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小識

劉明

國家圖書館藏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如右圖所示），系清宮天祿琳瑯舊藏。其行款版式為十五行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單魚尾或無魚尾。版心上鐫千字文（或不鐫），中鐫所載詩文的文體之稱和卷次（如“詩一”）及葉次。卷端題名大字占兩行，題“南豐曾子固先生集卷第一”。卷首有北宋元豐八年（1085）王震《南豐曾先生文集序》。全集凡三十四卷，分詩、雜文、雜說、雜議、論、策問、表、書、啟、序、記、行狀、墓志、詞疏和祭文諸體。該集惟見《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著錄，傳世孤罕，趙萬里稱：“字畫剛勁，世無二帙，可稱平水本上乘?！保ā吨袊婵虉D錄》，下引同）洵為難得金刻佳本。

曾鞏集之編，《宋史》本傳未述及，《直齋書錄解題》稱：“案韓持國為鞏《神道碑》，稱《類稿》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贝颂幍摹氨緜鳌碑斨浮端某瘒贰罚ā吨饼S書錄解題》著錄，《四庫全書總目》誤稱“《宋史》本傳亦同”）中的曾鞏傳。韓持國即韓維，所撰《朝散郎試中書舍人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曾公神道碑》（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南陽集》卷二十九）云：“其先魯人，后世遷豫章，因家江南，其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薄捌缴鸁o所好，唯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十卷……既沒，集其遺稿為《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遺稿》四十卷、《外集》十卷?！庇衷兀ㄔ栔埽蹲庸滔壬袪睢芬喾Q：“既歿，集其稿為《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保ㄝd《曲阜集》卷三）均未提及輯編者之名。冠以“元豐”之稱，當明編集之年，而非所收詩文作年?！端某瘒贰繁緜魉霎敿磽浴渡竦辣坊颉缎袪睢?，知曾鞏集之編乃卒后所為，且編在元豐間。至南宋初，似惟存《類稿》五十卷，即《郡齋讀書志》著錄本?！端斐跆脮俊吠ú活}卷數）?！端膸烊珪偰俊匪旆Q：“至南渡后，《續稿》《外集》已散佚不傳?！倍纤纬踝稏|都事略》所載曾鞏傳，稱：“有文集曰《元豐類稿》五十卷、《外集》十卷?！彼瞥浥f傳不全有脫略，抑或當時尚存《外集》，不得而知。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本有《類稿》五十卷、續四十卷和《年譜》一卷，云：“王震為之序，《年譜》朱熹所輯也?！薄凹爸旃珵樽V時，《類稿》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為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存其什一也。開禧乙丑（1205）建昌守趙汝礪、丞陳東得于其族孫濰者，校而刊之，因《碑》（即《神道碑》）《傳》（即《四朝國史》曾鞏傳）之舊定著為四十卷。然所謂外集者又不知何當，則四十卷亦未必合其舊也?！眲t著錄者即開禧元年趙汝礪刻本，刻在建昌（今江西南城）。趙汝礪本所載的王震序，據此金刻本云：“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錄之者，余因書其篇首云?！毙蚰┦稹八卧S八年季春三月朔日中書舍人王震序”。知趙汝礪本祖述北宋元豐間王震序題編本。王震序題“南豐曾先生文集”，未言卷數。但序撰在元豐八年，據曾鞏之歿僅有兩年;且據《宋史》本傳，王震字子發，任館閣?？钡嚷?。疑王震即曾鞏集一百卷本的編者，所謂“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裒錄之者”乃托詞。朱熹撰《年譜》一卷今佚，有《南豐先生譜序》云：“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于篇?！保ㄔ撔蜉d明嘉靖王忬刻本《南豐先生元豐類稿》中，不題撰者姓名，亦不載《南豐先生譜》）朱熹撰《年譜》時，所見除五十卷本《類稿》外，僅有六卷本《別集》。據陳振孫稱：“以為散逸者五十卷（指《續類稿》和《外集》），而別集所存其什一也?！蓖茰y該《別集》之編，乃《續類稿》四十卷和《外集》十卷兩者殘存詩文的合編本。開禧元年，趙汝礪和守丞陳東自曾鞏族孫曾濰手中得曾集，?？癁轭}“續稿”四十卷者。李致忠先生稱此《續類稿》四十卷，已非北宋《續元豐類稿》舊第，而是“經過趙汝礪、陳東依據曾氏族孫曾濰所存，參照《神道碑》所記四十卷舊有格局重新加以編定的”（參《中華再造善本總目提要》之“元豐類稿”條）?？傊?，陳振孫著錄本相較于《神道碑》和《行狀》所記，增益《年譜》一卷，《外集》十卷闕之。雖非北宋本之舊，曾鞏大部分詩文尚存。

