎士比亞外，伯比奇、海明斯、菲利普、波普、布賴恩、康德爾、斯賴、洛溫是劇團中的核心演員，肯普特和阿敏則是主要喜劇演員，后二者深刻影響了莎士比亞的戲劇創作(Halliday,1964:457-8)。

一六二三年之前，十九個戲劇出現了早期的四折本，一六三四年《兩個高貴的親戚》出現了一個四折本，其中《理查三世》《亨利四世·第一部》有六個四折本；《理查二世》有四個四折本；《亨利六世·第二部》《亨利六世·第三部》《羅密歐與朱麗葉》《亨利五世》《哈姆萊特》《泰爾親王佩力克爾斯》有三個四折本。雖然《佩力克爾斯》最初收入第三對開本中，而合作者可能是威爾金斯；《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威尼斯商人》《仲夏夜之夢》《無事生非》《溫莎的風流娘們兒》《李爾王》有兩個四折本；《愛德華三世》《愛的徒勞》《亨利四世·第二部》《特洛伊羅斯與克瑞西達》《奧賽羅》有一個四折本。一六○四年《哈姆萊特》四折本、一六○八年《李爾王》四折本顯然是比第一對開本更可靠的早期版本。然而，這些早期的四折本并不全是比較完善的、可依據的版本，一些學者認為，至少其中六個是糟糕的盜印版本(Kable,1970:21)。

八折本(152×229mm)是一種比四折本更小的版本形態。一五九四年《約克郡理查公爵的真正悲劇》，即后來的《亨利六世·第三部》是一個八折本；出現在二個早期四折本之后，一六一一年《泰特斯·安特洛尼克斯》也是一個八折本。

此外，莎士比亞的敘事詩或者詩集也出現了多種四折本或者八折本的印刷形態?！毒S納斯和阿多尼斯》出現了二個四折本和九個八折本；《盧克麗絲受辱記》出現了一個四折本(1594)和七個八折本；《鳳凰和斑鳩》出現了二個四折本；一六○九年《十四行詩集》和《情女怨》出現了一個四折本?？傮w上，敘事詩或者詩集的四折本是完整而準確的。一六四○年本森出版了莎士比亞詩集(原名為Poems:Written by Wil.Shakespeare,Gent.)，卻出現了一些詩行遺漏和別的錯誤。

二十世紀歐美莎劇版本研究

(一)二十世紀以來，一六二三年第一對開本受到明顯重視，并有少數影印本出版。一九○二年倫敦目錄學學會的學者西德尼·李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影印了一六二三年第一對開本；美國維吉尼亞目錄學者Ch.J.K.欣曼編輯了《諾頓影印本：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1968年)；W.W.格雷戈著有《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E.E.威洛比著有《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的出版》；Ch.欣曼著有《莎士比亞第一對開本的印刷與校對》；沃克論述了第一對開本六個作品的文本問題。

(二)一些學者關注到早期四折本，一九一○年W.J.內迪格《一六一九年莎士比亞(戲劇)四折本》在芝加哥出版；Ch.欣曼編輯了《莎士比亞四折本影印本》；G.霍德尼斯、B.羅格瑞推動了福爾杰圖書館新版莎士比亞戲劇集(影印本)的刊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柯林斯版、阿登版、新河邊版、新牛津版及二○○五年第二版、新劍橋版、企鵝版莎士比亞全集、麥克米倫皇家莎士比亞全集都采納了早期版本的研究成果，這些編輯者往往對莎劇早期版本進行研究論述。例如，新阿登版的編者R.諾勒斯寫的《莎士比亞與狂歡化》《莎士比亞的歷史論爭》較深入研究了早期版本。

(三)莎士比亞戲劇早期版本的目錄學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美國學者G.伊岡《莎士比亞文本的抗爭歷程》較詳細描述了早期戲劇版本在二十世紀的發現與研究狀況，突出了英國目錄學派、美國維吉尼亞大學新目錄學派、新文本學派等學者的研究成果(Egan,2010:4)。

