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彰的模范集體：邊疆地區民族團結事業的推動力量及結構特征*

張少春

(中國社會科學院 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100081)

一、邊疆民族團結事業的重要意義

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交織在一起?，F在所謂的邊疆和邊疆問題，是近代民族國家體系下民族觀、邊疆觀的產物。在“王土”轉變為民族國家“領土”和“五方之民”轉變“民族”的雙重轉型結構中，邊疆問題與民族問題應運而生。這兩個問題的牽扯集中于“人”與“土”的關系。邊疆與疆界相聯系，邊疆問題是從毗鄰疆界地帶這個“土”來界定的。在邊疆問題中，邊民這個“人”的因素是一切政治經濟社會問題的落腳點，邊疆治理的一個主要路徑便是通過邊民治理來鞏固“土”。但邊民不是同質化的，其內部往往包含了多個民族。而民族與人口相聯系，民族問題指的是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關系這個“人”的問題，解決民族問題是要建立起和諧團結的人群關系。因此邊疆治理雖然立足于“土”但不能忽視“人”，不能脫離民族團結、民族關系的視角。

民族團結是因應國家分裂和民族矛盾而產生的命題，是一國在民族國家框架下重新實現族類整合的問題，包括了民族內部團結為一族和民族之間團結為一國的雙重問題。所謂的邊疆問題正是在民族國家劃清領土、人口邊界的過程中產生的，也是一國民族團結同另一國民族團結之間的罅隙。邊疆地帶的民族團結有兩個層次，一是邊民內部多民族之間的團結，指向的是邊疆地帶自身的多元性；還有就是邊疆各民族與主體民族之間的團結，指向的是民族國家內部的多元性。在邊疆地帶研究如何妥善處理這兩個層次多元性同一體性的關系，解決邊疆問題同民族問題交織的難題，集中體現在邊疆地區民族團結事業的實踐中。

首先，民族團結是邊疆治理的關鍵內容。在邊疆治理方面，“治國必治邊”是習近平關于邊疆治理重要論述中的核心思想；(1)丁忠毅.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邊疆治理的重要論述研究[J].社會主義研究,2019,(1).而在民族工作方面，加強民族團結，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一個核心理念。(2)陳建樾.民族團結: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的核心理念[J].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6,(3).我國2.2萬千米陸地邊境線中1.9萬千米在民族地區，邊境地區2300多萬人口中少數民族人口近一半，有30多個民族與周邊國家同一民族毗鄰而居。(3)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國辦發〔2017〕50號)[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06/content_5200277.htm,2017-05-28/2020-02-01.立足于我國民族地區與陸地邊疆地區高度重合這一“家底”，(4)中央文獻研究室.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149.邊疆治理最關鍵的正是民族團結(5)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課題組.治國必先治邊——云南邊疆民族地區治理體系建設的實踐經驗[J].求是,2016,(18).。

正是因為妥善處理了邊疆的民族問題，我國的邊疆治理幾十年來才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謀劃邊疆省區發展時均高度強調了民族團結問題。在新疆，“新疆的問題最長遠的還是民族團結問題”(6)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 團結各族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疆[N].人民日報,2014-05-30(1).。在西藏，“西藏工作的著眼點和著力點必須放到維護祖國統一、加強民族團結上來”(7)依法治藏富民興藏長期建藏 加快西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步伐[N].人民日報,2015-08-26(1).。在云南，“要求云南努力成為我國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著力推動民族團結進步事業”(8)李紹明.全力創建民族團結進步示范區[N].云南日報,2017-09-22(1).。在內蒙古，“扎實推進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固，把祖國北部邊疆這道風景線打造得更加亮麗”(9)新華社.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關心內蒙古發展紀實[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7-08/07/content_5216332.htm,2017-08-07/2020-02-01.。十九大報告所提出邊疆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針，也從“堅決反對一切分裂祖國、破壞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穩定的行為”“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正反兩方面強調了民族團結的重要意義。(10)邢廣程.新時代中國邊疆治理的新思路[J].邊界與海洋研究,2018,(2).

