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承傳統與立異標新

吳圣正

摘 要：張立文先生在中國哲學史研究領域有著杰出成就，是該領域的一位領軍人物。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起步于宋明理學研究，其《朱熹思想研究》是學術界第一部研究朱熹思想的專著，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其《宋明理學研究》《陸九淵思想研究》《王船山思想研究》等也是國內外相關領域的開山之作。張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沒有局限于宋明理學，也沒有局限于國內學術界，而是從先秦“六經”跨越到現代新儒家、從中國跨越到韓國、越南，出版了《易經思想研究》《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等開創性著作，發表了大量富有創見性的論文。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中，張先生創立了“邏輯結構”“范疇分析”等方法和“自己講，講自己”的原則，并建構了“和合學”“傳統學”“新人學”的理論體系。

關鍵詞：張立文 中國哲學史 宋明理學

中圖分類號：B2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8705（2020）01-30-41

中國哲學史研究始于上世紀初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此后還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上、下冊）、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大綱》，這些著作是二十世紀前四十年最有影響力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成果。此后中國進入了戰爭和政治運動接連發生的歷史年代，中國的人文社科以及哲學研究所包括的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也基本陷入了停滯狀態。期間盡管也有一些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或教材面世（如馮友蘭所著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但由于受到“左傾”思潮及“唯物—唯心”二元哲學觀的影響，這一時期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存在巨大缺陷。此外，這一時期盡管有一系列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成果，但它們大都屬于“通史”性研究，截止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尚未有中國哲學史重點人物的專題研究成果出現。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張立文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無疑是嚴冬過后的第一聲春雷，連同他的《宋明理學研究》，張先生不僅為自己也為整個中國哲學界的中國哲學史研究開辟了方向，樹立了旗幟。而且，貫穿于其整個哲學史研究生涯，張先生不步前人后塵，不照搬前人方法，而是以其嚴密的思考、深邃的洞察和敏銳的時代感確立了新的研究方法，得出了新的哲學史觀點，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屬于自己也屬于時代的新的哲學理論。毫不夸張地說，張先生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中國哲學界的一位開創者、引領者和集大成者。

一、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起步——宋明理學研究

張先生生在舊時代，長在紅旗下，成就于改革開放的新時代。他讀過舊式的私塾，上過新式的中學，參加過土改運動，曾就職于糧食局，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又歷經“反右”、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及改革開放等各種運動與變革。期間有過困難，有過困惑，有過冤屈，有過誘惑，但所有這些都沒有動搖他對神秘的哲學殿堂的向往和對中國哲學的深深的熱愛。1960年大學畢業后，張先生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史教研室，負責宋元明清哲學的研究與教學。于是，宋明理學成了張先生首先需要攻克的難關。當時，由于政治環境的原因，中國哲學界研究先秦和近現代的較多，而宋明理學則被視為禁區，很少有人研究。但是，張先生沒有被這一“禁區”嚇倒，而是認為“中國哲學史作為哲學系的一門重要必修課，不講宋明理學是不行的，否則，就不成為哲學史。既然要開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作為中國哲學發展的一個高峰，不研究它是不行的”。1

在宋明理學家中成就最大、影響最深遠的莫過于朱熹，于是朱熹就成了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的首要對象。當時研究宋明理學的人很少，研究朱熹的人更是沒有，因此可借鑒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張先生在吸收、借鑒已有的有限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主要通過閱讀朱熹的原典材料來研究朱熹的思想。由于當時的學術建設落后，僅搜集朱熹的原典材料就是一件難以完成的任務，但張先生以其堅韌和勤勉，通過借、買、抄等手法完成了。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在那個知識與知識分子、儒學與宋明理學備受歧視的年代里，張先生頂著各種壓力與干擾，默默無聞地從事著朱熹思想與宋明理學的研究，筆耕不輟，從不言敗。終于，從1978年開始，張先生的宋明理學研究開始開花結果，這一年，張先生發表了他的第一篇關于宋明理學研究的論文《朱熹唯心主義認識論批判》，次年又發表了《論朱熹的“一分為二”和他的形而上學觀》《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等論文。

1979年10月，中國哲學史討論會首次在太原召開，張先生提交了題為《關于哲學史方法論的幾個問題——從朱熹思想評價問題談起》一文。該論文針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觀點，糾正過去對朱熹的各種不實評價，特別是關于朱熹哲學的性質、朱熹的發展觀、朱熹思想的階級性等問題，張先生都站在時代前沿立場上給予重新思考、分析和總結，最后提出了深刻而有遠見的觀點。由于該論文內容充實、思想深刻、邏輯嚴密，受到了張岱年先生的高度評價?？梢哉f，通過對朱熹思想的研究，張先生找出了一條擺脫當時中國哲學史研究困境的路子。此后張先生又撰寫了《試論朱熹關于動靜、變化的學說》《朱熹哲學邏輯結構論》等文章。至此，可以說，張先生對朱熹思想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一顆學術新星即將在中國哲學界誕生。