(1)一九○二至一九四二年間，倫敦目錄學會的學者西德尼·李、R.B.麥克科茹、A.W.波拉德、W.W.格雷戈較早關注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一九○九至一九三九年波拉德先后出版了五種有關莎士比亞版本的專著，深入探討了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W.W.格雷戈著有《源于伊麗莎白劇場的戲劇資料》《莎士比亞戲劇的編輯問題》等；R.麥克科茹著有《牛津莎士比亞前言：編輯方法的研究》；E.K.錢伯斯《莎士比亞：事實與問題的研究》匯集了豐富的莎士比亞傳記資料和早期舞臺資訊、莎士比亞戲劇評論等文獻，也關注到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和別的早期文獻資料。(2)伯明翰大學莎士比亞研究所的E.A.J.霍尼格曼在《莎士比亞文本的穩定性》等十多種莎士比亞研究專著中持續關注了這些早期版本。(3)維吉尼亞目錄學者F.T.鮑爾斯著有《論莎士比亞全集的編輯和伊麗莎白時期劇作家》《論莎士比亞全集的編輯》等；Ch.欣曼著有《1709-1768年莎士比亞文本早期編輯者的處理方法》等；G.W.威廉姆斯著有《莎士比亞作品的印刷出版技巧》。(4)美國新目錄學派的學者D.F.麥克肯茲、麥克岡、伽德伯格等也較深入地評論到這些早期版本，新目錄學派還提出了后結構理論的闡釋。(5)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新文本論者和文化唯物論者強調這些早期版本原本的獨特價值和非可編輯性。其中，霍德尼斯寫作了《文本的莎士比亞：寫作與詞語》等二十余種莎士比亞論著；B.羅格瑞寫作了《哈姆萊特第一四折本》等論著；李·馬庫斯寫作了《令人費解的莎士比亞》等論著；德·格拉茲亞寫作了《沒有哈姆萊特的哈姆萊特》等論著；奧吉爾寫作了《權威的莎士比亞》《想象的莎士比亞》等論著。此外，《莎士比亞指南：1564-1964》的編者哈里德，《莎士比亞：文本指南》的編者威爾斯、約維特、蒙特戈梅利、泰勒都較為深入地關注了這些早期版本(Stanley ect.,1997:1)。

(四)N.F.布萊克(1983:4)指出，莎士比亞的戲劇再現了與現今標準化英語在拼寫、句法、表達等諸多方面差異，莎士比亞語言也引發了語言學學者的關注。例如，E.帕特里奇(1947:17)《英語俚語與非常用詞詞典》《莎士比亞的鄙俗語》較早揭示了莎劇中俗俚語、雙關語的意義；F.魯賓斯坦(1995:1)《莎士比亞的性雙關語及其意義》集中考察了莎劇的雙關語；F.克默德(2001:4)《莎士比亞的語言》對莎士比亞的非標準化語匯作出較合理準確的注釋；D.克里斯特爾(2005:3)《莎士比亞的語音》《回想：探索莎士比亞的語言》等論述莎士比亞的語言，他還編輯了《牛津詞典：莎士比亞的原初發音》；N.布萊克(2001:3)《莎士比亞語言導論》《莎士比亞語言的語法》《莎士比亞的非標準化語言》等深入論述了莎士比亞的語言。

(五)對莎士比亞戲劇的文化研究也取得了豐富的成果。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后殖民主義批評、后結構主義批評、傳播學等從文化的視角重新審視了莎士比亞戲劇，然而，這些學者們卻極少關注這些早期版本。例如，多利莫爾(1994:3)《激進的悲劇》《政治的莎士比亞》論述了莎士比亞戲劇的政治文化義涵；德·索薩(2002:12)《莎士比亞的跨文化際遇》論述了莎士比亞戲劇中關于歐洲大陸和新大陸、東方文化的種種表現，并由此樹立了英國自我的文化定位。

二十世紀中國的莎劇版本研究

從魏源編撰《四洲志》(即慕瑞《世界地理大全》的節譯)提及莎士比亞，到達文社刊印的《澥外奇譚》和林紓、魏易翻譯《英國詩人吟邊燕語》(即蘭姆《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到林紓、陳家麟翻譯《亨利第六遺事》(包含片段選譯)，再到田漢翻譯《哈孟雷特》(即《哈姆雷特》)，現代中國逐漸接觸到莎士比亞的作品。一九○七年十月佚名《莎士比傳》刊載于王國維主編的《教育世界》第十七期一五九號，這是現代中國第一次論述到莎士比亞的戲劇版本，尤其是多種對開本。該文寫道：“自一六○○年以后，專意著悲劇，置史劇喜劇等不作，……第四期自一千六百○八年至一千六百十一、二年，是期專作悲喜調和之傳奇劇”；“莎氏之諸作，當莎氏生時，多未經其允許遂出版，故其中錯誤舛謬，在在俱是，幾不堪卒讀。今日所傳諸版中，則以福利亞版(First Folio)為最佳。福利亞版為莎氏歿后七年，其友人等所校正之版，故諸版中是版最可信。其后一六三二年第二福利亞版出，一六六四年第三福利亞版出，一六八五年第四福利亞版出，然而均不若第一福利亞版善。例如，第二福利亞版所訂正之莎氏生平，多半臆測。第三福利亞版，除原有諸作外，更附載七編[篇]。其中除Pericles略似莎氏所作外，其余諸篇之真偽，至今尚無定論。七篇之名曰《Pericles》《倫敦奢人》(TheLondonProdigal)、《大麥斯傳》(ThomasLordCromwell)、《沙約翰傳》(SirJohnOldcastle)、《清凈教寡婦》(ThePuritan)、《洛克林悲劇》(Locrine)、《約夏悲劇》(AYorkshireTragedy)是也?！敝档弥赋龅氖?，一六六三年菲利普切特溫德(Philip Chetwinde)出版了第三對開本，一六六四年重印該書，新增了上述七個劇作，這些劇作在一六一六年以前都曾以四折本刊印過。