再者，邊疆地區的治理實踐是我國民族團結理論與政策的重要源泉。實際上中國共產黨民族團結理論思想的提出，正是1920年代在云南地方黨組織針對地方民族問題同中央的互動中開始的。(11)陳建樾.激蕩與互動:中國共產黨民族團結思想的提出與清晰化[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7,(2).早在1947年，中國共產黨就在內蒙古地區探索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內蒙古自治區的實踐為后來制定《共同綱領》《憲法》《民族區域自治綱要》提供了寶貴經驗。(12)《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214～217.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時期民族工作文獻選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126～135.在民主改革時期，內蒙古自治區根據當地牧區生態生產條件，施行了“不斗不分、不劃階級和牧工，牧主兩利”的政策。這些政策經驗被推廣到青海、新疆等牧業地區，保障了牧區社會改革的順利推進。(13)人民出版社.民族政策文件匯編(第一編)[G].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119～120.《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96～98.1952年吉林省延邊朝鮮自治州在每年9月設立“民族團結宣傳月”，集中進行民族政策和民族團結教育，隨后新疆、內蒙古等省區陸續開展了民族團結月和民族團結表彰活動，形成了今日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工作基礎。(14)《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358～359.十年曲折之后的1980年，中共中央在討論西藏工作時指出“在我國各民族都已實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間的關系都是勞動人民間的關系?！?15)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時期民族工作文獻選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34.立足于西藏的工作，從根本指導思想上糾正了“民族問題實質是階級問題”的錯誤認識，為民族工作領域撥亂反正確立了理論基礎。1981年中央先后在討論新疆(16)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時期民族工作文獻選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147～149.、內蒙古(17)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時期民族工作文獻選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152.工作時提出了干部間“兩個離不開”的思想，1984年在《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中擴展為各族群眾間的“兩個離不開”(18)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新時期民族工作文獻選編[G].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214.，江澤民同志1990年在新疆考察時進一步發展為“三個離不開”(19)馬惠蘭.從“兩個離不開”到“三個離不開”——試論中國共產黨民族團結思想的新發展[J].中共黨史研究,2000,(3).，成為我國民族團結教育的基本共識。1982年國家民委第二次委員(擴大)會議倡議開展表彰民族團結好人好事的活動，(20)國家民委政策研究室.國家民委民族政策文件選編(1979～1984)[G].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8:89.當年11月新疆率先召開了民族團結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彰大會。1983年寧夏、內蒙古，1984年廣西先后召開了省區范圍內的民族團結表彰大會。在全國各地廣泛開展表彰活動的基礎上，1988年國務院在北京召開了首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先進人物表彰大會，自此建立了國家層面制度化的民族團結表彰活動。(21)《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編輯委員會.當代中國的民族工作(上)[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363～366.此外，像“一定要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等今天耳熟能詳的概念，也都是由邊疆地區民族團結實踐所提煉出來的。(22)烏蘭夫.烏蘭夫論民族工作[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302～303.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族團結理論與政策發展完善的各個時期，邊疆治理一直是重要的經驗來源。

因此，無論是從邊疆治理還是解決民族問題出發，邊疆地區的民族團結事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既是邊疆地區長治久安與繁榮發展的關鍵環節，也是我國民族團結進步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目前對于邊疆地區民族團結的討論，或者停留在理論的言說，或者限于個案的分析，較為缺少整體的、實證的研究，這正是本文的出發點。在民族團結視域下，“興邊富民”行動等政策行動不單是邊疆發展政策，更是一項協調民族關系推進民族團結的國家行動。(23)周競紅.“興邊富民行動”中的民族關系[J].滿族研究,2009,(4).根據《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24)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國辦發〔2017〕50號)[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06/content_5200277.htm,2017-05-28/2020-02-01.，我國的陸地邊境地區包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等9個省區的140個陸地邊境縣(市、區、旗)。以此為范圍，本研究整理了九省區自1988年中央開展第一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先進集體、先進個人表彰活動，至2019年9月最新一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模范個人表彰大會，7次國家層面表彰的模范集體數據。(25)其中1988年～2009年數據來自檔案資料；2014年數據來自內蒙古、廣西、云南、甘肅四省區第六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模范集體推薦公示名單,遼寧、吉林、黑龍江、西藏、新疆只收集到少數模范集體數據；2019年第七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表彰數字為公示數字,見人民網.全國民族團結進步模范集體和模范個人推薦名單公示[E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9/0830/c1001-31326339.html,2019-08-30/2020-02-01.公示名單并非最終國務院表彰文件中的名單,故本研究的數據只能揭示陸地邊境九省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一般特征,僅作研究參考。

