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紀》“別集”中的選學資料

陳伊穎

(華僑大學文學院 福建泉州 362000)

馮惟訥(1513-1572)，字汝言，別號少洲，山東臨朐縣人，以詩歌創作與文獻整理著稱?！豆旁娂o》是馮惟訥所有著述中名氣最大、影響最為深遠的一部，后世總集如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丁福?！度珴h三國晉南北朝詩》、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等皆在其基礎上加以編訂?！豆旁娂o》共一百五十六卷，內容大致分為四大模塊：一為“前集”，包括漢前古逸詩十卷；二為“正集”，包括漢魏以下至唐前詩作一百三十卷；三為“外集”，主要為鬼仙之詩，共四卷；四為“別集”，主要輯錄各類書籍中有關唐前詩人詩作的品評與探討，共十二卷。長期以來，人們多將目光聚集在《古詩紀》前一百四十四卷的詩歌收錄上，討論其在詩歌總集編纂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然“別集”十二卷收錄了許多與《文選》詩歌(下面簡稱“《選》詩”)相關的評論，因“綜收”“輯佚”的特點，對選學詩歌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值得注意。

一、綜收輯錄各類典籍中散見資料

匯評現象在明代選學著作中并不少見，著述者往往通過匯評傳達出某種詩學觀念，故其匯評的來源本身便帶有很強的傾向性。如張鳳翼《文選纂注評苑》、李光縉《鼎雕增補單篇評釋昭明文選》，皆匯集了復古派李夢陽、何景明、楊慎、唐順之、李攀龍、王世貞、汪道昆、吳國倫等人的評語，再比如郭正域批點、凌濛初輯評《合評選詩》，其中竟陵派鐘惺、譚元春二人的評語達兩三百條，占所匯詩評的絕大部分。馮惟訥在《古詩紀》凡例中談其編纂目的：“將以著詩體之興革，觀政俗之升降，資文園之博綜，羅古什之散亡，故備錄之，不暇選擇?！盵1]故知其將重點放在“輯”而非“選”上，資料來源相比前人更為廣博，對《選》詩文獻的整理有輯佚之功(以下所論皆就《古詩紀》“別集”中與《文選》詩歌有關的條目而言，其余條目則不計于其中)。

其中收錄最多的是文論詩話類，包括：魏文帝《典論》、摯虞《文章流別論》、劉勰《文心雕龍》、鐘嶸《詩品》、李頎《古今詩話》、皎然《詩式》、葉夢得《石林詩話》、陳師道《后山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黃徹《鞏石溪詩話》、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任舟《古今吟話》、陳巖肖《庚溪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蔡絳《西清詩話》、姜夔《白石詩說》、蔡啟《蔡寬夫詩話》、高似孫《剡溪詩話》、敖陶孫《敖器之詩評》、嚴羽《滄浪詩話》、許頡《許彥周詩話》、陳繹曾《詩譜》、朱奠培《松石軒詩評》、顧元慶《夷白齋詩話》、楊慎《升庵詩話》、都穆《玄敬詩話》、徐禎卿《談藝錄》、謝榛《詩家直說》、朱承爵《存余堂詩話》、劉世偉《過庭詩話》、閔文振《蘭莊詩話》等。

文人筆記、文集、小說等也不少，如：劉義慶《世說新語》、顏之推《顏氏家訓》、宋祁《宋子京筆記》、梅堯臣《續金針詩格》、姚寬《西溪叢語》、呂本中《呂氏童蒙訓》、蔡傳《歷代吟譜》、王觀國《學林新編》、洪邁《容齋隨筆》《容齋續筆》《容齋三筆》《容齋四筆》《容齋五筆》，王明清《揮麈錄》、陳善《捫虱新話》、王應麟《困學紀聞》、嚴有翼《藝苑雌黃》、陳應行《吟窗雜錄》、葛勝仲《丹陽集》、鄭瑗《蜩笑外稿》、楊慎《丹鉛余錄》《丹鉛續錄》《丹鉛四錄》《丹鉛閏錄》《譚苑醍醐》《詞品》、何良俊《何氏語林》、胡侍《真珠船》、陸深《陸文裕公外集》、皇甫錄《近峰聞略》等。

