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身體到生命：個體有聲語言二重性的美學解讀

摘 ?要：具有集“說聽一體”二重性特征的個體有聲語言，怎樣突破源于身體又迅疾返回身體的有限時空而獲得無限的意義，就成了個體之于有聲語言的身體美學困惑。為此，首先從聲音的意象存在，探詢有聲語言二重性的發生原理;然后，針對身體的意識現象，回顧了有聲語言雙向性的進化功能;最后圍繞生命的意義彰顯，思考了有聲語言多樣性的人文價值。從聲音到身體再到生命，討論它的二重性存在的意義，與其說是要解答個體之于有聲語言的身體美學困惑，不如說是要為有聲語言之于個體的存在價值、傳播效能和現實意義來一次生命美學的解惑，即從生命活動的審美實踐層面來考察個體有聲語言，它的時間性支撐聽覺意象的愉悅感受，它的空間性揭示身體意識的自由狀態，它的時空性創造生命意義的澄明境界。

關鍵詞：個體有聲語言;二重性;身體美學;生命美學

基金項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發展研究中心2018年度一般課題“‘新時代播音與主持藝術專業人才培養目標的研究”（CJF18046）部分成果。

一、引言：個體之于有聲語言的身體美學困惑

在人的五官感受世界的過程中，聽覺有著其他感官所不具有的神奇魔力，尤其是在和視覺的比較中。對此，德國18世紀著名哲學家J.G.赫爾德在《論語言的起源》一書中，通過“外部的刺激”“清晰明確性”“作用的時間”“發展”幾個方面比較得出聽覺是比觸覺和視覺“更適中的感官”，特別是：

從自我表達的需要來看，聽覺也很適中，因此是語言的感官。觸覺的作用非常含混，難以言狀，而且也根本沒有說出的必要;它只是跟我們自身有關，是一種自私自利，自我滿足的感官！視覺對于最早的語言發明者來說是不可言狀的，而且也不需要立即得到表達;因為視覺所及的事物仍繼續存在，可用目光、手勢等指示。聽覺的對象卻與運動相聯系，會很快消失，但它們通過運動發出聲音;這種對象是可以言說的，因為它們必須得到表達，而由于需要得到表達，并且是通過運動獲得表達，它們就可以言說出來。聽覺是多么神奇的語言能力??！[1]

海德格爾也一針見血地指出“聽說一體”的同步性：

人們把說話視為人借助于說話器官對思想的分音節表達。但說同時也是聽。習慣上，人們把說與聽相互對立起來：一方說，另一方聽?？墒?，聽不光是伴隨和圍繞著說而已，猶如在對話當中發生的情形。說和聽的同時性有著更多的意味。作為道說：說從自身而來就是一種聽。說乃是順從我們所說的語言的聽。所以，說并非同時是一種聽，而是首先就是一種聽。[2]253-254

這種“神奇”現象，對于既是“說”又是“聽”的個體而言，那就是“說”與“聽”不但幾乎同時發生，而且“聽”還能對“說”進行及時反饋。這大概相當于“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于存在”的關系。然而，在“聽”與“說”的關系上，我們長期執拗于“我說你聽”的研究，而忽略了“我說我聽”的探究。

在有聲語言的起源和發生、構成和特征、作用和意義的探索上，我們已經從語言的歷史學和社會學、生理學和心理學、傳播學和藝術學等領域進行了較為詳盡的研究;然而，從哲學尤其是自我來源和自我意識的身體哲學的視角看，有聲語言原初的發出者和接受者，不是“我—你”或“我—他”的關系，即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我”說“你”聽或“我”說“他”聽的交流，而是首先建基于我說我聽的“我—我”關系。眾所周知，有聲語言發出后的第一個接受者應該是說話者本人，這樣即構成了有聲語言之于個體意義的二重性。哲學意義上的二重性，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互相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兩種屬性，即一種事物同時具有兩種互相對立的性質，如商品，一方面它有使用價值，另一方面它有交換價值。針對本文的主旨而言，個體的有聲語言從時間的異在性看，既是“說”的主體，也是“聽”的客體;從空間的同在性看，“說”是發出的主體，“聽”是接受的主體。奇異的是這對主體與客體、時間與空間不但不相互矛盾排斥，而竟然和平共處、和諧共融于一“體”——一個說與聽共存的身體。這種聽說相融、時空交融的有聲語言“孤芳自賞”的二重性現象，與其說是一個聲音美學的問題，不如說是一個身體美學的困惑，因為聲音美學僅僅關注聲音本身的裝飾、語境和效果，而身體美學思考的是包括身體的存在與自我意識，尤其是包括聲音在內的身體的內在感官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國內身體美學研究的重要學者王曉華教授在其《身體美學導論》里闡述道：“審美中的身體具有主體—客體雙重身份，但其主體身份無疑更為根本。是身體在相互關照和自我觀照。離開了我對自己的主動觀照，身體就不可能成為自己的客體。事實上，能自我觀照的身體也在觀照世界。質言之，它是審美的主體?！盵3]27