表1 陸地邊疆九省區民族團結模范集體情況

共收集九省區歷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模范集體1629個，占全部受表彰模范集體(早期為先進集體)4558個的35.74%。歷史而言，九省區占比最高的是1988年第一次表彰，達到41.77%，此后逐漸下降，2009年開始穩定在35%左右。顯示邊疆地區一直是全國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重點地區，創建成果突出。類型而言，內蒙古、廣西、西藏、新疆4個自治區占51.63%，遼寧、吉林、黑龍江、云南、甘肅4省占48.37%，兩者基本持平。在九省區內部，本研究涉及的模范集體累計數量分布為：內蒙古215個，占13.20%；遼寧146個，占8.96%；吉林118個，占7.24%；黑龍江96個，占5.89%；廣西289個，占17.74%；云南281個，占17.25%；西藏119個，占7.31%；甘肅147個，占9.02%；新疆218個，占13.38%。

利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表彰的模范集體來認識陸地邊疆九省區的民族團結進步事業，有重要意義。受表彰的集體正是各地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主要依靠力量，黨政機構、公共服務機構和企業機構在各地的創建工作中都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它們之間的比例關系可以透視各地這些主體之間的結構關系。同時，這些類型的機構作為模范集體被國務院表彰，表明它們在各自地區、各自領域的創建工作中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是邊疆地區民族團結事業所取得成就的縮影。當然，不能忽視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作為一個政策過程，對于最終名單的簡單分析并不能直接揭示其背后的復雜性，更不能直接揭示各地在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因為缺少邊疆地區民族團結的宏觀數據，以及民族團結本身難以數量化的特征，這些模范集體數據是為數不多可以從整體上進行研究的工具。通過歷次模范集體數據的分析，有助于從以上兩個方面深化我們對于邊疆地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的認識。

二、邊疆地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的基本成就

在收集到的模范集體中，可大致分為黨政機構(包括各級黨委政府、職能部門、基層組織共1160個，占71.21%)、公共服務機構(教育、醫療、文化和交通、郵電等基礎服務部門共224個，占13.75%)、企業機構(工業、農林牧、商業服務業共214個，占13.14%)3種類型，以及部隊機構(包括解放軍、武警、邊防)和海關。其中各級黨政機構是邊疆省區受表彰模范集體的主體，顯示各級黨委、政府、職能部門、基層組織是邊疆地區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主要力量。

雖然因為部分省區2014年數據的缺失，歷史變化的準確性有限。但仍然可以觀察出，三大類型中黨政機構的比重不斷攀升，1988年為56.16%，在2009年達到最高(79.39%)，2019年有所降低(71.31%)；公共服務機構在第一次表彰中占比最高(20.55%)，2019年再次達到這一水平(19.83%)；企業機構在第一次(23.29%)和第二次(23.90%)表彰中占比較高，此后一路下降，2005年開始穩定，2019年為8.86%。表明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和十九大以來，邊疆地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主體結構正在發生變化。黨政機構和企業機構維持穩定，公共服務機構的重要性增強。

就九省區的類型來看，黨政機構類型模范集體在4個自治區的比重(70.33%)低于九省區整體(72.59%)，也低于非自治區的五省(74.97%)；公共服務機構類模范集體在4個自治區的比重(15.75%)高于九省區整體(14.02%)，也高于非自治區五省(12.20%)；企業機構類型模范集體在4個自治區的比重(13.92%)與九省區整體(13.39%)、非自治區五省(12.84%)差異不大。有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保障的地區，模范集體中公共服務機構的比重稍高，而黨政機構類稍低。