1981年9月，在經過長達二十余年的閱讀、思考、研究和積累之后，一本長達五十二萬字的《朱熹思想研究》最終定稿，并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中國學術界對朱熹思想進行全面、系統論述的第一本專著。張先生首先對“理學”概念進行了辨析，指出了前人對該概念解釋上的不足，并對“理學”作了新闡釋，指出：“‘理學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定的學術思想，是一個學派的總稱。分而言之，可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然后，張先生又對理學的基本內容、理學的基本特點、理學產生的社會根源、理學思想的來源、理學的形成等問題進行了全面深刻的梳理和論證。在此基礎上，張先生對朱熹的經濟思想、政治思想、哲學思想、教育思想、朱熹思想的歷史地位等進行了全面論述。雖然是對朱熹思想的全面論述，但是，由于哲學思想是朱熹思想的核心，所以該書也以朱熹的哲學思想為主體，對該部分的論述占了全書內容的近三分之二。在對朱熹哲學思想論述時，張先生沒有像其前和同時期其他學者那樣從“唯物—唯心”二元對立的角度，或按照西方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分析模式，對朱熹的哲學思想作削足適履或牽強附會的解釋，也沒有站在階級斗爭的立場上對朱熹的哲學思想進行一味地否定和批判，而是從范疇分析入手，通過對朱熹哲學思想邏輯結構的梳理，以現代人可理解的方式客觀地再現朱熹哲學思想的本來面目。

《朱熹思想研究》凝聚了張先生二十余年的心血，也寄托著他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未來希望。書一經出版便立刻在國內和國際學術界引起了極大關注和不同尋常的反響。張岱年先生、臺灣學者王明教授、日本學者深澤助雄教授都在閱讀書稿或著作出版后分別致函給予高度評價?！豆饷魅請蟆?982年6月1日刊登趙宗正、黃德志《于平實中見新意——評〈朱熹思想研究〉》一文，文中評價道：“解放三十年來，不僅沒有出版過一本關于朱熹研究的專著，就連一本普通論朱熹的小冊子也很難找到。張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為中國哲學史、思想史重點人物的研究填補了一大空白?！薄度嗣袢請蟆芬舶l表士心的論文《評〈朱熹思想研究〉》，對該書作了很高的評價。日本《朝日新聞》于1982年6月13日在其學術欄目發文專門介紹了《朱熹思想研究》，并給予很高評價。香港《鏡報》于1983年第七期發表了非聞的文章《中年學者在大陸崛起——訪〈朱熹思想研究〉作者張立文》，文中寫道：“作者在書中保持著學者的清醒，沒有簡單地批判斥責了之，而是對朱子的經濟思想、政治學說、教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或積極成分，一一作了具體分析，指出其可取之處。在大陸學術空氣遭到十年浩劫的污染以后，張立文對朱熹這個‘大儒所作的這樣的分析研究，特別使人感到清新?！?/p>

正如張先生在該書的“沒有結束的結束語”中說的，“作為本書來說，就此結束;但作為對朱熹思想的研究來說，還僅僅是個開始，而沒有結束……”隨著該書引起的強大反響，張先生成了國內、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學者，各種學術會議的邀請函紛至沓來。但張先生沒有被學術成就和名氣所羈絆，而是以其一貫的謙遜的態度和嚴謹的作風繼續對朱熹思想進行研究。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十六年后，張先生對朱熹及其思想的認識又上了一個新的高度。當匡亞明先生提議編纂《中國思想家評傳》系列叢書時，張先生欣然應允撰寫《朱熹評傳》。在與疾病抗爭的歲月里，張先生以頑強的毅力高質量地完成了這部著作。該書初由南京大學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后由長春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修訂版。如果說《朱熹思想研究》是一部強調對朱熹思想尤其是其哲學思想的辨析與評論的學術專著的話，那么《朱熹評傳》則是在學術性的基礎上強調可讀性和科普性的通俗讀物。作者用平實而不失活潑的語言深入淺出地將朱熹的生平、思想的發展脈絡和理論的內在機理進行了整理、疏解并娓娓道來。

在《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張先生又著手將二十多年的研究和教學所得匯集、整理成冊，編成《宋明理學研究》一書。該書于1985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后由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其修訂版。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研究宋明理學的專著，也是第一部適用于宋明理學專業教學的教材。該書除了對宋明理學主要人物的各方面思想及相關信息進行系統闡述外，還在“緒論”中對宋明理學所面臨的挑戰、宋明理學的稱謂、內涵和分系、宋明理學發展的諸階段、宋明理學范疇結構的演變、宋明理學的特點和時代精神進行了富有創見性的論述。在宋明理學的分系問題上，張先生沒有停留在傳統程朱道學—陸王心學的二分法上，而是在分析并指出牟宗三先生的三分法（除程朱、陸王兩系，外加胡宏、劉宗周一系）缺陷的基礎上，提出了新的三分法，即以程朱為代表的“新理學”、以陸王為代表的“新心學”和以張載、王夫之為代表的“新氣學”。關于宋明理學的內涵，張先生總結了五條：以道體為核心，以窮理為精髓，以存天理、去人欲為存養功夫，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實質，以成圣為目的。關于宋明理學的時代精神，張先生指出“宋明理學的精神，亦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整體體現”，當中包括求理精神、主體精神、憂患精神、力行精神、求實精神、道德精神。1這些系統論述和深刻見解，不僅使得宋明理學之體更加血肉豐滿，也使得對宋明理學的認識由知識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該書獲得1987年北京市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并且作為大學教材在《光明日報》登報征訂。

