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解說者》中移民的身份建構
——以舌尖上的隱喻解讀為視角

黃新輝

引言

民以食為天，“吃”是人類滿足生存需求的基本自然行為，同時又是深受文化影響并承載著多重象征意義的社會行為。席煥久(1994：68)指出，“飲食并不僅僅只是一種維持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更構成了一個社會文化的最基本形態，是整個社會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從文化研究角度看，飲食的一系列過程：準備、烹飪、食用，遠非其表層意義那么簡單，還給讀者傳遞出所謂“胃口的政治”(Parker,1998)，隱含著意識形態的色彩。國內學者陸薇(2001)說，胃口是一種受文化約束、表達社會關系的代碼，它既象征著主體(人)與客體(食物)之間的關系，又是“自我”與“世界”間的橋梁。就是說食物作為隱喻性的語言代碼，具有豐富的個體性和交流性的功能。英國評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1998:204)曾經這樣總結食物的象征屬性：如果食物有一個確定的屬性的話，那就是它不僅僅是食物，它是可以無限闡釋的人類物化的情感。換句話說，食物與我們的屬性、價值觀、情感體驗有著異常緊密的關聯，是我們身份屬性和情感需求的隱喻。于是飲食符號延伸出深刻的意涵，充當文化符號和社會編碼，發揮復雜的社會文化溝通與情感交際功能，構建文學作品中的社會關系體系，成為族裔文學中一個常見的主題。

食物作為文化隱喻符號在族裔文學中廣泛存在，印裔作家拉希莉在其獲得普利策獎的短篇小說集《疾病解說者》中，充分利用食物的隱喻功能，在其中的三個短篇故事中對主人公的飲食方式和食物選擇反復進行描述，傳達出人物的情感命運、身份認同以及作者自己的人生價值體驗。在《停電時分》中，飲食方式的變化是年輕夫婦情感婚姻歸于失敗、身份歸屬失落的象征；在《森太太》中，食物選擇是全職主婦緩解鄉愁壓力、堅守民族文化身份的渠道；在《第三塊大陸，最后的家園》中，食物是無名主人公接受美國生活、構建全新文化身份的載體。在這三個故事中，食物作為隱喻性的語言資源，蘊涵著豐富而深刻的內涵，反映了印裔移民在異域文化中身份建構的矛盾與糾結。

飲食方式與婚姻情感、身份歸屬

如弗洛伊德(1918：174)所言，用餐者與某一個人一起吃喝，既可能是在確認用餐者之間屬于同一個團體，又或是在履行用餐者之間的某種義務。確認團體身份或履行相互義務，意味著食物起到拉近用餐者情感的作用，用餐者利用吃喝行為進行人類情感的交流。在小說集《疾病解說者》的開篇故事《停電時分》中，拉希莉借由敘述用餐者吃喝行為的前后變化，展現年輕夫婦婚姻情感的親近與疏離，彰顯出食物對人類情感層面的重要作用，亦指向印裔移民的身份歸屬問題。

盡管生活在海外，年輕的妻子修芭顯然受到印度傳統文化對女性角色的規約，努力用食物維系著海外印裔家庭的幸福穩定。修芭負責照顧家庭的各類雜物，尤其熱衷于保持廚房有充足的食物儲備。通過對修芭購置的各類食物細致的描述，拉希莉(2005：8)再現了這對夫婦往日的幸福時光：“以前她添購食品，總會多買幾瓶橄欖油、玉米油塞進食物柜……那食物柜里堆滿一盒盒各式各樣的意大利粉，一袋袋拉鎖封口的印度大米……無數個塑料袋中冷凍起來的羊肉”①?？梢哉f，食物象征著妻子對婚姻情感的付出與犧牲?？上У氖?，對于這一切，丈夫蘇柯瑪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他們夫妻關系的轉折始于孩子的流產，然而，細心的讀者可以發現，丈夫長期以來的疏離、冷淡才是導致他們婚姻危機的根源。流產的不幸事件發生之后，廚房的食物儲備悄然起了變化。粗心的蘇柯瑪似乎對此并未察覺，繼續享用著修芭儲存的食物，絲毫沒有發現妻子不再添加食物，更不必說自己去添置了。在此處，蘇柯瑪貪婪地耗空妻子存儲的食物顯得意味深長，暗示蘇柯瑪在不斷地耗空修芭的情感。深受流產打擊的修芭處于心理情感的危急時刻，丈夫卻只顧著自己的溫飽，絲毫未表現出應有的關心和呵護，深處異國他鄉，修芭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斑B月來，他們直接從灶臺上分別盛飯添菜。蘇柯瑪端著盤子踅進書房，任飯菜變涼，然后三扒兩扒胡亂塞下肚去；修芭則捧著盤子占據客廳，或邊吃邊看電視里的比賽，或捏著彩色筆校對文稿”?；橐龅氖桦x感和交流的挫折感逐漸在這對夫婦的飲食方式上明顯表現出來。