那么，這個審美的主體在有聲語言的問題上，如何統御既是語言主體又是語言客體的身體呢？因為，我們雖然指出了有聲語言之于個體的二重性特征和身體存在之于審美的雙重性身份，這樣不但回歸了個體視域的身體，而且終結了既往美學在身體認知上分割“身—心”的主客二元思維，而回到了聲音的發出者和接受者均集中于一個身體的主客一體。但是，當我們一旦進入“身體—生命”一體化的哲學追問時，一個巨大的困惑讓執著于建構“身體意義”的身體美學裹足不前。這就是表現于個體的有聲語言，在時間性上是如何源于身體的瞬間而又憑借記憶長久于身體的存在，在空間性上是如何利用身體的承載而又借助外物飛逸出身體的領域，在時空交叉的維度上，如何將身體發出時的原初聲音而升華為身體接受后的復雜聲音，看來，身體已難以承受聲音的意義之重了。

二、聲音意象：有聲語言二重性的發生原理

意象是自然性的客觀事物染上當事人的主觀情緒色彩后呈現出的一種別有意味和情韻的審美形象，即“象中有意”或“托意于象”。在中國古典詩詞里動物類的“杜鵑泣血”、天象類的“雨打芭蕉”、器樂類的“羌笛幽怨”，諸種聲音就變成了聽覺的藝術意象，這就是聲音意象。器物聲音如此，更何況能充分表現多樣復雜信息的人的聲音，尤其是能創造豐富意象的人的有聲語言所創造的聲音。就像黑格爾曾說的，“同一句格言，從一個飽經風霜的老人的口里說出與從一個未經世事的年輕人口里說出，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4]。那么，同一個人說同一句話，也能產生如此大異其趣的聽覺效果嗎？張頌教授在《朗讀美學》中詳盡地闡述了“有聲語言可以改變文字語言的意思和方向”，“可以增減文字語言的感情色彩”，“可以伸縮文字語言的美學尺寸”[5]。這種“改變”“增減”和“伸縮”的效果，最先作用于說話者本人，也正是因為有了這種瞬間實現的“說聽一體”的互動性功能，聲音才能從短暫的、零散的和沒有內容的音響性的物象，經過自我“說聽一體”的糾正、補充和完善，形成長久的、系統的和飽含內容的意象?！按舐暲首x文稿可以讓你看出哪些詞可以省略、哪些應該強調、句子有沒有表達清楚，句與句之間連接得是否順暢?！盵6]“象”是聲音高低、快慢的形式，“意”是聲音指向和意義的內容。

探究個體聲音“二重性”的形成原理，須得從發生學的角度予以探尋。源于自然科學的發生學，當作為方法用于人文科學時強調的是主客體共同作用下的發生認識論的原理探究。那么，個體聲音“二重性”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依托于“生理—心理”機制。古人類學告訴我們，“人的語言能力受到三個生物學因素的制約：輸入系統（主要是聽覺和視覺，特別是聽覺），中央處理系統（神經中樞）和輸出系統（主要是發音器官）”[7]。這說明人的發音要依靠肺、喉嚨、口腔和鼻腔等生理器官，這是人發出聲音的物質基礎，經過感官接觸大千世界而首先作用于五官的神經系統，再傳至大腦的神經中樞系統進行復雜的鑒別和篩選、調配和組合等運算過程后，產生變化多端的情緒、喜怒哀樂的情感、引譬聯類的想象和睹物思人的記憶等。自然意義的發音經過長期的勞動實踐進化后，漸漸變成了社會意義的說話，正如馬克思說的“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薄拔骞俑杏X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8]。其次，借助于“思維—語言”交互。思維與語言的關系不僅是哲學意義上一般和個別的關系，而且是發生學視域下象征人類生命進化而帶來的文明程度的表征，原始人由最初運用身體的動作思維、感官的具象思維到后來的借助實物類比思維、依靠圖畫的形象思維，到智慧人所具有的邏輯思維、理性思維，有力地促使了其有聲語言由模糊到準確、由零散到條理、由單一到豐富的演進。在這個漫長的過程里，有聲語言利用其空間的直接性和時間的瞬間性特性，立即作用于人的思維，并促使其快速反應，長此以往，促使人類發音與聽音器官的日益完善。并且由于思維依托的是內部語言，而語言表現的是有效思維，因此，思維的進步推動語言的發展，語言的發展又促進思維的進步，最后，形成于“感知—理解”的遞進。當“思維—語言”具有正常交互的功能后，集聽與說于一身的個體發出的和接受的就不僅僅是聲音，而是有具體內容和意義的有聲語言，它不但是對聲音高低、強弱、快慢和清濁的物理性感受，也是對聲音的具體指向、表層意思和公共信息的感知。尤其是進入了高級階段的理解后，對說話的“我”而言是要讓“我”說得更清晰、更準確、更生動，不僅是讓自己聽得清楚，更是讓別人聽得明白，這是說話人在表達過程中對自己聲音的感知后的理解要求;對聽話的“我”而言就是一個隨時隨地的“監聽器”，因為聲音在向他人傳送的同時，也不斷反饋到“我”的大腦并對剛才說的東西進行消化和調整，讓以后的“說”更加準確和完善。