作為與程朱理學分庭抗禮的陸王心學是宋明理學研究和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同樣不可忽視的部分。其實，張先生對陸九淵思想的研究并不晚于對朱熹思想的研究，因為張先生總喜歡在比較中分清思想家們的理路，所以研究朱熹思想就離不開陸九淵思想，反之亦然。如此，在《朱熹思想研究》定稿并出版后，張先生立即開始了對陸九淵思想進行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并在兩年后即1984年寫成《走向心學之路——陸象山思想的足跡》一書。該書作為《朱熹思想研究》的姐妹篇由中華書局在1992年出版，2008年經修訂后由人民出版社以《心學之路——陸九淵思想研究》為名再次出版，該書是中國學術界第一本全面系統研究陸九淵思想的專著。該書以陸九淵的哲學思想為核心，涵蓋了陸九淵的社會政治思想、歷史學說、教育思想，并對陸九淵與朱熹的思想進行了比較研究。當然，該書的特點不僅僅是“第一”“全面系統”，更重要的是對哲學史上關于陸九淵的一些棘手問題沒有回避，而是直面這些問題，并有理有據地分析和回答了這些問題。比如，關于二程的分野問題，書中指出：“程顥以‘理為‘心，強調‘萬物皆備于我的‘我心，而傾向于唯‘心;程頤以‘理為‘道和‘天，消‘我入‘理，傾向于唯‘理?！?而對于陸九淵是如何承接程顥的這個哲學界長期懸而未解的問題，該書指出：“程顥所說的‘心便是‘理，溶‘理于‘心，‘心為主導。陸九淵承此‘有我的路線，進一步發展，而成‘心學的奠基者?！薄捌涠?，陸九淵承接程顥，而企圖解決萬物如何‘皆備于我的問題?！薄捌淙?，陸九淵吸收了程顥‘道與‘心一，不為二的思想?！?對于當時（乃至于今天）哲學史界一流行觀點，即朱、陸思想的分野在于“性即理”與“心即理”之差異，該書指出，朱熹也講“心即理”，而陸王也講“性即理”，所以以此為二人思想的分野和作為劃分程朱客觀唯心主義與陸王主觀唯心主義的標志是有缺陷的;二人的真正分野在于：“如果說朱熹在解決本體與主體的關系問題時，強調主體服從本體，認為主體（‘心）是由本體（‘理）產生的，‘心（主體）具有‘理，但‘心本身并不等于‘理，以‘理是離開人而獨立存在的絕對觀念，那末，陸九淵則是強調本體與主體的合二為一，本體服從主體，把本體（‘理）安置在主體（‘心）之中，從而‘心便成為哲學的最高范疇?！?4

對于陸九淵思想的繼承者王陽明，張先生雖沒有專著出版，但對他卻同樣有著深刻的研究。在其學術生涯中張先生發表了多篇論文專門論述王陽明的哲學思想，這其中包括《論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說》《王陽明與周道通答問書》《論朱熹與王守仁思維理路之同 》《陽明學的和合精神與未來社會》《王陽明思想資料的新發現》《王門分派與黔中王門學派之要義梳理》等。

理學發展到明末清初基本進入尾聲，于是宋明理學的批判和總結者出現了，這就是王船山。研究王船山不僅僅是對他本人思想的知曉，而且也是研究整個宋明理學的有力參照，張先生對王船山的思想也傾注了大量心血。2001年張先生把多年來對王船山思想的研究匯集、整理成書，以《正學與開新——王船山哲學思想》為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除了以其一貫學術風格對王船山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刻而清晰的梳理和中肯而恰當的評價外，還有三個方面的特點或成就值得肯定：其一，以王船山非為程朱一系，而別為一系——新氣學。哲學史上有人曾將船山學歸于程朱一脈，但張先生指出，船山曾認為朱熹違周、孔之旨，又對朱熹“性即理”“理先氣后”的說法進行了批評，所以不能視船山為程朱一脈。梁啟超先生曾從地域的角度考慮，將船山學歸于湖湘學派，但張先生認為湖湘學派自張拭以后其門人弟子或歸于事功學派，或歸于道學派的朱熹，故船山亦不當屬于湖湘學派。通過全面細致地考查，張先生指出：“船山繼張載、羅、王等氣學之統，而集其大成，成宋明理學中氣學一系?！?其二，張先生以王船山為中國哲學與文化的“開新”者。該書以“正學與開新”為題，“正學”是說船山以張載之學為正統，并以此為基礎批判和糾正了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上一系列謬誤?！伴_新”是指船山對經學的新解釋、對價值理想的開新和對惟有程朱、陸王為正解的網羅的沖決以及“六經責我開生面”的創新精神等。其三，在注重研究王船山的思想內涵的基礎上，深刻發掘王船山身上的精神品格。如在該書開頭一節，張先生就寫道：“他積極主動地檢討自己，審查悠久的歷史文化;他無私無畏地探索原因，追求根據。正是這種中華民族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和‘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其學術思想的心路歷程，是以救世救心為主旨?！?在寫到船山的易學思想時，張先生指出：“船山以憂患的靈魂，以體驗《易》的真精神……”3在寫到船山的禮學思想時，張先生又說：“船山之憂患用心，及其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之意蘊，躍然而出?！?

對于宋明理學中和與宋明理學有一定關系的其他人物和學派，尤其是一些容易被忽視的人物或學派，張先生也同樣進行過細致梳理和深入研究，如張栻、胡寅、胡宏與湖湘學派、葉適與事功學派、柳宗元、邵雍、許衡、吳廷翰、陳淳、王安石、三蘇、羅從彥、羅欽順、李贄、黃宗羲、劉宗周、方以智、傅山等。除了研究宋明理學本身，張先生也研究與宋明理學相關的其他領域如《周易》、佛教、道家等。除了對宋明理學進行個案研究，張先生也對宋明理學進行綜合性研究，以探討宋明理學的整體精神、特征和時代意義，并發表一系列論文。

二、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拓展——從先秦到現代新儒家

對于一個“以有限的體質生命追求無限的知識學術”的時代學術精神的楷模，張先生的“學術生命既已開始，就不能中途而廢，而只能不斷追求”。5所以，張先生的學術視野絕不會局限于宋明理學，而是由宋明理學向四方延伸。