一場突如其來的停電事故成為這對夫婦修復婚姻關系的契機，他們所在街區連續五個晚上都要停電一個小時，迫使這對夫婦在黑暗中點著蠟燭一起用餐?！敖裢頂嗔穗?，他們非得一塊兒吃不可了”。但是這回做飯的功夫落在蘇柯瑪身上，他竭力準備精美的晚餐?！巴ｋ姷牡谝粋€晚上，蘇柯瑪鋪上了餐布，做了豐盛的晚飯，開了一瓶紅酒，點燃蠟燭。修芭見到時感到異常驚訝，贊揚了丈夫，并感謝他”。顯然，蘇柯瑪很珍惜這樣的機會，努力嘗試去修復他們的關系?！懊恳活D飯都充滿著愛意和關懷，每一頓飯都比之前一頓更豐盛”(Mannur，2010：158)。在細斟慢酌和飲食飄香的作用之下，他們的關系似乎有所好轉，甚至邊吃邊袒露各自心里的秘密。拉希莉借此傳達出食物對人類情感交流的作用，可以短暫緩和日漸緊張的婚姻關系。當所有的溝通渠道都歸于失敗的時候，唯一的媒介就只剩下食物了。

但一切都為時已晚。當電力恢復之后，婚姻走向破裂。第五個早上傳來了“噩耗”——電力提前恢復正常。蘇柯瑪的絕望之情再次體現在食物上：“他有些沮喪。他原本打算做馬來蝦給修芭吃的，可人到了店鋪卻沒了情緒，也提不起勁兒做晚餐”。一旦生活回到往常軌道，食物就失去了拉近他們夫婦距離的能力。透過飲食方式的變化，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之間已然失落的愛，無論這愛曾經多么美好溫馨。蘇柯瑪“耗空了修芭那填滿食物的櫥柜而不往里面回添食物，這就意味著他已逐步將妻子的愛意和耐心消耗殆盡。他曾天真地以為他們的婚姻問題只是暫時的” (William,2007)，并未及時修補關系，導致婚姻走向失敗的結局。妻子修芭準備的食物是舒適生活和幸?；橐龅碾[喻，而蘇柯瑪只顧埋頭索取，絲毫未曾考慮回報，直到為時已晚才來匆忙補救。

作者在這個故事中花費大量的筆墨對人物的飲食態度、飲食方式進行深入描述，這些看似“瑣碎”的敘述折射出人物情感關系的變化過程。燭光晚餐的火光無法照亮婚姻的前途，情感交流的失敗導致婚姻的黯然收場。表面上看他們婚姻破裂是因為孩子胎死腹中和夫妻情感交流的失敗，實則背后指向移民群體不得不面對的身份歸屬問題。故事中的男主人公才華橫溢，考入美國名校；女主人公顯然也受過高等教育，既操持家務，又要打拼事業。這些移民精英來到美國，卻依然面臨著移民們無法逃避的身份問題。這種身份問題，不單指學歷、財富、工作或綠卡，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在異域文化里營建家庭，生兒育女，真正實現落地生根的過程。這個過程猶如漫長的妊娠。每一個在海外漂泊的新移民，他們就如一粒粒種子，異國他鄉就是子宮，能否實現開花結果、落地生根，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考驗，繼而影響他們婚姻家庭的幸福?；蛟S在他們內心里面，能否擁有美國出生的孩子，與是否真正成為美國公民密切相關。就故事中的夫婦而言，女主人公所懷的孩子就是他們落地生根、融入美國的象征，可惜他們未能如愿。飲食方式的選擇使作者所要表達的移民身份問題有了具體的依托，隱喻出移民落地生根的艱難，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印度食物與母國文化身份