除此之外，《古詩紀》“別集”中還引用了一些史傳記載，如：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房玄齡等《晉書》、沈約《宋書》、姚思廉《梁書》、李延壽《南史》《北史》等，又參考了部分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廣記》等。

由此觀之，《古詩紀》“別集”所匯集的《選》詩相關資料來源廣泛，一則不限于同一時代，不傾向于某一詩派，時間跨度大；二則不限于某一類典籍，文獻類型多樣。郝倖仔提出：“宋元時代對《文選》的解讀又大多以詩話的形式散見于各家詩文集之中，并未形成系統性的讀本，并未系統地表達相應的文學觀念?！盵2]趙俊玲亦言：“關于《文選》本體的評論、考據等萌興并發展，時人的詩話與筆記中保存了不少這方面的資料，但專著卻甚少?！盵3]《古詩紀》“別集”收納了許多宋元詩話中的《選》詩評語，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彌補這一遺憾，使散見的《選》學資料得到集中保存，讀者可以得一本而知眾本，這與前人相比有較大的突破。

二、編排由面入點，附注觀點辨析

選學專著一般將匯評融入文本之中，置于頁眉、頁腳、題下、文旁、文尾等處，構成文、注、評三者相結合的詮釋體例?！豆旁娂o》中的匯評則與文本分離，集中在“別集”十二卷。馮惟訥將收集而來的資料分門別類，把針對同一問題的評語放在一起，使多元觀點在同一條目下相互碰撞，為讀者快速綜觀相關信息提供了方便。其中，卷一卷二為“統論”，卷三至卷八為“品藻”，卷九與卷十為“集解”，卷十一為“辯證”，卷十二為“志遺”，呈“總—分”結構，點面結合。

卷一“統論上”摘取了《詩品序》《文心雕龍》《文中子論詩》《宋書·謝靈運傳論》《北史·文苑傳敘》《詩譜》《談藝錄》中的部分內容，重點展示漢魏六朝詩歌發展的整體面貌。卷二“統論下”，分為《明體》《章句》《雜體》《題例》《聲律》，系統收錄對詩歌體裁及創作要素的探討。這樣的安排旨在令讀者率先對整個時代的詩風特點有一個整體的認知，并指導他們學會分辨詩體，體現了馮惟訥對樹立詩史觀念及辨體意識的強調。

卷三至卷八“品藻”，卷十二“志遺”，多數以時代為序，以詩人為條目，參考鐘嶸《詩品》的體例，將風格相近或關聯度較大的幾位詩人放在同一條目下，便于相互結合，橫向比較。其內容不局限于對詩人生平與整體成就的宏觀把握，而是重在收集一些更具體、更有針對性的評點，如：探討創作背景、賞析詩風詩作、追溯詩句流變、比較詩人高下等，相比于“統論”部分，視角更為細化。

卷九與卷十“集解”，卷十一“辯證”，多以某一詩作或詩中某一字、詞、句為題，將相關品評納入其中。這部分評語以問題為導向，偏重于細節考辨。包括：梳理詩作中字詞的由來及運用、糾正《文選》舊注中的錯誤、探討作者爭議、辨析用字用詞是否準確等，具有思辨性，對《選》詩注釋有補充與修正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馮惟訥編纂《古詩紀》“別集”并不僅僅停留在對收集而來的評語進行整理歸類，他將后人對評語的看法或與此相關的論述以小字形式附在該評之后，不論佐證還是駁證，皆予以選錄，供讀者參考。如《蘇李》條(注：括號外為正文內容，括號內為小字附注)：