清代除了王夫之、黃宗羲等對宋明理學進行反思與批判外，另一重要人物是戴震。張先生認為：“王夫之對宋明理學做了總結，這個總結是具有批判性的，但是他重哲學的批判，對宋明理學程朱和陸王兩派以全面批判的，當推戴震?！?所以，張先生對戴震十分重視，并對他的哲學思想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1991年4月，張先生完成《戴震》一書。該書為《世界哲學家叢書》中的一本，由臺北東大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此后，在該書的基礎上，張先生又進行了補充、完善，并于2014年以《戴震哲學研究》為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洞髡鹫軐W研究》通過戴震的生平、思想、戴震哲學思想的邏輯結構、戴震哲學思想的批判精神，來探討清朝中期的文化思想動態，以及這一動態與宋明理學、乾嘉漢學、近代新學的關系，闡明了戴震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盡管戴震的思想仍屬于儒學范圍，由于他以“發狂打破宋儒家”的批判精神全面批判了宋明理學程朱和陸王兩大派，發出了振聾發聵的“以理殺人”的學術吶喊之聲，又在中西文化問題上提出了“中西歸一”的主張和“存意開源”的方法，這體現了戴震對時代精神的把握。所以，在張先生看來，戴震思想已經超出了宋明理學范圍，當被稱為“戴學”。

如果說對戴震哲學思想的研究還算是宋明理學研究的續篇的話，那么對《周易》的研究則是一個全新的領域了。張先生始終認為《周易》是中國哲學的開端，因此講中國哲學史不該是從老子或孔子開始，而應該從《周易》開始。而且，在開始研究宋明理學時，張先生發現宋明新儒家們大都精通《周易》，其思想中許多與《周易》密切相關。所以，張先生在研究宋明理學的同時也開始研究《周易》。早在1963年張先生即已完成《周易思想研究》的初稿，但由于“文革”的影響，該書直到1980年才得以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文革”后中國學術界出版的第一本研究《周易》的著作，因此一經出版便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豆饷魅請蟆贰吨袊軐W史研究》發表國內學者文章，給予高度評價。該書不僅反映了張先生對《周易》研究的深刻與嚴密，而且也展現了張先生在中國古文字學、古音韻學和訓詁學上的造詣。此后，張先生又陸續出版了《周易與儒道墨》《周易智慧和詮釋》和《帛書周易注譯》。這四本著作構成了張先生的易學思想體系，集中反映了張先生在《周易》研究上的成果，同時也奠定了張先生在當今中國易學界的重要地位。

《周易》啟發了儒家，也啟發了道家。此后，道、儒兩家構成了中國思想文化的“陰”“陽”兩面。作為“陽”，儒家擔當了中國思想文化的主要角色，因此研究中國哲學史與思想史，儒家思想永遠都是重點內容。關于先秦儒家，張先生雖沒有專著出版，但也傾注了大量心血，發表了大量文章?？偨Y這些文章，我們不難發現張先生對于儒學的研究構成了他的一個特有的儒學思想體系。這個體系可分為四個相互關聯部分：關于儒學的宗教性問題、關于儒學的形上學問題、關于儒學的現代價值問題和關于儒學的創新問題。關于儒學的宗教性問題，張先生指出：“儒教的宗教性是一種超越政治的理性化的人文宗教，是以儒教為主、兼容諸教的普適化的中華人文體系，是人的終極關懷和精神家園，而不是簡單的宗教信仰。它以人文、人性、人本、人道的關懷，使其轉化為當今人們內在的行為情感和價值取向，真正成為民眾的精神生活的支柱?！?關于儒學的形上學問題，張先生認為：“和而仁，仁而和，是孔子仁學形上學的方法，或方法的仁學形上學。它在回應時代的沖突中，作出了新的創造，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巨大的影響?！?關于儒學的現代價值，張先生深刻探討了其所蘊藏的的人文精神，特別是它的憂患精神、樂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篤行精神。關于儒學的創新問題，張先生指出，當前人類面臨五大危機和沖突，儒學面臨新的創新需求，其創新目標是“建構天地人共和樂、共和美的和合世界，是和合學的價值理想，亦是儒學文化價值系統一次轉死為生、轉舊為新、轉丑為美的智能創新”。3從以上四方面可以看出，張先生對儒學的研究，不僅僅限于對儒學的詮釋，而是基于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面對人類面臨的新問題，從世界和平發展視角，來挖掘儒學的潛在價值和尋求儒學的創新之路。不僅對儒家，對其他學派如道家、墨家、法家，張先生也同樣有著深刻和富有時代精神的探究。

關于漢代哲學思想，張先生發表了《董仲舒哲學核心話題探賾》《王充的天人之間》《楊雄太玄哲學》等論文，就漢代主要哲學家的思想進行了分析與梳理。關于魏晉玄學，張先生發表了《王弼哲學新論》《裴頠之崇有論》《郭象的獨化自生哲學》《得忘之間：語言、形象、意境》《玄學思潮的人文語境》等論文，對玄學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學思想和玄學的核心話題如有無問題、本末問題、言意問題、名教自然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新穎的觀點。就魏晉玄學的定位問題，張先生指出：“就魏晉南北朝整體思維而言，是以玄學思潮為主流，道教、佛教文化為輔。因此，中國哲學思潮的發展是為會通期。由于時人與后人的價值觀的演變和分殊，因此對玄學的體認有異，但作為以道儒融合為主旨的玄學哲學思潮，不管是本無派，還是崇有派，都歸屬玄學，只是其傾向于道，抑或傾向于儒有別，而非玄學的反對派?！?這是說，“玄學”一詞更多地是就那個時代的思維方式特點而言，而非就其觀點而言。

