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論》與考底利耶國際關系思想研究

高 剛

【內容提要】 《政事論》是印度古典現實主義代表作，它闡釋了一系列國家治理、鞏固政權和實現霸權的方法，其作者考底利耶也被稱作“印度的馬基雅維利”。其中代表性的國際關系思想有：區分敵我、尋找盟友的曼荼羅國際體系觀；分析綜合國力的國家構成七要素理論；曼荼羅體系無政府狀態下的現實主義安全觀；依據敵我實力對比而選擇的“六種對外政策”。它們指導著征服國發展自身力量、尋找合適盟友、運用有效策略削弱并戰勝對手，最終實現本國發展壯大和霸權崛起?？嫉桌枷霕嫵闪水斀裼《韧饨粦鹇院桶踩砟畹闹匾?，也逐漸影響和塑造著印度的外交政策。目前國內尚無《政事論》完整中譯本且相關研究仍相對滯后，學界對此應加以重視并加快推進相關研究。

考底利耶（Kautilya，約公元前350年至前275年）①也被譯為考提里亞、?底利耶、?祗厘耶、廓提臘或柯迭耶，此外他又名阇那伽（Chanakaya）或旃那迦。是印度歷史上有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也是孔雀王朝開國皇帝旃陀羅笈多（Chandragupta Maurya）的重要謀臣和首任宰相。他是俾斯麥式的人物，輔佐旃陀羅笈多奪取帝位并建立起印度歷史上首個統一中央集權的大帝國孔雀王朝，結束了印度長期邦國林立、分裂動蕩的局面。②吳于廑、齊世榮主編：《世界史·古代史編》（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28 頁?？嫉桌P于國家統治、對外政策和實現霸權的一系列思想都集中體現在《政事論》③《政事論》梵語原名Artha?āstra，英譯名主要有Arthashastra , Science of Politics，Science of Polity ，Science of Political Economy , Scienc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 The Science of Material Gain , Treaties on Polity。國內學者對此書有《政事論》《政務書》《利論》《實利論》《政治經濟論》或《治國安邦術》等不同稱謂。一書中。當代學者稱《政事論》為最早用歷史實證方法闡述國家和均勢理論的梵文經典，考氏也由此被視為“第一個系統敘述國際關系”的人。④倪世雄等著：《當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14 頁?？嫉桌乃枷雽τ《缺姸嗾尉⒍碱H具吸引力。尼赫魯曾在《印度的發現》中對考氏行事風格、思想深度及政治成就予以高度評價，他將考底利耶稱為“印度的馬基雅維利”，并說“（考底利耶）在各方面較之馬基雅維利都是更為偉大的人物”。⑤[印]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印度的發現》，向哲濬、朱彬元、楊壽林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1—102 頁。此外，尼赫魯外交事務主要助手K.P.S.梅農（K.P.S. Menon）也強調考底利耶現實主義是對印度在國際政治領域中理想主義的一種有用糾正。⑥K.P.S. Menon, Delhi-Chungking: A Travel Diary, Bomb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7, p.29，轉引自隨新民：《印度對中國的認知與對華政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 頁。時至今日，《政事論》和考底利耶古典現實主義思想仍能為印度戰略決策者提供某種政治啟發和戰略指導。