在《食物與歸屬:異國廚房里的回家感》中，印裔文化批評家柯圖·卡托克(Ketu H.Katrak，1997:270)認為：“充斥著思鄉情感的食物敘述常常操控著移民的記憶，使他們想象回家的感覺”。懸居海外的離散者思念家鄉，將對家鄉和母國的思念轉移到“想象的家園”，利用所能獲取的各種資源，構建自我社區文化歸屬感。食物作為族裔文化的具象化符號，也是較易獲取的物質資源，成為離散者療愈思鄉之痛、構建“想象家園”的不二之選。

在印度傳統文化習慣中，丈夫常外出打拼事業，妻子則大多待在家里，于是，留守的女人們成為海外印裔鄉愁的主要承擔者和演繹者。她們將對家人的愛濃縮為印度“食物”，烹飪食品既是她們傳達愛意的方式，也是她們緩解鄉愁的有效途徑之一。在《森太太》中，藉由故事中的主人公森太太，作者生動地描繪了孤懸海外的印裔女性堅守民族文化身份的艱難與幻滅，言說移民女性所經歷的酸楚與彷徨。

拉希莉對森太太生活的描繪基本上都是圍繞著食物和吃喝因素展開的。她尤其熱愛切菜，切菜用的菜刀是專門從印度帶來的，“一條長長的刀片，彎彎的仿佛一艘海盜船，正待駛向遠方大海參加戰斗似的”，在這里，菜刀是森太太加爾各答文化的重要符號。她跟白人男孩艾略特說：“只要家里有喜事……媽媽都會在傍晚放出話去。鄰里所有的女人，都會帶上跟這把一模一樣的刀來，在我家房頂上圍成一個好大的圈，說說笑笑地，一晚上要切五十公斤蔬菜呢”。然而，在美國，她只能獨自切菜，因而非常想念加爾各答的家人朋友。于她而言，菜刀是她在美國保持其母國文化的重要象征，切菜活動給予了她歸屬感和回歸的樂趣。通過切菜這一儀式，她試圖重溫往日的歡樂時光。

印度食物作為故事中的核心意象，是森太太自我安慰和緩解鄉愁的重要手段。來到美國后，強烈的思鄉情緒使她對印度式的食材鮮魚喜愛到了近乎偏執的地步，她告訴所看護的小男孩艾略特，超市里的魚不能稱之為魚，無頭無尾，只是一些碎片，“在加爾各答，人們早上一起床就吃魚，晚上睡覺前還是吃魚”，那兒的魚“有頭有尾”，才是“完整的魚”。為了買到最新鮮的魚，還不會開車的她甚至冒險開車去市場，結果導致車禍。她一次次地帶著艾略特去海邊買鮮魚，在買魚、做魚和吃魚的過程中回憶、感受和重溫在加爾各答的印度生活。鮮魚具有高度濃厚的隱喻色彩，作為加爾各答地區日常最重要的主食，鮮魚就代表著加爾各答——她的母國、她的社區、她的家人和朋友，給予異國他鄉的她親切和慰藉?！霸趧摻ㄅc母國文化相聯系的歸屬感過程中，烹飪和飲食扮演著關鍵的作用”(Caspari,2014)。治療她鄉愁的唯一藥方就是印度食物，以及相關的菜譜、菜式、餐具、佐料。當她得到這些印度食物時，她就滿心歡喜；當長時間得不到時，她就孩子氣般悶悶不樂。就這層意義上講，食物就是印裔家庭主婦們離散生活的隱喻。