十九世紀中葉以后，中西方文化開始碰撞，中國哲學與文化進入一個新的思潮期。這期間有洋務運動人物的思想，有戊戌變法人物的思想，有辛亥革命人物的思想。對此，張先生撰寫并發表了一系列論文進行探究。關于戊戌變法的精神，張先生認為，這是維新派回應當時東西文明、社會轉型、綱常倫理和價值觀的四大沖突而產生的，包括價值批判精神、對待的融突精神、整體的平等精神、思維的辯證精神、經世的致用精神和形上的貫通精神2。戊戌變法雖然沒有成功，但在維新派人物身上表現出來的這些精神卻是值得我們發揚光大的。關于民國時期的學術發展，張先生指出，盡管民國時期的學者們有著“憂國憂民而又悲天憫人的崇高品格”，“以滿腔熱血的責任感和學術良知，以自己所從事的學術和教育事業來救國救民”，但他們尚未實現中國學術在那個時代的真正“轉生”。這一“轉生”當圍繞世界和平發展這一主題，以應對人類共同面臨的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心靈、文明間的五大沖突和由此引發的生態、社會、道德、精神、價值五大危機為目標，以“和合”為核心范疇，來建構中國新時代的學術理論思維形態。3

現代新儒學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與馬列派和西化派三足鼎立的一個學派，與另兩派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有著另兩派所不具有的中國傳統“儒家”特點，因而成為現代中國哲學研究和教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張先生十分關注現代新儒家這個現代學術群體，對他們的思想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和研究，先后發表了多篇論文，如《馮友蘭的新理體學》《熊十力的新心體學》《馬一浮心體學與理氣論的圓融》《從宋明新儒學到現代新儒學》等。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張先生對一直模糊不清的“現代新儒家”概念作了一個清晰的定義：“以民族生存的關切情懷，以融攝西方文化之新，而歸宗為儒學的精神價值，并以重建儒家形而上學為理論核心，以重立儒家的理想價值為職志，以開出現代新‘外王為標的?！?關于其內部的分派，張先生以宋明理學的三系劃分為參照，認為當是以馮友蘭為代表的新理學，以熊十力、牟宗三為代表的新心學和以張岱年為代表的新氣學。張先生在闡述現代新儒學的思想內容、分析現代新儒學的邏輯理路、肯定現代新儒學的時代價值的同時，強調指出：“雖然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都在西方文化的挑戰下，吸收西方文化中某些理論觀點，改造舊理學、舊心學、舊氣學而開出新來。但從歷史運動和理論發展看，新與舊是相對的，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在當前現代化潮流的沖擊下，都有成為舊學的趨勢。在當前世界哲學的挑戰和中國哲學發展的新環境下，我們也象尼采宣告‘上帝已死那樣，宣布新儒學的‘新理學‘新心學‘新氣學的形上學的絕對理性已死，已變舊，需要重新創造?！?在人類哲學史、思想史、學術史，乃至文明史上，總有一批學者站在發展的立場上，勇于挑戰舊理論，開創新理論。張先生無疑是屬于這一類學者的，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和代表性人物。

從先秦到漢代，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從宋明到清代，從近現代到當代，張先生的學術旨趣與哲學視野遍及中國哲學史、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角角落落。但是，張先生的學術旨趣并不在于單純介紹、分析、闡述以往的哲學思想，而在于推陳出新、破舊立新。所以，在分人物、分派別、分時期論述中國哲學史相關內容的同時，張先生也寫了大量文章，探討中國哲學的總體特征、中國哲學的精神內涵、中國哲學的現代價值、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中國哲學的創新等問題。如關于中國哲學的總體特征，張先生指出：“中國哲學思想的觀念豐富和思想深化，從時間和空間的維度來關照，呈現為‘同心圓擴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模式?！云鋾r間上說具有延續性，表現為環環相串;從空間上看具有廣袤性，表現為環環展開。環環相串和環環展開的融突和諧，便構成‘同心圓擴大型和‘螺旋式上升型模式?！?此外，張先生還認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有三個總體特點，即開放性結構、多向性結構和立體性結構;2中國傳統思維有三大特征，即比附性、直覺性、整體性。3關于中國哲學的現代價值，張先生認為面對當下的時代危機，中國哲學在六個方面有其時代價值：“第一，尊重‘以他平他之謂和的理念”“第二，遵守和而不同的原則，也就是和合學五大原理中和處的原則”“第三，建立對話機制”“第四，善于互相妥協”“第五，韜光養晦與奮發有為”“第六，‘滿招損、謙受益?！?關于中國哲學的創新，張先生認為：“中國哲學的創新就是對于不同時空條件下的人的生存狀態所做的不同的、獨創的根本性的反思?！?要實現中國哲學的創新，“既不是把黑格爾頭腳倒置的哲學重新顛倒過來，也不是像海德格爾把傳統哲學的認識從現象到本質的運動倒過來，而是要躍入中國哲學的深淵谷底去求索，去體認中國哲學的本真，把握中國哲學運動在每個時期理論思維形態轉生的‘游戲規則，界定中國哲學性質、內涵、特色、風格、神韻，凸顯中國哲學普遍性和特殊性”。6而中國哲學創新的標志是核心話題的轉向、人文語境的轉移和詮釋文本的轉換。7