一、《政事論》基本情況

《政事論》全書15卷、100 多章、5000 多節，內容涉及行政、法律、農業、經濟、外交和軍事等各個方面。其梵語原名為“Artha?āstra”，artha表示“利”或“物質收益”，?āstra意為“方法和科學”，所以其字面含義是“關于物質收益的科學”。⑦下文中梵語名詞均采用IAST（國際梵語轉寫字母）斜體書寫，同時為拼寫方便，省略其中的轉音符號。此書在歷史上曾一度失傳，直至1904年印度學者沙瑪沙斯特里（R. Shamasastry）發現該書手抄本并于1915年出版英文譯本，它才再次進入公眾的視野。①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New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1992, pp.13-23;Rashed Uz Zaman,“Kautilya and Strategy,”in Helaine Selin, ed., Encyclopa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in Non-Western Cultures (Third Edition), Dordrecht: Springer Reference, 2016, p.2423.對《政事論》實際作者和成書時間，學界長期以來都存在著各種說法。傳統觀點認為，它是公元前4 世紀后期由考底利耶所著，但有反對者認為《政事論》是較晚的著作，它只是以考氏思想為基礎，其最終成型是在公元2 世紀至4 世紀。②[澳]A.L.巴沙姆主編：《印度文化史》，閩光沛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第56 頁；著名歷史學者饒宗頤先生認為《政事論》成書于公元前4 世紀末期；錢文忠認為此書完全成書不可能早于公元前316年，他也提及學者托馬斯·特勞斯曼于1971年用電腦技術分析出，《政事論》第二冊撰寫時間不會在公元150年前很久。參閱錢文忠：《天竺與佛陀·讀饒宗頤先生〈梵學集〉》，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3年，第119 頁；Thomas R. Trautmann, Kautilya and the Artha?āstra: A Statis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uthorship and Evolution of the Text, Leiden: E. J. Brill, 1971。也有學者認為，考底利耶寫作了此書早期的一部分，后世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增補或刪改，但《政事論》核心部分是考底利耶的思想。③雷海宗：《世界古代史綱要》，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 頁；[美]斯坦利·沃爾波特：《印度史》，李建欣、張錦東譯，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3年，第53—54 頁；崔連仲、武文：《古代印度文明與中國》，長沙：岳麓書社，2007年，第185 頁。盡管具體成書年代未定，但此書論述的內容反映了孔雀王朝時期的部分社會情況，這在塞琉古駐華氏城大使麥加斯梯尼（Megasthenes）著作殘篇中得到了證實。④[英]阿諾德·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徐波譯、馬小軍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9 頁。本文認為，該書是一部體系龐大、內容繁雜的古印度綜合性論著，客觀來看不太可能由考底利耶一人完成。又鑒于印度古典文獻有口口相傳的傳統，該書由考底利耶初創、后世對此繼續增補的說法較為可信。所以本文采納集體創作的觀點，同時也認為《政事論》反映了考底利耶的核心思想和部分孔雀王朝時期的社會歷史現實。

《政事論》的創作與考底利耶所處歷史時代密不可分，他生于印度“列國時代”末期，當時南亞次大陸陷入長期分裂、外族入侵的困局。因此，此書創作初衷是提供一整套的政治方法和策略，幫助明君建立起強大而穩定的國家，使印度徹底擺脫內憂外患的狀況。如書中所說，它旨在指導具有雄心壯志的國王進行統治和擴張，助他成為“北至喜馬拉雅山、南到大海，從東到西寬1000 由旬”區域的“世界霸主”。⑤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43.《政事論》采取了世俗政治觀，對于“法”“利”“欲”三種印度傳統人生追求，考底利耶認為“利是最高的”，這也是印度人首次將“利”放在“法”的前面。①邱永輝：《印度宗教多元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第65 頁。整體而言，《政事論》具有較高的理論抽象性，它提供了眾多關于獲得和維持權力的方法，是具有規范和理論取向的政治科學著作。②Anusmita Dutta, Manish S. Dabhade,“Diplomatic Theory of Kautilya and Sun Tzu,”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51, No.1-4, 2014, pp.169-170.可以說，考底利耶并不是在分析孔雀王朝的歷史，而是精心刻畫他心中的理想型國家。西方學者對《政事論》評價非常高，認為它在政治思想史上的意義不亞于《君主論》。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指出“真正激進的馬基雅維利主義是存在于《利論》（即《政事論》）一書中，《君主論》一書較之反而變得沒有危害”，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新作《世界秩序》中談及《政事論》，認為《政事論》是“馬基雅維利和克勞塞維茨理論的融合”。③[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第四版）》，馮克利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出版社，2016年，第111 頁；[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50—251 頁。