降至元代，《宋史·藝文志》著錄《元豐類稿》五十卷，又《別集》六卷、《續稿》四十卷，則合《直齋書錄解題》提及的六卷本《別集》與趙汝礪刻本而成。惟不著錄《年譜》，疑元初已佚。元人劉塤《南豐先生學問》稱，“近得《續稿》四十卷”，為元代有《續稿》傳本之證。然元大德八年（1304）丁思敬刻本，惟有《類稿》五十卷，似《續類稿》其時已不存。按何喬新《書元豐類稿后》（載《明文?！肪矶偃┰疲骸霸居滞鲇诒?，國初惟《類稿》藏于秘閣，士大夫鮮得見之?！薄端膸烊珪偰俊芬喾Q：“元季兵燹，其本又亡?！敝杆氖肀尽独m稿》明初不傳，惟存五十卷本《類稿》。但李璣《重刻曾南豐先生文集序》（載《明文?！肪矶偎氖耍﹨s云：“《類稿》刻久矣，《續稿》《外集》，成化間刻之于本邑?！彼坪酢独m稿》和《外集》又并未失傳。然檢現存自元丁思敬刻曾集以來諸傳本，均未載《續稿》和《外集》，疑此說不確，《四庫全書總目》即稱：“今所存者惟此五十卷而已?！贝藶樵柤员彼斡芯幈疽詠淼拇笾铝鱾髅}絡。

宋代有曾集之刻，除此金本外，尚有兩種。第一種是殘本，據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及《藏園群書題記》等的記錄，張允亮藏有四葉，即卷四十三之第五十五至五十八葉，現藏北京市文物局。許寶蘅藏有兩卷（后歸康生），即第三十一至三十二兩卷，也基本是殘葉，北京中貿圣佳拍賣公司2016年秋拍曾拍出（如下圖所示）。兩者均屬清內閣大庫舊藏，行款版式為十二行二十至二十五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無魚尾，或雙魚尾。版心上鐫本版字數，中鐫“南八”“八”“南豐八”“南九”等及葉次，下鐫刻工，有俊、余和江浩（？）等（此據許寶蘅藏本）。文中有夾注，行間異文旁注“某一作某”。卷端題“元豐類稿卷第三十□”。傅增湘稱：“此雕工風氣審之，似是江右刊本?！保ā恫貓@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若刻工果為“江浩”，又見于宋淳熙二年嚴陵郡庠刻本《通鑒紀事本末》中，嚴陵即今浙江建德。且刻風相近，疑該殘宋本為嚴州刊本。傅氏還著重指出此殘本的文獻價值，云：“卷四十三之尾，其《張久中墓志銘》后又刻一首，文字大異，是一文兩刻之別”，“卷三十二《論中書錄黃札子》‘恐于理未安句下脫二十二字，此外詞句小異者，亦觸目皆是。其‘一作某某以小字注于本句旁，為宋刊本中之創例”。如卷三十二《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中殘本作“而侍郎押字，恐于理未安，□□□人遂不書檢，惟書錄黃、畫黃而已，然恐于□□□□盡”句，元丁思敬刻本作“而侍郎押字，恐于理尚有未盡”，的確脫二十二字。至于附刻校記者，如卷三十一《請訪問高驪世次》“聖歷中”之“歷”字旁注“歷一作曆”，丁思敬本作“曆”。卷三十二《申明保甲巡警盜賊》“委官點磨”之“磨”字旁注“磨一作檢”，丁思敬本作“磨”。同卷《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遭罹禍亂”之“禍亂”兩字旁注“一作禍患”，丁思敬本作“禍亂”。即此數殘葉，便足見其訂正脫漏和?？碑愇牡膬r值。