對于旅居海外的印裔而言，“印度性”這一觀念與他們在寄居國所吃到的食物有著密切的聯系。許文英(Xu Wenying,2007：167)在《食物身份：閱讀亞裔美國文學中的食物》中指出:“告訴我你吃的食物，我會告訴你你是怎樣的人”。因此強調食物成為亞裔美國身份的重要能指之一，“食物敘述成為亞裔美國文學中經濟、文化和政治斗爭的重要場域之一”。在美國土地上烹飪印度食品本身就有一種對抗美國文化的意味。因為他們無法適應寄居國的文化，他們必須利用所能獲取的資源，構建自我的社區文化歸屬感。對于喜歡印度熱鬧生活的森太太來說，美國生活太過安靜，有時甚至安靜得讓人難以入睡。森太太這種無所適從的狀態是許多第一代移民的共同經歷，他們無法擺脫內心深處的印度情懷，難以適應美國的社會文化，倔強地堅守著自我傳統文化身份。食物與這種母國文化身份構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成為其獨特族裔文化的圖騰符號，是他們的集體記憶和民族感性的重要內容。然而，離散者與家園之間漸行漸遠，這些失去傳統文化之根的異鄉人就如無米之巧婦，難以長期和持久地綻放(云玲，2016：79)。母國家鄉畢竟遙不可及，異國他鄉卻始終咫尺天涯，導致旅居美國的印裔女性對傳統文化身份的堅守歸于失敗，最終過著痛苦、失落、無助的生活。對于森太太們而言，食物意味著跨越時空距離的溝壑，失落在夙愿難嘗的大洋彼岸。文中的森太太，不顧一切堅持自己開車去市場買鮮魚，結果導致一場交通事故。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這場交通事故隱喻著美國文化對她實施的懲罰，似乎在警示她堅守印度文化身份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

美國食物與全新文化身份

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2003：225)在《文化身份與離散》中提出對文化身份的看法，認為它“屬于過去也屬于未來。它不是已經存在的超越時間、地點、歷史與文化的東西”。文化身份經歷不斷變化，是在歷史、文化和權力的不斷“博弈”中形成的。拉希莉在書寫印裔移民離散的過程中不停探索人物文化身份的轉變，并不斷進行勇敢的嘗試。與森太太們無法融入美國社會相反，拉希莉在該小說集的尾篇故事中，塑造了一個對美國文化適應性極強的印裔留學生形象，標志著拉希莉對于流散經驗所持態度的微妙變化，較之前的兩個故事顯得積極得多。

拉希莉開始從現實的角度去審視和反思生活，著眼于現實生存和未來成長，打造了一個經歷文化身份的蛻變、急于認同美國文化的印裔留學生形象?！兜谌龎K大陸，最后的家園》敘述的是“我”移居美國新大陸追求“美國夢”的過程?！笆澄锸且环N抵制美國化的重要媒介”(Ho,2005：3)，尤其對于印裔流散者而言，食物更突出其標記個體身份的意義，而“我”對于食物的選擇明顯體現出對美國文化的認同。從先前的抵制到認同美國文化，拉希莉對筆下主人公的轉變處理既受到時代文化變遷的影響，亦有著眼于現實生存的務實考量。拉希莉敘述了一個無名的主人公，獲得英國學業證書之后，很快在美國找到工作并安頓下來的故事，以此展示時代的變化與印裔移民的成長。在這位無名主人公的成長轉變過程中，食物再次扮演著見證者的重要角色。拉希莉對主人公的匿名處理，同樣具有隱喻的色彩，“我”作為一個匿名的個體，指向更為龐大的年輕一代印度移民群體開始融入美國主流社會。