近年來，印度學界提出要從傳統文獻中汲取外交智慧，發掘本土戰略思想以創造出具有印度特色的國際關系理論，因此印度國內對《政事論》的研究不斷趨熱。④目前已有相關理論建構的嘗試，參閱Deepshikha Shahi, Kautilya and Non-western IR Theory, Cham, Switzerland: Palgrave Macmillan, 2019.2012年，印度重要智庫國防研究與分析所（IDSA）召開關于考底利耶思想與當代印度外交的專題研討會，并在此基礎上出版了涉及外交、情報、安全和戰爭問題的多卷本學術文集。⑤P. K. Gautam, Saurabh Mishra and Arvind Gupta, eds., Indigenous Historical Knowledge: Kautilya and His Vocabulary (Volume I-III), New Delhi: IDSA/Pentagon Press, 2015-2016.2017年，印度前外交秘書薩仁山（Shyam Saran）在專著中總結分析了印度外交政策的思想來源和歷史變遷，關注印度早期思想家對印度外交政策的影響，也特別強調考氏思想在地緣政治方面對印度外交的借鑒意義。⑥Shyam Saran, How India Sees the World: Kautilya to the 21st Century, New Delhi: Juggernaut, 2017.2019年，印度德里大學召開“考底利耶與當代世界”專題研討會，辨喜國際基金會負責人阿爾文德·古普塔（Arvind Gupta）在主旨發言中表示《政事論》是古印度戰略思想的豐富寶藏，呼吁印度年輕學者要重視對這部治國理政經典的研究，發展出適合當代地緣政治現實的新《政事論》。⑦Vivekanand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autilya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 University of Delhi, 17 Mar 2019,”March 20, 2019, https://www.vifindia.org/directorremarks/2019/march/20/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kautilya-and-the-contemporary-world.此外，廣受認可的R.P.坎格爾版英譯本《政事論》目前已重印至第9 版，①R.P. Kangle, the Kautilya Arthasastr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 Pvt Ltd, 9th reprint, 2019.由此也可窺見印度學界對《政事論》研究的重視程度。

二、《政事論》和考底利耶國際關系思想

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在考底利耶的論述中占據重要地位，他明確表示：“一國的福祉有賴于積極的對外政策?！雹贚.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51.《政事論》全書約四分之一的部分對國際關系進行了全面深刻而又富有創見的分析，其中有代表性的國際關系思想有曼荼羅國際體系觀、現實主義國家安全觀、國家構成七要素理論和六種對外政策。

（一）曼荼羅國際體系觀

“曼荼羅”（mandala）本是印度宗教中的概念，其代表圖形是一系列同心的環狀圖。在分析征服國同周邊國家關系時，考底利耶借用并發展了此概念，形成了以征服國為中心、有十二種國家類型的曼荼羅國際體系（rajmandala）（如圖1 所示）。③考底利耶采取“朕即國家”式思維，原文以國王代指整個國家，因此“曼荼羅體系”也被稱為“國王圈”理論。為符合現代國際關系的分析習慣，本文中使用“國家類型”的表述。曼荼羅體系是一種無政府狀態的體系，征服國與其鄰國處于安全困境之中。其中各國關系的基本推演邏輯是：征服國的鄰國是其潛在或真正敵國；同鄰國接壤的國家，則是征服國的友好國家；同友好國家相鄰的國家會是敵國的友好國家；向外以此類推。因此，曼荼羅體系可以被視作以本國為中心的區分敵我、尋找盟友的敵我聯盟體系，或以本國為軸心、盟國為外環以夾擊敵國的軸輻聯盟體系。④張金翠：《〈政事論〉與印度外交戰略的古典根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第125 頁。需要注意的是，征服國是分析的基點，其他國家的稱謂只是形容其與征服國的關系，并不代表“征服國”或“敵國”有好壞之分?？陀^來看，曼荼羅體系中的國家身份都是各方以本國為中心向外推演，各國自視都是“征服國”，因此對于“征服國”的建議也適用于其他國家。