“聲音意象”是個體有聲語言“二重性”的基本呈現方式和存在形式，其核心是聲音，但這又不是純粹的高低、快慢、強弱的聲音形式，而是有指向、有內容和有意義的“聲音意象”。正是因為有聲語言成為了“聲音意象”，才使得聲音超越了動物的本能之音和自然的天籟之聲，使得“聽說一體”的個體不論是說的還是聽的，都完成了由動物的發音向人類的發聲的“華麗轉身”。它除了使“聲音”形式變成“聲音意象”外，通過“聽”對“說”適時的信息反饋，實現的不僅是個體有聲語言“出口成章”和“口吐蓮花”的傳播效應，而且還具有兩個方面的美學意義。其一是通過聲音意象而形成真正的身體美學。所謂“聲音意象”是聲音的形象性意蘊或聲音的意蘊性形象，它依托于身體的存在而又超越于身體的存在。個體在同世界的交往中或人際的交流時，惟有聽覺具有主客一體的“二重性”功能，而個體的“說”能讓“聽”感知到聲音形式而獲得聲音意象。當這個意象只有得到了自我身體的接納和認同，此時的身體才既是“我”的主體，又是“我”的客體而具有“二重性”意義，在主客互動的認知和欣賞中，真正的完整意義的身體美學宣告誕生。其二是通過聲音意識而形成真正的生命美學。如果說在大小、高低、快慢基礎上形成的聲音意象還多少有些形式主義的東西、多半還屬于被動性的“聽”的范疇的話，那么，只有主動性的“說”的介入，聲音意象才能形成聲音意識，“象”是一種呈現，而“識”則是一種鑒別。身體美學如果僅僅是身體的諸如視聽愉悅的形式美，這是軀殼意義的身體美學，而只有主動性“說”的意識介入身體和適時性“聽”的反饋，且是自我感覺時的身體意識的當下存在，并在聽說互動的過程中主動介入，即經過“聽”對“說”的有意調整而形成和諧共振，個體之聲音才體現出生命美學的意義。

三、身體意識：有聲語言雙向性的進化功能

在由聲音意象到聲音意識、由身體美學到生命美學的過程中，承載聲音的身體是我們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一個“關隘”，它關乎的不僅是聲音意象的身體美學和聲音意識的生命美學的理論性問題，而且是體現有聲語言“二重性”原理，如何實現“聽—說”雙向性的交流的實踐性功能。那么，我們還得先從“身體意識”的“身體”說起吧，正如梅洛-龐蒂說的，身體之所以具有主體性的“不解之謎源于此，我的身體同時是能見和所見。那注視著一切者也能注視自己，并在他所見之中認出他能見能力的‘另一邊?！盵3]1視覺形象如此，聽覺聲音更甚，盡管它們都可以是同時產生、雙向運作，但聽覺比視覺在利用時間、濃縮空間而具有更加主動和自由的意識，“聽”還能隨時和及時地反饋給“說”，實現調節和完善“說”的效果，而手勢語和“看”是做不到的。在交流主客體關系上，“‘聽能使二者無間地融合，聲音滲入每一個毛孔，而‘看會使雙方分開、疏離，使對方成為對象”[9]。因此，有聲語言之于個體的身體意識，就是通過“我‘說故我在”介入性意識和“我‘聽故我在”的承載性意識，在“聽說一體”中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身體的在場。這還不是物質性身體的存在意識，而是借助聲音所具有的突然而至的身體震顫、無可回避的身體在場，更能向外激發聯想、向內直達心靈的身體意識。