表2 邊疆省區模范集體的主要類型

分省區來看，黨政機構類模范集體中黑龍江(78.13%)、廣西(76.57%)、甘肅(77.93%)、云南(76.45%)、遼寧(74.48%)高于整體水平(72.59%)；公共服務機構中西藏(28.45%)、吉林(17.09%)、新疆(16.91%)、遼寧(14.48%)高于整體水平；企業機構類新疆(20.29%)、吉林(17.09%)、內蒙古(15.71%)、黑龍江(13.54%)高于整體水平(13.39%)。

表3 黨政機構類模范集體的類型分布

黨政機構類型主要是指各級黨委、政府及其職能部門，以及村、嘎查、居委會等基層組織。整體上邊疆九省區模范集體中的結構關系是職能部門(39.91%)，縣/旗/區(25.52%)，鄉鎮/蘇木/街道(15.78%)，基層組織(11.29%)，市/州/盟(7.50%)。分省區來看，內蒙古職能部門(28.67%)和市/州/盟(5.33%)的比重低于整體，縣/旗/區(32.00%)、鄉鎮/蘇木/街道(20.00%)和基層組織(14.00%)的比重高于整體；遼寧縣/旗/區(36.11%)的比重高于整體，職能部門(30.56%)、鄉鎮/蘇木/街道(12.04%)的比重低于整體；吉林縣/旗/區(42.86%)、市/州/盟(11.69%)比重高于整體，職能部門(19.48%)比重低于整體；黑龍江職能部門(54.67%)比重高于整體，基層組織(2.67%)、縣/旗/區(21.33%)、鄉鎮/蘇木/街道(13.33%)低于整體；廣西基層組織(15.98%)、職能部門(45.21%)高于整體，縣/旗/盟(17.81%)、市/州/盟(5.02%)低于整體；云南職能部門(46.45%)、市/州/盟(10.90%)高于整體，縣/旗/區(20.38%)、基層組織(8.53%)、鄉鎮/蘇木/街道(13.74%)低于整體；西藏職能部門(50.65%)比重高于整體，縣/旗/區(22.08%)低于整體；甘肅職能部門(49.56%)、市/州/盟(11.50%)比重高于整體，基層組織(3.54%)、鄉鎮/蘇木/街道(12.39%)、縣/旗/區(23.01%)比重低于整體；新疆基層組織(16.92%)、鄉鎮/蘇木/街道(20.77%)比重高于整體，職能部門(30.00%)、市/州/盟(5.38%)比重低于整體?？傊?，內蒙古、遼寧、吉林均是縣/旗/區所占比重最高，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均是職能部門所占比重最高。市/州/盟、縣/旗/區和鄉鎮/蘇木/街道是一級國家行政區劃，黨委或政府作為一個整體被表彰，說明當地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的整體性、全面性較為突出；而職能部門作為模范集體，說明在某一領域創建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以此來看，邊疆九省區行政單元類模范集體占比高于職能部門。其中內蒙古、遼寧、吉林、新疆為一類，行政單元比重較高；黑龍江、廣西、西藏為一類，職能部門比重較高；云南、甘肅差別不明顯。

表4 黨政機構類模范集體的層級分布(26)基層組織類所包含的村(村委、支部)、嘎查、居委會按照規定,沒有行政級別,為便于體現,在此表中作為“科級以下”。此表未計入1994年政協云南省委員會(省部級)被評為模范集體。