征服國、敵國、中間國、中立國是曼荼羅體系中的四個重要行為體。其中，征服國處于中心位置，其他國家類型都是根據其與征服國的關系來確定的。敵國是征服國的直接鄰國和潛在敵國，征服國要不遺余力削弱敵國，一旦時機成熟就要發起一場針對敵國的戰爭，即使有重大傷亡和財富損失也在所不惜。①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41, p.547, p.555.中間國和中立國是另兩種因地理位置特殊而產生重要影響的國家：中間國與征服國、敵國都相鄰，它有能力幫助這兩個國家又能將它們分別摧毀；中立國是與上述國家都不接壤的國家，或是強大到足以幫助上述三國又能將它們分別摧毀的國家。②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58.中間國和中立國的身份不是固定不變的，隨著征服國不斷向外擴張，它們會因與征服國存在新的“共同邊界”而成為新的“敵國”。因此，征服國的國家利益在于不讓這二者變得過于強大。③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645.總體而言，曼荼羅體系有三個主要特征：一是整個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各國都希望成為霸主；二是鄰國是潛在或真正敵國，敵國應被不遺余力地削弱和消滅；三是鄰國的鄰國可以暫時成為結盟對象。備受當代國際關系學者關注的是后面兩點。它們的思想基礎實際上是傳統地緣政治思想“鄰近國家比距離遠的國家更具威脅”④斯蒂芬·沃爾特認為，威脅有綜合實力、地緣毗鄰性、進攻實力和侵略意圖等四種主要來源。其中，地緣毗鄰性構成威脅的原因在于，國家投送實力的能力隨著距離而產生變化，距離越近則影響越大。參閱[美]斯蒂芬·沃爾特：《聯盟的起源》，周丕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1 頁。和古典外交實踐原則“敵國的敵國即盟友”。從外交實踐的角度來看，曼荼羅體系下會衍生一種“遠交近攻”式策略，即為了對付鄰近敵國而同遠處的國家暫時結盟，待消除近敵之后，遠處國家則成為需要消滅的“新鄰國/敵國”。

圖1 曼荼羅國際體系示意圖

（二）現實主義國家安全觀

在國家安全觀方面，考底利耶采取現實主義安全觀，他認為在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唯一生存途徑是成為權勢最大的征服者。只有自身規模和實力足夠強大、國內政局穩定，才能遏制周邊大國的入侵。①Kishan S. Rana, Inside Diplomacy, New Delhi: Manas Publication, 2000, p.41.如進攻性現實主義所說“確保自己生存的最佳方式就是成為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一國的實力越是強于對手，對手攻擊或威脅其生存的可能性就越小”。②[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 頁。因此，考底利耶堅持“實力至上”的原則，主張最大程度地提高國家實力。在國家實力構成方面，《政事論》頗具創見地提出了國家構成的七要素“國王、大臣、領土及人口、關塞、財政、軍隊、盟友”，并強調要在這七個方面發展本國和削弱敵國。③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119.實際上，從國際關系的角度來看，上述要素大體上就是國家實力的構成要素。在此可以對照1975年美國學者克萊因（Ray S. Cline）提出的衡量國家綜合實力的“克萊因方程式”：