眾所周知，身體是人和動物都具有的物質軀殼，人和動物也都能發出聲音和聽到聲音，同樣是肉體之身，為何人就能發出含義豐富復雜的聲音，其中的原因非本文所能詳述。針對個體有聲語言“二重性”的題旨，圍繞身體意識的主題，我們可以借用進化論的原理探尋有聲語言的雙向性的進化功能?！叭祟悓W的研究顯示，早在300萬年前南猿（Australopithecines）的警叫交際系統已經發展起來，雖然這一系統仍不能稱之為語言，但是，正是這種激情的發聲形成了‘動物的本能性語言，為真正意義上的人類語言起源奠定了基礎?！盵10]直至距今10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末期，真正意義上的人類語言才得以產生。我們可以選取一個單個的人作為典型案例，來回溯這上百萬年的歷史，探詢個體有聲語言在“說—聽”雙向性上的往復循環進化功能。首先，生存本能促使個體有聲語言的出現。無論是采集食物，還是防御野獸，原始人通過語言滿足人際溝通的首要前提是對自我聲音的接受與反饋、判別與調整，因為如果自己都“聽不懂”的，別人同樣“聽不懂”。法國思想家盧梭明確區分了視覺性的手勢語和聽覺性的有聲語，“看來，需要造就了第一句手語，激情逼出了第一句言語”，因此，“言語的最初發明應歸功于激情而不是需要”[11]。與需要相比，比激情更為迫切的是人遭遇危險時的本能式反應，它對聽覺產生強烈的刺激，而這種刺激的信號立即又傳遞給發音器官，促使它發出更加尖利的聲音，如此反復、長此以往，使得人類的說與聽的機能不斷進化。其次，生產技能催促個體有聲語言的形成。人類語言產生于舊石器時代的早期智人，他們從洞里走出來、從樹上跳下來，打磨石器，狩獵和捕魚，單純的手勢語已經不能滿足原始人的交流了，有聲語言應運而生，并且，催生有聲語言日益豐富復雜起來的前提是個體發音器官和聽覺器官的日臻進化。比如說，同樣是做石斧，長柄的和短柄的，乃至無柄的;平口的和圓口的，乃至齒口的，就很不一樣。要讓同伴聽明白，首先得自己說清楚。最后，生命智能導致個體有聲語言的完善。所謂生命智能是指生命進化過程中必然性的智慧力和正能量，這是高等動物的生命矢量。有聲語言和生命智能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著名語言學家穆夫溫說：“語言也是一個寄生物種，其生命和活力依賴于其宿主，即說話者（的言行和性情）、他們所形成的社會以及他們所生活的文化?！盵12]生命智能表現于語言活力，語言活力體現出文化樣態，這一切的始作俑者無疑是個體的有聲語言使用者。

從300萬年前能發出本能聲音的身體到10萬年前能發出社會聲音，即有聲語言的身體，此時的“身體”盡管在生理構造上和動物的身體沒有實質上的不同，但是由于生存和生產的需要，它已經成了靈肉一體的身體了。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和腦的進一步發達相并行，它的最密切的工具——感覺器官——也進一步發達起來了。和語言的逐漸發展同時發生的必然是聽覺的相應的完善化?！盵13]恩格斯運用達爾文進化論的思想，說明了人的大腦和五官，其中發音器官與聽覺器官在有聲語言的使用中互為對象，并互相促進、互利共贏而達到諧和狀態。這種有聲語言雙向性的進化功能，將產生兩個方面的美學意義。其一，由身體意識到身體美學?！奥犝f一體”的身體意識本質上是聲音的意識，它出自于身體又環繞著身體，通過開口的“說”傳遞出身體的欲求與意念，又經過張耳的“聽”刺激著身體的感官和神經，這具有說與聽功能的身體經由最初的分離到逐漸的結合，最后在“聽說一體”的互動中走向協調完善的形式美意義。還有，說和聽的身體運動，還會觸及腦部、軀干和四肢，所謂“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形成聲音與身體的共振，即聲音的大小、快慢和長短與頭部、軀干和四肢的變化相應一致。其二，由身體美學到生命美學。身體美學的首倡者舒斯特曼說道：“作為一個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的學科，身體美學不但力圖豐富我們的身體知識，而且力圖豐富我們富有生命力的身體體驗和能力?！盵14]其實身體美學和生命美學本沒有一道天然的鴻溝，在強調“生命力”的體驗和發揮“生命力”的效能上，二者異曲同工。相對于視覺所具有的空間的多向性、時間的零散性、認知的客觀性和效果的遲緩性，聽覺更具有空間的單一性、時間的規律性、認知的主觀性和效果的即時性，因此，聽覺更符合感性、震顫和自由等生命美學的要義。