《容齋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東坡云：“皆后人所擬也?！庇栌^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之，蓋知坡公之言為可信也。(按：《古詩》曰：“盈盈一水間”，又高帝諱“邦”，韋孟詩曰：“實絕我邦”，古人臨文或不諱也。)(《古詩紀》“別集”卷十一)

關于《文選》中收錄的李陵、蘇武詩是否后人偽作，歷來存在爭議。洪邁認同蘇軾觀點，認為此乃后人之作，理由在于李陵詩不避漢惠帝諱。而馮惟訥則以《古詩十九首》和韋孟《諷諫詩》為例反駁洪邁的觀點，用小字附注于洪邁觀點之后，引導讀者針對這一問題作出進一步探索。

《古詩紀》中馮惟訥直接提出觀點的情況并不多，他一般會將與引評有關的其它評語小字附注于后。如《陶淵明》條，馮惟訥先引用鐘嶸《詩品》對陶淵明的品評，接著小字補充《石林詩話》與《蘭莊詩話》對鐘嶸觀點的質疑，現以《石林詩話》的評語為例加以說明：

魏晉間人詩，大抵專工于一體，如侍宴、從軍之類。故后來相與祖習者，亦但因所長而取之耳，謝靈運《擬鄴中七子》與江淹《雜擬》是也。梁鐘嶸作《詩品》皆云某人詩出于某人，亦以此為然，論陶淵明乃以為出應璩，此語不知其所據。應璩詩不多見，惟《文選》載其《百一詩》一篇，所謂“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者，與陶詩了不相類。五臣注引《文章錄》云：“曹爽多違法度，璩作詩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補于一者?！睖Y明正以脫略世故、超然物外為適，顧區區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嘗有意欲以詩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仿之？此乃當時文士與進取而爭長者所為，何期此老之淺，蓋鐘嶸之陋也。(《石林詩話》)(《古詩紀》“別集”卷四)

此評中，葉夢得對陶淵明詩源出于應璩一說持反對意見。葉氏認為，應璩《百一詩》為諷諫曹爽而作，是入世之語，而陶淵明乃出世之人，其詩自然尋得，特意去模仿應璩是無稽之談。按鐘嶸《詩品》所言，陶淵明詩出于應璩，應璩詩出于曹丕。曹丕詩“鄙質如偶語”，應璩詩“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陶淵明詩“篤意真古，辭興婉愜”“世嘆其質直”[4]，故知鐘嶸之評乃從創作風格入手判斷其源流。葉夢得與鐘嶸看問題的角度不同，所以存在分歧。且不論孰是孰非，馮惟訥小字附注葉夢得《石林詩話》的觀點于鐘嶸《詩品》之下，為讀者提供了針對同一問題的不同看法，啟發他們以辯證的眼光看待《古詩紀》中輯錄的評語，而非盡信一家之言。

綜上，我們可以看到馮惟訥整理匯評的用心，一方面，編排從綜述到細節，旨在引導讀者先對時代風氣、詩體特征有一個宏觀把握，再一步步深化，對詩人、詩作、詩題、詩句、詩詞展開細致考察。另一方面，其增加了小字附注，對觀點進行補充或考辨，為讀者提供多種思路，辯證看待各家觀點。

三、賞評視角更加立體

選學專著一般將收集而來的評語歸入對應詩作，“就詩論詩”，缺乏與其它詩作的系統比較，視野較為狹窄?！豆旁娂o》“別集”則將詩作與評語分開，將同一時代、風格相似或是創作類型相同的詩人進行對比，打破了單一詩作的限制，有利于綜觀。例如，馮惟訥選學專著《選詩約注》與詩歌總集《古詩紀》同收錄了對漢高帝劉邦的點評，《選詩約注》在漢高帝《歌一首》(又名《大風歌》)中援引了王世貞、王通、朱熹對此詩的賞析：

王元美曰：《大風》三言，氣籠宇宙，張千古帝王赤幟，高帝哉！

王通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美哉乎其言之也！漢之所以有天下而不能為三代之王，其以是夫。然千載以來人主之詞，未有若是其壯麗而奇偉者也。