張先生關于中國哲學史多年的研究成果，也進一步匯集在了由他所編著的兩本著作——《中國哲學史新編》和《中國哲學思潮發展史》中?！吨袊軐W史新編》是一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張先生主編，多位學者參與編寫，2007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教材基于“哲學史說到底，是哲學核心話題的概念、范疇發展史”之哲學史觀，將中國哲學史分為哲學的原創期、哲學的發展期、哲學的“造極”期和哲學的延續期，分別對應先秦百家哲學、漢唐三教哲學、宋元明清哲學和近現代哲學。因而，在章節的編排上沒有按通常人物、學派的方式，而是按照哲學話題的方式。該教材的宗旨是揭示和弘揚中國哲學的精神，即憂患精神、樂道精神、和合精神、人本精神、篤行精神?！吨袊軐W思潮發展史》是張先生半個多世紀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結晶，被列為2005年中國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之一，并收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于2014年正式出版。在這部近二百萬字、上下兩卷、五編、四十五章的鴻著中，張先生的哲思卓見遍及中國哲學史的方方面面和邊邊角角，從先秦的禮樂文化與“六經”一直到現代新儒家。每一編、每一章、每一節，張先生都通過醒目的哲學話題展現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脈絡和邏輯結構，實踐了哲學史“是哲學核心話題的概念、范疇發展史”這一哲學史觀的基本原則。在該書的前言中，張先生解釋了“哲學思潮”和“哲學”兩個概念。關于“哲學思潮”，張先生指出：“哲學思潮是某一時代社會所共有的思想現象，他影響人的思維方法、行為方式、價值觀念、宇宙體貼、人生倫理、知識體認等。在哲學思潮的潮流中，都有其代言人，這便是當時時代的哲學家?！睂τ凇罢軐W”，張先生認為，哲學因其是愛智之學，意味著“在途中”，意味著“為道也屢遷”，意味著“只存在于永恒的探索之中”，所以應將其詮釋為動詞。張先生對“哲學”概念的這一創新性詮釋，讓我們在西方哲學界關于“哲學終結”的一片哀鴻之聲中看到了未來哲學的一線希望。最后一章，張先生提出了哲學創新應具備的五種精神，即懷疑的精神、批判的精神、反思的精神、追究的精神和篤行的精神。

三、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深化——多維視角與新方法論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

張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遠不限于上述的縝密、細致、全面等特點。他通過在其他思想理論領域的探索，大大增加了對中國哲學和中國哲學史的研究的深度與高度。

首先，比較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朝鮮（今朝、韓兩國）在歷史上曾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所以朝鮮（今朝、韓兩國）歷史上的許多學者曾對中國哲學特別是宋明理學有過深刻的研究和繼承。以他們的某些解釋或觀點作參照，既有助于我們對中國哲學傳統的認識，也有助于國際學術交流。早在1983年，張先生參加第六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撰寫了《朱子與退溪的易學思想比較研究》一文，自此以后，他通過參加歷屆退溪國際學術會議，不斷撰寫論文，深刻探討這位有著“朝鮮之朱子”之稱的朝鮮（今朝、韓兩國）歷史上的著名哲人的思想。1989年，由張先生主編的《退溪書節要》在國內出版。該書節選李退溪著作中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章節、段落，并配以注釋。這是國內第一本介紹朝鮮朱子學的著作。1997年，積多年之研究成果，張先生出版了《李退溪思想研究》一書。這是國內第一部全面、系統論述李退溪思想的專著。該書分十四章闡述了退溪哲學思想的整體架構和理路、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關于認知與學習的思想、關于教育方法與目的的思想、關于心性修養的思想、關于人生價值的思想、關于齊家與治國的思想、關于自然規律的思想等。在書中，張先生既拿退溪思想跟朱熹思想進行比較，也拿他跟其同一時期朝鮮的另一朱子學人物李栗谷的思想進行比較。除在國內出版該書外，張先生還寫了《退溪哲學入門》一書在韓國出版。2014年，張先生又出版了《朱熹與退溪思想比較研究》，就兩人的理動靜論、道心人心論、價值觀、易學思想等方面進行了比較和論述。除了上述著作外，張先生還撰寫了《栗谷的理氣觀》《論朱子與奇高峰哲學思想的關系》等文章，對朝鮮的李栗谷和奇高峰的思想作了研究。張先生對上述朝鮮儒學人物思想的研究，最后凝結為《韓國儒學研究》一書，由韓國學術信息出版社出版。此外，張先生還寫了《結構與詮釋——范阮攸〈論語愚按〉的理學特質》一文，對越南十八世紀思想家范阮攸的理學思想進行了論述。關于日本和印度哲學，張先生也有相關的研究和論文發表。

其次，傳統學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仡櫄v史，展望未來，我們面臨一個傳統與現代化問題。在中國現代史上有過兩次激烈的反傳統運動，即“五四”反傳統和“文化大革命”反傳統。兩次反傳統的基本觀點是一樣的，那就是認為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格格不入，要實現國家的現代化就必須徹底拋棄傳統文化。中國哲學是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組成部分，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直接決定著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態度、原則和方法。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張先生將傳統從文化中分離出來，建立了獨立于文化學的“傳統學”。1989年《傳統學引論——中國傳統文化的多維反思》一書的出版，標志著張先生傳統學的正式誕生。該書基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發展狀況，越出西方流行的文化學的一般范式，建構了屬于自己的傳統學綱要和基本框架。該書論述了傳統與文化的聯系與區別、傳統的產生、發展與變異、傳統的價值體系、傳統的心氣體系、傳統的知識體系、傳統的語言符號體系等。在第一章中，張先生給傳統學下了定義：“所謂傳統學，是關于研究傳統現象發生、發展的規律及其各要素之間相互關系的科學?！?在最后一章“傳統與反思”中，張先生指出：“傳統不僅不是歷史的陳跡，而且是把握當代開啟未來的鑰匙;傳統意識是人們認識、批判現代意識，創造未來意識的基礎?！?并進一步指出：“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決不是靠徹底與中國傳統斷裂而獲取;現代化的自由、民主與法治也不能靠簡單地全盤打倒傳統而獲得，而只能對傳統進行綜合地創造?！?很顯然，張先生對傳統的研究和對傳統學的建構，化解了長期以來圍繞傳統與現代化問題的爭論，并為傳統文化的研究確立了基本的原則，指明了基本的方向，從而開拓了傳統文化研究的廣闊前景。除該書外，張先生還主編了《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叢書》《中國傳統文化多維反思叢書》等書籍。