四、生命意義：有聲語言多樣性的人文價值

生命意義的追問和反思無疑是哲學和美學的永恒使命。當我們體驗并指出個體有聲語言有著“聽說一體”和諧互動的形式美、“音義一體”表里一致的意蘊美時，我們關注的不僅是聲音所包含的身體意識，更是聲音應具有的生命意義。其實，當原始人開始用聲音表達現實的訴求時，已經在呈現既依托身體又超越身體的生命意義了，如原始歌謠《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币淮螌こ５尼鳙C活動，本是為了滿足口腹之欲，可是一旦訴諸于語言，便抑揚頓挫、朗朗上口，初民們對生活和生命的理解由形象的再現而至于生動的表現。又比如漢字“美”的釋義為會意的“羊大為美”，古人在造字時兼顧了它的讀音，雙唇音“M”，這和中外大多數民族對母親“Ma”“Mather”使用的都是相同的發音部位。就我們的母語而言，說明“漢語、漢字的象形性根基使它本身充滿了意象性和暗示性，其表意的至高境界在于‘不落言筌，以追求‘象外之音或‘言外之意”[15]。其中人文性所體現出來的生命意義，首先是說話者本人通過聽覺的反饋而感受到聲音在形式、情感和意蘊等方面的多樣性人文價值，進而在“說”與“聽”的來回往復中，通過“聽”不斷校正“說”，讓語言表達的主體滿意或基本滿意后，再傳達給社會聽眾。

我們習慣了在主動性的“看”中發現世界，以為“聽”是被動性地接受世界，其實“聽”的前提是“說”，沒有主動性的“說”何來“被動”性的“聽”？就這個意義而言，“聽說一體”的同時共在，不但是我們發現和感受世界的完整方式，而且這本身就是生命意義的人文蘊含。因為，有聲語言，特別是藝術性的有聲語言在滿足實用性功能后，最終要傳達一種價值，這是一種包含并超越科學的、倫理的和審美的人文價值，也只有這種價值才能完整地彰顯生命意義，進而通過多樣性的價值演繹多元化和立體式的生命存在。首先，表現聲音和諧的形式。借用聲樂理論的說法是悅耳的樂音、明快的節奏和悠揚的旋律構成聲音的形式美?！秴问洗呵铩みm音》闡述了和諧之美的“適音”概念，“夫音亦有適：……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那么，一種聲音是否具有和諧的形式美而吸引聽眾，其前提是說話人自己聽起來是否舒服，如果自己都不舒服的聲音，別人也一定不會舒服的，就像使用麥克風講話的人，先要對著麥克風找找距離、試試音量，這個行為就是自己說話自己聽。這是因為每個人都有相同的生理構造和相近的心理結構。其次，傳遞聲音美好的情感。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里說道：“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庇缮眢w的刺激而產生的情緒，進而引發心理的激蕩而爆發的情感，實為“應物斯感”的“莫非自然”之情，這是沒有價值傾向的情感，當然也無所謂美與丑。然而，要讓自己發出的聲音飽含真誠而懇切、優雅而含蓄、熱烈而奔放的美好情感，除了說話人有高尚的情操外，還要有能夠激發起包括自己在內的聽話人的共鳴，再反饋給說話人，從而形成良性的互相促進的激勵機制。通過感動自己而感動他人。最后，感悟聲音獨特的意蘊。在有聲語言多樣性的價值鏈上，如果說形式是入口、情感是中介，那么最終一定要抵達的內容要素是意蘊。聽話者之所以能感悟出來自同一個生命個體的說話者的存在，是因為能聽“懂”內容和含義，正如著名語言學家索緒爾分析的那樣：“語言符號連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盵16]著名文學理論家勒內·韋勒克也通過語言藝術的文學來證明聲音的象征性，“每一件文學作品首先是一個聲音的系列，從這個聲音的系列再生出意義”[17]。這與中國民間講的“鑼鼓聽音，說話聽聲”是一個意思。當然這種“言外之意”如果不被自己聽懂，那說話者是不會發出這樣的有聲語言的。