在類型劃分之外，結合我國行政區劃等級，還可以將這些模范集體內部的層級結構揭示出來。整體上，邊疆九省區受表彰的黨政機構可以分為4個等級，占比最高的處級(縣、旗、區以及處級職能部門)為48.49%，科級(鄉、鎮、蘇木、街道以及科級職能部門)為21.83%，廳級(市、州、盟、地區以及廳級職能部門)為18.03%，科級以下(基層村、嘎查、居委會以及科級以下職能部門)為11.65%。分省區來看，內蒙古科級(26.00%)模范集體比例高于整體，廳級(12.00%)低于整體；遼寧處級(54.63%)比例高于整體，科級(17.59%)低于整體；吉林廳級(23.38%)、處級(50.65%)高于占比高于整體，科級(16.88%)、科級以下(9.09%)低于整體；黑龍江處級(58.67%)、廳級(21.33%)比重高于整體，科級以下(2.67%)、科級(17.33%)低于整體；廣西科級(26.48%)、科級以下(15.53%)比重高于整體，處級(42.92%)、廳級(15.07%)低于整體；云南廳級(23.81%)比重高于整體，科級(19.05%)、科級以下(10.00%)、處級(47.14%)比重低于整體；西藏科級(28.57%)、科級以下(14.29%)比重高于整體，廳級(9.09%)比重低于整體；甘肅廳級(34.51%)比重高于整體，科級以下(2.65%)、科級(15.04%)比重低于整體；新疆科級以下(20.00%)、科級(24.62%)比重高于整體，廳級(7.69%)比重低于整體?？傊?，受表彰模范集體的行政層級越低，可視為當地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重心越低，更深入人們的社會生活；而層級越高，表明當地創建工作的體系性愈強。在所有黨政機構類模范集體中處級、科級占多數(70.32%)，顯示邊疆九省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主要由這兩層的黨政機構執行；內蒙古、遼寧、廣西、西藏、新疆開展創建工作的重心更低，主要由處級以下黨政機構開展；吉林、黑龍江、云南、甘肅四省更多由處級以上機構推動。

表5 公共服務機構類模范集體的主要類型

在黨政機構之外，這些模范集體另一個重要的類型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比如大學、中小學、醫院、文化機構、交通、電力、郵電等。整體上，此類224個模范集體中，教育機構所占比例最高(59.82%)，其次為文化機構(18.75%)，醫療機構(11.61%)，其他基礎設施機構(9.82%)。分省區來看，內蒙古醫療機構(18.52%)、基礎設施機構占比(14.81%)高于整體，教育機構(51.85%)、文化機構(14.81%)低于整體；遼寧教育機構(76.19%)占比高于整體，文化機構(14.29%)低于整體；吉林教育機構(70.00%)、文化機構(20.00%)占比高于整體；黑龍江醫療機構(25.00%)、文化機構(25.00%)占比高于整體，教育機構(50.00%)低于整體；廣西教育機構(64.71%)占比高于整體，文化機構(14.71%)低于整體；云南文化機構(27.59%)、教育機構(65.52%)占比高于整體，醫療機構(3.45%)、基礎設施機構(3.45%)機構低于整體；西藏文化機構(33.33%)、醫療機構(24.24%)占比高于整體，教育機構(33.33%)低于整體；甘肅文化機構(23.53%)占比高于整體水平，基礎設施機構(5.88%)低于整體；新疆教育機構(68.57%)、基礎設施機構(17.14%)占比高于整體，文化機構(2.86%)低于整體?？傊?，教育機構是各省區公共服務類模范集體中較為突出的類型，顯示教育領域的創建工作受到普遍重視。遼寧、吉林、新疆教育類比重較高，西藏、云南、黑龍江、甘肅文化類比重較高，黑龍江、西藏、內蒙古醫療類比重較高，新疆、內蒙古基礎設施服務類機構比重較高，西藏、黑龍江、內蒙古各類型較為平均。這表明在公共服務領域，教育部門是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重點，文化、醫療各有側重，西藏、黑龍江、內蒙古在公共服務均等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