朱元晦曰：此歌一名《王侯之章》(《選詩約注》卷一)。

可見，《選詩約注》的引評皆指明《大風歌》中展示出的帝王氣概，稱贊高祖此詩境界高遠，慷慨大氣。但這些評論缺乏與同類著作的對比，顯得較為單薄。

《古詩紀》“別集”在卷三中將漢高帝與漢武帝并置，收集了《文中子論詩》《丹陽集》《詩家直說》《竹林詩評》中的評語，從多角度入手賞析二人詩作。漢高帝與漢武帝一脈相承，同為成就霸業而令后世敬仰的帝王，又高帝《大風歌》與武帝《秋風辭》皆收錄于《文選》中，故詩家品評之時常常將《大風歌》與《秋風辭》聯系在一起?！豆旁娂o》便收錄了這類賞評：

高祖大風之歌，雖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氣慷慨，規模宏遠，凜凜乎已有四百年基業之氣?！妒酚洝窌分^之三侯章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蓋使后之子孫知其祖創業之勤，不可怠于守成爾。武帝《秋風辭》《瓠子歌》已無足道，及為賦以傷悼李夫人，反復數百言，綢繆眷戀于一女子，其視高祖，豈不愧哉？《藝文志》上首造賦二篇，其一不得而見耶？(《丹陽集》)

“秋風起兮白云飛”出自“大風起兮云飛揚”，“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背鲎浴般溆熊瀑忮⒂刑m，思公子兮未敢言?！睗h武讀書，故有沿襲。漢高不讀書，多出己意?！?《詩家直說》)(《古詩紀》“別集”卷三)

《大風歌》與《秋風辭》分別為漢高帝與漢武帝的代表作，作品中反映出二者精神氣概的差異。上例中，葛勝仲認為，漢高帝居安思危、倡明禮樂，《大風歌》是為了使后世子孫知開創西漢基業之不易，勤勉做事而非守成懈怠。漢武帝《秋風辭》則將目光局限于對李夫人的思念，盡管哀婉纏綿十分動人，但流連于個人戀情，與高帝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相去甚遠。下例中，謝榛以另一視角看二作，以漢武帝《秋風辭》中“秋風起兮白云飛”與“蘭有秀兮菊有芳”分別出自漢高帝《大風歌》與屈原《九歌·湘夫人》為例，說明漢高帝多自創，漢武帝多承襲，認為這些差異出于二者對書的涉獵程度不同。謝榛的“讀書”之說或為二者差異的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是二者所處的時代背景有異。漢高帝作《大風歌》時西漢根基并未完全穩定，歷經秦末戰亂，民生凋敝，又逢諸侯叛亂，不得不四處平叛，故高祖之傷多源自對西漢基業的隱憂。而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可以說已經達到了鼎盛的階段，坐擁盛世的漢武帝故有“少壯幾時兮奈老何”的感慨，由“悲秋”及人生之嘆?！豆旁娂o》將漢高帝與漢武帝放在同一條目中，并收錄比較二人作品的評點，使他們的共同點與特點一目了然。

《古詩紀》“別集”卷八《通論》也收錄了關于漢高帝《大風歌》的評語，其視野更加開闊，將《大風歌》置于整個漢魏六朝的帝王之作中加以賞評：

漢高帝《大風歌》不特華藻，而氣概遠，大真英主也。至武帝《秋風辭》言，固雄偉而終有感慨之語，故其末年幾至于變。魏武、魏文父子橫槊賦詩，雖遒壯抑揚，而乏帝王之度。六朝以后人主，言非不工，而纖麗不逞，無足言也。(《庚溪詩話》)(《古詩紀》“別集”卷八)