隨著文明的進步和個體的成長，聲音呈現的生命意義逐漸由簡單的音節到繁復的句式、由淺層的感受到深層的感悟、由語音的能指到語義的所指的演進和深化，這與其說是有聲語言的日益復雜，不如說是生命意義的不斷豐富，亦即有聲語言體現的生命意義的豐富。對此，海德格爾說道：“唯語言才使人能夠成為那樣一個作為人而存在的生命體”，“語言是最切近于人的本質的”[2]1。人的本質是什么？它是融合了人類或個體求真、向善、愛美而具有的人文價值，這個價值體現的生命是包含功利而又超越功利、依托身體而又超越身體的生命意義。它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自然的聲音變成了社會的聲音。人之為人的首要規定就是遠離動物的野性而具有人性，其重要標志就是有了具有情感含義和思想意義的語言。當300萬年前剛剛走進舊石器時代的原始人，只能發出本能式的驚嘆、嚎叫和借助手勢的喉音和鼻音，用赫爾德的話說就是，“當人還是動物的時候，就已經有了語言。他的肉體的所有最強烈的、痛苦的感受，他的心靈的所有激昂的熱情，都直接通過喊叫、聲調、粗野而含糊的聲音表達出來?！盵1]5隨著生活范圍的擴大，生產對象的增加，在經歷上百萬年單一性的音聲向復雜性的聲音漫長的轉變過程中，語言交流的主體，只有完成自我的交流才能進行人際的交流。自然的音聲逐漸變成了社會的聲音，其中所蘊含的人文價值就是人類生命意義的體現。二是生活的言語成為了藝術的語言。人類最早的有聲語言即“言語”一定是表達有關吃喝拉撒的生活，它音節單一、一詞多義、沒有句法，只要能傳遞日常生活的信息就行。就像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韋爾斯所說的那樣：“最初的語言可能是少數驚嘆詞和名詞的集合?？赡苡貌煌曊{來說這些名詞以表示不同的意思?！盵18]隨著詞匯的豐富、節奏的掌握和情感的加入、內容的理解，出現了最古老的原始歌謠，如《周易》爻辭《屯·六二》：“屯如，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庇米詈喢鞯脑~語和急促的節奏，再現了事件的經過和內心的情緒、結局的釋然。

五、結語：有聲語言之于個體的生命美學解惑

根據最廣義的哲學解釋：物質存在于宇宙的時間和空間中，聲音作為一種物質存在，它只能落實和聚焦在個體的身體時空上，由于身體更多的是指涉物質性的存在，因此，發源于身體又迅疾返回身體，在時空的狀態上幾乎沒有變化的個體有聲語言怎樣突破這有限的時空，進而獲得無限的意義，就成了個體之于有聲語言的身體美學困惑。為了解開這個困惑，本文選擇的途徑是：先是緊扣聲音的意象存在，探詢有聲語言二重性的發生原理;然后針對身體的意識現象，回顧了有聲語言雙向性的進化功能;最后圍繞生命的意義彰顯，思考了有聲語言多樣性的人文價值。從聲音到身體再到生命，我們討論個體有聲語言的二重性存在的意義是什么，換言之，我們探求這個問題的真正目的，與其說是要解答個體之于有聲語言的身體美學困惑，不如說是要為有聲語言之于個體的存在價值、傳播效能和現實意義來一次生命美學的解惑，即從生命活動的審美實踐層面來考察個體有聲語言。正如潘知常教授說的：“審美活動是一種自由地表現自由的生命活動，它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根本需要，也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根本需要的滿足。美學之為美學，研究的無非就是生命超越的問題?！盵19]由聲音進至的聲音藝術、由語言進至的語言藝術，最終都要體現為人類的審美活動?！罢f”與“聽”無疑是人類生命活動的“根本需要”，其中的“聽說一體化”更是個體生命“根本需要的滿足”。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如海德格爾所揭示的聲音的本質是“言說”一樣，生命的本質也在于運動，而聲音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景都不是靜止的，而是如文章開頭引用赫爾德《論語言的起源》里所闡明的“它們通過運動發出聲音……并且是通過運動獲得表達”。由此可見，聲音天然地稟賦了身體的特征和生命的本質。

回到文章的主旨，落實到聲音的時空性存在，借助美學尤其是生命美學強勁的理性光芒，有著二重性特征的個體有聲語言在從身體到生命、從身體美學到生命美學中，將會呈現什么樣的奇幻魅力呢？

