瘋狂的鴉片：晚清無處不在的畸形時尚

清朝末年的煙館

1936年1月，在廣東某鎮旅行的兩位西方人士無意間闖入一間煙館，他們試圖偷偷拍攝吸食鴉片的煙客。煙客們發覺被偷拍，憤而起身，怒斥這兩個西方人。在他們看來，外國人拍攝煙館照片是在抹黑中國人。他們不僅將兩位外國人趕走，還強迫他們交出膠卷，加以銷毀。廣東《粵華報》1936年1月28日刊載的這則消息，無形中透露出這樣一種信息，盡管民國時期吸食鴉片者人數仍不少，但吸食鴉片已經被大眾視作是不文明且有損國家形象的行為。

盡管從晚清道光時期開始，禁煙的呼聲一直未曾歇息，但在晚清民國的日常生活中，鴉片形象并非如此糟糕。倡導禁煙的道光皇帝，年輕時就喜歡吸食鴉片。在整個清朝皇室，鴉片也一直沒有徹底根除，掌握晚清國柄的慈禧太后，始終并未戒煙。軍機大臣瞿鴻禨、貴州巡撫鹿鴻書等人也都是有名的鴉片吸食者。實際上，19世紀以來，吸食鴉片已然成為一種奢華的上流社會時尚活動。盡管從明代開始，鴉片因具備止痛等功效而被列入中藥名單，且在相當長時間內被當作性藥使用，但在那些衣食無憂的上流人士那里，吸食鴉片這種“奢侈的癖好”并非僅僅為了滿足生理上的需求。在一些畸形的文學作品中，吟詠鴉片煙具的詩流傳至今。鴉片如茶、酒、香薰一般，已成為文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斑竹、象牙等材質制作的鴉片煙具，至今還珍藏在各個博物館，就是鴉片消費曾經輝煌的標志。

鴉片給中國人帶來屈辱的鴉片戰爭，并直接導致不平等的《南京條約》的誕生。但為何在舉國上下的禁煙浪潮中，鴉片1840年后依然繼續蔓延，且滲透到晚清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呢？歷史學家林滿紅在《銀線：19世紀的世界與中國》一書中指出：1868年至1886年，中國每年從印度進口的鴉片為1805年至1856年進口鴉片價值的4倍，但1868年至1886年流入中國的銀元超過5億銀元，而1805年至1856年，流出中國的銀元不到4億銀元。

可見鴉片在晚清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并非想象中的那樣大。更為重要的是，從1854年大清海關成立起，鴉片也成為重要的稅源之一。以至于1858年，鴉片貿易被宣布合法化。據海關稅務司赫德估計，1879年對鴉片所抽厘金即高達530萬兩白銀。

鴉片在晚清已形成一條完整的產業鏈，許多人依附于這條產業鏈而生活，其中包括販賣鴉片的生意人，制作煙槍的作坊以及煙館的堂倌等。

然而，鴉片對各行各業的危害也一再凸顯，譬如《中國禁毒史資料》所載，1886年陜西官員的奏議稱，鴉片讓農民不再耕地，讓女人不再織布，讓文人不再研習，讓工人不再勞作。鴉片這條畸形的產業鏈既養活了一批人，也毀壞了一部分人的正常生活。

鴉片煙館盡管背負著諸多罵名，譬如是聲名狼藉的匪巢，是黑幫及各色混雜人等活躍的灰色地帶，但無論在上流社會還是底層社會，鴉片仿佛無處不在。在最被詬罵的苦力煙館中，臟兮兮的簾子，黑乎乎的房間，骨瘦如柴的煙癮者橫七豎八地躺著，這些往往成為當時禁毒媒介以及今人最為聲討鴉片的佐證。

但是新近研究表明，大量的苦力吸食鴉片，并非是為滿足煙癮，而僅僅希望通過鴉片減輕日常勞作的苦痛以及舒緩生活的煩悶，有時還可順便休息，以恢復體力。鴉片對社會底層的勞動者而言，與香煙、酒精等刺激性物品一樣，不過是減壓的一種手段。以他們的收入水平而言，他們也無法支持大劑量的鴉片消費。

而少為人知的是，上流社會的煙館，在承擔奢侈性消費的同時，無形中還承擔起傳播新技術的任務。

據《申報》1872年統計，僅租界內就有1700多家鴉片煙館，時人稱“上海煙館甲天下”。隨著煤氣燈在上海的傳入，煙館等休閑娛樂產業為滿足煙民需求，率先普及煤氣燈。一時之間，上海煙館夜間燈火通明，“夜市千燈照碧云”，其尋歡作樂的程度遠遠超過古人秉燭夜游。煙館文化的高度發達，極大改變了19世紀末上海的城市景觀，在當時人評定的“滬北十景”中，“風閣嘗煙”赫然在列。

新技術的普及不僅運用在消費端，也在鴉片貿易中有所反映。1904年，法國人率先在秦皇島使用無線電以來，無線電也逐步在中國普及開來。由于中國禁煙政策日趨嚴厲，販賣煙草的洋商、黑社會勢力等，均開始使用無線電通訊設備，以規避各種突擊檢查。據愛狄密勒《上海：冒險者的樂園》記載，鴉片大鱷愛德華·依薩拉就曾使用無線電通信，成功躲避租界警方的禁煙稽查行動。伯特蘭·馬托《白雅特城：法蘭西帝國鴉片銷售時代的記憶》記載法國的鴉片銷售團伙抵達廣州灣時，還攜帶了一個無線電設備。不久之后，他們就在廣州灣架設了一個無線電報站。

鴉片貿易不僅促成新技術的傳播和普及，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城市休閑業的服務水準。譬如滬上的煙館就提供包間消費，提供美食、水果、茗茶，還允許客人選擇“外賣”食物，提供按摩等服務?？雌饋?，煙館與西餐廳、西式酒樓等一道推動著中國休閑娛樂業的現代化。

鴉片是中國近代史上的災難性物品，其危害也逐步為人所揭示。資料表明，早在1729年，雍正皇帝就頒發禁煙詔令。隨后是道光皇帝、咸豐皇帝的禁煙政策。橫向對比，中國的禁煙政策其實起步很早。日本直至1868年才禁止鴉片消費。1906年，清政府曾頒布規模龐大的禁煙計劃，預計在十年內徹底禁絕鴉片貿易及消費。這項計劃曾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以至1909年2月26日，來自英國、美國、德國、法國等12個國家的全權代表齊集上海，參加萬國禁煙大會。大會上發布了九項決議，高度肯定了中國政府的禁煙態度及禁煙成效，這場會議也是清末中國外交為數不多的一次勝利。然而此后的禁煙運動并非一帆風順，從軍閥閻錫山等人在山西禁煙一直到國民政府的禁煙，都未能成功。直至新中國成立以后，鴉片才徹底在中國境內被根除。

政治意義上的鴉片自1840年以來帶給中國人太多的痛苦，好在歷史意義上的鴉片在20世紀50年代被徹底終結。于是，作為晚清日常生活一部分的鴉片，才能被當作曾經發生的歷史事實客觀對待，認真研究。不過需要指出的，盡管西方學者包利威的《中國鴉片史》、特羅基的《鴉片、帝國與全球政治》等著作強調鴉片在晚清中國人日常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中國禁煙運動的效果及根除鴉片后的社會發展表明：沒有鴉片，晚清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將更加正常而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