此評縱觀漢魏六朝帝王創作風格的變遷，認為漢高帝《大風歌》雖然簡短，無華麗辭藻，但氣概非凡，有帝王之風；漢武帝《秋風辭》亦有雄風，卻終有感慨之語，氣勢減弱；至魏武帝、魏文帝，詩風悲涼慷慨，然在帝王風度上有所欠缺；六朝之作，受華靡詩風影響，已失漢時帝王氣度。鐘嶸在《詩品》中將宋武帝劉裕、齊高帝蕭道成置于“下品”，評宋武帝“彫文織彩，過為精密”，評齊高帝“詞藻意深，無所云少”，二者皆重視雕琢文辭，由小處著手，不似漢高帝《大風歌》不拘小節、氣宇軒昂、天然無雕飾?！陡娫挕返倪@段評語將漢魏六朝帝王之作進行對比，突出不同時代帝王創作的特色，亦可借此觀當時文壇風氣的流變。

除此之外，《古詩紀》“別集”也注重對溯源類賞評的收集，即將同一題材詩作匯集在一起，縱觀這一題材在詩歌發展史中的傳承與新變，如《七哀》條：

《七哀詩》起于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也。釋詩者謂病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悲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嘆而哀、鼻酸而哀，謂一事而七者具也。子建之七哀，在于獨棲之思婦；仲宣之七哀，哀在于棄子之婦人；張孟陽之七哀，哀在于已毀之園寢。唐雍陶亦有《七哀詩》，所謂“君若無定云，妾作不動山。云行出山易，山遂云去難”，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韻語陽秋》)(《古詩紀》“別集”卷九)

此條目將同題為《七哀詩》的作品放在一起作比較，梳理出《七哀詩》的源流：源于曹植，而后王粲、張載等人繼續以此為題創作，唐時依然延續。所謂“七哀”，哀在即便詩作所言對象有所不同，但皆能調動人身上的各類感官去體味這種哀傷，引發共鳴。如曹植詩“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5]，將自己比喻為溶入地里的泥漿，苦嘆與兄長本自同根，如今地位與境況卻有極大不同，姿態卑微，令人哀憐。王粲痛感關中人民慘遭殺戮，描寫途中“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婦人縱有萬般不舍，慮及自身隨時可能遭遇不測，不得已而棄子；又“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連器樂都能感受到這種由內而外散發出的哀痛，發出聲聲悲鳴。而張載詩通過昔日受萬人景仰的漢墓“毀壤過一抔，便房啟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反映出長期戰亂給民生帶來的重創，極大的落差與觸目驚心的場景相映襯，使人長久地沉浸于哀痛之中?！豆旁娂o》以詩作題材為目，收錄了《韻語陽秋》對同題《七哀詩》作品的賞析，使讀者在縱向梳理中了解這類題材詩作的共性與各自的特點，防止平面化讀詩。

《古詩紀》匯集的《選》詩賞評數量豐富，許多條目不再局限于對某一詩人或某一詩作的賞析，而是將幾位詩風相近或關聯性較大的詩人詩作放在一起作對比，有助于通過比較發掘其中的共性與個性，視角更為立體，避免孤立看待《選》詩，對選學專著進行補充。

四、廣收考評補正舊注

明代復古運動下評點之風興盛，文人士子為了學習古人作詩的方法，對古典詩歌展開了全面深入的探究。然正如趙俊玲所言：“人們每喜空談性理，而不究事情之原委隱曲；治學不以嚴謹見長，而以議論相高。文人讀書，也每喜抒一己之情，發一己之見，重主觀鑒賞評析而輕客觀考訂詮釋?！边@些評點大多集中于對詩作格調、章法的賞析，主觀性較強，被清人詬病為“學風空疏”，缺乏扎實的考據。馮惟訥注意到了這一點，在《古詩紀》“別集”中單列“集解”和“辯證”部分，廣收補正《選》詩舊注缺漏與錯誤的評語。這些評語有如下作用：

第一，補充舊注。選學專著固然可以提供較為系統的《選》詩注解，但還有一些對舊注起到補充作用的評語散見于其它典籍之中，不能忽視。馮惟訥廣泛搜羅這類評語，如《長相思，結不解》條：