其中，Pp是國家實力，C是國家基本實體（包括領土和人口），E是經濟實力（收入、能源、礦產、生產能力、貿易），M是軍事實力（戰略平衡、作戰能力、軍備程度），S是戰略意圖，W是推行國家戰略的意志（國家整合水平、領導人能力、國家利益的戰略相關性）。④閻學通、何穎：《國際關系分析（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26 頁。就《政事論》的“國家七要素理論”而言，其中領土人口、關塞屬于C；財政屬于E；軍隊和盟友屬于M；國王和大臣屬于W；至于戰略意圖S，“消滅敵國并發展壯大成為霸主”就是《政事論》中的嵌入性戰略目標?；诂F實主義安全觀，實現此戰略意圖有兩方面途徑：對內提升國家實力七個構成要素，實現國家實力最大化；對外積極開展外交行動，盡量削弱甚至消滅對手。⑤George Modelski,“Kautilya: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ndu Worl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58, No.3,1964,p.551.對外行動方面主要就是下文將會闡述的“六種對外政策”。此外，國際關系中的實力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對其他行為體實施影響的能力，它反映的是各行為體之間的關系。⑥李少軍：《國際政治學概論（第三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2—123 頁。因此，關注自身實力的同時，也要重視與他國的實力對比?！墩抡摗分幸蔡岬絿业匚蝗Q于相對實力而非絕對實力，一國的國際地位是由其相較于鄰國的進步或衰退決定的。①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p.546-547.在相對收益方面，考底利耶認為無論國家強弱如何，當各方通過一項條約獲得的利益是公平的，那么和平方式就會更加可取。如果各方之間的獲益不均，那么戰爭手段就是更好的選擇。②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41.

（三）靈活務實的外交政策觀

考底利耶指出外交實際上是微妙的戰爭行為，它通過一系列行動來削弱敵人、獲得有利于己方的優勢，并著眼于最后的征服。③Roger Boesche,“Kautilya's Arthasastra on War and Diplomacy in Ancient India,”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67, No.1, 2003, p.20.但從根本上來說，外交政策的決定因素是國家實力和地位。曼荼羅體系中包含眾多實力不等的國家，考底利耶依據不同國家實力地位提出了不同策略，即“六種對外政策”（sadhgunyas）。④國內有研究者將sadhgunyas譯為“六重法則”或“對外關系六原則”，參閱張金翠：《〈政事論〉與印度外交戰略的古典根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3年第2 期，第127—128 頁；陳繼東、晏世經等著：《印巴關系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0年，第219 頁。本文認為，sadhgunyas是依據不同國家實力地位采取的不同對外政策，“六種對外政策”的譯法更為符合原意且明白準確。此外，他也提出了更加普遍適用的“四種政治策略”（upayas），即安撫（sama）、饋贈（dana）、離間（bheda）和懲罰（danda），它們具有“胡蘿卜加大棒”和“分化離間”的特征。六種對外政策是本文分析的重點，其主要內容如下：

（1）和平（samdhi），即敵國更強大時就應謀求與其和平共處?！昂推健蓖ǔＪ遣黄降鹊恼魏献?，主要是弱國向強國做出各種讓步以簽署相應的和平協定。⑤和平協定分為領土性、經濟性、軍事性協定，內容是割讓領土、向強國朝貢、軍隊聽候強國征召等，參閱George Modelski,“Kautilya: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ndu World,” p.552.它旨在利用現有資源促進本國發展，同時避免卷入與鄰國的沖突，或利用和平條約來鞏固同盟關系，等待有利時機以尋求本國利益。⑥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48.（2）戰爭（vigraha），即本國強大時要主動發起戰爭。戰爭分為公開戰爭、隱秘戰爭和無聲戰爭三種類型，公開戰爭是在特定時間、地點進行的正式戰爭，隱秘戰爭是制造恐慌、突然襲擊、趁火打劫、誘敵中計等形式的戰爭，無聲戰爭是以暗殺敵國領導人、離間君臣關系、散播謠言等間諜活動為標志的戰爭。⑦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63, pp.568-569.（3）對峙（asana），即本國與敵國都不足以戰勝對方時，應采取“對峙”政策。①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63.對峙是有意避開外部紛亂的政策，旨在充分鞏固既有統治成果，抓住時機發展壯大本國力量，等待有利時機采取行動。（4）備戰（yana），即當本國國力相較于敵國處于上升態勢時就可積極備戰，并對敵國以武力威脅或使用有限武力以迫使其接受本國要求。②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63.它通常是一種敵對或武力威懾政策，但并未上升到大規模軍事行動。（5）尋求保護（samsraya），即當本國衰落或敵國實力增長更快時，應尋求同第三國結盟。③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63.不過該政策存在一定風險，而且也常會帶來內政外交多方面限制和負擔。④例如，弱國修建新的城池、確立王位繼承人、實施外交政策等都需要經過強國的許可，參閱George Modelski,“Kautilya: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ndu World,”pp.552-553.庇護國通常是比鄰近敵國更為強大的國家，對更強大的國家表示順從存在更大的危險。因此，“尋求保護”是比“和平”更次一等的選擇，它往往是實力更虛弱的國家與敵國交戰狀態下的“權宜之策”。（6）兩面政策（dvaidhibhava），即與實力相當或實力更強的國家交好，對實力較弱的國家發動戰爭。需要他國幫助以實現目標時，也可采取“兩面政策”。⑤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63.“兩面政策”通常是弱國為了獲得某些利益而采取的政策，一方面向強國妥協讓步以實現“和平”，另一方面積極侵擾第三國并與強國共享侵擾行動所獲收益。⑥George Modelski,“Kautilya: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ndu World,”p.553.