（一）有聲語言的時間性支撐聽覺意象的愉悅感受。

通常說聲音稍縱即逝，說出去的話瞬間就消逝在空氣中了。但事實上并不是這樣的，除開技術性手段外，個體有聲語言的聲音除了留在自己的記憶里之外，還可以在“說—聽”的互動中，循環往復短時間地保留。如前所述，這是因為個體有聲語言具有自己說的話自己有優先聽的便利條件，所謂“聽說一體”二重性的延時效果，盡管這個延續的時間很短暫，但足以在聲音反饋中構成聽覺意象。在有聲語言的運用中，或許并不是一張口說話就能立馬產生愉悅的聽覺意象，但正是因為有了“聽”反饋給“說”的回傳機制，就能夠將當下聽到的聲音信號，通過聽覺神經傳送到大腦皮層相應的神經元，先進行音量、音速、音色和音質的形式判斷，再進行含義、意義和象征等的內容審理，從而獲得愉悅或痛苦的心理效應。如果聽覺收到的是刺耳震耳或模糊含混的聲音信號，反饋機制立即告知“說”的生理—心理系統，于是“說”就從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進行調節和完善，使之再“說”出來的聲音，顯得悅耳動聽和便于接受，最后獲得像欣賞藝術美一樣的聽覺意象的愉悅感受。

（二）有聲語言的空間性揭示身體意識的自由狀態

如果說時間對于有聲語言是極為短暫的，那么空間對于它就是非常廣大的。它既發出于身體的有限性空間又超逸身體無限性空間，因為它一方面緊緊依托于身體，“我言故我在”，在我的言說中讓自己感受到自我身體的存在;另一方面，由于這聲音的短暫性和出口后聲波迅速消逝在空氣中，使得自我身體很快就失去了現場感，于是就陷入了該聲音是否存在過的困惑。這種困惑其實就是身體感受與身體意識的矛盾。就聲音的發出和接受的身體感受而言，它是物質性的聲波，屬于身體感受;就發聲的意欲和聽聲的意義而言，它是精神性的聲音，屬于身體意識。通過我們對有聲語言的空間性分析，就能得出一個初步的認識，那就是有聲語言一定會從它有限的身體感受出發而進入它無限的身體意識，有聲語言的空間性揭示了意識語境中的身體，在本質上是屬于自由的狀態。這種超越物質性的身體和聲波的自由，不僅是聲音本身的釋放，而且是聲音意義的解放，由“自說自聽”到“我說他聽”，實現了聲訊路徑的封閉性到開放性、內容理解的固定性到多樣性、傳遞效果的局限性到無限性，有聲語言已經開始走出“自說自聽”的個體狀態而進至“我說他聽”的人際語境的廣闊空間了，即有聲語言由一個的“我”的身體擴展到了無數個“他”的身體，從而顯示出身體由存在到意識的自由狀態。

（三）有聲語言的時空性創造生命意義的澄明境界

有著時間性意象的愉悅感受和空間性身體的自由狀態的有聲語言，已經具備了語言藝術的天然潛質和語言美學的基本要素。當然，創造這種語言藝術和建構這種語言美學的絕對不是語言本身，而是使用語言的主體——由身體主體到生命主體的人。于是，個體的或人類的“生命”就呈現在有聲語言時間性意象和空間性身體的交匯處，或時空坐標的原點上。在不論是同自我還是同他人的語言實踐中，形象性的聲音意象轉化為愉悅性的身體意識，再升華為超越性的生命意義，此時生命之美的澄明境界悄然而至。援用狄德羅的“美是關系”的思想，那么，有聲語言所體現的自我關系也罷、社會關系也罷，都是人類的生命關系。按照海德格爾的理解，語言的本質是“語言說”，即語言實踐的交談，自我的內心交談盡管是有聲語言實現交際功能的前提條件，但不是它的真正目的，有聲語言的真正目的和有效價值是有效的交流。因此，有聲語言視域下的生命美學，就應該是為現實生命而建構和諧的語言場景、發揮自由的語言功能和企及超越的語言意義，不但讓自己爽口悅耳，而且使他人先悅耳再愉心，在“聲聲入耳”中知事明理、傳情達意，進而在心領神會中“道破天機”，在將語言及其藝術的聽覺效果和享受推向高峰體驗中，實現生命美學所追求的澄明境界。