拉希莉操控著食物，可以通過瑪麗·沃特斯(Mary Waters)和托馬斯·吉梅尼茲(Tomas Jimenez,2005)在社會學研究論文《評估移民同化：新經驗、新理論挑戰》中提到的“基準的同化”，讓讀者理解這個新移民人物。拉希莉在這個故事的第三頁中就開始提及食物，以此傳達“我”對美國文化的急切認同心理。剛在美國安頓下來，“我”便急于外出尋找最近的便利店，購買“我”來“美國后的第一餐”?！拔摇边x購了牛奶和爆米片，而非“我”不太喜歡的“漢堡和熱狗”；購買“我”認定的美國餐，清晰地表明“我”已然準備好接受新大陸的第一個“基準的同化”?！拔摇奔敝徺I牛奶和玉米片，實則是“我”急著擁抱新文化的外顯。許文英(2007:2)指出，食物是聯結我們身體內部和外部，組織、表征、合法化地建構自我獨特性的最重要載體。就是說，一個人可以通過嘗試當地食物，建構這種食物所攜帶和表現的價值觀與世界觀。作為一個剛踏入美國的印度人，“我”就開始效仿美國人的飲食方式，借此來擁抱全新的文化身份。而當新婚妻子考拉為“我”準備印度式的早餐時，敘述者卻說，“她以為我會像大多數孟加拉丈夫一樣早餐吃米飯，我告訴她麥片就行”?？梢姟拔摇睗撘庾R里對民族食物的否定與抗拒，對以此為表征的民族文化的排斥?！拔摇睂κ澄锏倪x擇似乎暗示著，在強勢美國主流文化的俯視下，新一代移民主動放棄印度文化，自覺接受美國文化的同化來融入主流社會，按照 “他者”的價值觀來擁抱全新文化身份。

誠然，對于移民而言，他們的最終目標就是完全融入美國社會，而食物作為這個同化過程的表征符號，是移民在新大陸較易獲取認同感的媒介之一。表面看來，這位新移民是在購買牛奶和玉米片，實則是“我”在嘗試經歷美國人真實的日常生活；“我”對食物的選擇，實則是“我”對文化身份的選擇。這意味著“我”開始構建符合美國文化理念的新身份。拉希莉用食物揭示了新一代留學生對于文化身份的選擇，他們不再執著于印度食物，反而對美國食物表現出強烈的興趣，流露出自我選擇美國化的明顯傾向，不得不引起我們深思。又或者可以這樣說，《第三塊大陸，最后的家園》明確了移民的普遍追求，“我不是唯一一個，也不是第一個遠離家園追求幸福的人”。正如拉希莉在訪談中所言，“毋庸諱言，對大部分的移民而言，來到美國這個地方，就是要安身立命，要獲得成就，要得到承認……我認為人的一輩子會有許多的追求，其中之一就是得到承認，獲得美好的生活”(Patel,1999)。他們脫離原生的生活狀態，來到陌生的國度，經歷著疼痛、失落，更期待著再生，這既是年輕一代移民的生存策略，也傳達著拉希莉本人對生活的期待。

結論

在小說集《疾病解說者》中，食物作為圖騰般的存在是貫穿始終的，以上三個故事中表現得尤為明顯。拉希莉在這些故事中的食物書寫并未讓人反感，而是成功吊起了讀者閱讀的興趣。事實上，拉希莉對于飲食習俗和吃喝行為的描述證明“食物是人物情感和身份的代理，協助他們應對主流文化” (Williams,2007:70)。我們可以發現這些故事中，食物成為表達普通個體婚姻情感、印度民族文化情感和全新美國文化情感的載體。對蘇柯瑪和修芭而言，食物是他們婚姻中流金歲月的象征，蘇柯瑪坐吃山空，將修芭充足的食物儲備消耗殆盡，表明他們婚姻關系的潰??；對森太太而言，食物是她緩解鄉愁壓力、尋求母國文化的隱喻；而對于無名的主人公“我”而言，食物代表著“我”對新文化身份的適應。通過三個故事中主人公行為和心理的變化，拉希莉將筆觸伸向異質文化空間，書寫印裔移民如何通過食物獲取情感體驗和身份認同，再現了海外印裔移民的真實生存狀態。

由此可見，食物是海外印度移民流散經驗的隱喻。作為三個故事中出現最多的隱喻符號，它既穿針引線，推動故事情節發展，又寄托人物情感，反映社會時代變遷，隱喻印裔移民的命運哲思。拉希莉在不同的人物生活中來回穿梭，不光用食物審視印度傳統文化，同時用食物表現印裔美國人在異國他鄉的適應過程，隱喻作家對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多種見解。漂泊離家之人常常念著過去，活在當下，盼著未來，通過食物這一承載歷史意義的象征符號，他們將過去的記憶融入現在和未來的生活當中，為他們的異鄉生活獲得情感的滋養和繼續向前的力量，也成為他們異域文化新身份的構建基礎。

注釋：

①引文出自拉希莉的小說集《疾病解說者》，以下引文不再標注頁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