表1 考底利耶六種對外政策表

如表1 所示，大國、強國在對外關系中常處于優勢地位，其發展邏輯多是強勢和擴張性的，它們會采取“戰爭”和“備戰”等“優勢”策略；中等國家往往與敵國勢均力敵，它們一般會采取“對峙”的“均勢”策略；小國和弱國為了增強自身實力、在夾縫中求生存，會采取“和平”“尋求保護”等“弱勢”策略?？傮w而言，六種對外政策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相對國家實力”是外交政策選擇的具體標準，不同實力地位的國家會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是實用主義、目標導向是外交政策選擇的最終標準，何種政策更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就選擇該種政策?！傲N對外政策”的意義在于，在無政府狀態的曼荼羅國際體系中，它為征服國提供了一組務實靈活的策略選擇，這些手段的單獨或綜合運用能夠幫助其壯大自身力量、削弱對手。如考底利耶所說，六種對外政策是相互依賴的，如能靈活運用“外交政策智慧鏈”鎖住對手，就可以將對方玩弄于股掌之中。①L. N. Rangarajan, ed., Kautilya: The Arthashastra, p.541.

三、考底利耶思想與當代印度外交實踐

《政事論》是印度古代經典政論著作，它連同其他經典一起構成了印度傳統思想文化的基礎。但是，就《政事論》和考底利耶思想是否對印度外交產生實質影響的問題，學界對此有不同觀點。有眾多學者認為，考氏思想是印度外交思想重要來源和現實主義戰略文化的組成部分，對部分印度政治精英和學者有較大吸引力，對印度外交行為和戰略選擇有較強的塑造作用，曼荼羅主義也成為當前印度對外政策中不可忽視的理念來源。②宋德星：《印度國際政治思想芻議》，《南亞研究》2006年第2 期，第9—15 頁；章節根：《論印度的戰略文化》，《國際論壇》2007年第2 期，第70 頁；張金翠《〈政事論〉與印度外交戰略的古典根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3年第2 期，第128—130 頁；隨新民：《印度戰略文化和國際行為：基于爭論的案例分析》，《國際問題研究》2014年第1 期，第54—70 頁；復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等編著：《全球發展中的金磚伙伴關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81—182 頁；Rashed Uz Zaman,“Kautilya: The Indian Strategic Thinker and Indian Strategic Culture,”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5, No.23, 2006, pp.231-247；Michael Liebig,“Kautilya's Relevance for India Today,”India Quarterly, Vol.62, No.2, 2013, pp.99-116.但也有不同觀點認為，印度傳統文化對獨立后印度安全理念和外交戰略的影響是有限的，相反英國殖民者的影響是深層次和革命性的。③陶亮：《理想主義與地區權力政治》，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9 頁。一方面，印度獨立之初仍保留著英印政府的文官體系，大批英印官員仍照舊處理印度的內政外交。另一方面，以尼赫魯為代表受過西式精英教育的獨立運動領袖，在制定印度外交政策時，其理念也幾乎都源于西方政治哲學。但他們總是有意無意從印度傳統文化中尋找理論依據，對英國殖民遺產進行“民族化”以后使之成為印度外交安全理念的哲學基礎。①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第506—507 頁；陶亮：《理想主義與地區權力政治》，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49—55 頁。