具有時空合一性的有聲語言在由個體而至人際的語言實踐中，創造出了澄明境界的生命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主體的共在性。在“說—聽”或“我—你”的語言場域中，通常認為只有一個主體，那就是發出聲音的那個說話人是主宰整個交流活動的主體。其實并非如此。一方面，在個體有聲語言的實踐活動中，“說者”固然是最先的或第一個主體，然而“聽者”也不是一個簡單的接收器，它要在內部神經系統中，通過內在語即思維，主動介入語言表達的神經元，調節和修正、影響和操控著“說者”。在“說—聽”系統中，“說”是顯在主體而“聽”是隱在主體，因為沒有“聽”的存在，“說”永遠是單方面一廂情愿而毫無價值的自言自語。另一方面，在群體有聲語言的實踐活動中，“說者”主體面對的“聽眾”并非是一群被動的接收器，他們包括眼神、表情和距離，還有建議，甚至直接拒絕的言行等反饋的信息，都將直接或間接影響著“說者”。有人指出沒有對象感的交流是無意義的，作為交流“聽者”的對象，才是主導交流活動真正看得見的幕后主體。有聲語言交流場域中的“聽者”和“聽眾”，就是楊春時教授的“對象主體”概念，這兩個層面的三個主體構成了“主體間性”，它“要求對象主體要尊重、同情、設身處地、將心比心，通過互相傾訴和傾聽的對話，進入對象主體的內心世界，才能充分理解對象主體?！盵20]247

二是對象的共時性。由于楊春時在《作為第一哲學的美學——存在、現象與審美》一書中認為，“主體間性源于存在的同一性”，而“這個同一性就是我與世界的共在”[20]14，那么，這個世界上由于有了生理意義上的“人同此心”和心理意義上的“心同此理”，因此就有了最廣泛意義上的、沒有主客二元對立的主體間性。運用主體間性的理論，在有聲語言的實踐過程中，從空間性的角度看，“我”說與“我”聽和“我”說與“他”聽的現場交流都處于同一個空間，那么，從時間性的角度如何看有聲語言對象的共時性呢？有聲語言在交流過程中，不論是自我內部的“聽說一體”，還是他我外部的“聽說一域”，在時間性上都是同時發生和同步進行的。如此神奇的同頻共振，這般美妙的心心相印，打破時間阻隔，穿過時間屏障，可謂“天涯共此時”。加上前面論述的空間性距離的消逝而帶來的“天涯若比鄰”的穿越奇跡，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有聲語言的發出主體猶如“海上生明月”，而有聲語言的參與主體猶如“海內存知己”。對象的共時性與主體的共在性聯袂登臺，生動而鮮明地表現出語言的藝術魅力，凸顯出生命的澄明境界。

三是意義的共享性。作為物質形態的有聲語言的時間性和空間性存在，并不意味著它就能實現“口吐蓮花”般澄明境界的生命意義的綻放，還需要言說中的有聲語言與“聽說一體”的“我”和“聽說一域”的“他”在同處感受語言形式和同時明白語言內容的基礎上，共同感悟語言的意義。為此，必須依次實現有聲語言的三個遞進以顯示它的共享性成效。首先是聲之形的悅耳。在聲音形式的四要素上，分別做到音量的高低有度、音時的長短有限、音頻的強弱有序、音色的美丑有別;沒有這個美的聲音形式就沒有聲音意義的共享性，“聽”的一方就會天然地拒斥“說”的一方。其次是聲之韻的動心。這個“韻”不是一般意義的押韻或韻律，而是表達主體在飽含深情和情真意切的語言活動中顯示出來的魅力，它讓人心曠神怡而又充滿蘊藉無窮的意味，在聲音的韻味上生動地體現出別有寄寓的意韻、聲情并茂的情韻、獨具特色的風韻和內在魅力的神韻。最后是聲之志的傳神。這是通過語言交流而流露和展示出來的思想和觀念、情操和境界、理想和志向，具體表現在鮮明的個性、獨特的氣質、深刻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等方面，所謂“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與這樣的智者交談，那真是“如沐春風”“如飲醇釀”。

綜上所述，圍繞人所共知的有聲語言傳播性的話題，針對鮮為人知的個體有聲語言二重性的論題，如果僅有聲音意象的分析是不夠的，還必須有聲音美學的介入;而如果僅有身體意識的身體美學的實證也是不夠的，還必須有生命意義的生命美學的論證，以此揭示人類有聲語言所蘊含的“音義交織”和“聽說一體”的生命奧秘——具有藝術魅力和美學意義的生命奧秘。正如中國當代生命美學的領軍者著名美學家潘知常教授所說的：“美學作為人類生命的詩化闡釋，正是對于人類生命存在不斷發現新的事實、新的可能性的根本需要的滿足，也正是人類生存‘借以探路的拐杖和‘走向一個新世界的通道?！盵21]

那就讓我們拄著這根生命智慧的“拐杖”，借助從個體有聲語言“二重性”的“我—我”傳送到“我—他”傳播的“通道”，在超越身體美學的局限中，走向生命美學視域下語言傳播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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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范藻，四川傳媒學院有聲語言藝術學院教授、副院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美學及文藝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