再次，人學視野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叭藙撛炝宋幕蛡鹘y，文化和傳統亦創造了人。文化和傳統的本質說到底是人，人本質上是文化人?！?所以，哲學、文化、傳統與人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中國哲學突出特點是圍繞人和社會思考的哲學，因此研究中國哲學史若對人學缺乏相應的造詣，也將難以取得優秀成果。鑒于此，張先生在其學術生涯的早期就在不斷思考一系列人學問題：人是什么？現代人是什么？現代人與傳統人有何差別？如何成為一個現代人？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張先生撰寫了《新人學導論——中國傳統人學的省察》一書。該書作為張先生主編的《傳統人與現代人叢書》之一在1989年首次出版，2000年以《新人學導論》為名出版修訂版。在書中，張先生分析研究了過去各種對人的定義，在肯定它們的合理性的同時指出了它們相對于時代發展的不足，最后將人定義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動物”，后又進一步修訂為“人是會自我創造的和合存在”。張先生對人的新定義，超越了過去從人與動物區別的視角所作的定義，而是基于當前人類所面臨的人與自己、人與社會、人與人、人與心靈、不同文明的沖突及相關危機提出來的，這也是其整個人學理論的出發點所在?！缎氯藢W導論》分六章：自我發現論、自我塑造論、自我規范論、自我創造論、自我關懷論、自我和合論，這些可以說是從六個方面對人的特點、能力、可能性和必要性作出的分析。通過對人的研究，張先生提出了“人的五大境界”，即生命超越境、知行合一境、情景互滲境、“圣王”一體境和道體自由境。通過人學問題的研究，張先生突出強調了人的“和合”性。

再次，新方法論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只要是哲學思想就有概念、范疇以及概念范疇之間的邏輯關系，理清這些邏輯關系是理解和闡釋某一哲學思想的必要前提。中國古代哲學家們的思維方式既不同于現代人的，也不同于西方的，這對現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造成了極大的困境。如果盲目將現代或西方的思維邏輯生搬硬套在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上，就容易造成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理解上的歪曲和闡釋上的錯誤。對此，張先生提出“中國哲學邏輯結構”這一課題，經過努力探索，最終對這一課題作了圓滿的解答。張先生說：“所謂中國哲學邏輯結構，是指在一定的經濟、政治結構下，諸多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哲學范疇之間的組合方式或結構系統?！薄爸袊軐W邏輯結構不是從現成的原則、原理出發，也不承襲西方的固有模式，更不是把中國哲學削足適履地去符合現成的原則、原理，而是從中國哲學的實際出發，試圖疏理和總結出中國哲學固有的原則、原理?！?確立了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新方法后，張先生便立即把它應用在宋明理學的研究中。在《朱熹思想研究》一書中，張先生專門辟出一章分析朱熹哲學的邏輯結構。張先生不僅對朱熹的哲學思想，對宋明時期的其他人物的哲學思想也一一進行了邏輯結構的分析，并寫出了《論宋明理學邏輯結構的演化》一文。該文分析并用圖表的方式顯示了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王守仁、王夫之七個人的哲學邏輯結構，并從中總結出了宋明理學邏輯結構演化的三條線索：一是從張載的“氣”——“物”——“氣”到王夫之的“誠”——“物”——“誠”;二是從周敦頤的“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萬物”到程頤的“理”——“象”——“物”再到朱熹的“理”——“氣”——“物”;三是從程顥的“理”——“物”——“理”到王守仁的“心”——“物”——“心”。11989年張先生出版專著《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對此前關于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綜合和總結。該書分六章，前兩章是總論，討論了何謂哲學邏輯結構、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研究法、中國哲學范疇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整體系統、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范疇解釋、研究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意義等問題。關于中國哲學范疇的歷史發展問題，張先生指出，中國哲學范疇的發展總體經歷了先秦時期、漢唐時期和宋元明清時期，這一發展過程體現了中國哲學范疇不斷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中的某些學科相分離的凈化過程，但也顯現出中國哲學范疇邏輯結構的構建還處在不自覺之中。關于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范疇解釋，張先生提出了“三層次”“六層面”說?！叭龑哟巍奔磳χ袊軐W范疇的具體的解釋、義理的解釋和真實的解釋三個層次，“六層面”即對中國哲學范疇的句法、語義、網狀、時代、歷史、統一六個層面的解釋。在接下來的三章中，張先生對中國哲學范疇逐一進行了分析并將它們劃分為象性范疇、實性范疇、虛性范疇三大體系，然后分別對這三大體系范疇的邏輯結構進行分析和總結。最后一章，張先生分析了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特點、與西方哲學邏輯結構的差異及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發展趨勢。張先生認為，在當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發展總趨勢下和中西文化廣泛交流的新形勢下，中國哲學邏輯結構的發展呈現為三個“確定”，即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一體化結構的確定、縱貫型與橫貫型統一觀念結構的確定以及“西學東漸”和“東學西漸”統一觀念結構的確定?？梢哉f，張先生的《中國哲學邏輯結構論》，不僅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提供了新的方法論指導，也為我們更好地總結人類理論思維的經驗教訓提供了新的視角;不僅有益于中國哲學的發展，也將有益于世界哲學的發展。