在分析考氏思想對印度外交的影響時，確實存在著“難以界定”的問題：印度某些外交政策是受到西方現實主義思想的影響，還是受到以考氏思想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文化影響，抑或二者都有，這都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其實，戰略文化和外交理念都屬于復合型的意識形態，它們并非僅由某種單一因素決定，而是該國地理環境、傳統文化、歷史經歷和社會發展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依照建構主義的觀點，戰略文化和外交理念作為某種觀念并非是固定不變的，相反它們是可以人為地建構和塑造的。所以，印度學者很有可能以考底利耶思想為基礎，建構出某種務實靈活的戰略文化進而實質性地影響印度的外交實踐。近年來，隨著印度國內《政事論》的研究不斷趨熱，考底利耶豐富的國際關系思想逐漸為更多印度學界政界人士所熟知，這或多或少會對印度的外交理念與實踐產生某種影響。實際上，透過考氏思想的“棱鏡”觀察當代印度外交實踐時會發現，印度追求世界大國地位、積極倡導不結盟政策、尋求南亞地區優勢地位、對南亞小國實行霸權主義等看似矛盾的外交行為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釋。獨立后尤其是冷戰時期，印度的周邊外交活動可謂完美實踐了考底利耶的“教導”：在南亞地區遵循曼荼羅體系思想和現實主義安全觀，以“征服國”自居對南亞其他國家采取大國主義；對于南亞以外的國家，一方面基于實力對比差異采取不同政策，另一方面也接受了曼荼羅思想中“遠交近攻”“敵國的敵國即盟友”的策略。

表2 考底利耶思想視角下的冷戰時期印度周邊外交實踐

具體而言，冷戰時期印度的周邊外交有三個層面（如表2 所示）：（1）小國外交。相較不丹、尼泊爾、斯里蘭卡等南亞小國，印度是處于“優勢地位”的“大國和強國”，因此它采取了“戰爭”和“備戰”政策。具體表現就是，它在南亞地區實行大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對鄰國實施“強勢政策”，通過武力威懾、移民蠶食、經濟制裁等多種手段控制南亞中小國家，完成對錫金的蠶食吞并、實施對尼泊爾和不丹的控制、采取對斯里蘭卡的強勢維和，最終確保印度在南亞地區的霸主地位。此外，英迪拉主義和古杰拉爾主義也很好體現了“四種政治策略”（安撫、饋贈、離間和懲罰）的運用。（2）中等國家外交。相較中國和巴基斯坦，印度是“勢均力敵”的“中等國家”。因此，印度會采取“對峙”政策，將中巴視為其最直接對手并通過各種手段進行削弱打擊。對于中巴這兩個直接鄰國，印度一方面根據曼荼羅思想的判斷，擔心中巴聯合起來反印，因而對中巴的合作保持警惕；另一方面，同蘇聯、日本、美國保持友好關系，暗中支持藏獨勢力以牽制中國，在克什米爾問題上與巴方長期爭執不休，支持孟加拉國獨立從而肢解巴基斯坦。（3）大國外交。冷戰時期在美蘇主導的兩極格局中，相較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印度是處于“弱勢地位”的“小國和弱國”，因此它采取了“不結盟”的“和平”政策，與美蘇雙方都保持和平。不結盟政策是典型的考底利耶式政策，它不僅維護了印度的獨立自主和外交靈活性，使印度獲得了來自美蘇兩大陣營的大量經濟、技術和軍事援助，極大地促進了印度國內的經濟發展和政局穩定。此外，堅持不結盟也為印度在國際社會中塑造了“不結盟運動領袖”的國家形象，使其在第三世界贏得了廣泛的道義聲望。