《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為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敝?，昌慮切，鄭玄《儀禮注》：“著，充之以絮也?！本?，以絹切，鄭玄《禮記注》：“緣，飾邊也?！遍L相思，謂以絲縷絡綿交互網之，使不斷，長相思之義也。結不解，按：《說文》：“結而可解曰紐，結不解曰締?！敝^以針縷交鎖連結混合，其縫如古人結綢繆、結同心，制取結不解之義也。既取其義以著愛而結好，又美其名曰“相思”，曰“不解”，云“合歡被”，宋趙德麟《侯鯖錄》有解。會而觀之，可見古人詠物托意之工矣。(《丹鉛余錄》)(《古詩紀》“別集”卷九)

“長相思”“結不解”出自《古詩十九首》中《客從遠方來》，為吟詠愛情而作。上例中“著”“緣”二字注解取自李善注，著與緣共同結合成“合歡被”。李周翰曰：“言被中著綿，謂長相思綿綿之意。緣被四邊綴以絲縷，結而不解之意?！盵4]楊慎在前人注解基礎上重點闡釋“長相思”與“結不解”，補前人之未備?！伴L相思”指的是被中之絲綿相互融合，又“絲”“思”同音，故取“長相思”之名，喻婦人對丈夫連綿不絕的思念；“結不解”指的是被子飾邊通過針線縫合緊密，取其解不開的性質為其命名，喻夫妻二人之心緊緊相依，雖路遠而無法分離。通過《丹鉛余錄》的闡釋，可知小小一床被子竟被賦予了如此多的內涵，“雙鴛鴦”“合歡被”“長相思”“結不解”，從被的紋飾、寓意、材質、精工多角度入手描摹這一床象征愛意的被子，包蘊詩人之匠心?！豆旁娂o》取《丹鉛余錄》之評，對舊注進行補充，有助于理解這些名稱背后的深層含義。

又如《點與玷通》條：

點與玷同，古詩多用之。束晳《補亡詩》：“鮮侔晨葩，莫之點辱?！弊笏肌短屏中值苜潯罚骸岸茲嵰?，乃點乃污?！标憴C《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龍門?！倍抛用涝姡骸皫谆厍喱嶞c朝班”正承諸賢用事例也(宋·樓鑰)。(《古詩紀》“別集”卷十)

《說文》曰：“點，小黑也。今俗所謂點涴是也，或作玷?！庇帧啊洞笱拧ひ帧吩姡喊坠缰?，毛曰：玷，缺也。箋云：玉之缺，尚可磨鑢而平。按：戰、玷，古今字?！笨勺C點玷可通，有缺點、瑕疵之意。李善在束皙《補亡詩》中引王逸《楚辭注》曰：“點，汙也。點與玷古字通?！蓖ㄟ^樓鑰之評可知，點玷通用被廣泛運用于古詩創作之中，束皙《補亡詩》、左思《唐林兄弟贊》、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杜甫《秋興八首》皆是如此?！豆旁娂o》引此條評語，既補充了舊注，也啟發讀者舉一反三，探索同類現象在諸詩中的應用與流變。

第二，訂正舊誤。李善注與五臣注是《昭明文選》的權威性注解，后世選學專著多借鑒于此，并在其基礎上加以發揮。但這兩種注解并非沒有瑕疵，一些評論者開始對《文選》舊注中不合理的部分提出大膽質疑。馮惟訥從各類典籍中將這些考證性評語匯編入《古詩紀》中，如《雙鯉魚》條：

《古詩》有：“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魚腹中安得有書，古人以喻隱密也。魚，沉潛之物故云。(《夷白齋詩話》)

《古樂府詩》：“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要知心里事，看取腹中書?！睋嗽?，古人尺素結為鯉魚形，即緘也，非如今人用蠟?！段倪x》：“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即此事也，下云烹魚得書，亦譬況之言耳。五臣及劉履謂古人多于魚腹寄書，引陳涉罩魚倡禍事證之，何異癡人說夢邪？(《丹鉛余錄》)(《古詩紀》“別集”卷九)