邏輯結構是范疇之間的邏輯結構，研究中國哲學的邏輯結構離不開中國哲學的諸范疇。為此，張先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即開始撰寫《中國哲學范疇發展史（天道篇）》，后在此基礎上又選取中國哲學中最重要的十個范疇即天、道、理、氣、心、性、仁、知、變、神，主編了一套《中國哲學范疇精粹叢書》?！吨袊軐W范疇發展史（天道篇）》在1988年出版，《中國哲學范疇精粹叢書》的《道》于1989年在國內出版，《理》《氣》《心》《性》等則在韓國、越南及中國臺灣出版。

最后，新原則下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中國哲學史研究不僅需要新的方法，更需要新的原則。這個新的原則涉及到什么是哲學、中國有沒有哲學、中國哲學如何講、中國哲學如何發展等諸多問題。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奉西方理念為圭臬，無意間也跟隨某些西方學者成為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傳話筒，因而大唱“中國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不是哲學”的論調?！爸袊鴽]有哲學”或“中國哲學不是哲學”就如同“中國沒有人”或“中國人不是人”一樣荒謬，但我們許多中國學者意識不到這種荒謬，是因為他們深陷西方文化與西方哲學的牢籠而無法自拔。這樣，本是西方“哲學終結”的危機卻轉嫁到了中國哲學上，于是構陷了一場所謂“中國哲學合法性”的危機。如何擺脫這場人設的危機？張先生從回答“什么是哲學”開始對之逐一化解。首先，張先生著眼于中國哲學自己的“話題本身”，用“以中解中”的詮釋方法，給哲學下了一個“中國的”而非“西方的”定義：中國哲學是指人對宇宙、社會、人生之道的道的體貼和名字體系。2哲學的這一新定義是對“中國的”哲學體貼的結果，但也并沒有違背“哲學”的最本真的內涵——愛智慧。從這一哲學新定義出發，“中國有沒有哲學”或“中國哲學是不是哲學”的問題就成了一個假命題。接下來，中國哲學如何講？長期以來，中國哲學的講壇上基本奉行的是“照著講”的原則，不僅對中國古代哲學照著講，對西方哲學也是照著講。馮友蘭先生曾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提出“接著講”理念，并為此而創立“新理學”。但是，張先生認為，馮先生的“接著講”不過是用西方的話語體系講中國哲學的內容，這樣講出來的還是不是中國哲學就成了一個疑問。正確的原則應該是“自己講”“講自己”?！白约褐v”一方面要擺脫西方哲學的窠臼，自我定義，自立標準，另一方面則擺脫“我注六經”傳統模式，而走向“六經注我”的創新模式?！爸v自己”，就是講述自己的哲學，直接講述中國哲學的“話題本身”?！白约褐v”“講自己”不僅是講授中國哲學的根本原則，而且是發展和創新中國哲學的根本原則，其最終指向是建構中國自己的哲學思想話語體系和學派。張先生認為：“建構中國哲學思想話語體系和學派，無疑要立足于中國哲學思想話語體系，講好中國哲學思想話語的故事，講好自己對時代精神核心概念、范疇的體貼，講好中國哲學思想話語對‘話題本身的重新發現，講好中國哲學思想話語對每個時代所發生的沖突危機的藝術化解?！?當然，“‘自己講、‘講自己絕不是不要吸收西方哲學及世界上其他一切哲學的精華”，而是為了“走自己的中國哲學之路，構建中國哲學自己的哲學理論體系”，只有這樣，“才能在世界多元哲學中確立中國哲學的價值和地位”2。因為“世界上任何哲學體系都是作為‘個性精神而呈現的，而人類的‘宇宙精神只能寓于‘個性精神的哲學體系之中?！?

四、結論

綜上所述，張先生對中國哲學史的研究，超越了“照著講”“接著講”的必然王國，而走向了“自己講”“講自己”的自由王國。在其學術研究生涯中有“集”、有“成”，其“集”是集中國古代哲學之精華，其“成”是成“和合學”之宏論?！昂秃蠈W”的創立，是張先生“自己講”“講自己”的哲學研究旨趣的真實體現，是中國哲學創新發展上的里程碑式的成果，是真正的中國自己的哲學。

Professor Zhang Liwen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Wu Shengzheng

Abstract： Professor Zhang Liwen has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us becomes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is field. His research began with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in this specific field he was the first pioneer researcher in China. His work A Study of Zhu Xis Thoughts is the first monograph on Zhu Xis Philosophy and it has once caused great echoe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his other works such as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 A Study of Lu Jiuyuans Thoughts and A Study of Wang Chuanshans Thoughts are also pioneering works at home and abroad. On the other hand his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is not confined to only the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but also to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and it covers that from the Six Classics to the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and that from China to South Korea and Vietnam， his publishing works such as A Treatise on the Book of Change， A Study of Li Tuixis Thoughts and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ends of Chinese Philosophy， which are also groundbreaking works， and many innovative papers. In his study he initiated the methods of Logical Structure and Category Analysis ， setting up the principle of Self-speaking and Speaking of Self， and constructed some new theoretical systems such as Theory of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Traditionology and Neo-humanology.

Key words： Zhang Liwen;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Philosophies in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責任編輯：張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