此外，殘宋本還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版心題“南”或“南豐”，當為曾鞏全集的簡稱，與王震序題“南豐曾先生文集”相合。南宋也有“曾南豐集”之稱，如吳曾的《能改齋漫錄》。其二，版心所題的“八”或“九”，當指卷第所在的冊次。這種版心題冊次的現象在宋本中極為罕見，所知者惟日本宮內廳書陵部藏北宋本《通典》如此，但格式有異，是題“第幾冊”（如“第一冊”）。其三，頁碼采用以冊為單位連號的編排方式，即每冊內所收各卷頁碼相連，不因卷次而另起葉。根據是張允亮所藏卷四十三的四張殘葉，葉碼是五十五至五十八。以丁思敬刻本同卷為據，該本為半葉十行二十字，卷四十三共計十余葉。而殘宋本半葉十二行二十至二十五字不等，卻達五十余葉顯然不可能，推斷卷四十三所在的第九冊內各卷連號。此種現象與國家圖書館藏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相同，則殘宋本當源出北宋舊本曾鞏集（當即《神道碑》《行狀》所記者）。傅增湘稱：“雖零縑斷璧，要為海內孤帙?！睂嵖山逡愿Q見北宋本曾集之貌，且可正今傳本之訛，魯壁靈光，詫為驚人之物！

第二種是《曾南豐先生文粹》，趙萬里稱：“宋諱缺筆至敦字……此書當是南宋中葉婺州刻本。各篇有出《南豐類稿》外者，文字亦較元明刻本《類稿》為勝?！睋M字《文粹》若果為光宗時所刻，既有《元豐類稿》不載之篇，似可推證南宋初以來《續類稿》及《外集》并未亡佚，只是晁公武和尤袤未及見（故書目不著錄）。傅增湘稱該宋本“脫誤頗甚”（《藏園群書經眼錄》），但對于印證《元豐類稿》之外曾鞏詩文集的流傳情況不無佐證之益。

此金刻本《南豐曾子固先生集》是宋代刊刻的第三種曾鞏集，《天祿琳瑯書目后編》著錄為宋“建陽巾箱本”。趙萬里審定為“金刻本”，稱：“版式刀法紙墨與潘氏滂喜齋舊藏《云齋廣錄》如出一轍，蓋同為金中葉平水坊本。周密《志雅堂雜抄》稱此類書為‘北本?！痹摫镜牡妆臼撬伪?，許逸民先生稱：“書中遇‘宋‘太宗‘皇帝‘天子‘朝廷等字，皆前空一格?！保ā吨腥A再造善本總目提要》之“南豐曾子固先生集”條）趙萬里則據其版式與南宋紹興二十二年（1152）榮六郎重刻北宋汴梁坊本《抱樸子》相似，稱：“源出北宋舊槧，可以想見?！痹摫臼瘴囊话侔耸咂?，見于《元豐類稿》者一百十七篇，見于清顧崧齡輯曾鞏《集外文》者十六篇，“其余五十四篇盡取之于《續稿》，為前人所未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其實也有可能取自《外集》，推測底本據自在北方流傳（北宋亡后）的北宋舊本曾鞏集。檢書中“弦”“泫”“弦”“驚（驚）”“警”“貞”諸字闕筆，照舊保留底本中的諱字，而不及南宋帝諱，也印證底本具備“北宋本”的屬性。又版心上端鐫刻“暑”“地”“宙”“天”“日”“玄”“月”“洪”等千字文編號，同樣保留的是底本即北宋舊本曾鞏集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千字文號只是一小部分，且并不遵循順序，推測該本的詩文編次并未遵循底本之貌，而是選編?！短斓摿宅槙亢缶帯贩Q“與元大德丁思敬所刻《元豐類稿》序次多寡迥異”，恰可為選編之證。檢該本中的“天”字號是“論”（如卷第十一《唐論》），按道理底本的“天”字號大致對應卷一的內容，然丁思敬刻本《元豐類稿》（應保留北宋以來《元豐類稿》的舊貌）的卷一是“詩”，并不一致，金本鐫刻千字文號的問題仍需研究。

書中鈐“唐白虎”“吳郡唐寅藏書印”“休寧朱之赤珍藏圖書”“正氣堂”“謙牧堂藏書記”“兼牧堂書畫記”“乾隆御覽之寶”“天祿琳瑯”“天祿繼鑒”“五福五代堂寶”“八征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元方藏書”“曾在趙元方家”諸印，明唐寅舊藏。入清經朱之赤、揆敘所藏，后入藏清宮天祿琳瑯。民國間散出后為趙元方收得，新中國成立初年，捐獻北京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