二十世紀，梁實秋、梁宗岱、曹未風、朱生豪、孫大雨、方平等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無一參考/依據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大抵以現代編輯注釋的牛津版、環球版為主。梁實秋(1978:3)在后來也反復強調這些早期版本的存在狀況，例如《亨利六世》(中)之一“版本及著作人問題”寫道：“一五九四年三月十二日倫敦出版商Thomas Millington在書業公會做這樣的登記：The First part of the Contention betwixt the twoo famous Houses of Yorke and Lancaster with the death of the good Duke Humfrey,and the banishment and Deathe of the Duke of Suffolk,and the Tragicall end of the proud Cardinall of Winchester,with the notable Rebellion of Jacke Cade and the Duke of Yorkes ffirste clayme vnto the Crowne.”

二十世紀晚期，中國學者開始關注莎士比亞的早期版本。顧綬昌(1986)《莎士比亞的版本問題》及續篇明確論述了這個問題，而后陳國華(1997)《論莎士比亞重譯》呼吁重視這些早期版本。二十一世紀初，中央戲劇學院的沈林(2010b)多次提及研究莎士比亞戲劇的新目錄學學者、新文本論者和文化唯物論者，例如，加里·泰勒《重現莎士比亞1606-1623》;辜正坤(2009)在一篇關于麥克米倫皇家《莎士比亞全集》(TheRSCShakespeare:TheCompleteWorks)書評中論及這些早期版本;二○一五—二○一六年辜正坤、彭鏡禧、傅浩等翻譯的皇家《莎士比亞全集》(即基于第一對開本的新校對注釋本)在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此外，論述這些早期版本論文還有兩篇：段素萍(2012)《莎士比亞作品第一對開本研究述評》從新牛津版《莎士比亞全集》(2005)和麥克米倫版皇家《莎士比亞全集》出發評述第一對開本研究，論及新弗爾捷圖書館版，尤其突出了N.弗瑞曼、P.塔克、D.溫加斯特等“演出派”的觀點，未論及早期文本。朱玉彬《正本清源好念“李”——〈李爾王〉四開本與對開本比較淺淡》刊載于池州師專學報二○○二年第二期，雖有早期文本引用，然而錯訛較多。

早期版本研究的三個維度

對莎士比亞戲劇的早期版本研究主要集中在語言研究、文本分析與文學闡釋、文化批評三個層面：(1)語言研究。十六世紀英國，在完成了從中世紀英語到早期現代英語的轉換之后，莎士比亞無疑是一位語言大師，他的戲劇中包含了極其豐富的英語詞匯，尤其是他最早使用了一些新的詞語和短語。例如，《牛津英語詞典》收入了二千九百多個莎士比亞使用的詞語；S.杰維斯(1868)《莎士比亞語言詞典》較全面收集了莎士比亞所使用的詞匯。(2)文本分析與文學闡釋。一六二三年第一對開本與此前的多種四折本或者極少數八折本在詩行/詩節、段落、情節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或增衍或刪略)，這些差異對每個莎士比亞戲劇的整體性分析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它們對戲劇人物、情節、表演藝術的分析與闡釋具有重要的價值：①這些早期版本表現了每個戲劇在舞臺演出中的演變，或者表現出不同的風格。②它們可以成為理解每個莎士比亞戲劇的可靠指南，甚至共同建構一個新的(詩體戲劇)整體性。目錄學派曾主張對這些早期文本取精融匯，致力于編輯出完美的、合理的合并文本(conflated editions)。這對于戲劇人物、情節的分析是極其重要的。③它們可以共同指明表演藝術的細節和舞臺情景。莎士比亞的戲劇融合了中世紀戲劇、民間鬧劇、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和西班牙(新)戲劇和拉丁戲劇的表演要素，這些早期版本則透漏出各自不同的表演要素，奧地利學者弗萊特(Richard Flatter,1948:3)《莎士比亞創作的手》一文較早強調了第一對開本呈現出來的藝術手法、表演潛力與價值。(3)文化批評。莎士比亞戲劇匯聚了一個時代林林總總的社會文化，構成了一個豐富的、多元的歷史圖景。例如，文學的傳統、音樂與表演(藝術)、中世紀以來的宗教、騎士文化的殘余、性別與法律觀念、歷史觀念與教育、政治與意識形態、經濟生活、地理與風俗等，這些早期版本顯然包含了極其豐富的文本信息。

結語

莎士比亞戲劇早期版本的研究表明莎士比亞戲劇首先是一種歷史的文化現象。沈林(2010a)在《莎士比亞：永恒的還是歷史的?》一文寫道：“莎士比亞的語言，構成他劇本的根本元素，不僅沒有超越國界，甚至也沒有完全飛躍歷史間隔而適用于他的同鄉”，這些早期版本的研究可以促進當代中國對莎士比亞，乃至英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更為深入的理解，為莎士比亞的漢語翻譯提供積極的、目錄學式的學術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