“雙鯉魚”一詞出自《文選·古樂府》中的首篇《飲馬長城窟行》，述說了形單影只的婦人思念遠在他鄉的丈夫，留下“魚傳尺素”的佳話。然而這封飽含思念之情的信究竟是怎樣通過魚來傳達的，歷來眾說紛紜，五臣注呂向的說法為：“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夢寐之間，似有所使自夫所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泄之意耳，且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得夫書也。尺素，絹也，古人為書多書于絹?！闭J為丈夫之信保存于魚腹之中，取出需先開魚腹。這與《史記·陳涉世家》記載相似，陳涉、吳廣為了樹立威信“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以怪之矣?！睂ё植瘯糜隰~腹。顧元慶認為，魚腹中書是比喻之意，非實指魚腹中有書信，而是以魚兒沉潛的特性喻書信之私密。而楊慎認為，詩中的雙鯉魚指的是狀似鯉魚的尺素結，即“緘”(用來捆扎的繩索)，并引《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為證。這兩種說法顯然比在魚腹中置書更符合常理，故《古詩紀》將其收錄，質疑舊注對“雙鯉魚”的注解。

又如《宗袞》條：

東坡抵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阽危賴宗袞，微管寄明牧?！闭^謝安、謝玄安石于玄暉為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袞”。而李周翰注曰：“宗袞，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苻堅者?！狈蛞宰谛枮橥鯇?，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說，至以導為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奇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容齋隨筆》)(《古詩紀》“別集”卷九)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是謝朓的述古傷今之作。八公山，在今安徽省，位于淝水之北。淝水之戰是歷史上以少勝多的典型戰役，當時東晉王朝常常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侵擾，謝安提攜侄子謝玄，大破前秦苻堅，使其潰敗而再無力來犯。謝安、謝玄是淝水之戰的功臣，亦是謝朓的先祖，宗袞本意便有同族中身居高位者之意，謝安時為征討大都督，死后追贈太傅，更封廬陵郡公，故謝朓稱其“宗袞”。李善注曰：“宗袞，謝安也。明牧，謝玄也?！稌x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任?！谑前萁ㄎ鋵④?，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鼻∪缙浞?。而五臣注解宗袞為王導，謂王導與謝玄同破苻堅，實在荒謬。王導卒于公元339年，淝水之戰發生于公元383年，此時王導早已故去，又如何能參與破苻堅之事？《容齋隨筆》指出此誤，《古詩紀》加以收錄，糾正五臣注之誤。

受時風影響，明代選學專著中的詩評多為賞評，較少進行考證?！豆旁娂o》“別集”專設“集解”與“辯證”共三卷，對《文選》舊注中的缺失進行完善，對其錯誤進行指正，不斷深化《選》詩研究，也對選學專著起到了很好的補充。

綜上所述，《古詩紀》“別集”因其“綜收”“輯佚”的特點，對《選》詩匯評進行了一系列拓展。資料來源方面，突破了明代選學專著的匯評范圍，不限于某一時代，不傾向于某一詩派，不集中于某一類典籍，使許多散見于其它典籍中的《選》詩資料得到集中保存。整理方法方面，強化對匯評資料的條流歸類，整體編排由面入點，以層層深入的視角解讀《選》詩；具體條目中，增加小字的考辨性附注，針對同一問題提出不同思考，引導讀者辯證看待各種觀點。匯評內容方面，增匯了許多具有橫向對比或縱向溯源特點的賞評，收錄了不少起到補充舊注或訂正舊誤作用的考評，有利于發掘《選》詩在同類作品中的特點，也對《選》詩舊注中的不足進行修補?？傊?，《古詩紀》對選學專著起到一定的補充，避免了以往《選》詩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視角單一之弊，增加了明代選學研究中時常被忽視的考辨，為《選》詩研究保留了角度多元、內容豐富的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