結語

目前國內尚無《政事論》完整中譯本，①僅有部分節選譯文，參閱胡光利：《政事論》（摘譯），收錄于崔連仲主編：《世界軍事后勤史資料選編·古代部分（公元前3500—公元476）》，北京：金盾出版社，1990年，第198—220 頁；晉劼：《政事論》（摘譯），收錄于崔連仲等選譯：《古印度帝國時代史料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第25—52 頁。學界對《政事論》的研究仍相對匱乏，除為數不多的幾篇論文外，其他只有零星論述散見于印度史和印度外交研究著作之中。學界需重視對《政事論》和考底利耶思想的研究，并盡早著手《政事論》翻譯工作。此外，在后續研究中要注意兩方面問題：

一是評價考底利耶時要避免符號化和標簽化的論斷。實際上，他同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一樣思想內涵豐富但極易被狹隘地界定與運用?？际想m主張對外擴張，但他認為國王是為全體國民的福祉和利益而奮斗，征服是為了創造穩定局勢以給更多地區帶去幸福。戰爭勝利之后，要優待被俘士兵和百姓，按照原有方式治理被征服領土，將稅收返還給被征服者。①George Modelski,“Kautilya: Foreign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the Ancient Hindu World,”p.558.“不擇手段”“消滅敵國”都針對的是敵國領導層，對士兵和百姓應予以善待并吸納。②Roger Boesche,“Kautilya's Arthasastra on War and Diplomacy in Ancient India,”p.19.此外，應避免將內涵豐富的曼荼羅體系思想簡化為“鄰國天敵論”，而且考底利耶也并沒有將鄰國絕對地認定為敵國：“雖然鄰國通常被假定為是具有敵意的，但它也有可能對征服國抱有某種友好態度……鄰國可被劃分為敵對鄰國、友好鄰國、兄弟鄰國三種類型?！雹跴.K. Gautam,“Relevance of Kautilya's Arthasastra,”Strategic Analysis, Vol.37, No.1, 2013, p.26.更為重要的是，目前科技、經濟和文化等因素都在削弱地緣因素并改變傳統“鄰國”和“敵國”的概念，“鄰國天敵論”這種生硬刻板的分析并不符合當前國際關系的發展實際。

二是要嘗試發掘《政事論》的多學科價值?！墩抡摗肥且徊堪倏迫珪降闹?，除本文關注的國際關系和對外政策方面，它也包括古印度農業、稅收、貿易、官員選拔、軍事活動、間諜制度、戶籍制度和刑事民事法律等各個方面豐富的原始資料。在印度古代文獻極為稀缺的情況下，《政事論》就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而且它的成書年代跨越幾個世紀，這也在客觀上保留了大量古印度不同歷史時期的情況，是研究印度古代社會制度演變不可多得的研究資料。有學者認為“印度古代史的每一頁，特別是關于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問題，都可以從《政事論》中找到信息”。④何勤華主編：《法律文明史·第3卷古代遠東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702 頁。例如，體現其史學價值的經典案例就是其中關于中國絲的記載“Kauseyam cinapattasca cinabhumijah(絲及絲衣產于支那國)”，這里的“Kauseyam”是指產自中國的蠶絲。⑤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史》，北京：新華出版社，1991年，第18 頁。這就提供了關于中印交流史的珍貴歷史記錄?？偠灾?，《政事論》不僅有豐富的國際關系思想，又包含了古印度政治、經濟、法律、軍事和社會等各方面的一手資料，這些都值得國內相關領域研究者進行深入地研究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