表6 企業機構類模范集體的主要類型

企業機構也是模范集體的一種類型，其內部又可以分為3種：工業企業比如包頭鋼鐵、第一汽車集團，主要是規模較大的工業、資源型企業；農林牧類企業主要是同地方群眾生產方式或主要產出相結合的企業，如內蒙古的牧業、云南的橡膠公司；商業/服務業涵蓋了服務人們日常工作生活的銀行、餐飲、旅游等企業?？傮w上，此類模范集體中工業企業占比最高(64.95%)，其次為商業/服務業(19.16%)、農林牧(15.89%)。分省區來看，內蒙古工業企業(72.73%)、商業/服務業企業(24.24%)占比高于整體，農林牧企業(3.03%)低于整體；遼寧商業/服務業企業(25.00%)占比高于整體，農林牧企業(12.50%)、工業企業(62.50%)占比低于整體；吉林商業/服務業企業(40.00%)占比高于整體，農林牧企業(5.00%)、工業企業(55.00%)占比低于整體；黑龍江商業/服務業企業(38.46%)占比高于整體，工業企業(53.85%)、農林牧企業(7.69%)占比低于整體；廣西農林牧企業(18.18%)高于整體；云南農林牧企業(22.22%)高于整體，商業/服務業(11.11%)占比低于整體；西藏農林牧企業(33.33%)占比高于整體，工業企業(50.00%)占比低于整體；甘肅工業(80.00%)企業占比高于整體，農林牧企業(6.67%)、商業/服務業企業(13.33%)比重低于整體；新疆農林牧企業(28.57%)占比高于整體，商業/服務業企業(7.14%)占比低于整體?？傊?，大型工業、資源類企業是邊疆九省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重要依托力量，這些企業本身就是一個小社會，民族團結主要表現在企業內部的創建工作上。內蒙古、甘肅大型工業企業的作用更明顯，吉林、黑龍江商業/服務業突出，西藏、新疆、云南農林牧類企業比例較高。后兩者因為同地方經濟生產和群眾生活聯系緊密，有助于擴大創建工作的社會影響，是未來需要重視的領域。

三、邊境縣與自治縣的民族團結格局

上一部分主要是從各省區的角度，分析了邊疆省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的整體特征和地方性差異。根據上面的分析，黨政機構在所有模范集體中所占比重最高(72.59%)，其中又以處級機構最為集中(48.49%)。接下來就將聚焦邊境縣和自治縣這兩類邊疆地區較為特殊的單位來分析這部分模范集體內部的特征。在收集到的模范集體中，有178個為邊境縣(市、區、旗)(27)包括了縣級的縣、市、區、旗,以下簡稱“邊境縣”。參考國務院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印發興邊富民行動“十三五”規劃的通知(國辦發〔2017〕50號)[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06/content_5200277.htm,2017-05-28/2020-02-01.(10.93%)各級各類集體，184個為自治縣(旗)(28)包括了自治縣、自治旗,以下簡稱“自治縣”。(11.30%)各級各類集體，其中42個模范集體所在地既是自治縣也是邊境縣(2.58%)。

表7 邊境縣模范集體的主要情況

邊疆九省區140個邊境縣在歷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中共有178個模范集體受到表彰。在處級及以下的黨政機構類型方面，整體職能部門占比最高(35.79%)，其次為縣/旗/區的黨委或政府(31.16)、鄉鎮/蘇木/街道黨委或政府(20.32%)、基層組織(12.74%)；邊境縣內占比最高的是縣/旗/區黨委或政府(52.45%)，最低的是各級職能部門(8.39%)；非邊境縣占比最高的是各級職能部門(40.64%)，占比最低的是基層組織(12.64%)。邊境縣黨委政府比例較高，非邊境縣職能部門比例較高，顯示在邊境縣政權、主權因素受到重視，而非邊境縣事務性因素更凸顯。

在處級及以下的黨政機構層級結構方面，處級模范集體占比最高(59.16%)，其次為科級(26.63%)、科級以下的基層組織(14.21%)；邊境縣處級機構占比最高(53.15%)，基層組織占比最低(13.99%)；非邊境縣同樣處級機構占比最高(60.22%)，基層組織最低(14.25%)。兩者之間差異不明顯，非邊境縣處級機構比例更高，且主要是職能部門，主要是縣以上各級部門的職能機構。

在公共服務機構方面，整體上教育機構占比最高(59.82%)，文化機構次之(18.75%)，其它依次是醫療機構(11.61%)、基礎設施服務機構(9.82%)；邊境縣同樣是教育機構占比最高(56.25%)，依次是醫療機構(18.75%)、文化機構(12.50%)、基礎設施服務機構(12.50%);非邊境縣教育機構占比最高(60.10%)，第二是文化機構(19.23%)。兩類地區教育機構均是主要類型，但是邊境縣醫療機構比例較高，且比非邊境縣集中度低。

在企業機構方面，整體上工業企業占比最高(64.95%)，其次為商業/服務業機構(19.16%)，農林牧企業(15.89%)；邊境縣占比最高的是農林牧機構(50.00%)，其次是工業企業(37.50%)；非邊境縣工業企業占比最高(67.17%)，其次為商業/服務業機構(19.70%)。兩者的差異同各地區發展水平和產業布局有關，邊境縣缺少大型工礦企業，當地企業主要同地方經濟密切聯系。

表8 自治縣模范集體的主要情況

陸地邊疆九省區共有自治縣69個(29)根據國家民委經濟發展司.全國民族自治區、自治州、自治縣(旗)基本情況(2017年)(一)[EB/OL].http://www.seac.gov.cn/seac/xxgk/201912/1139109.shtml,2019-12-19/2020-02-01.，在歷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中共有184個模范集體受到表彰。在處級及以下的黨政機構類型方面，自治縣內的模范集體中縣/旗/區黨委政府占比最高(68.75%)，其次是職能部門(18.75%)；非自治縣職能部門占39.24%，其他類型依次是縣/旗/區黨委政府(23.54%)、鄉鎮/蘇木/街道黨委政府(23.29%)、基層組織(13.92%)。自治縣模范集體更多集中于縣/旗/區黨政機構，而非自治縣在各類型之間較為平均。

在處級及以下的黨政機構層級結構方面，處級模范集體所占比重最大(59.16%)，其次是科級黨政機構(26.63%)、科級以下的基層組織(14.21%)；自治縣處級占絕對多數(81.88%)；非自治縣各層級機構依次是處級黨政機構(54.56%)、科級(29.75%)、基層組織(15.70%)。自治縣內的模范集體更多集中于處級黨政機構，非自治縣較為分散。

在公共服務機構方面，自治縣內占比最大的是教育機構(70.00%)，其次是文化機構(20.00%)；非自治縣的模范集體占比最高的也是教育機構(59.35%)，然后依次為文化機構(18.69%)、醫療機構(11.68%)、基礎設施服務機構(10.28%)。在此類模范集體中自治縣與非自治縣沒有明顯差異。

在企業機構方面，自治縣受表彰的模范集體中占比最高的是工業企業(46.15%)，然后是農林牧企業(38.46%)、商業/服務業企業(15.38%)；非自治縣占比最高的同樣是工業企業(66.17%)，其次是商業/服務業企業(19.40%)。工業企業類模范集體在自治縣與非自治縣都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自治縣農林牧企業也較為突出。

四、結 語

上面通過對邊疆九省區歷次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的模范集體進行了分析，顯示邊疆各省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均有結合地方實際的特色。各級黨委、政府、職能部門、基層組織是邊境省區受表彰模范集體的主體，表明黨政機構是邊疆地區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主要力量，在黑龍江、廣西、甘肅、云南、遼寧更為突出。行政單元類模范集體占比高于職能部門；內蒙古、遼寧、吉林、新疆行政單元比重較高，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的整體性、全面性較為突出；黑龍江、廣西、西藏職能部門比重較高，在某一領域創建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九省區黨政機構類模范集體中處級、科級占多數；內蒙古、遼寧、廣西、西藏、新疆開展創建工作的重心更低，主要由處級以下黨政機構開展；吉林、黑龍江、云南、甘肅四省更多處級機構是處級以上單位。在公共服務領域，教育部門是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重點，其他領域有待加強。在企業類模范集體中，大型工業、資源類企業是邊疆九省區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重要依托力量，內蒙古、甘肅工業企業的作用更明顯。邊境縣處級黨委政府類模范集體比例較高，教育機構占比最高，農林牧類企業較高。自治縣模范集體更多集中于縣/旗/區黨政機構，以處級單位為主，各類企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本研究得出的初步結論是，處級的縣(市、區、旗)黨委政府是邊疆地區推進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主要依靠力量，各級職能部門也有很大的空間；教育部門是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重點，文化、醫療和基礎服務領域需要加強；依托企業創建民族團結，要重視同地方經濟和群眾生活相關的農林牧類、服務業類企業；邊境縣和自治縣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主要力量是縣、鄉兩級黨政機構，公共服務和企業類主體的作用可以進一步發揮。弄清楚這些一般性特征，對于進一步深入推進邊疆地區的民族團結創建工作可以提供有限的參考。